伴随旅游大时代的到来，旅游开发在城市战略的大棋盘上不再只是一颗可有可无的棋子，而可能成为牵一发动全身的战略支点。一个成功的旅游项目不仅能够带动第三产业发展，而且可以成为展示区域文化底蕴、张扬城市魅力的城市营销平台。
能够成为城市战略支点的旅游项目一定要能够体现这座城市的文化气质，比如故宫之于北京，比如十里洋场的外滩之于上海，那么对于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直辖市重庆，什么样的旅游资源可以传达出重庆的文化精神，成为一张在全世界都能够打响的名片呢？
有人认为，应是血与火锻造的抗战文化；
有人认为，应是源远流长、绚丽多姿的三峡文化；
也有人认为，应是“每石每刻都精彩”的大足文化……
这些都是世界级的资源，但在系统梳理重庆旅游资源之后，王志纲认为：在重庆所有人文胜迹中，最有可能在世界上叫响名号的可能不是这些，而是钓鱼城。
合川钓鱼城，这个在国内并不知名的地名在欧洲可谓是如雷贯耳。在这座小城发生的事情曾深刻地改变了世界中古史的走向，影响了从东欧到南亚的历史进程。
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它在未来的重庆乃至大三峡的格局中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上帝折鞭之处
直到今天，欧洲人一提到中国还是会想到那场席卷欧亚大陆的黄色风暴——“黄祸”。十三世纪初叶，蒙古骑兵在东方战神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带领下横扫欧亚，所向无敌，先后征服包括今天俄罗斯、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波兰等在内的40多个国家、700多个民族。在蒙古铁骑的驱使下，日耳曼等原来栖居在中东欧地区的民族西迁，从而引发欧洲大陆格局的重新洗牌。
人们既无法抵挡，也无法解释这股力量从何而来，向何而去，以致将其视作上帝的意志——因为人类的罪恶，上帝甩下这支无情的罚罪之鞭。“上帝之鞭”从此成为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代名词。
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继承他的遗志发动了第二次西征，这次西征也叫长子西征，这也是三次西征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西征的统帅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继承人拔都。蒙古铁骑一路势如破竹，先后征服了钦察人，阿兰人，南俄罗斯各诸侯国，在波兰，波兰人日尔曼人的联军被杀得丢盔弃甲，蒙古大军攻到多瑙河流域，兵临匈牙利，整个欧洲处于一片恐慌之中。最后如果不是因为窝阔台驾崩撤军的话，或许整个欧洲都将被纳入蒙古帝国的版图内。但即使这样，俄罗斯等民族还是被蒙古人统治了几个世纪。
成吉思汗孙子蒙哥汗登基之后发动了第三次西征，指挥这次西征的统帅是他弟弟旭烈兀。在西亚地区，蒙古人轻松灭掉了阿拉伯人建立的阿拔斯王朝，把他们的国王卷进毯子里，驱马踏死。
蒙古骑兵席卷欧亚大陆，“上帝之鞭”锋芒所指，无人能当。正当西欧人惊恐莫名恍如面对世界末日之时，这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却突然如潮水般退去。原来“上帝之鞭”在一座遥远的东方小城被折断——成吉思汗之孙、蒙古帝国第四位皇帝蒙哥被这座小城的军民击毙于城下。蒙哥的死引发蒙古帝国政局变动，从此再也没有组织起类似于前三次规模的西征。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小城拯救了西欧。
这座小城就是位于重庆西北部合川境内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交汇处的钓鱼城。在中国，知道钓鱼城者廖廖无几，而在西方钓鱼城却是如雷贯耳。或许是为了表达内心的感激，西方人将一个至高无尚的赞誉送给了钓鱼城：“东方麦加城，上帝折鞭处。”
旷古未有的战争奇迹
钓鱼城首先是一个战争史上的奇迹。
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落，尊号“成吉思汗”，意为世界的统治者。从此开始征服世界的战争，西至多瑙，东至高丽、安南。1227年灭西夏，1231年攻金国，1233年攻占汴京，与南宋订立了联合灭金盟约，许诺灭金以后以河南之地归还南宋。1234金灭，蒙古拒不履行盟约，宋军发起“端平入洛”之战，北上收复汴京，与蒙军发生冲突，宋军不敌。窝阔台以此为由，命皇子阔端以四川为突破口，开始对南宋的战争。
公元1236年，阔端带兵入蜀，直捣成都，“破四川府州数十，独泸(州)、果(州)、合(州)数州仅存”。从此川蜀大地再无宁日，关系南宋生死存亡的长江上游防线也岌岌可危。
1242年6月宋理宗拜余玠为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玠入蜀以后，针对蒙古铁骑“聚如丘山，散如风雨，迅如雷电，捷如鹰鹘”的特点，将四川抗战指挥中心——四川制置司从易受攻击的成都迁至山城重庆，采纳了播州（今贵州遵义）贤士冉氏兄弟的建议，构筑以钓鱼城为核心的山城防御体系。这一体系由苦竹、大获、运山、青居、多功、得汉、平梁、小宁、大良、铁峰等分布在嘉陵江、渠江、涪江沿线的二十余座山城构成，水流皆会于合州钓鱼城下，形成一道以钓鱼城为支柱的叉状防御网，被后人称作“没有长城线的长城”。
1251年，成为蒙古帝国第四位皇帝的蒙哥一边继续征战东欧，一边加快灭宋战争。1257年，蒙哥命忽必烈率军攻鄂州（今武昌），塔察儿、李璮等攻两淮，分宋兵力；又命兀良合台自云南出兵，经广西北上，他自己则亲率蒙军主力攻四川，意欲夺取四川后顺江东下，直捣临安。
1259年2月，蒙哥大军兵临合州钓鱼城下。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座仅有2.5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城，竟让蒙古铁骑遭遇到自崛起于大草原以来最顽强的抵抗，他更不会想到，他自己会为这座并不起眼的城池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里，尽管调动了最精锐的攻城部队、运用了各种战法、展开数十场强攻，蒙古军队付出沉重代价，仍就未能攻克钓鱼城。1259年2月3日，蒙哥亲督诸军战于钓鱼城下，当蒙哥汗亲自登上瞭望台观察战况时，城内宋军突然发炮，巨石纷飞，蒙哥汗也被飞石击中，在送往缙云山营地途中，死于金剑山温汤峡（今重庆北温泉）。
蒙哥之死引发了一系列连锁效应。
就在蒙哥受阻于钓鱼城下之时，奉其指令率领蒙古大军展开西征的弟弟旭烈兀节节胜利，势如破竹。得知蒙哥去世，旭烈兀立即返回蒙古。正率领大军围攻鄂州的忽必烈为争夺汗位也匆忙撤军北归。随着阿里不哥在和林自立为汗和忽必烈在开平即汗位，形成了两个大汗并存的局面，双方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汗位争夺战。忽必烈虽然最终获得了宗主地位，但各汗国实际独立，蒙古帝国由统一走向分裂。
汗位之争不仅引发蒙古远征军的撤退和溃败，也使蒙古帝国无力再组织全体宗王的联军出征。此后虽有征伐，但都是各汗国独自进行，不复当年盛况。蒙古对世界的侵略也从此走向低潮。
钓鱼城以区区不足6000兵力，却抵挡住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蒙古大军数十万人马的轮番进攻。自公元1242年起至1259年止，钓鱼城抵抗蒙元大军长达36年之久，历经大小战役200多场。
在之后的十几年中，钓鱼城军民在王坚、张钰的率领下，又与来犯的蒙元大军相继展开了大大小小100多次战役和战斗，元军始终未能跨越雷池半步。在南宋众多城池相继沦陷的不利态势下，钓鱼城却以小小孤城支撑着南宋笈笈可危的关壁江山。直到崖海大战宋军全军覆没，南宋最后一位皇帝也蹈海而死，守城主将王立才在确保全城军民生命安全的情况下弃城投降。
重庆精神凝聚之地
2006年应重庆市委市政府之邀，王志纲工作室担纲大三峡旅游发展战略策划。大三峡作为世界级的旅游平台，需要整合一批世界级资源，一席盛宴不能没有几道叫得响的主菜。王志纲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钓鱼城——尽管它与三峡相距甚远，但王志纲坚信，钓鱼城一旦打造好，完全可以成为重庆手中一张叫响世界的王牌。在三峡旅游调研过程中，在与重庆有关领导接触中，他一次次谈到钓鱼城。
完成大三峡旅游发展战略策划之后，重庆市领导再次与王志纲相约，希望工作室将钓鱼城打造好。这是重庆市委市政府最看重的一块资源，借用国家旅游局一位著名专家的说法：钓鱼城可能是重庆旅游的最后一桶黄金。
随着大旅游时代的到来，旅游开发在城市战略的大棋盘上，已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棋子，成功的旅游项目将会扮演“牵一发动全身”的战略支点角色。一个具备世界级影响力的旅游项目不仅能够成为关联度极广、带动力极强的兴邦富民工程，而且能成为生动展示区域文化底蕴、充分张扬城市魅力的城市营销平台。
世界级的城市需要世界级的平台。今天的重庆经过直辖十年的快速发展，借助三峡工程的强劲东风，高达万亿的建设投入，城市基础、硬件实力已脱胎换骨、令人刮目。“一圈两翼”格局初定，“半小时主城”和“8小时重庆”的道路建设已经完成（即半小时内能从主城的任何一点抵达重庆的中心，8小时内能从重庆城市中心抵达所辖的任何一个区县），从而拉开了一座超大城市的骨架。
重庆用什么样的支点才能撬动全国、全球的关注，进而吸引全国、全球的资源？谁能担当这样的支点？作为撬动世界关注的支点必须具有世界高度，并能充分展现重庆文化的最高境界。城市魅力源于城市精神，城市精神的高度与特色决定城市魅力的辐射力与感染力。将城市精神曾经达到的最高境界以有效的方式展现出来，无疑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和感染力。
纵观重庆诸多资源，钓鱼城无疑最有资格担当这一支点。钓鱼城精神不仅是重庆人文精神的制高点，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制高点。其精神价值不仅具有地域性、民族性，而且具有世界性。其抗蒙故事不仅具有传奇性，而且还具有无法超越、无法克隆的惟一性、排他性。
正是基于对钓鱼城独特精神价值的判断，工作室最终将钓鱼城的战略定位锁定在——重庆精神形象城区。
巴渝雄魂的不朽标本
纵观重庆城市发展历史，从宋蒙之战，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时期的大西南三线建设，重庆城市的发展无一不是与战争息息相关。而由战争所体现的坚忍不拔的奋斗意识则是重庆城市精神的灵魂所在，其灵魂之源就是钓鱼城！
欲保四川，必守重庆；欲保重庆，必守合州；欲保合州，必守钓鱼山。这是历朝历代反复证明的一条铁律。
宋元之交，为抗击蒙元，重庆由州治而升格为府治，成为全川军事、政治中心。二战期间，重庆由区域城市升格为直辖市，进而升格为战时首都，成为全国政治、军事中心，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堡垒、最后防线，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枢纽。
战争造就了重庆之形——一座极具立体感、层次感、多样性的山城和江城；更造就了重庆之魂——独特的重庆人性格。在风平浪静的生活中，我们似乎看不出重庆人什么特别的长处，甚至会还发现他们的种种短处，比如没有成都人的精细、江浙人的灵性、广东人的生猛，甚至还有感情用事、肆无忌惮、爱看热闹、特重面子等种种弱点。然而一旦面临特殊情境、紧要关头、尤其是关乎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重庆人却常常会迸发出超常的能量，表现出非凡的意志。
面对蒙古铁骑横扫欧亚的强大威势，从东欧到南宋，无数城池或一触即溃，或不战而降。钓鱼城军民却以顶天立地、气吞山河的姿态通过了一场最严酷、最持久的考验，将重庆人特有的精神品格展现到极致，也谱写了一曲民族气节、人类精神的千古绝唱。钓鱼城军民所展现出的重庆人特有的斗争精神，在中华文化的宏大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争”与“和”之于人类文明的意义如同对立与统一之于哲学的意义，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一个文明共同体既要善于和，也要善于争——包括非对抗性的竞争与对抗性的斗争，以和为目的，以争为手段，才能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生存环境下，一个不勇于争、不善于争的民族注定要成为强者利爪下的美食。
善争者方善和，善和者当善争。当尚争与尚和的双重品格在巴渝人身上结合时，他们就会变得无比强大。这或许就是蒙古铁骑无法战胜他们的根源所在。
作为改变世界的军事圣地、千古未有的战争奇迹、重庆人文精神的不朽标本、两种文明碰撞的超级节点，钓鱼城宛如一座层层叠叠、取之不尽的文化金矿。一旦天地人和俱备，这座文化金矿必将释放出不可估量的巨大能量。
历史的机缘就这样降临到钓鱼城身上。工作室认为，在重庆打造三峡旅游区龙头城市的背景下，重庆需要向世界展示城市性格，彰显城市精神，而既拥有全球知名度，又作为重庆精神源头之一的钓鱼城当仁不让，应该成为重庆旅游平台的制高点。
谁持彩练当空舞
守着这样一笔宝贵的资源，钓鱼城的旅游现状却令人堪忧。资料显示，每年钓鱼城最大的一笔收入仅仅是来自200万余元的门票收入。而且去的人普遍反映，虽然知道这样一段精彩的历史，但是到了那里可以看的，可以感受的东西不多。
事实上，为了在游客心中唤醒沉睡千年的钓鱼城映像，早日实现“以古兴城”的经济模式，合川市政府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围绕开发钓鱼城的招商工作早在2000年就已启动。由市委书记领头成立了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钓鱼城作为产业发展的主要组成部份被纳入了重点招商范围。为引进资金，该市主要领导曾4次到重庆争取支持，同时投资近亿元修建连接合川城区与钓鱼城片区的嘉陵江大桥。
2002年，由重庆成长实业有限公司与合川银元商贸公司投资1.5亿元，恢复城门城墙、军营、寺院、皇宫、州衙、街道，打造钓鱼城。作为条件，钓鱼城景区55年的经营权划到投资者名下。2005年在渝洽会上，合川钓鱼城再次抛出30亿天价招商，借钓鱼城之名，在钓鱼城半岛发展旅游及其配套设施，并以展现 “古今中外世界科技发明”为项目主题。此举被业界视为合川招商模式的一次探索。
另一方面，来自市场的投资者也对钓鱼城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早在1997年，一位重庆籍的澳门老板找到王志纲，**四射地谈起钓鱼城，非常希望与他合作开发钓鱼城。当听罢这位老板讲到钓鱼城孤城抗元36年、并让蒙古大汗蒙哥魂断城下时，王志纲惊叹不已。一向关注历史的他，对宋元历史并不陌生，但在他的印象中，元军用兵主要在西南方向，特别是云南地区，没有想到在重庆竟发生过这样一场极其罕见的战事。王志纲抽出时间随同这位澳门老板奔赴钓鱼城。此时的钓鱼城一派寂寥景象，透过高耸的城墙、那巍峨的城门以及一处处遗迹，王志纲依然能真切感受到700多年前那股激**在天地之间的铁血雄风。他意识到这是一方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然而，因当时各方面条件均不成熟，他劝这位老板暂时不要考虑开发。
1999年，王志纲工作室与重庆龙湖集团开始战略合作，聊天中得知吴老板的家乡就在合川时，两人立刻谈起了钓鱼城。英雄所见略同——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笔世界级的珍贵资源。但王志纲认为中国和重庆的旅游产业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开发钓鱼城时机尚未到来，与其草草糟蹋了，不如严格保护起来。之后又有几个老板蠢蠢欲动，有意开发钓鱼城，都被王志纲给挡住了。他担心这些老板会把金娃娃当黄铜卖掉。一个信念在他心中变得越来越强烈——钓鱼城要么不开发，要开发就必须是世界级的旅游精品。
政府有这样的需求，企业有投资的冲动，但是为什么钓鱼城的开发就像一句重庆俚语说的那样“说得闹热，吃得淡白”？合川区旅游局副局长尹宏杰认为，钓鱼城堪称世界级旅游资源，却没有打造出世界级旅游产品。依照他的理解，既要保护好钓鱼城这个世界级的古迹遗产，又要充分利用、开发其旅游资源，两头兼顾的难度很大，这需要大手笔的策划和大体量的资金。
王志纲讲，其实策划一个项目就是回答三个问题：一是能不能做？二是做什么？三是怎么做？回答“能不能做”不易，但还只是涉及策划者对天时地利、发展时机的判断能力；回答“做什么”更难，它需要策划者具备在错综复杂的格局中为项目找准角色，在“大”与“小”之间、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在有形与无形之间搭建平台的定位能力；而要回答怎么做更是难上加难，必须找到一个能为官、产、学及社会各方都认同，具有操作性的商业模式。
对于钓鱼城而言，能不能做？与十年前相比，旅游休闲的时代已经到来，钓鱼城这壶老酒到了揭盖子的时候了。单单以合川之力，开发钓鱼城是不现实的，但是重庆需要这样一个平台，需要这样一张名片，以重庆的市场是足以支撑起钓鱼城的开发和运营的，更何况重庆作为三峡旅游区的龙头，打造好之后的附带效应是惊人的。
做什么？
工作室认为，钓鱼城最终的产品形态不能脱离三个方面：文化高地、特色体验和休闲天堂。首先，特定的人文精神主导着特定的地域文化，特定的地域文化又孕育着特定的人文精神。特定的人文精神总是与特定的地域文化相辅相成。因而要完整地展现重庆人文精神的魅力就必须连同重庆的地域文化一道展现，要构筑一个人文精神的制高点就必须以一座地域文化的高地为依托。不完整地展现重庆地域文化、尤其是钓鱼城所在的三江文化，我们将无法理解，在这片土地上为何横空崛起一座人类精神的奇峰。
要突显钓鱼城精神的高度必须构筑一座文化高地，充分展现数千年积淀而成的巴渝文化的精髓、特别是三江文化的精髓：包括军事文化、码头文化、艺术文化、宗教文化、学术文化、教育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
其次，内容为王是文化产业、也是文化旅游的基本规律。但无论多么高贵的人文精神、多么优秀的地域文化，如果不能找到有效的表现样式，仍然无法完成“惊险的一跳”、实现其应有的价值。这也是多少年来钓鱼城“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原因所在。
钓鱼城半岛实现其巨大价值的最佳样式便是世界级军事旅游精品。以钓鱼城古战场遗址为核心，开发钓鱼城军事旅游、军事主题博览园、钓鱼城军事博物馆等项目，形成国际最具特色的军事主题旅游景区。
最后，钓鱼城的核心是能够提供一场独特的精神盛宴，但是游客到了钓鱼城不可能只是看，还需要休闲。钓鱼城半岛这艘文化旅游的巨舰，若要“直挂云帆济沧海”，必须借助休闲经济这股席卷世界的强劲浪潮。钓鱼城半岛得天独厚的山川地貌、自然生态、人文资源、区位交通，尤其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学士山、养心亭以及盐温泉，为发展高端休闲产业提供了巨大优势。事实上，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一座休闲天堂。文人雅士在此吟风弄月，读书论文。地方官员在此宴饮宾客，与民同乐。普通百姓则在此饮茶聊天，观光赏景。所以钓鱼城半岛不仅要打造成一张旅游王牌，还要打造成重庆的一座休闲天堂。
围绕钓鱼城半岛的战略定位，工作室进一步提出了产业定位、市场定位、形象定位、功能构建及产品构想。在整个功能体系中，重中之重的便是钓鱼城军事主题旅游区。它将以钓鱼城古战场遗址为核心，以“东方军事圣城”为总体定位，通过一系列产品的打造，着力恢复和再现钓鱼城当年的战争情景；重现钓鱼城军民同仇敌忾、共御强敌的动人场面；生动演绎钓鱼城战争所体现的军事价值、精神价值和文化价值，形成极具特色的世界级军事主题旅游景区。
怎么做?
如果说钓鱼城是一个支点的话，与之相匹配的商业模式便是一根超级杠杆。政府和企业之间之所以都有良好的意愿，但是最后却没有结出果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作为历史文化保护区，政府要保护，不能随意开发，企业需要盈利，不可能一味投入，这个矛盾不解决，合作永远走不远。
工作室前些年在城市运营上提出了城市运营商的概念，其实景区也存在运营商的问题。目前中国的景区开发上主要有四种运营模式：政府主导模式、企业主导模式、政企联合模式和景区运营商模式。政府主导模式中政府大包大揽，其优势在于可以统一规划、统一配置、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等；劣处在于开发投资的成功依赖于政府招商引资的力度，若开发后的土地无人问津，则不仅政府巨额的投资无法收回，而且造成了大量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企业主导模式完全委托给企业建设开发，这种模式优势在于容易招商引资；劣处在于土地切割拍卖后，若控制不严，可能导致土地投机，开发商可以凭借信息不对称，降低土地开发的质量。政企合作模式中由，政府负责城区的整体规划和基建投入建设，再整合几家有实力的企业共同参与进来，优优势在于政府能够把控大局；劣势在于政府需要强大的资金作保障，另外，政府和企业所追求的目标不一致，两者在投资、经营决策以及收益分配关系的理顺和调节上容易出现不协调。
在工作室看来，最有可能解决这些矛盾的是景区运营商模式——在政府的战略导向和严格控制之下，将关乎旅游发展全局乃至城市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项目交给有实力的景区运营商整体开发，这样一来有利于总体掌控和管理，二来有利于解决招商问题，三来有利于解决政府资金不足问题，四则有利于一揽子解决市场操作问题。
2007年8月，在提交钓鱼城策划报告之后，在合川政府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来四面八方赶过来的记者，王志纲这样论述钓鱼城的意义：
其一、三峡不只是一个工程，更是一个需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的经济区域。发展三峡，解决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矛盾的最好出路就是旅游。
其二、三峡旅游的开发是系统工程，作为三峡经济区龙头的重庆毫无疑问也要占据高端，起到龙头的带动作用。“不到重庆，不识中国”。今天的重庆作为现代大都市的骨架已经拉开了，需要一个能够在全球叫响的城市形象名片，对外能够吸引全国全世界的人来这里旅游消费，对内能够凝聚重庆精神。
其三、在重庆周边的旅游资源中，最有资格担此重任的就是钓鱼城。纵观重庆发展史，从宋蒙之战，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时期的大西南三线建设，重庆城市的发展无一不是与战争息息相关。而最能够体现坚忍不拔的战斗意识的就是以区区数千军民对抗蒙古数万铁骑屹立三十六年而不倒，甚至击毙蒙哥，扭转世界历史走势的钓鱼城之战。
其四、历史如果仅仅存在于故纸堆中，其意义是有限的，只有当它可以感知，可以体验的时候，它才能对当下，对今天的人们产生意义。在今天这个旅游休闲已经成为时代潮流的时代，钓鱼城这种既能体现重庆精神，又有丰富休闲资源的地区完全可以成为重庆旅游的一张王牌，对于整个重庆旅游格局都将产生画龙点睛的效果。
旅游战略之产品法则：大旅游呼唤新产品
不同时代有不同需求，大旅游时代呼唤全新的旅游产品！
中国旅游业发展以来，产品更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时代。旅游起步时代，也是温饱阶段，受经济和消费观念的制约，产品只注重资源简单利用，既通过“圈地”收取门票来获利；在市场冲击下，随着经济和消费理念的上升，旧有产品无法满足需求，市场出现了推倒重建和再利用的开发现象，人工痕迹较重的旅游产品充斥市场，这个阶段可以称之为成长阶段，由于产品以自我为出发，市场意识不够，同质化严重，加上以观光为主，市场空间仍然很小；二十一世纪，中国步入小康，旅游进入大发展时代，大旅游市场需求开始休闲化，那么，在这个时代，旅游产品该如何升级换代？
首先应该清楚，大旅游时代的产品就是世界级的产品，而世界级的产品应包括产品的文化化和生态化二大部分，生态是原始的自然，是吸引市场的亮点所在；而文化是历史的精华，是旅游发展的特色，是灵魂。没有文化的旅游是盲游，没有旅游的文化是僵化；
其次应该明白，世界级旅游产品必须具备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产品必须具备高度、广度和深度，简称产品开发的“三度理论”，只有同时具备“三度”的产品，在市场上才具备独有的强大竞争力，才能在国际旅游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因此，旅游产品开发就必须以“三度理论”作为旅游产品开发的准绳。
旅游开发，灵魂即定位是关键前提。市场上不难发现许多大不伦不类或者名实不副的产品，不是定位不清晰就是文不对题，定位与产品之间缺乏关联性。王志纲工作室认为，大旅游时代的旅游产品定位，需要遵从“三因理论”，既因人、因地、因时制宜。这也是遵循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产品定位还应该遵从“三从理论”，既从全球旅游发展中找规律；从全国旅游和区域旅游中找坐标；从地方文化和产品本身的资源禀赋找方向，三者融会贯通，才能打造符合现代旅游发展趋势需要和消费者需要的产品。
在中国大旅游这场运动中，只有吻合时代需要的全新旅游产品，才能立于旅游浪潮之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