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流行语，21世纪的流行语就是全球化和互联网。由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和交通手段构建的全球网络维系着不同城市、不同人之间的关联。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推动下，新的全球经济秩序正在形成：未来全球经济的地理和经济单元将不是国家，而是城市。
今天的中国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作为一种从农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发展过程，城市化意味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它绝不仅仅是建筑形态和基础设施的改变，更是一种发展观念的转变。对于今天中国的城市来说，一方面是内在的快速城市化需求，一方面是外在的全球化挑战，来自这两方面的要求都在呼唤一种新的城市发展理念。
我们到底期望一种什么样的城市，我们到底要追求一种什么样的城市化？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于中国来说，城市化速度更快，难度更大，破解这一难题也显得更为迫切。前所未有的快速城市化固然带来了许多困难，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验新梦想的机会。
成都实验，正是这场城市化大戏中最为精彩的一幕。它解决的是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一个城市如何定位，如何选择它的核心产业，如何既融入全球体系又保留固有特色的问题。
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城市之间的地理区位、资源等硬性条件的差异越来越小，决定一个城市与另一个城市之间不同的地方越来越取决于城市的文化、人文等软因素的差异。一个城市能够聚集什么样的人，就能够做什么样的事，能够做什么样的事就能够发展什么样的产业，能够发展什么样的产业决定了它在全球化体系中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继五年前与成都进行城市发展战略合作之后，工作室与成都再度携手，探讨网络时代成都的城市发展战略。这一次的成都实验，对于成都而言，是在全球体系中凸显特色，抢占高地的战略行动；对于中国来说，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有益探索；而对于世界来说，则是在勾画出众多网络城市图景之后一次实打实的尝试。
人们习惯将美好但是难于实现的城市梦想称为乌托邦，以此推之，网络时代的理想城市可以被称之为“E时代的乌托邦——伊托邦”。成都的城市梦想正是要打造一个伊托邦。这是一场持续数年且远未结束的探索，这里给出的也是一个开放式的回答，是在把握城市发展规律、立足于成都城市性格基础上的一次大胆尝试。
第二次握手
2007年6月，在成都的一个火锅店，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宴请王志纲。“志纲，五年前咱俩第一次见面吃的是火锅，今天我还请你吃火锅。我记得你有一个火锅理论，把城市看作一口火锅。如果火锅里烫的都是价值不菲的海参、鱿鱼，那么这个城市的聚集能力就越强，辐射半径就越广，经济就越有活力，相反，如果烫的都是些豆芽、白菜，那么城市的经营就越惨淡，城市的含金量也就越低。谁都想多烫些海鲜鲍鱼，但是要想吸引海参、鲍鱼，就需要把老汤做好，吸引这些海鲜往里跳。”
“没错”，想起几年前的那次合作，王志纲也颇有感慨，“当年我们做成都战略的时候，有两个比方后来流传得很广。一个是书记刚才说到的火锅理论，另一个是茶壶理论。我说一个城市就像一个陈年的紫砂壶，价值不仅在于壶，更在于经过岁月的沉淀积累下来的茶垢。如果我们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只注意硬件而忽视了软件，就好像打碎了旧茶壶再重造一个新的，最大的价值被忽视掉了。”
这是两个浅显的例子，但是其中的道理并不浅显。在中国暴风骤雨般的城市化过程中，打碎茶壶的例子并不少见。正是出于对城市价值规律的深刻认识，当年工作室才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独辟蹊径，从城市个性、城市文化、城市气质和城市精神上大做文章，在此基础上构建成都的竞争优势，最终提出打造“西部之心、魅力成都”休闲立市等一系列构想。
在此前浩如烟海的成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中，还没有哪份研究对一个城市的个性和气质有如此高度的关注，并把这些无形因素清晰地理出一整套东西来。这一点对于当时的成都市政府有很大的触动，让他们觉得眼前一亮，但同时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反复讨论之后达成共识，并在当年的党代会上就提出了“休闲之都”的口号。应该说无论是锦里，还是宽窄巷子的改造，无论是文殊院的都市禅林，还是温江的五朵金花，都是这一战略思路的细化和延伸。
事实证明，休闲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像最初人们担心的那样会不利于提倡积极向上的城市精神，会不利于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相反，休闲的城市氛围、优良的休闲条件吸引了更多消费者和投资者。招商引资变成了招商选资，成都有资本和底气去选择那些产出高、污染少的高端产业，以英特尔为代表的一批高科技企业落户成都就是最好的证明。这几年总部经济、空港经济、物流中心、金融中心、IT基地、研发中心正向成都聚集。经济往高端走，污染减少，经济总量也蒸蒸日上，成都成为中西部当仁不让的明星城市。
所谓“得陇望蜀”，在实现当年的战略目标之后，成都又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成都下一步如何发展？有没有可能在世界城市舞台上挣得一席之地？
李书记对工作室在城市发展上的探索一直非常关注，所以当他和王志纲再次相聚蓉城的时候，问起近况，王志纲说工作室一直在探索信息时代城市发展的新模式，大家都认识到信息化会对城市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变化，但是如何去理解和把握信息社会对整个城市化进程的改变，目前还缺乏系统的梳理，放眼望去都是数码港、数字城市、无线城市，对技术强调有余而对城市关注不足。对于信息时代的城市来说，空间、资源的差距正在被日益发达的通信和交通网络拉近，影响城市发展的因素更多的偏向城市的文化等软性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都的文化气质和休闲氛围很有优势。李书记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这也是我们正在思考的东西，怎么样，王老师，我们再合作一把？”
李春城马上打电话通知高新区书记敬刚，让他具体跟进。工作室北京战略中心总经理任国刚也连夜从北京飞往成都。在李春城和王志纲会面的第二天，工作室在成都高新区就网络时代成都发展战略以及高新区的角色进行了深入探讨。原本已另有安排的李春城，又再次出现在研讨会的现场。
此前不久，城乡统筹试验区正式落户成渝，成都作为“新特区”承担着探索城市发展新思路的任务。成都如何取得突破？
农业时代，成都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使得人们可以过一个富足的生活；工业时代，闲散惯了的成都人仿佛与追求规模和效率的时代节奏格格不入；今天的成都，休闲的氛围和独特的文化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明天的成都依靠什么？
“世界是平的”
站在什么样的坐标系上去看成都，这是一切研究的出发点。
五年前工作室做“成都战略”时构筑了一幅中国城市发展“弯弓搭箭”的局势图作为参照系。站在整个中国城市竞争的格局上，我们不难看到，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三大都市群——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城市圈已经是并且未来仍是担负中国城市化领头羊的角色，这三大城市圈为中国的综合实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犹如一支强劲的长弓，而长江流域经济带则如一支利剑，张弓搭箭，确立了中国经济均衡发展的格局。决定箭的射程和威力的关键不仅在于弓，更在于有没有强有力的支点。
这个支点要落在中西部，但是在中西部地区缺乏一个可以与前三者相提并论的城市圈。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长期倾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工业时代的城市化规律决定的，工业时代的全球级城市圈、城市带都在沿海。为了实现中国的均衡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了防止东西部出现断裂，必需要走中西部崛起这样一步棋。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正是这一战略思路的体现。从国家战略上讲，东部的城市群已经有相当的规模，做得再好是在锦上添花，而西部城市圈则具备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可能。中国城市经济圈“3+1”的格局中的“1”只能在西部，更准确的说，这个“1”就是成渝城市圈。
在这个战略思路的指引下，成都的发展方向就变得清晰。对外它要和重庆一起做大成渝城市圈，使得中国经济弯弓搭箭的这个着力点更为有力；对内，与重庆错位经营，差异竞争，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强城市的吸引力与辐射能力，在共赢的同时也会提高成都的城市能级。在此基础上，工作室明确提出成都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打休闲牌。
五年之后的今天，这个目标可以说已经初步实现，成都已经成为中西部无可争议的明星城市。如果说五年前思考成都战略的坐标系是中国经济发展格局的话，今天的成都毫无疑问已经瞄准了全球城市体系。
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决定一个城市地位的因素到底是什么？
一个城市的地位取决于它的能级，取决于它的辐射和聚合能力。能辐射的范围越大，在全球体系中自然就处于越中心的位置，比如伦敦、纽约和东京，辐射的范围最广，因而处在全球体系的最高能级。影响城市辐射能力的因素其一方面时城市本身的资源和魅力，其二则是传导辐射能力的条件。
在全球化的不同阶段，影响城市辐射和聚合能力的条件不同。在全球化早期，航海技术是影响城市辐射能力的关键因素，所以那些辐射范围大的城市都在海边。无论是早期的威尼斯、鹿特丹，还是后来的伦敦和纽约都是如此。相对于众多的内陆城市，这些海边城市在聚合及调配资源上优势明显，在全球化体系中成为重要的节点型城市。相对于威尼斯和鹿特丹，伦敦和纽约自身的能量更强大，更具发展潜力，慢慢取代前者而成为世界城市。
中国融入全球化体系的过程中也遵循了同样的规律。沿海城市群最先与全球市场接轨，以三大城市圈为代表的沿海城市带率先崛起，而广大中西部的城市发展则相对迟缓。成都地处西南腹地，经济发展受到区位限制，没能在这一阶段中发展挤进城市发展的第一阵营。在工业化为主导的全球化时期，这是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
时至今日，信息技术已经影响城市辐射能力的关键因素，就像航海技术把分割五大洲的海洋变成了通途，从而把世界上的若干沿海城市联成一个体系一样，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挣脱了空间的束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信息，从而使得人才和信息的自由流动成为可能。
借用弗里德曼的话来说，“世界是平的”，这是网络时代的宣言。他在向全世界宣告这个发现的时候将其与四百年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从而证实“世界是圆的”相提并论。这两个发现都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心中的世界图景。无论弗里德曼的观点是否过于乐观，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将整个世界紧密地联成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由于地缘因素造成的差异被缩小了”这个判断是站得住脚的。
今天的成都，正是要在这样一个平坦的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平坦”意味着影响城市发展的地缘优势已经退居其次，不同的城市处在一个相对而言被拉平的起跑线上，这为成都融入全球体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是在为成都提供新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扁平的世界里城市之间更容易趋同，如何才能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呢？借用一句广告语来说，我们要在“在大同的世界里创造大不同”，这正是成都战略要解决的问题。要想成为为人瞩目的明星城市，必须具备人无我有的独到之处。成都的独到之处在哪里？
新“洼地效应”
四川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成都更是这天府之国的精神聚会之所。物华天宝、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蜀地人养成了“小富即安”的心态，整个城市都具备了一种闲适的气质。
这种气质曾经为人所诟病，但无论怎么批判，成都人与生俱来的生活习惯似乎无法改变。即使在其他城市的人们为了生存与发展“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地打拼之时，成都人依然我行我素地在遍布城乡的大街小巷里悠闲地喝着茶，搓着麻将，总归一个字：“耍”。
一个城市的性格是千百年的自然、人文因素形成的，任何一种强制性的手段，或者压抑它，或者纵容它，但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它。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一个城市的气质也决定了它所应该选择的发展路径。成功的城市战略不是按照外在的模式套在一个城市头上，而是要挖掘出城市气质中能够与外界发展条件相吻合的地方。找对了这个方向，两者相得益彰，事半功倍；找不到这个方向，牛不喝水强按头，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
成都的气质就是休闲，如果说在一个追求效率的工业化时代，这种气质与之格格不入的话，那么在一个“创新是第一生产力”的信息化时代，这种气质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城市发展理论家雅各布斯在《城市与国家财富》中指出：简单的扩张只是工业经济时代扩大规模扩大产出的必然结果，还有另一种经济增长方式更具效力，那就是基于城市人才聚集、信息聚集产生的经济创新能力。由于这一根本性的变化，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将不再仅仅是能否在最小的土地里增加最多的产能，而更重要的是能否吸引全世界优秀的知识型人材进行创新。
在工作室看来，这种人无我有的城市性格，所谓的“少不入川”，正是成都厚积薄发、打造城市竞争力的“胜负手”，关键看我们站在一个怎样的高度，用什么样的思路和手段去进行整合与引导。
王志纲曾经有个比喻，若干年前，人们日常饮食中还少见荤腥的时候，请人吃饭吃的是大鱼大肉；当人们生活富裕起来之后，就像先富裕起来的广东人一样，讲究喝汤。再往后发展，说不定人们只要闻闻味道就行了。
影响一个城市发展的因素也是这个道理。当主要经济模式是来料加工，凭借低廉成本赚取低额利润的时候，增加哪怕一点交通成本，或者汇率稍微有些波动，他们马上就会无力可图。所以这时候，决定城市发展前景的关键因素就是区位。在珠三角即便只是隔了一个珠江，这种区位优势也非常明显。深圳东莞靠近香港，三来一补发展迅速，而珠江西岸因为交通成本要高出一点，所以在产业转移的浪潮中与东岸相比滞后许多。
那个时代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公司的去向应该是劳动成本最低的地方，并且时刻准备着在最短的时间内收拾残局再换个地方。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是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税收政策，甚至以污染环境为代价来打造“投资洼地”。
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这或许是其无可奈何的一步棋，无论是新加坡、还是日韩，都曾经经历这一过程。但是这些国家在一段时间的出口导向，充当世界加工厂之后，土地、劳动力以及环境成本上升，促使它们往高端走，实现转型。而中国这个过程则持续了三十年，由于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以及尚且没有得到重视的环境、资源成本，使得沿海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地方仍然在延续这一模式。
当新的经济周期来临，这些公司像当年来的时候一样，又往成本最低的地方转移。如果一个城市的发展只是寄希望于通过低成本来吸引投资，如果仅从现有的或者预计的工资水平来推断明天的经济，以此来预测哪些城市、地区，甚至国家将成为第二个开放凹地，这种努力注定要失败。
随着经济从大烟囱和装配生产线向知识生产的过渡，随着我们在价值链曲线上的转移，影响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因素也在改变。
占据价值链高端的产品研发、营销、服务等行业受制于交通区位的影响较小，而受制于人的因素更多。哪里能够汇聚高素质的人才，这些行业就要把它的研发、服务总部搬迁到哪里。这是一个资本、资源逐人才而居的时代，而人才逐什么而居？高素质的人才需要高标准的生活环境。
在今天的城市竞争版图中，城市文化、生态环境等软因素的重要性提升。要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占据高地，需要吸引更高端的产业，要发展更高端的产业，需要打造新的洼地。在“新洼地的竞赛”中，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关于著名大学、低廉的通讯成本、先进的技术、航空便利性、低犯罪率、适宜的气候和高生活质量等指标的竞争。随着劳动者价值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人类在逐渐摆脱对传统工业的过分依赖，积极创造一种高增值地区。这种高增值地区能够吸引那些最聪明、最有创造力的劳动力来生产知识密集型、高增值的产品。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们的发展方式也在改变，中国不仅仅是拥有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制造大国”，还是具有知识创造和文化创造的“创造大国”。
正是这一点打动了李春城。作为地方长官，他意识到成都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有可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个机会已经降临，但是应该怎样去阐释和演绎它，还没有破题。成都必须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要提高一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不仅要提高城市的经济总量，更要提高城市的能级。决定城市能级的关键要素是城市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最根本的要素是人，而对高素质人才最具吸引力的是宜居宜业的城市形态。
战略就是突破
战略就是纲举目张，就是在纷繁复杂的因素中抓住最关键的因素。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影响城市发展的因素也是方方面面，如果面面俱到的话，等于没有重点，平均用力。没有特色最终在全球城市体系中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工作室认为，成都的自身禀赋决定了它能够大有作为，关键问题是寻找到一个突破点，把成都的宜居环境和特有的文化气质凸显出来，把这盘菜端到全球化的这个平台之上，构筑出一个平坦世界中的投资“洼地”。
这个突破点，就是互联网。互联网是信息时代的基础，是成都能够融入世界城市体系的关键。成都要想在新一轮城市竞争中占据高地，必须紧紧抓住网络时代这个关键词。许多城市都在打造网络城市或者无线城市，作为现代社会必不可缺的一项基础设施，这并非成都所独有。但是成都与网络时代的结合所碰撞出来的火花在于成都本身的城市气质与网络时代网络文化的契合。
“有什么样的人，就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有什么样的事，就能够发展什么样的产业；聚集什么样的产业，就决定这个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成都人的气质适合发展网络产业，互联网时代注重创新，重视个体，成都人追求闲适、小富即安、喜欢游戏、富有想象。成都人也许不适合工业时代的大规模协作，但是要他去开个网店，让他去做动漫，做创意，做内容产业，会做得很好。
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工作室给出了新时期成都的战略定位——“互联网时代的先锋城市”。所谓“先锋城市”，是指在信息技术不断升级和互联网影响不断深化的前提下，着力发展最顶级的互联网产业，并将网络对人们生活状态的改变、技术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以及网络对城市形态和功能的影响在成都率先体现出来。
在产业上，在成都发展全世界最领先的互联网相关产业，提供最宽松的创业环境，最好的技术产业支持，以吸引顶级互联网企业和研究机构聚集，让成都走到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潮头，成为互联网产业先锋；
在文化上，将互联网时代的最流行、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在成都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包括提供基于互联网的而产生的新型工作、居住 、休闲形态，以时尚的“网络新主张”建设城市，吸引全世界人们的关注，让成都成为互联网文化先锋。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让网络时代的人们工作与休闲、工作与生活融为一体。人们生活更加随意、注重个性、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
成都的城市文化禀赋与互联网文化是出奇的一致和契合，这将为成都在这一轮发展中创造竞争优势奠定了基础。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成都人依然能保持那种“慢生活”的态度，既时尚又对传统有着深深的喜好，保持份安逸闲暇的心情特有的城市地域文化息息相关。他们善于经营，勇于创新、优于生活、长于兼容、勤于服务、敏于时尚、娴于文化、精于品味。在设计、传媒、广告、会展、商业等领域位于中国的前卫地位。
打造“互联网时代先锋城市”的构想引起了成都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在与成都方面的交流中王志纲谈到：“近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几乎是被推着走的，跟在西方国家后面亦步亦趋。他们所有走过的弯路我们也基本上未能幸免。当西方基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探讨网络城市的新型形态的时候，他们的城市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充其量是对原有基础的修修补补，而中国这时候正在经历快速城市化的过程，而且中国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世界基本上是同步的。这给了中国一个机会，一个实现人类梦想的机会”。
“互联网先锋城市”的定位也将给城市发展的格局带来深刻变化。农业时代人们的工作和居家是在一起的，工业革命为了提高效率，采取规模集中地办法，使得家与工作场所分离，而信息革命则在更高的层面上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将工作和居家合二为一，使人更加自由，也更加有创造力。
工业时代的城市有明显的功能分区：生产区片、商贸区片、居住区片，人们每天的生活都由各个分区中的片段穿插起来组成。网络时代则由于家庭办公、电子购物、网络会议、网上学习等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产生，使得商业区、工业区和居住区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融合，各个功能区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居家办公，在休闲的氛围中办公。工作与休闲不再截然两分，工作更有效率，人也得到更自由地发展。
成都打造互联网先锋城市的战略，不仅仅是解决了成都主导产业的问题，更是对城市发展思路和人类生活形态的一次新的尝试。对于中国来说，这是解决城市无序增长问题，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种出路；对于世界来说，这是在对网络城市进行无数探讨之后一次实打实的实验。其意义无论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只有站在这个高度上，我们才可以说成都可能成为世界的成都。
这样一个网络时代的理想城市梦想，借用麻省理工教授威廉?米切尔的术语，我们将其称之为E时代的乌托邦——“伊托邦”。
论道伊托邦
工作室提出在成都实施“伊托邦计划”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基于在信息产业、互联网、信息时代城市发展等方面多年深入而持久的研究。为了能够从专业技术、产业发展和社会形态等各个方面都有比较准确的认识和判断，2007年7月1日，北京公司总经理任国刚特别把互联网界的“大佬”们请到北京星河湾，进行关于“伊托邦”的探讨。
研讨会阵容强大：有中国IT界资深传播和媒体专家王俊秀，曾任《媒体专家》总编、《互联网周刊》执行总编；合著有《起来--挑战微软霸权》、《知本家风暴》等；"数字论坛"发起人，互联网实验室共同创始人，博客中文概念创造者；有我国第一个网络经济方面的博士，中科院管理学院副院长吕本富；还有长期专注于电子商务、信息化和网络经济。提出门户演化、泛门户、搜索演化、IT转型、电子商务生态、中国电子商务发展三阶段、电子商务应用“以商务为本”和第四方咨询等理论和观点的阿里巴巴研究中心主任梁春晓等。可谓是中国信息时代的领军人物，虽然他们对于“伊托邦”的理解各有不同，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对这样一个网络时代下新型城市的诞生感到兴奋。在这群信息时代的精英热情参与下，一些关于伊托邦城市的构想更加清晰。
作为一种人类的聚居形态，城市从一开始就是各种网络的节点。人类之所以要来到城市，是因为城市提供的各种网络，使得人们更少地受到来自自然的限制，享有更大程度的自由，生活得更为舒适。城市所支持的活动，人们生活的质量取决于为其服务的网络。随着网络的性质发生改变，城市也在发生着深刻的改变。
农业时代，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了取水方便临水而居，所以形成以水井为中心的村镇社区。后来管道供水替代了水井，人们不必住在水边，也一样能方便取水，于是聚居地规模开始扩大，人口开始增加，人们之间出现更多的协作，为更多的人提供便利。村庄也扩展为小镇、小城。
工业时代带来了煤气网络和电力网络，城市开始变得灯火辉煌，人们打破了白天工作的限制。热水管道、空气管道等网络的出现使得人们扩展了活动的领域，在寒冷的地方也可以生活得很舒适。汽车时代以及交通网络的发展进一步扩展了人类的活动范围，使得人们可以更自由移动的同时也使得城市中心迫于交通、环境等压力而难以为继，于是城市逐渐向郊区发展，开发卫星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连绵成为大城市群、城市带。
信息网络从本质上讲是这样的这些网络中的一种，它使得人受到时间和空间的约束更小。信息技术使得相隔万里的人交流起来如同在眼前，时间上的异步技术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必同时在场。由于更多的事情可以通过网络来处理，人们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工作的时间和居住的场所。
伊托邦给城市空间形态带来改变，居住、办公空间的融合将使社区的概念更加突出，网络社区将成为独立的城市单元。这是一种紧凑的、多功能的、小规模的社区，一种生活和工作一体化的社区模式和生活方式。未来的城市是由这些社区组成的多中心城市，城市之间有便捷高效的交通和通信线路连接在一起，社区之间则通过城市公交干线连接，将住宅、工作场所、服务设施之间按照社区的形式组合，在步行、车行、通信联系之间找到更为持久的平衡和自然环境的融合。
伊托邦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更为便捷。以前通过写信、电报、电话来维系的联系，现在更多地通过短信、SNS等工具来维系，成本更低，沟通更随意。因为网络，人们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更方便地聚在一起。虚拟空间的交流为现实空间的交流创造更好的条件，而现实空间的交流更加强了虚拟交流的效果。现实空间的交流可以在虚拟空间中延续。
简单地概括，伊托邦是一个由传统基础网络和互联网络共同构建的多中心网络城市。伊托邦是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的交汇点。
伊托邦开创了后工业时代的新城市形态。前工业时代的城市代表是英国的曼彻斯特、美国的底特律、芝加哥；后工业时代便是美国的硅谷和印度的班加罗尔。在传统的工业化时代内陆城市永远无法超越东部沿海的广州、上海、北京和天津，那是港口时代产物。而在信息化时代，国家发展在“转大弯”，城市的发展也要转换思路，成都利用先行先试的优势很可能探索出一条新路。
对成都而言，伊托邦的城市发展理念对内可以统筹城乡发展，实现一种稳健的城市化道路；对外则使得成都有可能嵌入全球经济体系。在人才、资金可以自由流动的平坦世界上，成都要借助于自身的魅力、休闲地氛围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不止是作为消费者，更作为创业者。
伊托邦是一个时代，是一个平台，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个强化和提升城市的最佳利器。
城市说到底是人的聚合，城市的发展是为了给人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这个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更包括经济环境，而作为人的最高追求的是文化和精神领域的环境。离开人的需求去谈城市发展，离开了人的感受去追求经济数据的增长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的行为。人是城市之本，离开人，城市的发展毫无意义。
城市的竞争最终归结到人的竞争。在一个因为全球化和网络化而逐渐趋同的世界里，一个城市的性格和气质是最独特最能吸引人的地方。成都人文精神中那种闲适、精细，追求生活质量，敢于创新的精神是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他们已经具备那种气质，成都战略所应该做的就是通过互联网基础以及文化的建设，把成都的这种气质凸显出来，从而在一个平坦的世界中打造出新的洼地。
还是借用茶壶的比喻，成都在过去几年的发展过程中，茶壶的茶垢是保留了下来，但是如何把这个茶垢的价值挖掘出来。老茶壶的价值需要用新的茶去引，才能把它的余味激发出来。现在成都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到既与这老茶壶相合又能激发新的东西的新茶。
互联网是成都融入世界城市体系的基础条件，也是激发成都这个老茶壶的“引子”。没有互联网，成都那些休闲气质休闲氛围，只能自娱自乐，只能是偏安一隅的“国中之国”；借助于互联网，成都才能激发出那些老茶垢的滋味，泡出一壶好茶来。
从“全域成都”到 “伊托邦”
工作室在研究网络时代成都发展战略的时候，正值“城乡统筹试验区”刚刚获批，人们对城乡一体化建设讨论最热烈的时候。
过去的几年里成都创造了“工业向发展区集中、农用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的城乡统筹“成都方式”。07年7月，李春城书记代表市委首次提出“全域成都”的新理念实施城乡统筹，即“着眼于建设1.24万平方公里的现代化都市区，推动市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一体发展，整体推进城市和农村的现代化，努力构建现代城市和现代农村和谐相融、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新型城市形态。”
“全域成都”的提法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人们普遍认为，“全域成都”的提出在城乡一体化道路上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城乡统筹的最后目标是城乡一体化，但城乡一体化并非城乡同一化。有人提出“搞城乡一体化就是城市和乡村要一视同仁，推行起头并进的城乡均衡发展政策”，这实际上违反了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城乡一体化的最终目的是基础条件、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的一体化，要实现这个目标，网络城市的构建必不可少。
成都伊托邦计划的提出，正是从信息化的全新理念和独特的人文精神的高度勾画了一幅更加美好的未来城市图景。
作为网络时代的城市梦想，它探讨了网络时代对于城市的产业布局、空间布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形态的改变，对城市发展的推动力上做出了新的探索。既符合城市化的规律，又结合了成都本身的气质特征；既是开放的，又保留了地方的特色和文化；既能够促进成都自身的一体化发展，又为成都在嵌入全球经济体系指明了方向。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
08年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工业和信息化部按照程序启动第三代移动通信（3G）牌照发放工作。2009年1月7日，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终于在争论多年，几经重组之后分别获得了TD-SCDMA、CDMA2000、WCDMA3G的牌照。这意味着中国在通往网络时代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成都也没有放缓前进的脚步。2008年，成都的一连串动作让我们不禁对伊托邦的前景充满期待……
事件一：成都推出西南首个“无线城市”
2008年12月30日，成都市“无线城市”试点工程“高新WIFI试验网”正式开通，西部地区首个“无线城市”在成都落成。与此同时，整个成都的“无线城市”建设也正式启动，未来几年内，手机无线高速上网、移动可视电话、手机电视等将逐步走进普通市民生活。
2008年上半年，成都市出台了成都市“无线城市”规划，欲将成都打造成全国第四个，西部第一个“无线城市”。根据规划，中国移动成都分公司先期投资3000万元，率先在高新区试点建设“无线城市”。经过2个多月的建设，于2008年底正式宣告完成，成都南部新城率先拥有TD技术和国际领先WIFI+EGPRS技术的优势组网，成为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理想城市”，其形象和实力得以全面提升。“只要打开笔记本电脑，就可以随时随地高速无线上网”。
——《华西都市报》2008年12月30号
事件二：创新@成都
2008年11月25日，成都高新区正式对外发布“天府软件园——创新@成都”的软件产业宣传主题口号。这次推出和发布宣传主题口号，是成都高新区在既有基础上聚集、引领该产业发展的路径之一。
这一口号在设计中主要考虑要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反映成都在产业上的独特定位，体现成都在推动这个产业上的独特思路。主题口号中用“@”是因为互联网的高度普及，使全世界对该标志有一种基本认同，一看到该符号，就知道了主题与IT、软件有关。“创新”具有则反映了成都高新区最初创园的定位，符合成都软件及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特色，体现了成都推动该产业的模式和方法，能够在国际和国内视域中体现自己的发展趋势和目标。——《成都晚报》2008年11月25号
事件三：天府新城“E托邦”
本报讯：记者昨日获悉，天府新城目前规模最大的高科技园区——“E托邦”试验区，将于今年破土动工。该项目总投资39亿元，占地1600亩，建成后将成为一座集工作、生活、娱乐于一体的“科技小镇”。记者还了解到，今年天府新城投资新建和续建项目共计65项，建设规模200万平方米，计划全年完成投资52亿元。
据悉，成都高新区已着手启动“E托邦”试验区无线宽带试验网建设，今年底全面投用，届时，只要身处天府新城，你的笔记本电脑等无线终端，都可以通过无线宽带网络覆盖，随时实现网络无线畅游。此外，今年天府新城在产业化载体建设方面，将投入9.8亿元建成生态总部科技园、投入12亿元建成大源科技研发园、投入6亿元建成企业孵化加速园，该区今年还将对区内的肖家河等几条重点河道进行整治，投资6亿元重点打造占地上千亩的大源组团“水系绿地链”景观。同时，还将投资6亿元，打造公建配套项目15项，总建筑面积约23万平方米。
——《成都晚报》2009年1月3号
如今，去成都已经成为这几年IT圈内的一种趋势。英特尔、华为、思科、盛大、腾讯相继在成都布下重兵。最近阿里巴巴的马云在短短的3个月内敲定向成都投资1亿美元。在金融危机下，现金流颇为充沛的阿里巴巴成为了全球范围内，各个政府眼中的“香饽饽”。在日本、印度做成了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后，英国贸易投资与商务部默文戴维斯勋爵声称，将提供充分的支持，帮助阿里巴巴做成英国第一。“提供充分的支持”是全球所有的城市吸引投资的共同杀手锏。为何马云会在3个月内敲定到成都投资事宜？
马云说“是春城书记的远见、胸怀、对成都的爱、对西部的信心感染了我”。09年3月底，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亲自跑到杭州力邀阿里巴巴入驻成都，成都甚至考虑用地方立法的形式保护电子商务，为阿里巴巴入蓉提供法制保障。
抛开种种政治层面的支持之外，成都本身是个很有趣很舒服的城市，而这正是IT企业最看重的地方。物价便宜、山清水秀。成都人的好心态、幽默感、敢于创新的精神，这些都是做IT企业趋之若鹜的企业文化软环境。未来，阿里巴巴会将研发、呼叫、后台运维、运营结算、灾备以及培训甩给成都。成都官员声称将在以软件和服务外包为主导产业的天府新城里，形成以阿里巴巴为核心的整合上下游供应商的电子商务产业集群，将大大提升西部地区的电子商务水平，带动更多的就业，为成都建设三中心两枢纽四基地做出重要贡献。
成都已经成为IT人大规模的就业重镇，这些年回归成都的川人甚至外地人已渐成气候。
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不同城市曾经成为那个时代的焦点，为我们贡献出不同的发展观念。比如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代特区深圳，“时间就是生命”、“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理念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今天，成都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二代特区——城乡统筹试验性特区。它不仅应该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试点，而且有可能成为世界新一轮城市发展的代表，一个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一个宜居、宜休闲、宜创业的幸福城市。
如果把中国的城市化比作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的话，成都实验就将是这场革命的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愿这把梦想城市的火种能够播撒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为中国的城市化开创出一个全新的时代。
这不只是一场技术的革命，也不只是一场产品的革命，更是一场观念的革命。伊托邦计划带给人们最大的改变就是观念上的改变。成都的“休闲立市”已经给人们带来过一次震撼，这一次的改变将比前一次更加深入，更加彻底。为了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亮相更加精彩，成都需要一个全新的剧本，这个剧本就是伊托邦计划。成都希望借助这个剧本，破解中国城市化的难题，从而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鲜活标本一直停留在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
站在中国时代的浪尖风口，这个愿望是有可能实现的。成都已经领先一步。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尽管它还有种种不足，但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可以按照我们的理想去实践梦想，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激动的了。
城市发展战略：同与异的辩证关系
弗里德曼说“世界是平的”，与四百年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从而证实“世界是圆的”一样，这两个发现都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心中的世界图景。四百年前，航海技术把海洋变成通途，从而把世界上的若干沿海城市联成一个体系，今天，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挣脱了空间的束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信息，也使人才和信息的自由流动成为可能。
无论弗里德曼的观点是否过于乐观，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将整个世界紧密地联成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由于地缘因素造成的差异被缩小了”。
今天的城市，一方面要努力跻身信息城市行列，使自己与其它城市在一个起跑线上，另一方面，扁平的世界里城市之间更容易趋同，趋同意味着失去特色，意味着失去吸引力，城市必须要思考如何保持自己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