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职员们喜气洋洋地到处宣传这次胜利。虽然如此，可口可乐的广告也确实因为审判而立即发生了变化。原告对该饮料的指控主要基于孩子们饮用可口可乐这样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现状。被告律师没有证明咖啡因对孩童的健康是否有不良影响，只是一味否认小孩子喝可口可乐这个事实。这样的手法显得有点拙劣，因为当时许多广告塑造的都是孩子和父母一起喝可口可乐的场景。“父亲喜欢，儿子也喜欢。”1907年的一则广告刻画了一个5岁的孩子兴高采烈地吸着可口可乐的情景。1911年后，一条不成文的法律规定出台：12岁以下的孩子不允许在可口可乐的广告中出现。法官的这条附带意见被强制执行，直到1986年才撤销。
由于对审讯的负面宣传报道，1912年，两项议案被送到美国众议院，建议修正《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将咖啡因列入“成瘾”和“有毒”物质之列，而且必须在标签上注明。可口可乐公司通过奋力抗争，成功地否决了这两项议案。可口可乐取得了首次胜利，保住了产品中的咖啡因成分，并使它尽量远离公众的视线。
审判同样给威利博士带来了影响。他的上司千方百计要踢走这个顽固的化学家，指控威利为获取证词而非法贿赂鲁斯比医生。参议院为此展开了特别调查，报纸上充满了有关威利的漫画和社论。虽然他最终被证明是清白的，但在1912年，他感觉自己总是受到政府官员的阻挠。于是，1912年3月，当他在国内的知名度达到顶峰的时候，他果断提出了辞职，急流勇退。威利当时的名气和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远远大于现代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与他处于同一职位的）拉尔夫?纳达尔。威利获准起诉可口可乐公司这件事意义十分重大，甚至在他离开化学局以后仍有影响。这也正是为什么“紫色胡椒饮”董事长寄给他一份饮料的配方（因为不含咖啡因），邀请他参观位于得克萨斯州韦科市的工厂，并向这位化学家保证自己会永远支持他。1912年5月，67岁的威利当了爸爸，他的小男孩立即被称为“纯净食品宝贝”。
如果坎德勒家族希望这位年迈的绅士（威利）安静地退休，那他们就想错了。威利开始了一场遍及全国的政治演讲。考虑到他的所有专家证人最近都坚持认为咖啡因是一种有害物质，威利就“咖啡作为美国的全民饮料的好处”问题发表演讲，这让坎德勒大伤脑筋。同时，威利担任了《好主妇》的固定专栏作家，以此作为攻击可口可乐的全国性根据地。1912年12月，他出版了《可口可乐之战》，在书里他用自己的观点对审判作了诠释。他指出，站在可口可乐公司一边的唯利是图的科学家被收买了。在书里附随的一幅漫画上，一位满脸堆笑的科学家正透过一只装饰着夸张美元符号的玻璃杯观察可口可乐。另外一幅漫画描绘的是，好心的威利博士警告容易受骗的公众提防在一只巨大的可口可乐玻璃杯里面爬行的小鬼，它们身上都写着“神经过敏、上瘾和消化不良”。
尽管可口可乐公司在审判中获胜，全国性的宣传却对它十分不利，这引起了一位年轻的说教电影制片人D.W.格里菲思的注意。1912年，距格里菲思拍摄《一个国家的诞生》并获得巨大成功已经过去了三年，但他仍然默默无闻地在纽约“传记”电影公司工作，每周艰辛地制作两部无声电影短片。其中有一部短片是抨击可口可乐的史诗，片名作《为了儿子》，剧中“麻醉可乐”的发明家看见自己的儿子深深陷入可卡因的折磨之中。一行电影字幕写道：“这种饮料已不能让他感到满足了。”最后，这个年轻人因为皮下注射过量毒品而死去。格里菲思并不关心可口可乐不再含有可卡因的事实。“传记”电影公司的专职演员布兰奇?斯威特扮演神经紧张、有药瘾的女主人公，为了得到“麻醉可乐”而把一个小男孩推开，喝完饮料后因为痛苦得以减轻而微笑叹息。在男友的指导下，她学会了往饮料中掺加可卡因粉末（这是当时的一种普遍做法，甚至在喝不含麻醉剂的可口可乐时也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