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夏，公司被迫做出了其他一些重大的调整。美国参加一战，导致糖的限量供应。可口可乐打出广告宣称“白糖应征参战”，请求公众对糖供给的减少保持耐心。另外一则爱国主义的广告刻画了一双捧着可口可乐饮料杯的手，背景是举着火把的自由女神像。公司有史以来第一次发觉，这实际是在恳求瓶装商不要去开拓新的市场，因为公司已经不能保证供应足够的糖浆。
迄今为止，白糖一直是可口可乐中最贵的成分。多年以来，白糖的批发价一直在每磅5美分左右徘徊。到1917年5月的时候，价格上涨到8美分，这就需要给每加仑糖浆加价5美分。萨姆?多布斯“命令”瓶装公司多支付一些，但哈罗德?赫希不同意，因为装瓶合同上规定了固定价格不变。赫希建议采用灵活的外交策略，而非强硬的军事命令。于是，萨姆?多布斯飞到查塔努加，同乔治?亨特商讨这个问题。自从1914年亨特的舅舅本杰明去世之后，亨特就接掌了托马斯公司。鉴于战时的“特殊情况”，亨特同意在必要的时候暂时涨价。
次年1月，霍华德?坎德勒决定终止回扣方案，一方面是想阻止大量购买，另一方面是想躲避他预感即将来临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起诉。（1918年2月15日，联邦贸易委员会案件最终开始审判。就连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委员们都缺乏十分有力的证据反对可口可乐公司。1919年11月17日，案件被迫撤销。）同月，他发表声明说，工厂开始停产，直到新的糖原料送到为止。应政府的要求，软饮料生产商把产量都减少了一半。“但是，我们连减半供给的糖都弄不到。”他说道。
然而，这一切对可口可乐生意的影响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大。1916年，糖浆销量接近1000万加仑。191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200多万加仑。第二年，又下降到1000万加仑。虽然可口可乐总的需求量在稳步上升，但由于不能获得足够的糖，可口可乐明显失去许多生意。冷饮柜台前贴出了这样的告示：“可口可乐供不应求，我们提供质量稍差一点的非洲可乐。”许多其他冷饮柜台和瓶装商没有那么诚实，由此滋生了大量冒牌货。
战争也意味着征税更多。约翰?坎德勒在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作证时声明，反对向软饮料征收10%的特别税。他说：“我的客户都愿意付税，他们也希望付税，并无意逃税。”但是经营利润如此之低，使得可口可乐公司不能接受这项税收提议。“我们所要求的仅仅是我们不被摧毁。”坎德勒请求政客们网开一面。他向他们解释说，公司不可能让瓶装商负担这个税，因为他们签订的是固定价格合同；瓶装商和冷饮柜店主的提价也不会超过惯常的5美分，否则会引发公众的抗议。简而言之，在坎德勒看来，软饮料业将会被伤害，政府只会得到更少而不是更多的税收。
最终，参议员们还是通过了这项征收10%的税法。但一点也不奇怪的是，软饮料行业仍然存活了下来。可口可乐公司让瓶装公司支付了部分税金，瓶装公司又把税赋转嫁到瓶装厂身上，从而引起了巨大的不满。面临坎德勒家族和瓶装公司要求保持5美分零售价不变的强大压力，许多瓶装商认为这是商业自杀，于是纷纷向批发商要高价，最后导致零售价涨到6美分或7美分。一位瓶装商写道：“今年我必须赚钱，否则我的处境堪虞。我购置制冰机花了3000美元，买卡车用了6000美元，还有去年的所得税6000美元未付。”
在绝望之中，其他瓶装商为了延续糖浆供应，采用白糖的类似替代品，比如玉米糖浆、蜂蜜糖和糖精。1918年11月战争结束后，可口可乐公司自豪地吹嘘说：“成分没有改变，质量没有降低，浓度没有稀释，可口可乐从战争开始到结束一直保持不变。”但是这很显然歪曲了事实。
一战之后的1919年注定是可口可乐公司特别兴旺的一年。“那些回国的士兵会很饥渴，”一位瓶装商预言说，“他们会记起当年最合心意的东西是什么。”可口可乐糖浆的需求量迅速超出了供应能力。在2月12日的董事会上，霍华德?坎德勒建议，在北大街购买一块地，建造一座新型的生产工厂，包括一幢办公大楼、厂房、制桶厂和糖加工厂，总共耗资近85万美元。
这个新工厂计划其实是自信心持续膨胀的结果。两周后的2月24日，上诉法庭引证“不清白的手”说法，裁定J.C.梅菲尔德胜诉。这个判决表示，因为可口可乐中曾经含有“致命的药物可卡因”，所以它根本没有权利可言。此外，饮料中的大部分咖啡因都来自茶树叶，而不是可乐果。因此，法庭认为，可口可乐公司涉嫌阻止法院提供任何法律救助的做法是一种欺骗、造假、愚弄和不道德的行为。正如一位作家在《全国瓶装商公报》上指出的那样：“在这种裁决下，不管仿冒者有多么大胆，可口可乐公司都不能彻底防御他们。”他还补充说，这把公司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甚至可能是“毁灭性”的境地。可口可乐公司立刻把“Koke”案上诉到最高法院，但对审判结果依然毫无把握，因为三年前正是这家法院在大小桶案中裁决可口可乐公司败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