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页六十三
石刻装饰
01 ——阿伯莱姆诺(Aberlemno)十字碑，由单块石板制成，7英尺高——查莫斯(Chalmers)《安格斯的石碑》(Stone Monuments of Angus)。
02 ——圣维吉恩(St. Vigean)教堂墓地十字碑基座上的环形装饰，安格斯郡——查莫斯。
03 ——inchbrayoe岛公墓十字碑中央部分，苏格兰。
04 ——梅格尔(Meigle)教堂墓地十字碑装饰，安格斯郡——查莫斯。
05 ——伊西(Eassie)老教堂附近十字碑基座装饰，安格斯郡——查莫斯。
注：除了这里呈现的各类石碑纹饰，苏格兰十字碑中还有一类特别的纹样，由曲线联结而成的双圈构成，并且联结的曲线被装饰字母Z斜向穿越。它的来源与含义长期困扰着考古学家；只有在沃尔什(Walsh)的《基督教硬币》中一枚诺斯替教派的宝石上，我们才再一次看到这种纹样。
在曼恩岛(Manx)和坎伯兰(Cumberland)的十字碑上，还有安格尔西潘门(Penmon， Anglesea)的十字碑上，出现了与插图页八图22和27极其类似的经典希腊纹样，这可能是从罗马马赛克镶嵌地面中借鉴而来。这种纹样时有出现，但是在手抄本和金属作品中未有发现。
插图页六十四
交织纹样
01—05、10—22、26、42—44 ——是盎格鲁-撒克逊和爱尔兰手抄本中的交错织带边框纹样，来自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圣高尔图书馆以及都柏林三一学院。
06、07 ——交错织带纹样，取自大英博物馆哈利图书馆所藏《金色福音书》——汉弗莱斯。
08 ——由交织与螺旋线构成的首字母端头装饰，取自巴黎图书馆所藏福音书摹本第693号——西尔维斯特。
09 ——交织装饰，取自《圣高尔爱尔兰手抄本》——凯勒尔。
23 ——首字母端头装饰，取自《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加冕福音书》，法兰克-撒克逊艺术家作品——汉弗莱斯。
24 ——端头交织装饰，取自巴黎图书馆所藏《蒂罗尼安诗篇》——西尔维斯特。
25 ——带有叶饰与动物形的端头装饰，取自《金色福音书》——汉弗莱斯。
27 ——交错纹折线装饰，取自《圣丹尼斯圣经》，9世纪作品。
28 ——折线纹，取自《林迪斯法恩福音书》，7世纪末作品。
29 ——交错纹嵌板，取自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圣奥古斯丁诗篇》，6或7世纪作品。
30 ——4个相连的三角结构成的装饰图案，取自法兰克-撒克逊风格的《圣格里高利礼书》，9或10世纪作品——西尔维斯特。
31 ——巨型首字母细部，取自法兰克-撒克逊风格的《圣丹尼斯圣经》，9世纪作品——西尔维斯特。
32 ——四叶草交织装饰，取自《兰斯礼书》——西尔维斯特。
33 ——交织折线装饰，取自《金色福音书》(放大)。
34、37 ——红点交织装饰，取自《林迪斯法恩福音书》。
35 ——交织三角结图案，取自《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加冕福音书》。
36 ——4个三角结构成的弧形装饰，取自《兰斯礼书》(放大)。
38、40 ——带有交织纹样、动物与折线的首字母装饰，取自《林迪斯法恩福音书》(放大)。
39 ——带有狗头的端头装饰，取自法兰克-撒克逊风格的《兰斯礼书》——西尔维斯特。
41、45 ——四角交织装饰，取自博德利图书馆所藏《里奥弗里克弥撒书》。
插图页六十五
螺旋纹、斜纹、兽形纹以及晚期盎格鲁-撒克逊装饰
01 ——首字母装饰，取自大英博物馆所藏《林迪斯法恩福音书》，7世纪末作品(放大)。
02 ——折线装饰，取自大英博物馆所藏《格里高利福音书》(放大)。
03 ——交织动物纹，取自都柏林三一学院图书馆所藏《凯尔经》(放大)。
04 ——斜纹饰，取自兰贝斯宫图书馆所藏《马克德南福音书》，9世纪作品(放大)。
05、12 ——螺旋纹，取自《林迪斯法恩福音书》(放大)。
06 ——斜纹饰，取自《圣高尔爱尔兰手抄本》，9世纪作品(放大)。
07 ——交织纹样，来源同上(放大)。
08 ——交织动物纹， 取自《马克德南福音书》(放大)。
09、10、13 ——斜纹饰，取自《马克德南福音书》(放大)。
11 ——斜纹饰，取自《林迪斯法恩福音书》(放大)。
14 ——交织动物纹端头饰，取自《林迪斯法恩福音书》(放大)。
15、17 ——交织鸟兽纹嵌板，取自《圣高尔爱尔兰手抄本》，8或9世纪作品。
16 ——首字母Q，带有长且弯折的兽形装饰，取自都柏林三一学院所藏《里马克诗篇》，11世纪末作品。
18 ——边框一角，取自鲁昂的《艾塞尔加祝福集》，10世纪作品——西尔维斯特。
19 ——边框一角，取自大英博物馆所藏《阿伦德尔诗篇》第155号——汉弗莱斯。
20 ——边框一角，取自大英博物馆所藏《克努特福音书》，十世纪末作品。
21 ——边框一角，取自鲁昂的《艾塞尔加祝福集》。
22 ——螺旋端头鸟纹饰，《林迪斯法恩福音书》大型首字母纹饰细部(实际尺寸)——汉弗莱斯。
无论在哪朝哪代，英伦诸岛居住者的艺术作品都自成一派，尽显风流。不仅当代英国艺术独树一帜，我们遥远的祖先也留下了优秀的作品。建筑艺术方面，巨大的德鲁伊教神庙仍旧让人叹为观止，稍后的年代里屹立起的巨型十字碑，时有30英尺高，雕工精细，装饰独特，古老石刻精妙的工艺与新宗教思潮的渗透浑然一体。
我们拥有的最早建筑与装饰遗存(数量远超我们想象)[1]与早期基督教的到来关系密切，我们在致力于探寻凯尔特艺术的历史与独特气质时，宗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尽管它具备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在装饰艺术史中有着与其他民族一样的地位，但迄今为止尚未有人对凯尔特艺术做过系统的介绍。
1. 历史证据。对于基督教传到大不列颠的精确路径，历史学家众说纷纭，我们并不试图去理清其中脉络，但我们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早在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于596年抵达之前基督教早已存在，并且在某些重要教义上，古老的不列颠宗教人士与教皇格里高利一世(St. Gregory the Great)派遣的传教士有很大分歧。这个结论完全是根据存世的艺术文献得出的。教皇曾将不同的圣经版本传入英国，其中有两份被保留下来：一份收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另一份藏在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图书馆。它们是福音书的两个版本，用意大利语写就，用了当时意大利流行的安瑟尔圆体字，不加装饰。每篇福音的首字母与正文字体基本没有区别，头一两行会用红色墨水书写；每一部福音书前会有传道者的肖像(只有路加的肖像留存下来)，肖像里的传道者在圆形拱门下正襟危坐，拱门由大理石柱撑起并带有经典的叶饰纹样。除此之外，所有古老的意大利手抄本都完全不带任何装饰。
英伦诸岛上的古代手抄本则全然不同。它们是支持凯尔特装饰艺术独立发源的证据所在，关于这些珍贵手稿的年代也备受质疑，所以我们有必要深入古文字学的细节去一探究竟，来证明它的古老与宝贵。诚然，这些手抄本未曾载有年代信息，但有抄写者在某些抄本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正好帮助我们确认并锁定这些经卷的年代。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判断圣科伦巴(St. Columba)的手迹《圣科伦巴福音书》， Mac Nathi抄写的《迪马福音书》， Mac Regol抄写的《博德利福音书》，以及《阿马书卷》(the Book of Armagh)，都完成于9世纪或更早的时候。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大英博物馆和其他图书馆丰富的盎格鲁-撒克逊宪章收藏中，找到证据证明这些经卷誊写于7世纪下半叶到诺曼人征服英格兰时期。尽管如阿瑟尔(Astle)所描述，“比起同时代的其他作品，这些文本一般用更自由随意的文风写就，但它们和同时代书籍有着相似的特征，可以相互印证。”当我们将《科顿手稿韦斯帕西安卷》A1部分，即《圣奥古斯都的圣咏经》，与670年的《东撒克逊赛比国王宪章》，或679年肯特国王Lotharius在瑞卡弗写就的宪章，769年的《埃塞尔巴德宪章》《博德利福音书》或《圣查德福音书》相互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手抄本与宪章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证明凯尔特手抄本历史悠久的另一个证据，是它们确实被爱尔兰和盎格鲁-撒克逊传教士带到了世界各地，并在当地留存下来。历史上，英国人在欧洲各地建立了大量修道院。例如瑞士的圣高尔(St. Gall)修道院，就是以爱尔兰人圣高尔的名字命名，不仅如此，修道院所在的行政区也以他的名字命名。这座修道院所收藏的宗教典籍被转移至公共图书馆中，其中不乏一些欧洲最古老的手抄本，包括大量来自英国的精美卷宗的残片，它们被当作创建者的遗物顶礼膜拜。同样，《圣博尼费斯福音书》(Gospels of St. Boniface)仍旧被当作宗教圣物珍藏在福尔达(Fulda)；还有从爱尔兰人圣基利安(St. Kilian)的墓中发现的《弗兰科尼亚使徒书》，上面血迹斑斑，依然存放在维尔茨堡(Wurtzburgh)，每年都会在他的殉道纪念日摆放于大教堂的祭坛之上。
所有这些在英伦诸岛上写就的手抄本，都被证明是9世纪之前的作品，它们展现了与其他民族截然不同的装饰特征，爱尔兰或盎格鲁-撒克逊的传教士把这些装饰风格带到了所经之处，有的融入了当地装饰艺术。尽管我们认为这些装饰风格主要来自早期的手抄本，但说其源于同时代金属艺术与石刻艺术也不为过；这些艺术在很多时候与手抄本极其相似，所以我们可以断言，不同品类的装饰设计可以出自同一位设计师之手。当我们在欣赏巨大的十字碑时，就好似在用放大镜欣赏一页手绘的卷宗。
2. 凯尔特装饰的独特性。凯尔特装饰艺术有如下主要特征：第一，它们完全没有叶饰和类叶饰，也就不存在经典的茛苕叶图案；第二，凯尔特装饰图案极其错综复杂，展现了超常的细致工巧，它们一般为几何图案，也包括交错绳结纹，对角线与螺旋线，以及奇珍异兽，这些鸟兽有着长长的冠毛、舌头和尾巴，交织缠绕无穷无尽。
凯尔特手稿极尽华美，比如《凯尔经》(Book of Kells)、《林迪斯法恩福音书》(Gospels of Lindisfarne)、《圣查德福音书》(Gospels of St. Chad)，以及《圣高尔手抄本》的一部分，其中最华美的那些书页分成几个布满精细图案的区块，这些区块构成优美的十字架，其中一端指向四福音书的开篇处。这些作品的完成需要大量的劳作和无尽的投入[2]，因为哪怕是用放大镜细细审察，字里行间找不出一丝漏洞，交织的图案中也找不出一点瑕疵；并且在所有细微之处里，配色也呈现出和谐圆满的效果。
以往的手抄本内页中，首字母与正文字体大小相等，但有着绝美图案开篇的凯尔特福音书，其内页也必是不凡的。首字母常常尺寸很大，在页面上占据了很大位置，剩余的位置留给其他字母，每个字母平均约一英寸高。这些首字母装饰的开篇页面与十字架装饰页面一样，运用了繁简不一、风格多变的装饰图案。
金匠、石匠和抄经人使用的最普遍、最变幻多姿的图案是织带绳结纹，它们或交织缠绕或打成结状，错综复杂，往往呈现对称或几何形状。插图页六十三和六十四展示了这种纹样的各种变化。若是在彩色或黑色背景下给这些织带上色，产生的效果极富魅力。有些图案如此错综复杂，比如插图页六十三的图5上半部分，如果我们沿着织带蜿蜒盘转的走向仔细观察，或许能够发现设计的奥秘。有时织带彼此平行，又相互交织，如插图页六十四的图12。这些样式里最简单的就是双椭圆纹，见插图页六十四图27的四角；在希腊和叙利亚手抄本，还有罗马马赛克镶嵌地面中出现过类似纹样，在英国早期手抄本中还是比较少见的。另外还有一种简单的图案叫三角结(Triquetra)，在手抄本和金属工艺中十分常见；比如插图页六十四的图36中就有4个三角结，而图30和35是这种图案的变体。
珍禽异兽纹是凯尔特早期作品中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它包括各种怪兽、禽鸟、蜥蜴、蛇类，造型长而夸张，其尾巴、冠毛与舌头伸展成织带装饰，以天马行空的方式交错缠绕；这些纹样常常是对称的，但又是不规则的，根据画面所需自由填充。偶尔画面中会出现人形图案，但较为罕见，比如水晶宫收藏的莫那斯特博伊斯十字碑(Monasterboice Cross)上，就出现了4个人形交织在一起的图案，还有德文郡利斯莫尔克罗泽公爵家宅中，肋拱交叉处的圆形凸饰上也有好几组《林迪斯法恩福音书》中的人形雕刻。插图页六十三是几组缠绕的动物造型。最为错综复杂的是《圣高尔手抄本》中的八犬图(插图页六十五图17)与八禽图(插图页六十五图15)，而最为优雅的莫过于兰贝斯宫中珍藏的《马克德南福音书》里的页边饰(插图页六十五图8)。怪诞设计的典范(插图页六十五图16)当属1088年圣戴维斯教堂主教的《里马克诗篇》(Psalter of Ricemarchus)的首字母Q，诗篇的头一句即是“Quid Gloriaris”。我们可以看到，怪兽的一处冠毛延伸到鼻子下方，第二处冠毛在头顶形成夸张的旋涡，它的脖子上围绕着一串珍珠，身体长而弯折，端头是两条扭曲的腿、狰狞的爪以及纠缠的尾，似乎怪兽自己也被困在这绳结谜团之中了。鸟兽的头部常常被用作装饰的终结图案，插图页六十四就呈现了诸多案例，鸟兽们张嘴吐舌，却并没有失了优雅。
然而凯尔特装饰中最具特色的图案是一种螺旋曲线图案，它由两三条螺旋线构成，线条从固定起始点即它的反端出发，抵达由其他螺旋线构成的另一个涡旋的中心。插图页六十五的图1、5和12的装饰就属于这种样式，只是多少夸张了些；图22是比较正常的尺寸。插图页六十三的图3显示了这种图案和斜格纹图案天衣无缝的对接。在手抄本中，以及比较精细且更为古老的金属作品和石刻作品中，这些螺旋线往往是C形而不是S形的。插图页六十三图1的中央装饰就属于S形样式，而且设计本身不够规范，可见它并不是由真正精通凯尔特纹样的艺术家所作，可能是随意之作或是受了外来影响。这样的纹样又被称为小号纹样，任意两条线联结形成纤长的弧形图案，好似古爱尔兰的小号，尖头小椭圆横置于宽口形成了小号嘴。在金属作品中也有类似案例，爱尔兰偶见一些用途不明的圆形铜件，直径约有一英尺，绘有如上纹样。英格兰各处也发现了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制作的带有此种装饰的圆形珐琅小盘。这种螺旋图案在石刻上更为少见，我们迄今在英格兰发现的唯一一处，是迪尔哈斯特教堂(Deerhust Church)的洗礼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装饰在9世纪后就再没有在英格兰手抄本中出现过了，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是带有最古老装饰的洗礼盘。
另一种凯尔特装饰图案也极具特色，它由等距但不交叉的斜线构成，与中国纹样[3]颇为相似；这种纹样也叫作Z纹样，因为它有点类似于字母Z或倒Z形。我们可以在插图页六十五的图4、6、9、10、11和13中看到它丰富的变体。在较为精细的手抄本中，它是以纯粹规则的几何样式呈现的，而在粗糙的作品中，它则沦为不规则的形状，如插图页六十三的图1和3所示。
另一种偶尔用在手抄本中的简单纹样，是等距离布局的折线构成的台阶状图案，见插图页六十四的图28和40，以及插图页六十五的图2。然而，这种纹样并不是最早期就广为传播的典型凯尔特纹样。
最后我们来看一种最简单的纹样，它纯粹是由红色小点构成，被大量用在首字母装饰图案和其他具有复杂细节图案的页边装饰中。这种图案是区分盎格鲁-撒克逊装饰和爱尔兰装饰的主要方法之一。有时它们也会组成单独纹样，如插图页六十四的图34和37。
3. 凯尔特装饰的起源。上文介绍的各种装饰风格从10、11世纪到14、15世纪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地区流行。因为这种装饰风格中最纯粹最精美的部分出现在古凯尔特民族长久以来的繁衍生息之地，我们便毫不犹豫地称之为凯尔特艺术。
其实我们刻意回避了一个问题，即究竟是爱尔兰人从早期不列颠基督徒那里学到了书写艺术和装饰风格，还是爱尔兰才是这种艺术风格的发源地，后来传播到英格兰。我们仔细审查了早期盎格鲁-撒克逊手抄本、罗马手抄本、罗马-不列颠手抄本，以及英格兰西部和威尔士的基督教石雕石刻，这些素材帮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圣毕德尊者告诉我们，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的教堂具备相同的特性，其他一些历史遗迹也是如此，这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论据。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爱尔兰人一样，采用了同一种装饰风格。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科顿图书馆的著名的《林迪斯法恩福音书》，或圣卡斯伯特书(Book of St. Cuthbert)，都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据。这些书卷是由盎格鲁-撒克逊艺术家于7世纪末在林迪斯法恩完成的。但还有一个事实是，林迪斯法恩是由圣徒岛(Iona)上的僧侣所建，他们是爱尔兰圣科伦巴的门徒，所以盎格鲁-撒克逊艺术家继承爱尔兰先辈的装饰风格也理所当然。当撒克逊人初抵英格兰时被视为异教徒，自然没有形成自己的装饰风格。而在德国北部也并没有任何遗迹可以提供哪怕一丁点证据，证明盎格鲁-撒克逊装饰艺术有着日耳曼血统。
关于凯尔特独特的装饰风格如何从英伦诸岛早期的基督教徒中发源，学者们众说纷纭。有一派学者急于想要推翻古大不列颠和爱尔兰教堂的独立性，指出它们其实源自罗马，甚至认为爱尔兰那些巨大的十字碑是在意大利完成的。然而，我们并没有发现9世纪以前哪怕一件意大利手抄本或石刻，与凯尔特装饰之间有着些许相似之处，因此我们可以立即排除上面的观点。法国政府最近发布了罗马时期地下墓穴中的宏伟作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早期基督徒所作雕刻和壁画的精美，它们也充分证明了罗马早期基督教装饰艺术与英伦诸岛并无渊源。的确，上述手抄本中的镶嵌画页面与罗马人的马赛克镶嵌地面有着相似之处，倘若它们只是在盎格鲁-撒克逊手抄本中才出现，我们或许可以推测英格兰诸地也会存在这样的马赛克地面，并且在7、8世纪尚未被发掘，手抄本的抄经人才能从中获得了绘图的灵感。但问题是，在爱尔兰手抄本，以及受爱尔兰风格影响的手抄本中，我们也发现了装饰精美的镶嵌画，而在爱尔兰并没有发现罗马马赛克镶嵌地面，罗马人甚至并未造访爱尔兰。
也有人会认为，在手抄本中常见的交错织带纹有可能源自罗马马赛克镶嵌作品，但其实罗马的作品淳朴天然，与插图页六十三中繁复精巧的交织绳结纹相去甚远。事实上，罗马作品中的织带只是简单堆叠，而凯尔特设计则是结绳编织的形式。
另一派学者认为这些装饰有着斯堪的纳维亚血统，我们一直管那些绳结叫卢恩绳结(Runic Knots)，这与斯堪的纳维亚的神秘传说有关。确实，我们在曼岛、兰凯斯特和比尤卡斯尔诸地见到过刻有卢恩铭文的十字碑，装饰着与凯尔特装饰类似的纹样。但是，基督教是由英伦诸岛的传教士传播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而且我们的十字碑与丹麦、挪威现存的十字碑相去甚远；而且我们最古老精美的手抄本要比北欧手抄本早上几个世纪，所以完全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的手抄本装饰来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如果将我们的手抄本与最近哥本哈根博物馆古斯堪的纳维亚遗迹展[4]中的优秀作品相比较，就能确认这一事实。所有460个展品中仅有一个圣物箱(第398号)与我们手抄本的纹样类似，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它出自爱尔兰工匠之手。斯堪的纳维亚的木雕教堂(达尔先生进行了精心绘制)和同时期爱尔兰金属作品，比如都柏林皇家爱尔兰学院所藏的琮十字架(Cross of Cong)，它们是如此相似，证明了斯堪的纳维亚艺术家对凯尔特装饰风格的借鉴，这在10、11世纪末的作品中尤其可见。
不仅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更早一点、作品更精致的查理大帝流派和他们的后继者，以及伦巴第的艺术家，都从凯尔特人气势恢宏的彩绘手抄本中汲取了独特的凯尔特装饰元素。然而，他们将茛苕叶及其他叶饰纹样融入凯尔特经典样式，给书页平添了一丝温文尔雅的气韵，这种气韵正是虽精巧别致却过于繁复的凯尔特装饰所缺乏的。插图页六十四的图25取自大英博物馆所藏的《金色福音书》(Golden Gospels)，它是9世纪法兰克艺术精品，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两种艺术风格的结合。在法兰克手抄本中，很多纹样几乎是盎格鲁-撒克逊和爱尔兰纹样的翻版(通常尺寸大了许多)，所以这样的风格被称为法兰克-撒克逊风格。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圣丹尼斯圣经》就属于这种风格，它有40页被保存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内。插图页六十四的图31就是取自该手抄本，并根据真实尺寸复制的。
我们不禁要问，那些在与世隔绝的修道院中的早期凯尔特基督教艺术家，是否受了拜占庭和东方艺术的影响，才发展出如此精巧的图案。事实是，这种装饰风格早在7世纪末就已经完全成熟了，而拜占庭成为艺术中心是4世纪的事，所以不列颠或爱尔兰的传教士(他们常去耶路撒冷或埃及朝圣)确有可能从拜占庭装饰中汲取了一些装饰原理与元素。要证明这一点颇为困难，因为七八世纪之前的真正拜占庭艺术几乎不为人所知。但有明确的一点是，H.Salzenberg精心绘制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装饰艺术与凯尔特纹样毫无相似之处；反而凯尔特纹样和希腊阿托斯圣山(Mount Athos)的早期遗存更为相近，我们可以在迪德龙先生(M. Didron)的《神的肖像》(Iconographie de Dieu)一书中窥得后者的些许风貌。在埃及一章插图页十的图10、13—16、18—23以及插图页十一的图1、4、6和7中，我们会看到螺旋线与绳子组成的图案，与凯尔特装饰中的涡旋纹样有所类似；但是在大多数埃及纹样中，螺旋线是S形的，而插图页十的图11呈现出C形，与凯尔特图案更为相似，只是细节方面差之甚远。摩尔装饰中常见精细的交错纹样，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斯拉夫、埃塞俄比亚和叙利亚手抄本相似，我们可以在西尔维斯特(Silvestre)的著作和《古圣经图》中见到后三者的诸多案例。所有这些，可能都源自拜占庭或阿托斯山文化，我们或许可以推断它们有着相同的源头，只是爱尔兰和盎格鲁-撒克逊艺术家开发出了自己的表达方式。
我们大胆推断，英伦诸岛的早期艺术家在其他民族艺术的影响下，生发了其独特艺术风格的萌芽，从而在基督教开始引入到8世纪初期，形成了几类独特的成熟装饰体系，完全有别于其他民族。而随着罗马帝国的覆灭，凯尔特风格与整个欧洲一起进入了艺术的黑暗期。
4. 后期盎格鲁-撒克逊装饰。大约在10世纪中期，盎格鲁-撒克逊艺术家采用了一种同样极具魅力且同样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新装饰风格，来装饰他们的手抄本。这种风格包含了一种边框式设计，整个页面围绕着一圈金边，中央空白处填上细密画或标题。这些边框由叶饰与花蕾装饰而成，叶子、花茎与金色边框彼此缠绕交织，四角装饰着优雅的圆圈、正方形、菱格与四叶饰。这种装饰当属英格兰南部地区最为精美，最精彩的一例是10世纪后半叶作于温彻斯特圣艾斯沃德修道院的手抄本，而其中最华美的莫过于德文郡公爵的《祝福集》，这在《考古学》中有过全部彩图介绍；另两件作品收藏在鲁昂公立图书馆， 水准上完全可以与之匹敌；此外，剑桥三一学院图书馆所收藏的福音书摹本也属于此类装饰风格。
毋庸置疑，查理大帝时期，法兰克流派艺术家在他们精美的手抄本中引入了叶饰，这是后来的盎格鲁-撒克逊艺术家在装饰中采用叶饰的源头。
J.O.韦斯特伍德(J.O.Westwood)
[1] 布列塔尼加伏里尼斯岛(Gavr’Innis)的凯尔特遗存，爱尔兰的纽格兰奇(New Grange)古墓，以及威尔士哈勒赫(Harlech)附近的德鲁伊教建筑，都展现了原始装饰艺术雏形，主要包括螺旋线、圆弧线和折线的石刻。
[2] 我们花费一定心力对《圣查德福音书》进行复制，其中一页包含了不少于120只奇珍异兽。
[3] 我们在插图页五十四的上半部分可以看到一些中国纹样，和我们在凯尔特手抄本、石刻与金属作品中看到的纹样几乎别无二致。
[4] 在丹麦馆的青铜时代片区，我们发现了青铜器上有螺旋装饰图案，但总是以S形出现，只有少数会有较淳朴的图案组合。在铁器时代片区，我们也在铁器作品上发现了华丽的交缠动物纹样。然而所有展品中都没有出现交错织带纹、斜角Z形纹以及螺旋小号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