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真的，或仅是虚幻？
尤利彼得斯(Euripides)
摘自《伊翁》(Ion)
6次面对死神
我曾6次面对死神，但每次死神都将目光转开，让我与他擦肩而过。当然，死神终究不会放我走的——死神不会放过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只是什么时间死和怎样死的问题而已。在与死神相遇期间，我学到了许多——特别是生命之美和带着甜蜜的残酷、家庭及友情的珍贵，以及爱情能改变人和事物的力量。事实上，我向大家推荐，濒临死亡是一种如此积极正面的经验，它协助我们重塑性格——当然，我不是要推荐那无法避免的死亡风险。
我当然想要相信，我死后会复生，能继续思考、感受，以及回忆往事等。可是，尽管我想相信真有这回事，尽管从古至今全球传统文化都声称死后有另一种生命存在，但我知道这些想法或声明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
我想与我深爱的妻子——安，白头偕老。我想看着我的儿女长大，想在他们性格和智力成长时能在旁指引。我想见见那些还未孕育的孙儿孙女。我想看看我期待已久的科学研究未来的样子，比如前往我们太阳系中的许多世界探险，寻找地球之外的生命。我想知道人类历史上的重大趋势，不论是鼓舞人心的还是令人悲痛的，是如何变化发展的：科技带来的希望和危险；妇女的解放；在政治、经济和科技方面不断成长的中国；当然，还有星际航行。
如果死后真有来生，则不论我何时死去，我绝大多数的好奇及期望都将获得满足。如果死亡只是一个不会醒来的无梦长眠，那么剩下的就都是无法实现的妄想。也许就是这种想法给了我一些额外的求生欲。
世界何等美妙，有这么多的爱及深邃的伦理道德，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去编造那些没有实据的美丽谎言来欺骗自己。我认为比自欺更好的方法是直视死神的双眼，每日感谢生命给予我们那些短暂却丰盛的机遇。
噩耗传来
多年来，我在刮胡子的镜子附近挂了一幅裱框的明信片，这样我每日都可以看到它。在这张明信片的后面，有一则铅笔写的信息，是写给一位住在英国威尔士斯旺西(Swansea Valley)的詹姆斯·戴(James Day)先生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朋友：
我写这句话是要你们知道，我还活着，活蹦乱跳，过得很好。多么棒的享受啊!
你忠实的朋友WJR
几乎无法读出签名写的首字母缩写，原名是威廉·约翰·罗杰斯先生(William John Rogers)。明信片的正面是一艘光彩动人的四烟囱大邮轮，照片上的说明文字写着“白星公司邮船‘泰坦尼克号’”。邮戳上的日期是这艘邮船失事沉没的前一日。这次意外事故死者总计1500余人，其中就包括罗杰斯先生。安和我把这明信片裱起来并挂在墙上的原因是，他所写的“过得很好”这句话，可能是最短暂也最虚幻的状态。
我们看起来很健康，儿女们茁壮成长。我们一起写书，并开展野心勃勃的电视节目和电影计划、讲学和演讲，我还从事着最令人兴奋的科学研究工作。
1994年某日，当我站在这张明信片前时，安注意到我的臂膀上长了一颗黑蓝色的痣。这颗痣已经在那里好几星期了。安问我：“为什么它还不消失？”在她的坚持之下，我不情不愿地(一颗黑蓝色的痣不会这么严重吧，会吗？)去看了医生，并做了例行的血液检验。
几天以后，我们在得州奥斯汀接到了医生的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太对劲。他说，估计检验室的人把血液样品搞错了吧，因为分析显示这个人的病情非常严重。他催促我说：“请立刻再去验一次血。”我立刻照办。再度验血的结果是，并没有人把血液样品搞错。
骨髓移植是唯一的救命途径
红细胞的功用是把氧气输送到全身各处，白细胞的功用则是对抗疾病。可是我的红、白细胞数正大量减少。最可能的解释是“干细胞”(stem cell)出了问题。干细胞是形成红、白细胞的原发细胞，它们都是在骨髓中制造出的。这种病的专家核实了我的病情。我得了一种从来没听过的怪病——骨髓发育不良症(myelodysplasia)。得这种病的原因至今不明。我很诧异地听着医生告诉我，如果我不去治疗，活下去的概率等于零，我会在6个月内死亡。可是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还不错——就是不时地有点头晕。我很精神，工作效率也不错。我就站在死神的门槛前，这像是一个极为怪诞的恶作剧。
只有一种治疗方法可能治愈这种病：骨髓移植(bone marrow transplant)。可是这种治疗方法需要找到一个骨髓与我匹配的捐髓者。即使找到了，也要暂时抑制我身上的免疫系统，否则我的身体不能接受移植的骨髓。可是过度抑制免疫系统可能使其他问题置我于死地，例如，限制我对疾病的抵抗力，会让我成为随风飘来的细菌的猎物。我甚至考虑过放弃治疗，等到医学研究发明出新的治疗方法再说。这是最无望的下下策。
我们询问各方专家的结果是，大家都指向一个地方——西雅图的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这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骨髓移植中心。许多这方面的专家都曾在此从事医学研究工作，其中包括199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唐纳尔·托马斯(E. Donnall Thomas)。托马斯博士得奖的原因是，他改良了骨髓移植手术，现在采用的手术步骤就是他首创的。该研究中心的医生、护士专业能力之强，照顾质量之高，使我们觉得那些介绍“哈金”(Hutch)[28]给我们的人说的赞语，的确是所言不虚。
治疗的第一步就是找一个和我身体骨髓匹配的捐赠者。有些人到死都找不到一个捐赠者。安和我打电话给我唯一的妹妹，凯莉。我不敢明说，只好旁敲侧击地问。凯莉压根儿不知道我病了。我还没具体说我的要求，凯莉就说了：“不管是什么，你尽管拿好了……肝、肺……都是你的。”每次我一想到凯莉的慷慨，我的喉头就不禁为之哽咽。没有任何的保证，保证她的骨髓会和我匹配。所以她接受了一连串的测试，一次又一次地，在测试了6次后，终于证实她的骨髓和我的完全匹配。我真是无比幸运。
可是“幸运”也只是相对而言。即使有了完全匹配的骨髓，我能被治愈的概率也只有30%。就像玩俄罗斯轮盘一样，虽然枪膛中有4发子弹而非1发，这依然是我可以幸存的最好机会。我过去还面临过更糟糕的输赢概率。
生死一瞬间
我们举家搬到西雅图，包括安的父母。我们很高兴，在我入院及出院休养的这段时期有许多人来探望我们——长大成人的儿女、我的孙儿、其他的亲戚朋友等。我深信，这些亲友给我的支持及爱心，特别是安的爱心，将会扭转劣势，让胜利站在我这一边。
你们可以猜到，我经历了不少可怕的事情。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按照医生药方的指示，于凌晨2点起床，打开12包装着白消安(busulfan，化学疗法用的药)药片的药包中的一包时，我看到包装上印着[29]：
化学治疗用药
有生物性危险
有毒性
以有生物性危险废料方式处理
一颗接着一颗，我吞下了72颗。这是会让人送命的剂量。如果我不立刻进行骨髓移植手术，这个抑制免疫系统的药就会把我毒死。就像吞了足以致命的剂量的氰化钾或砒霜后，只希望解药可以及时送到。
抑制免疫系统的药有几个直接的不良反应。吃了药后，我一直反胃想吐。我吃另一种药来克服不良反应，效果还可以，不会使不良反应加剧到让我无法做事。另一个不良反应是我的头发全掉了，加上之后体重的减轻，我的外表有如槁木死灰。但有一天我得到了极大的鼓舞。我们4岁的小儿子山姆看了我一眼，说：“爸，你发型真帅!”接着又说，“我不知道你生了什么病，可是我知道，你会好起来的。”
我原本以为，骨髓移植是很痛苦的手术。实际上，它就像输血一样，把我妹妹的骨髓设法移植到我的骨髓中。在手术过程中，有些步骤是极为难受的，但有一种对创伤的失忆症，因此，手术完成后，你就几乎把痛苦全忘了。哈金容许病患自行服用止痛药，包括吗啡的衍生物等。因此当我痛到忍不下去的时候，我就立刻服用止痛药，这使我能够忍受整个疗程。
从亲友处受益与医学进步
在治疗的末期，我身上的白、红细胞都是凯莉的。因此，我的这些细胞中的性染色体都是女性的XX型组合，而非男性的XY[30]。我全身的血液细胞和血小板都是女性的。我一直在等待凯莉的某些特殊爱好出现在我的身上，比如骑马，或者连续去看好几场纽约百老汇剧院的话剧或歌舞剧等。可是，这些爱好始终都没有出现在我的身上。
安和凯莉救了我的命。我永远感激她们对我的怜悯及爱心。从医院出来后，我需要摄入种种药物，需要人看护，包括一日数次的，从上腔或下腔静脉注射药物。安是我的“指定看护人”——日夜按处方给我服药、换绷带和药膏、测试各种生理功能(如脉搏、呼吸等)，以及给我最重要的心理支持。我终于能了解人们所说的，一个孤孤单单的病人回到家，他的存活概率要小许多。
在这段时间里，我能活下去的原因来自多年医药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些是应用方面的研究，其直接目的是医治或缓和致死疾病的病症。有些是基础研究，目的是理解生物的构造和机能——其结果可能带来始料未及的实用益处，但一般是偶然发生的重要发现。
我也从康奈尔大学的健康保险，及安加入的美国编剧协会的(适用于配偶的)健康保险中受益。编剧协会是电视剧、电影之类作家的组织。在美国有上千万的人没有医药保险。如果今日我们处于他们的处境中，我们会怎么办呢？
在我的著作中，我经常尝试着去证明，我们与其他动物有多么密切的关系，让动物受苦是多么残忍，在伦理上是多么不道德。可是，就如托马斯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说的：“如果不用动物来做医学临床方面的实验，我们就无法发展出骨髓移植的技术。我们一般先在同种的啮齿类动物上做实验，再用在育种(养育配种的)动物身上，特别是狗类。”对此，巨大的矛盾在我内心交战着。如果没有用动物做的实验，我绝不会活到今日。
就这样，我的生活重回正轨。安和我迁回我们以前居住的纽约州伊萨卡城(康奈尔大学所在地)。我完成了几个研究计划，为我的新书《魔鬼出没的世界》进行最后的校对工作。我们遇见了罗伯特·泽米吉斯(Bob Zemeckis)，他是华纳影业公司的导演，正在导演根据我的小说《超时空接触》(Contact)改编而成的电影。这部影片的脚本是安和我共同撰写的，我们也都是制片人之一。我们开始商洽一些新的电视及电影计划。我也参与了伽利略号宇宙飞船前往木星探险和木星相遇时的初期研究计划。[31]
未来不可预测
如果说这次的经历带给我什么深刻的教训，那就是，未来不可预测。就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威廉·约翰·罗杰斯先生。他在刺骨的北大西洋寒风中，开心地用铅笔写下这几句话后，却悲哀地发现，即使连近在眼前的未来都不可预测。回来后，我的头发又长出来了，我的体重恢复正常，我的红、白细胞数目也回归正常。我觉得身心都非常棒——可是另一个定期进行的血液检查，又把扬起我生命之帆的风给夺走了。
“恐怕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医生说。我的骨髓中又检查出一种迅速蔓延的新血液细胞。两天内，我们全家又回到了西雅图。现在我正在哈金的病房中写这篇文章。进行过一种新的检验后发现，这些不正常的血液细胞中缺乏一种酶，这种酶会保护它们不被普通的化学治疗药所侵——这是我以前没用过的化学治疗药。下了一剂药以后，我骨髓中就没有这些不正常的血液细胞了。为了把零散遗留的不正常血液细胞都扫除干净(这些零散遗留的细胞数目虽少，可是繁殖很快)，医生又再给了我两剂化学治疗药，并麻烦我妹妹再捐赠一些骨髓。又一次，似乎我完全治愈了。
陌生人的爱心与祝福
我们都有一种消极的倾向，就是对人类的毁灭及短视有一种认命的消极心理(认为人类是无可救药地坏)。我当然也尽了我的那一份力(我还是认为我的理由是很充分的)。可是在疾病中，我发现，和我有相同命运的患者不知欠了某个非凡的慈善团体多少生命债。
约有200万美国人登记，志愿参与全国骨髓捐赠项目(National Marrow Donor Programe)，他们都愿意受些抽骨髓的痛苦，使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受益。成千上万的人捐血给红十字会及其他捐血机关，不要任何金钱回报，连一张5美元的象征谢礼都不要，为的只是挽救一名陌生人的性命。
科学家及技术人员埋首工作多年——在成功机会渺茫的研究上下赌注，领微薄的薪俸，也没有成功的保证。他们这么做的动机很多，其中就包括希望能帮助他人、可以医治疾病，以及防止或延缓死亡。当太多的愤世嫉俗的威胁要吞噬我们时，想起这些好人好事是多么普遍的力量，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事。
在世界上最大的教堂——纽约圣约翰大教堂的复活节礼拜中，5000人为我祈祷。一名印度教的僧侣告诉我他在恒河(印度的圣河)岸边为我彻夜祈祷。北美的伊玛目告诉我他为我祈祷，愿我康复。许多基督教徒及犹太教徒都写信给我，告诉我他们为我祈祷。虽然我并不信这些，如果有上帝，他也不见得会因为这些祈祷而改变为我而设的人生路线。可是我无法用任何言语表达出我的谢意，包括许多我从未见过的人，在我生病期间给我的鼓励。
许多人问我，如果我不相信死后还有来生，我该如何面对死亡。我只能说，对我而言，这始终不是一个问题。除了“软弱的灵魂”这样的表达，我和我心目中的一位英雄深有同感。这位英雄就是爱因斯坦。他如此写道：
我无法想象有上帝，会按照人类的常规行事，去奖励或惩罚他的子民，或者上帝也有和我们类似的欲望和意志。我不能也不愿想象，一个人在肉体死亡后还有来生：让那些被恐惧或荒谬的利己主义所侵蚀的软弱灵魂，去拥抱这类想法好了。我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也满足于我能看到现有世界的神奇构造，并能献身致力于去领悟其中的一部分，即使是极小的一部分。
附笔
1年前，在写了这篇文章以后，我的生活中又发生了许多事。我从哈金出院后，我们又迁回伊萨卡。可是，数月后，我的病又发作了。这次比前几次更严重——原因也许是，在以前的治疗中，我接受过一连串的化学治疗，加上在进行骨髓移植手术前，全身被X光照射过。这些治疗及术前准备大幅削弱了我的体质。又一次，我们迁到西雅图去。我在哈金中心再次接受了充满爱心又高度专业的治疗。又一次，安表现出极伟大的爱心，鼓励我，使我精神饱满。又一次，我的妹妹凯莉慷慨捐出她的骨髓。又一次，我被慈善团体的爱心及鼓励所包围。在撰写本文的时候——也许在校对时又要更改——我的病情再好不过了。我身上所有可察觉到的骨髓细胞都是XX型的女性细胞，它们全来自我的妹妹凯莉。没有一个细胞是我自己的XY型。我的病就是来自我自己的XY型男性细胞。有些患者即使体内还残留着部分原宿主的细胞，仍能幸存几年。要一两年后我才能知道自己是否痊愈，在这之前，我只能怀抱着希望，生存下去。
写于华盛顿州西雅图
纽约州伊萨卡城
1996年10月
[1]pig in a poke，美国俚语，即未经仔细查看而购买的东西，或表示盲目赞同。
[2]挑战者(Challenger)是一艘美国航天飞机，在1986年的发射中失事，在佛罗里达上空爆炸，全体航天员殉职。美国的太空计划因而受了很大的影响，两年后，负责发射及设计的机构经过大规模的改组后，才重新开始。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发生事故，该事故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也是首例被国际核事件分级表评为第七级事件的特大事故。事故发生后有31人当场死亡，200多人受到严重的放射性辐射，之后15年内有6万~8万人死亡，13.4万人遭受各种程度的辐射疾病折磨，方圆30千米地区的11.5万多民众被迫疏散。
[3]当时南非极度主张种族分离的政权还没有下台。
[4]1988年，泛美103号航班被利比亚政府派人放炸弹炸毁，死了不少人，其中有许多孩童。作为报复，美国派飞机去炸利比亚，也死了不少人，其中也有孩童。
[5]Glasnost和perestroika是俄文，意思是开放及改革之意。作者提起这两个字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在提倡苏联实行开放改革的时候用的也是这两个字。
[6]单子是根据美国国会军事委员会列出的战役排出的。
[7]苏联关政治犯的小岛。
[8]鲁道夫·赫斯，希特勒时代的纳粹党魁，于1943年乘飞机去英国，动机不明，被英国政府扣留。战后作为战犯被审判，被英国、法国、苏联、美国的共同法庭判处无期徒刑，他94岁时(20世纪80年代)，觉得被释无望，便以电线绕颈吊死。他是共同法庭监牢中的最后一名犯人。
[9]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阿波罗和苏联联盟号宇宙飞船曾在太空中联结起来，双方的航天员可以在这两艘宇宙飞船舱中来。这是美国和苏联的第一次太空合作。
[10]和安·杜鲁扬(Ann Druyan，作者的妻子)共著，1990年4月22日第一次在《行列》周刊发表，原标题是《人工流产的问题：寻觅一个答案》。
[11]美国在1973年经最高法院裁定(罗伊诉韦德案)，不许人工流产的立法并无宪法根据，因此在法律上允许人工流产。自那时起，美国在这方面的意见变成两个极端，反对的(声称“pro-life”译为“生命至上”)，不反对的(声称“pro-choice”译“自愿至上”)，不反对和赞成有很大的区别。反对的大都是信奉宗教的人，不反对的人大都是思想自由及主张女权的人，用的口号是“自愿至上”，因为他们认为人工流产问题是当事人(妇女)个人的私事，他人不得过问。民意调查显示，反对和不反对的人各占约40%(其他人不置可否)，因此双方势力均衡，极其对立。每年到了罗伊诉韦德案的周年纪念日，“生命至上”者就到华盛顿去游行，经常组织人墙把人工流产诊所围住，不许人进入。后来美国立法，不许在诊所附近某距离内游行。有些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或宗教狂热者，还用炸弹去炸诊所或开枪打死了医生，这几乎使美国把这些反人工流产团体列为恐怖分子组织，后来所有这些团体都纷纷发表宣言反对使用暴力。现在，人工流产是美国最两极化的社会思想问题，双方都把对方看成死敌。按照统计，美国1/3的怀孕以人工流产结束。
[12]一般怀孕期是9个月，作者此处将其分为3个“三月期”。
[13]不合理地使用因果关系，将“有可能的”当作“必然的”，得到不合理的结论。
[14]最激烈的“生命至上”者包括希特勒和斯大林。他们上台后，立刻将以前合法进行过人工流产的人都判了罪。墨索里尼及无数其他暴君都做过同样的事。当然，这件事本身不能用来替“自愿至上”辩解，可是，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反对人工流产者并不见得都对人类的生命怀有责任心。
[15]新教的创立者马丁·路德连这项例外都反对：“如果她们在生育时倦了，或死了，不要紧。让她们在生产中死去，这就是为什么有女性的基因。”〔路德，《关于永生》(Vom Ebelichen Leben)， 1552。“Ebelichen”是古德文，今文是“Ewig”，“永恒”之意，“Leben”是生命。〕
[16]中国文学中至少有一个合法人工流产的例子。《西游记》中提到女儿国，国家中的人民全是女性。如果想怀孕就去喝某一处的水；如果不慎喝了水而怀孕，就可以去另一处，那处的水可以导致流产。后来这可使人流产的水源被人强占了，要拿钱去买。一时怨声载道，因为这样穷苦人就无法堕胎。后来，唐僧师徒误喝怀孕之水，强占水源的人不给唐僧师徒可以流产的水，因此孙悟空和对方大打一架，将其赶跑。这一段的寓意甚深，拿水做情欲的隐喻。也说到穷苦人家无法避孕，子女太多的痛苦。
[17]轻罪(misdemeanor)是美国法律用语，指可以以罚金代替坐牢的轻罪，如当众喧哗等不伤人的或对财产的损害小于某一价值的行为等。
[18]“Two wrongs don't make a right.”即一方做错了事，另一方不能也做同样的错事来调和。这是美国反对死刑的最大口号，如果一个人杀了人，国家将其处死，总的来说就杀了两个人，而这对第一个被谋杀的人一点好处都没有。可是表面上看来这话有理，可是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处死谋杀者不是为了被谋者的利益，而是要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19]米兰达权利(Miranda rights)，美国警察抓到疑犯，要扣押时，要先把他可以不说话的权利念一遍给他听。如果不念，就不能判他有罪。内容如下：“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在法庭上作为指控你的不利证据。”
[20]和安·杜鲁扬共著。入选本书时稍有更改以符合当下的局势。
[21]葛底斯堡战役于1863年7月发生，是美国内战中最剧烈也具最决定性的一场主力战。战役结束后，美国各地决定在此地举行纪念追悼会，追悼南北军战死者。当时，林肯总统刚好经过此处，主办追悼会的人出于礼貌，邀请林肯总统演讲，但由于事先已经邀请了另一名雄辩家演讲，因此林肯总统尽量缩短了演讲时间。林肯总统准备了3分钟的演讲词。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记得这名雄辩家是谁，他说了什么，可是林肯总统在3分钟的演讲中，精要地阐明了美国民主自由平等的要旨，这篇演讲稿是美国中小学生必读的文章。葛底斯堡演说成为美国前总统林肯最著名的演说，也是美国历史上为人引用最多之演说。
[22]她是唯一直接死于战争的平民，她的房屋现在成为博物馆和旅游景点，称为珍妮·韦德故居。
[23]希腊古叙拉古(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东部)有位僭主狄奥尼修斯二世(Dionysius)。达摩克利斯(Damocles)是他的谄臣，常常向狄奥尼修斯二世进献美言，说狄奥尼修斯二世有多幸福。有一日，狄奥尼修斯二世宴请达摩克利斯，正在欢饮丰食时，达摩克利斯朝天花板看去，只见一支利剑被一丝头发系在天花板上，正悬在他的头上，因而大惊失色，颤抖不已。达摩克利斯大笑，说做国王的天天就提心吊胆为自己的生命发愁。以后就用达摩克利斯之剑来比喻幸福中隐藏的危险。
[24]作者指的是最近美国在救济金政策上面的重大改革。以前只要是贫困的人就可以申请救济金，结果造成了一批不肯做事的寄生虫，大部分都是单身母亲(被丈夫遗弃，或未婚生子，或少女怀孕等)。这些人的后代往往沿袭母亲的生活方式，一代一代地继续领取救济金，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最近，美国立法者修改了救济金法令，除了残障等特殊情形外，一人一生中最多只能领5年救济金。可是在立法初期，有许多没考虑到的地方，把该由政府救济的人(如天生残障，或大脑功能有问题的人)也排除在外。作者说的安全网指的就是对这类人的救济。
[25]爱默生(1803—1882)，美国著名散文家、诗人。他一生主张接触自然。在美国成名的中国作者林语堂认为爱默生的思想和老子的很相近。这几句铭词就带了老庄哲学的意味。
[26]指的就是美国式的民主。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在这方面发表的意见最多，也最精练、最有煽动力，主张政府对人民的过问越少越好，这是美国民主的精神。提到民主，不免要引用他的话，因此美国的民主也有时称为杰斐逊式民主。不过，美国史学家认为他不是言行一致的人。例如，他一生都拥有黑人奴隶，死后立下遗嘱把黑奴传给后代。美国国父华盛顿虽然也曾拥有奴隶，可是他在遗嘱中明确表示：在他死后，他拥有的全部奴隶都将获得自由。
[27]澳大利亚的哲学家约翰·派斯摩尔(John Passmore)写了一本书，《人对自然界的责任：生态问题和西方传统》(Man's Responsibility for Nature: Ecological Problems and Western Traditions)。在这本书中，他简述了从创教的早期时代，到宗教改革时代(马丁·路德创立新教之时)的基督教对女性的传统观点。他的结论是：“对女性用Kinder、Kuche，及Kircher的观点不是希特勒的发明，而是一个典型的基督教口号。”托马斯·杰斐逊的教诲是，如果人民没有受过教育，民主是不实用的。杰斐逊认为，不论对人民有多大保证的宪法或者不成文法，对一个权大、势大、财大的，或寡廉鲜耻的人来说，都有一种引诱力去破坏为人民及属于人民的政府的理想。对付这个问题的药方，就是支持表达不为人所喜爱的反对言论、普及教育、独立的实质辩论、全体能独立思考，及对权威者的话抱持怀疑态度——这些都是科学方法的核心。
[28]哈金森的简称，是双关语，“Hutch”的字意是关小动物的笼子。
[29]癌症的基本治疗原理从一开始到现在几乎没有变过。除了通过手术切除癌细胞，主要的治疗方法是“以毒攻毒”。用癌细胞较敏感的毒药(包括辐射)杀死癌细胞，用量要很精准仔细，分量要大到可以杀死癌细胞，又小到不会杀死人。
[30]决定性别有两种染色体，X和Y。男性的性染色体是XY型(X加上Y)，女性的是XX(X加上X)。儿女们的性染色体来自父母。男的及女的性染色体结合在一起有四种可能：XX(女)、XY(男)、XX(女)、XY(男)，因此生男或生女的百分比是百分之五十。从科学观点来看，决定儿女性别的基因来自男人的**，而非女性的卵子。以前中国夫妇生不出男性后代，往往归罪于女方；从科学上来说这是不对的。
[31]伽利略号宇宙飞船1989年自地球发射，绕太阳3圈，利用金星及地球的重力使其加速后，飞往木星。4年后，到了木星附近，再利用木星及其卫星的重力使其减速，之后发出一艘自杀性的子船进入木星的大气，探测木星大气的构造。于2003年9月21日坠毁于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