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我身體很不舒服，吞服一些阿司匹林，下樓到紅焰餐廳喝了很多咖啡，感覺略微好了些。我的手微微顫抖，胃裏不停地翻江倒海，想要嘔吐。
我真想喝上一杯。可想歸想，我知道不能再喝了。我有事要做，有地方要去，有人要見，隻得被迫喝咖啡。
在第六十街郵局，我買下一張一千美元的匯票和一張四十五美元的匯票，在信封上寫好地址，把兩張匯票都寄給安妮塔。然後，我拐過街角，走到第九大道的聖保羅大教堂。我一定在教堂裏坐了十五到二十分鍾，什麽都沒有特別去想。出門前，我在聖安東尼塑像前停下，為不在的朋友點上幾支蠟燭。一支點給波西亞·卡爾，另一支點給愛斯特麗塔·裏維埃拉，還有幾支點給另外幾個人。我把五張五十美元大鈔投進濟貧箱的槽口裏，走出教堂，步入寒冷的晨霧中。
我和教堂保持著一種奇怪的關係，我自己也不能完全理解。這種關係開始於我搬到第五十七街，住旅館後不久。我開始花時間在教堂裏流連，開始點蠟燭，進而發展到開始奉獻什一稅。最後一點是最奇怪的部分。我從賺到的錢中拿出十分之一，捐給自己收到錢後碰巧作短暫逗留的第一座教堂。我不清楚教會用捐款做什麽。他們可能會把一半的錢花在讓快樂的異教徒皈依上，用剩下的一半為神職人員購買大轎車。但我一直把錢給他們，並一直想不通為什麽。
天主教得到了我奉獻的大部分錢。他們的工作時間很長，教堂通常是開放的。否則，我是不分教派的，要多普世有多普世。布羅德菲爾德付給我的第一筆款項，有十分之一到了波西亞·卡爾家附近聖公會所屬的聖巴塞洛繆教堂。現在，布羅德菲爾德支付的第二筆款項有十分之一到了聖保羅教堂。
天知道為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