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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走在街上的黑人，”海斯巴契醫生站在驚奇酒吧裏，對身旁的人說，“讓我想到了你，伍爾摩先生。”
海斯巴契醫生向來如此，雖然兩人交情已有十五年，他還是不忘加上“先生”二字——這份友情進行得戒慎緩穩、字斟句酌，一如他所下的病情診斷。或許要等到站在伍爾摩臨終的病床邊搜尋著他愈見衰弱的脈搏時，海斯巴契醫生才會改口叫他一聲“吉姆”。
那黑人瞎了一隻眼，兩腿一長一短；戴著舊式氈帽，透過襤褸的襯衫肋骨曆曆可見，有如一艘報廢的老船。一月的暖陽照耀，他在紅黃交錯的廊柱外沿著人行道邊緣行走，邊走邊數著自己的腳步。當他走過驚奇酒吧轉往瓦杜德街時，正數到“一千三百六十九”。他走得很慢，好讓自己有足夠的時間吐出這麽長的數字——“一千三百七十”。他是國家廣場的熟麵孔，經常出沒在這一帶，偶爾會放下那長串的數字，向遊客兜售春宮畫，之後又回到剛才的數字，繼續往下數。當一天終了，他就像一個搭乘大西洋渡輪的精力充沛的遊客，清清楚楚知道自己這一天總共走了多少路。
“你是說喬伊？”伍爾摩問，“我一點也看不出他哪裏像我——當然，跛腳除外。”
但他還是本能地朝著那麵標示有“熱帶Cerveza[1]”的鏡子覷了自己一眼，仿佛他走在老鎮的街道上也是那麽無力頹敗。可是從鏡子裏回望著他的那張麵容，除了因為蒙上碼頭吹來的沙塵而略帶蒼白外，其他還是一樣：四十來歲，細紋密布，滿麵愁容。他比海斯巴契醫生年輕得多，但陌生人看到這張臉鐵定覺得它撐不了多久——暗沉已經進駐，那股憂容連鎮靜劑都撫平不了。黑人蹣跚著走出他們的視線，彎進帕薩奧街的拐角。這一天來來往往的盡是擦鞋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