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动员了无处不在的纳粹党街区和牢房领导人，并敦促他们定期探访家庭，不仅是为了狭义上的监督，而且是为了帮助被炸毁的人，安慰寡妇、受伤的士兵等。随着前线局势的不断恶化，柏林下令在国内前线实施更彻底的恐怖行动。例如1945年2月15日，德国司法部设立了新的军事简易法庭，向任何可能危及士气的人施以严厉的惩罚，例如“掠夺”。3月9日，当局建立了新的“军事飞行法庭”，使得执行死刑的速度甚至更快。其中一次判处了50多人死刑。在美军抵达梅因州泽林根(Zellingen am Main)的前几天，将一名备受尊敬的当地男子吊死在家门口。在其他地方，受害者包括那些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生命或财产损失而胆敢试图弃城的人。另一个失败的公共象征是因被指控玩忽职守而被处以绞刑的士兵或纳粹党魁。4月，希姆莱甚至命令国防军，任何人胆敢出示白旗或床单，即当场射杀其家中的所有男子，并烧毁他们的家。
我们可以在战争结束时重建这些日常的生死故事，特别是德国人对德国人的恐怖活动——主要是利用1945年后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进行的许多审判所收集的证据。阿姆斯特丹国家社会主义犯罪研究基金会在其第63卷丛书《德国关于国家社会主义杀人罪的审判判决》中公布了无数此类案件。在我的书《支持希特勒：纳粹德国的同意和胁迫》中，我使用了其中一些材料来展示人们是如何经历越来越反复无常的恐怖的。如果说在和平的6年里，警察主要针对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社会局外人和犹太人，那么在最后的6个月里，没有人是完全安全的，无数的地方官员遭到了恶毒的打击。
平民对战争失败的反应多种多样。例如，在德国西部，1945年3月下旬，锡耶堡(Siegburg)的妇女在市政厅前示威，要求军队放下武器。随后，在一些小镇如奥切森福特(Ochsenfurt)，以及第二个月在温德斯海姆(Windsheim)和热罗则芬(Gerolzhofen)，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在特洛辛(Trossingen)，当地纳粹党魁走得更远，拒绝建立“人民共同体”，或执行希特勒的尼禄命令，该做法意味着他们将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前程。相反，一方面，他们和其他人一起，与德国和法国军方谈判和平移交该镇；另一方面，在不远处的海德堡，妇女和女孩、男孩、老人及医院的病人甚至拿起武器对抗西方侵略者。
在民主德国，斗争更加令人绝望和严酷，最迫切的动机是尽一切可能阻止红军及其强奸、抢劫、掠夺等行为。在这里，军人、党卫军、纳粹党、人民冲锋队或地方行政人员自己组成法官、陪审团和执行官，他们不仅随意枪杀或绞死明显的敌人，如逃犯，也用同样的手段对付自己的人民，而且只因最轻微的理由。例如，1945年4月，在德累斯顿以东的一个村庄被波兰军队短暂占领时，一名德国人曾担任翻译。波兰人撤退后，人们返回，把他当作一个想当然的“叛徒”，然后，党卫军处决了他。与此同时，在柏林，平民们将另一名翻译宣布为“间谍”，并以同样方式对待他。
以下是最近公布的战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进行审判的几个例子。在第一个审判中，我们看到1944年底和1945年初全国各地集中营囚犯和战俘迁徙的一些细节。其中几个在1945年4月的头几天通过了弗兰肯汉(Frankenhain)。一个战后法庭听到说，当任何一个不幸的人试图逃跑时，党卫军看守就向他们开枪，尽管有些人逃走了。一名当地男子，一名33岁的工人和自豪的南非人发现，其中5名(男性)穿着泄露(他们身份的)营地服装。他得到了另一个南非成员的帮助，一起把5个筋疲力尽的逃犯放在一辆马车上，把他们带到一条河边，一枪打死一个。这一地区的另一个例证是1945年2月，臭名昭著的党卫军奥托·斯科尔泽尼(Otto Skorzeny)领导的一个“飞行法庭”在奥德河畔的施威德(Schwedt)镇上聚集，至少10名国防军成员因拒绝战斗而被枪杀或绞死。“法庭”还在眨眼间决定处决克尼斯伯格(Neumark)市长，他显然是在没有允许离城的合法证件的情况下出现在了施韦德。斯科尔泽尼希望当地(年老的)警察执行这项任务，并提供一场“教育”，这意味着一场蓄意制造的可怕的公开绞刑。一名路过的士兵在日记中指出，除了市长外，他们还处决了一名负责克尼斯伯格机场的空军将领——被控没有保卫它。同样的命运降临在4名士兵身上，他们的尸体都要在原地吊上好几天。这些情景发生在民主德国，尽管随着文明纽带的瓦解，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这些战后的司法案件揭示了似乎无限多样的谋杀和混乱，许多事件都出乎人们的想象，因为残余的宗教教义和社会风俗崩塌了。
最后一个来自东部的案例是自杀。这在党内的知名人士中很普遍，但在外省份，普通民众也不乏自杀的。于是，1945年5月初，在威斯玛(Wismar)正南的施韦林(Schwerin)的一个小村庄，一个有4个孩子和两位祖父母的家庭因不想落入即将到来的红军手中而决定自杀。男人们把他们的亲人带到附近一个湖边，不顾孩子们的反抗，溺死了他们，之后这些人却最终决定不自杀了。回到村子里，他们把失踪家庭成员的遭遇归咎于苏联军队。几年后警察才清算这些罪犯。
平民自杀率几乎不可能计算，尽管最触目惊心的集体自杀场景发生在东部，特别是在德明(Demmin)——今天的梅克伦堡-沃波默恩(Mecklenburg-Vorpommern)的一个小镇。那里有多达900人甚至更多的人，特别是妇女，在1945年4月30日一路劫掠的红军到来之前或之后不久自杀。事实上，苏德前线的其他几十个地方也记录了类似的大规模自杀事件，每起自杀都夺去数百人的生命。如同是在一种大规模的流行病中，处于一种“情感的狂热”中，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杀。有些人只是绝望或猜测斯大林的军队很快就会控制他们的城市或城镇；特别是妇女不能再面对强奸的灾难，而像玛格达·戈培尔(Magda Goebbels)这样与丈夫住在柏林地堡里的人说，她不想生活在一个没有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1949年的一本关于“数字柏林”的手册将首都柏林在战争后期的自杀人数定为7057人，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数字太小了。苏联人一到，所有的平民都得自食其力，因为红军士兵出于报复和其他各种动机，对妇女犯下了难以言喻的暴行。想要了解更多的人，应该从那时最令人悲惨的一份文件开始——由柏林一位匿名人士写的：《柏林的一个女人》(A Woman in Berlin)。
战争的不可估量性
即使在看似不可逆转的战争浪潮中，希特勒也开始相信某种奇迹。比如他的一个主要敌人的死亡或敌人同盟的解体，就像普鲁士有名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大帝(1712—1786)时期，七年战争期间所发生的那样。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突然去世，阿尔伯特·斯佩尔后来报道了希特勒的欢欣，病态的元首给他看了一张剪报：“给你，读吧!”他接着说：“你从不相信，但它就在这里。”他结结巴巴地说，“有我一直预言的奇迹出现了。谁是对的？战争没有失败。读吧!罗斯福死了!”戈培尔，甚至一些顽固的将军都相信，正如沙皇伊丽莎白(Tsarina Elisabeth)的去世拯救了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the Great)一样，现在命运终究会拯救他们这一方。
地堡里一名稍微更可信的目击者对这件事的记忆似乎有所不同。空军副官尼古拉斯·冯·贝洛回忆说，当戈培尔对罗斯福死亡的消息喜出望外时，希特勒没有表现出很大的乐观，而是更加冷静，虽然他没有否认“他的死可能会对我们产生政治影响”。尽管如此，他们对老敌人命运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然而，即使是他们转瞬即逝的希望，也表明希特勒不想失败，更不用说他是有意的，或者说是他“精心策划”要失败的。维也纳很快沦陷，就在鲁尔战事爆发不久，不到一周，红军就开始了对柏林的最后进攻，在那里，他们继续面临激烈的反抗。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希特勒和他的行动所奉的使命。尽管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绝大多数人怀着不同程度的热情接受了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而且他们一直这样直至战争年代。在同样的程度上，许多人都有为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雄心壮志，为了建立一个基于种族的“人民共同体”，许多人准备好接受排斥不受欢迎或鄙视的社会局外人的做法。至少，他们赞同把犹太人“赶出去”，有些人冲进来收拾犹太人走后留下的战利品。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可能是正确的，他认为当局表现出“对民众支持种族灭绝的程度感到不安”，尽管希特勒和戈培尔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说到他们想做什么，但没有说明具体细节。当然，大屠杀不仅仅是关于德国的行为，因为反犹太人十字军在欧洲各地发现了大量的热心合作者，特别是在东方，那里发生了大部分屠杀案。
在最后的几个月里，希特勒偶尔为“配不上”的国家大发雷霆，他用达尔文主义的社会术语谴责他们的命运活该。然而，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回忆这位领导人一生对德国一切事物的英勇追求，或是瞥一眼20世纪30年代的节日里，在狂热的人群中，这位耀眼的元首的照片。这些照片传达了一种压倒性的印象——一种热爱的关系，在最后变得不堪。如果说希特勒不是德国国家主义者，未免太夸张，因为从他年轻的时候起，这位未来的领导人就满怀**地相信泛日耳曼统一，而且他坚持这种信念一直到他的末日。
进入1945年4月和5月，德国境内相对较少的人将失败视为不可避免，因为在通往终点途中的每一个阶段，在军队、纳粹党、党卫军中，或是民间志愿者中，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把事情拼凑在一起。他们的情绪(受刺激)无疑是黑暗的，尽管他们的态度是要继续下去的。他们不顾失败或仓促撤退，不管轰炸和破坏有多严重。一些平民和士兵是出于对报应的恐惧，担心红军发誓要报复，对盟军轰炸的仇恨，或是因为纳粹政权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公然实行恐怖统治。一些人投降了，挥舞着白旗，还有一些军队扔掉了武器，这也是事实。这和匈牙利最后的情况没什么两样，整个党卫军装甲部队没有战斗就投降了。然而，如果低估了德国坚持自我牺牲精神的大量证据——无论是以事业的名义，为了国家、为了家乡，还是为了对当前敌人“做正确的事”，那都将是错误的。
4月16日，苏联开始了对柏林的最后进攻，在人数和武器上都远远落后的情况下，苏联派出了大约150万人的军队。统帅朱可夫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都反复坚持需要尽快到达首都，以颠覆西方盟国可疑的阴谋——某些盟军部队抢劫红军的胜利。因此，苏联军队为了尽快占领柏林，再一次造成了不必要的大量伤亡，单从4月16日算起，根据苏俄的消息来源，造成红军伤亡352 475人，其中有78 291人丧生。
阿道夫·希特勒，现在过早衰老，身体虚弱，只能躲在柏林地堡里，向他最后的军事会议保证，如果他们能坚持住，英国人和美国人可能会看到，只有在德国的帮助下，他们才能抵御苏联的威胁。4月25日，希特勒在与戈培尔的谈话中坚称，或者，如果斯大林看到西方国家对柏林激烈防御的反应，他可能会意识到他不会得到他想要的欧洲，因此可能会试图与德国人达成协议。这两个人还相信某一方会真的同意对话吗？海因里希·希姆莱自1945年2月以来一直试图与西方盟国展开谈判，直到他最终提出保证投降。4月29日，当希特勒听说英国广播公司广播了希姆莱这些尝试的消息时，他立即将曾经的“忠诚的海因里希”逐出政党和所有国家机关。此前几天，当听到戈林在贝赫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的一个遥远的山中栖所，企图抢夺德国领导人宝座时，他对戈林做了同样的事情。
事实上，许多纳粹高层企图逃跑，有的被抓获，如希姆莱和戈林，被抓后自杀。其他高级官员预料或效仿希特勒的自杀，41个政党地方长官中有8个，47个党卫军和警察高级领导人中有7个，以及军队中大约十分之一的将军都这样做了。
4月份，当美国第一军的士兵在托尔高(Torgau)附近的易北河岸边与红军乌克兰第一军的成员会面时，纳粹高层对他们事业的信念烟消云散。军队非但没有像希特勒和其他人所希望的那样双方战斗起来，反而像有着共同事业的同志们一样庆祝。4天后，为了在最后一次绝望的斗争中找到意义，他递了一个口信给鲍曼：“由于我们士兵的牺牲和我本人与他们之间至死不渝的亲密关系，这颗种子有朝一日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德国历史上发芽，并带来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光荣复兴，从而实现真正的民族共同体。”这样的话对当时的大多数德国士兵来说意义不大，对4月30日接近希特勒柏林总部的红军来说更是毫无意义。那一天，在15点20分到15点25分之间，他和新妻子伊娃·布劳恩(Eva Braun)回到他的办公室，自杀了。24小时后，戈培尔和他的妻子玛格达(Magda)毒死了他们的6个孩子，然后自杀。
希特勒在1945年4月29日凌晨4时写下的简短的《政治遗嘱》(以下简称《遗嘱》)中，两次重申，他没想在1939年与英法开战，也没想在1941年与美国开战。他在1939年波兰冲突爆发后3天就提出了一项协议，他声称这项协议失败是因为“英国政界的领导阶层”，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国际犹太人组织的宣传”。《遗嘱》再次陈述了他臭名昭著的“预言”：如果“犹太人”发动另一场世界大战，将会发生什么。他说，与1914年至1918年战后不同，这次“真正的罪犯”将不得不“为这一罪行赎罪”。《遗嘱》的最后两行写道：“我首先责成国家领导人和他们手下的人严格遵守种族法，无情地反对犹太人。”
即便在希特勒死后，与德国和解也变成一件复杂的事情。东西方的利益冲突和野心为欧洲的大结局增添了色彩，并导致了两次签约仪式。在第一次仪式上，武装部队高级司令部作战参谋长乔迪(Jodi)上校于5月7日凌晨2点41分在法国兰斯(Reims)与四个盟国的代表签署了军事投降书。停火将于次日23点01分生效。5月8日，当未经授权的新闻泄密披露这一消息时，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领导人选择宣布胜利，因此，全球各地的民众都疯狂庆祝，而苏联没有这样。
斯大林为有次要成员参与这一仪式感到愤怒，他还声称，该文件只是“投降的初步协议”。事实上，苏联代表是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苏斯洛帕罗夫(Ivan Alexeyevich Susloparov)将军，他只是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红军联络官，而美国将军沃尔特·贝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代表艾森豪威尔将军与法国证人弗朗索瓦·塞维兹(Frangois Sevez)少将签署了协议。
这位苏联领导人要求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一个更正式的仪式，战败国家的最高军事人物和自己的指挥官出席仪式。这将是历史上一个不可磨灭的标记事件，展示苏联作为德国战败的主导力量的合法地位。因此，5月8日，艾森豪威尔的副手亚瑟·泰德(Arthur Tedder)爵士率领的3名西方盟国代表会晤，会晤地点在卡尔肖斯特(Karlshorst)——朱可夫元帅位于柏林的总部。很快，3位德国武装部队领导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由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司令凯特尔元帅率领，他从遥远的弗莱恩斯堡(Flensburg)飞来北方，那里是德尼茨(D?nitz)上将领导下的德国政府的所在地。那个纸面政权一直似有似无，直到5月23日不光彩地向盟军投降。
西方不确定该如何报道柏林发生的这些重要事件。尽管如此，《纽约时报》以及朱可夫和其他在场人员〔如美国将军约翰·R.迪恩(John R. Deane)〕的报道一致认为，在苏俄对文本的谨慎造成一些延误之后，5月9日午夜过后不久，3名德国军官进入大厅，这一程序终于开始。
证人和参与者相继“签约”，从凯特尔的第一个签名开始(从0点15分到0点28分)。这份文件有9份，俄文、英文和德文各3份。除了凯特尔，其他德国签署者有空军的斯顿普夫(Stumpff)上校和海军的冯·弗里德堡(von Friedeburg)上将，他们代表德国国防军最高司令部签署了协议。朱可夫元帅代表红军最高统帅与空军元帅特德(Tedder)代表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签署协议。最后，美国的卡尔·安德鲁·斯帕茨(Carl Andrew Spaatz)将军和法国的拉特尔·德·塔西尼(Lattre de Tassigny)将军作为证人加上了他们的签名。
这位法国将军对整个议程做了精细的记录。当他们结束时，他清楚地注意到，“凯特尔站起来，用指挥棒敬礼”——不为胜利者认可的一种礼节——然后带着他的随从离开了。那是5月9日0点45分。朱可夫元帅的说法是，仪式在0点43分结束。无论斯大林的意图如何，5月9日成为俄罗斯每年庆祝的“胜利日”，直到今天。
一些历史学家坚持认为第三帝国是“自毁”的。著名的德国军事专家伯恩特·韦格纳(Bernt Wegner)甚至认为希特勒“策划”了这场1942年起他就知道的正降临的失败——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这一争论将继续下去，尽管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和美国庆祝胜利之后，1945年4月下旬在托尔高会晤时，仍有数千名德国人在挣扎。事实上，就在沿路，国防军、党卫军、纳粹党、地方政府的成员，以及自愿行动的平民，仍在杀害逃犯、外国工人，以及国防军的逃兵，以便继续战斗或阻止任何溃败的迹象。战争的结束，与其说是德国自毁的结果，不如说是世界上得以留存的大国们的决心和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为了终结第三帝国并摧毁其形成思想，毅然决然地与之战斗，付出了鲜血及经济上的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