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贝克(Hermann Beck)
1933年1月30日星期一上午11时30分，希特勒成为兴登堡总统内阁的德国总理。与其前任不同的是，这是一个由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保守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自1930年3月以来，围绕在年迈的总统保罗·冯·兴登堡(出生于1847年10月)身边的一小群顾问一直在议会的微弱支持下，通过他们选定的人选来管理共和国。然而，根据1932年11月6日的选举，有超过40%的代表支持希特勒的联合政府。在该政府的10名成员中，只有3名成员属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其中希特勒担任总理，威廉·弗里克担任帝国内务部长，赫尔曼·戈林担任议会议长和普鲁士内政部长。其他成员包括德国国家领导人阿尔弗雷德·胡根堡、退伍军人组织钢盔队负责人弗朗兹·塞尔德(Franz Seldte)，以及无党派背景的保守派人士，如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拉特和财政部长卢茨·史威林·冯·克罗西格克伯爵，两人都曾在前几届政府任职。这不仅表明内阁中保守力量的连续性，而且也说明3名纳粹成员力量的相对薄弱；而希特勒只能在总统充分信任的副总理弗朗兹·冯·帕彭在场的情况下才与兴登堡进行磋商的事实，则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在德国保守派看来，他们能够利用国家社会主义群众运动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这一看法在国外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2月的头几个星期里，人们并未立即产生不祥的预感。战后精力充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Germany Social Democracy)领导人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这位当时37岁前程似锦的议员，在2月初以嘲讽的口气对希特勒的角色评价道：“以前他是一名装潢师，现在他是一件装饰品。内阁有他的名字，但幕后的实权派是阿尔弗雷德·胡根堡。希特勒能说话，但阿尔弗雷德·胡根堡会行动。”社会民主党报纸《前进报》(Vorwards)以同样的论调刊登了一幅漫画，画中的希特勒热切而专注地驾驶着一辆汽车，却不知道后座的帕彭和胡根堡正在用第二个方向盘操控着汽车行驶的方向。
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减轻迫在眉睫的危机感，并将一些担忧引向其保守党盟友，而这些担忧本来可以使人们更加敏锐地对付纳粹的威胁。纳粹和保守党之间的关系并不好，甚至在内阁宣誓就职之前，希特勒坚持要进行新的选举，因此引发了他和胡根堡之间激烈的争论。但当胡根堡发现这一点时已经为时过晚，因为帕彭担心如果胡根堡拒绝接受新选举，联合协议可能会破裂，因此他谨慎地对胡根堡隐瞒了希特勒有可能会掀起轩然大波的选举要求，但帕彭的担心是正确的。这位德国国家领导人担心，在政府的支持下，国家社会主义的力量将进一步增强。两党领导人之间的争论确实增加了联合会谈在最后一刻失败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希特勒保证选举结果不会改变内阁的组成、胡根堡仍然固执己见的情况下。直到兴登堡的工作班子负责人奥托·迈斯纳(Otto Meissner)突然闯入内阁会议，痛斥内阁成员说让帝国总统久等是不合适的，当时是上午11点15分，仪式原定于上午11点举行的，胡根堡才最终让步了。希特勒取得了第一次重大胜利。然而，1月30日上午发生的事情仅仅是权力的转移，真正夺取权力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它将发生在1933年1月30日至1934年8月1日之间的18个月内，到那时，帝国总理的职位与总统的职位合二为一，集于希特勒一身。一天之后，即1934年8月2日，久病不愈的兴登堡与世长辞。
独裁开始成形
1933年2月头几天的平静只是一种假象。尽管最初的政治暴力并未超过前三年的水平，但希特勒明确表示，他的政府代表着一个激进的全新开始。2月1日，在他领导的政府第一次发布的公告中，他指责魏玛共和国政府完全不善于管理，破坏了国家团结。用他的话说是让国家四分五裂，陷入了“一团自私自利的政治观点、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对抗”的混乱之中。他现在发誓要恢复失去的民族团结。在2月10日柏林体育场举行的选举动员活动开幕词中，他首先谈到了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将在1933年成为纳粹宣传的主旨——他倡导的运动延续了德国过去的伟大遗产：“我知道，如果今天坟墓打开，过去那些曾经为德国战斗、受苦和牺牲的伟大的智者，将起死回生，加入我们的行列。”这些旨在感动全国的讲话，都是经过精心编排的，由新的媒体无线电收音机(魏玛政府没有好好利用过这些媒体)进行传播，经过约瑟夫·戈培尔的频频介绍，他成功地传递了一种令人振奋、焕然一新的气氛。
尽管纳粹党头几个星期的步伐受到了限制，但削弱反对派力量的必要手段已经到位。2月4日，公开会议通过了《保护德国人民法令》允许取缔报纸和解散“滥用或蔑视国家主要官员所属的部门、机构和机关”的规定，助长了对新闻和集会自由的侵犯。该法令甚至对“预防性拘留”做出了规定，并为取缔倾向于批评新政府的措施和方法的报纸提供了便利。尽管对报纸的禁令常常会在接到法院禁令后就被解除，但在经济不稳定的时期，即使是暂时的中止也可能导致其破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法令是由希特勒的前任起草的，他们曾希望由此更好地控制即将到来的内战。
自1932年7月20日帕彭政变以来，一直由第三帝国(the Reich)管理的普鲁士曾经是魏玛民主的大本营，社会民主党、中间派和自由左翼德国民主党在整个共和国时期掌管政府，但现在成为纳粹主义大肆扩张的一个州。赫尔曼·戈林首先担任内政部长，而后在4月2日之后担任州长。自1871年以来，普鲁士一直是德国最重要的州。虽然由于《凡尔赛条约》在西里西亚和上西里西亚的领土损失削弱了它的影响力，但它仍然占德国领土的62.5%；而且根据1933年的人口普查，其人口占德国人口的61.2%。2月7日，戈林用毫不含糊的语言指示普鲁士警察与全国性组织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队建立密切关系，对他们的罪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时大力反击左翼的行动，并恢复自由地使用火器。5天后，戈林将5万名冲锋队员和钢盔队员纳入警察部队，作为“辅助警察”，手枪和橡胶警棍配备齐全，这成为一个引领潮流的举措，德国其他各州快速仿效，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在1933年冬季和1934年春季为推进纳粹接管而采取的所有实际措施中，让冲锋队暴徒穿上警服是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后来，在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之后，辅警部队1933年8月在普鲁士逐渐解散，而其在巴伐利亚的解散，则到1934年春才完成。
对普鲁士政府的清洗，特别是针对最高级别的州(provincial)层面和地区层面的管理者的清洗，在帕彭担任总理期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的受害者主要是社会民主党人。现在戈林继续将其他民主党的官员赶下台，仅在1933年2月，就有十几名普鲁士大城市的警察局长和其他高级官员被迫退休，由与新政府关系密切的专家接替。这与1932年帕彭接管后的早期清洗一起，使得普鲁士的行政结构在面对3月和4月间纳粹采取的措施时，毫无招架之力。
关于“保护人民和国家”这一具有决定性的法令，是在1933年2月27日至28日晚上国会大厦发生火灾之后颁布的。不管谁最终要对这场大火负责，它都为希特勒政府提供了一个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可接受的借口，也提供了一个建立独裁政权的手段。现在大众普遍认为是荷兰共产党马里努斯·范德·卢贝(Marinus van der Lubbe)干的，而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大家普遍认为是纳粹自己干的。《国会纵火案裁决令》为镇压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确立“保护性拘留”、集中营以及暂停基本公民权利和自由等措施提供了法律基础。从那时开始，信件可以被打开，电话交谈可以被监听，会议可以被解散，嫌疑人可以未经审讯就被拘留。该法令可以对企图暗杀政府成员、在公共建筑纵火、煽动“严重骚乱”和武装抵抗该法令的人处以死刑或长期监禁。它还授权帝国政府接管那些未能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的德国各州的权力。没有任何指导方针规定如何实施该法律，第三帝国这一未得到承认的基本法在其整个存续期间一直有效，并赋予了当局在处理或捏造嫌疑人时想要的一切自由空间。
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即将到来的政变企图，此时已经甚嚣尘上，因为二者已经被纳粹和保守党人煽动到狂热的极点，他们中的许多人真心相信他们不断唤起的共产主义幽灵真真切切地存在。1933年2月28日上午，戈林告诉内阁，共产党人打算“组建恐怖小组，放火焚烧公共建筑，在公共厨房下毒……绑架内阁部长和其他知名人士的妻子和孩子作为人质”。3月1日，副总理弗朗兹·冯·帕彭对慕尼黑大主教福哈伯主教(Cardinal Faulhaber)说，共产党革命者的意图是“消耗人民的体力，同时在100个地方放火，烧毁农田，毁坏铁轨，抓走上学路上官员的孩子，在罢工时把他们当作盾牌，在食物中下毒，私闯民宅，射杀门卫和服务员”。红衣大主教把这些写下来并信以为真。
因为这一切发生在选举前的五天，人们普遍认为共产主义真的带来了威胁，而纳粹这种看似有效的应对威胁的措施，极大地增强了公众对国家社会主义及其处理国家所面临问题的能力与信心。国会纵火案引起的德国政治氛围的巨大变化，再加上对民主党政客的残酷骚扰，促成了纳粹选票的显著增加。
在1933年3月5日的选举中，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获得1727.7万张选票(占43.9%)，比1932年11月的选举结果增加了554万张选票。选民投票率从80.6%上升到88.8%，增加了390万张选票。在3月7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希特勒认为3月5日的投票结果是一场“革命”。鉴于他的政党在1932年的4次全国选举中从未获得超过37.3%的选票，甚至在7月31日至11月6日期间从37.3%下降到33.1%，他现在确实有理由感到心满意足了。不过在3965.4万张选票中，有56%投给了非纳粹党，地区差异仍然很大。例如在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部分地区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纳粹党得票率远远超过50%，而在柏林、科隆和亚琛周围的天主教地区以及威斯特伐利亚部分地区，其得票率仅为33%。在总共647名当选代表中，纳粹有288人(43.9%)，共产党有81人(12.3%)，社会民主党几乎保持不变，有120人(18.3%)，天主教中央党及其较为保守的巴伐利亚分支巴伐利亚人民党(Bavarian People Party)分别有74人(11.2%)和18人(2.7%)。而早就被边缘化的自由党，总共才获得不到80万张选票。
选举明显使纳粹党的力量超越了其保守派盟友，后者拥有略高于300万张选票，占总数的8%，勉强维持之前的成绩。因此相对而言，德国国家人民党的重要性降低了。充满生机、充满活力、能量四射的纳粹党似乎完全有理由宣称自己拥有未来。到3月底，地方国家人民党领导人已经考虑与该党更成功的联盟伙伴合并。这次选举带来了另一个明显的优势，由于共产党被取缔，其81名民选代表要么藏起来，要么被监禁，因此仅288名纳粹代表就构成了剩下的566名代表中的一半以上；加上52名德国国家代表，他们就占了60%。
“革命”与暴力
在选举后的几个月里，第三帝国发现自己卷入了纳粹自称的“革命”之中。这个词很快就被朋友和敌人共同使用，从流亡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到新教领袖，再到约瑟夫·戈林本人。那年的晚春，最初的“民族”革命变成了“民族社会主义”革命，最后变成了“日耳曼”革命。
在实现全面夺权的道路上，一个关键的事件是接管那些尚未被纳粹党控制的各州(l?nder)，即汉堡、不来梅、吕贝克、萨克森、巴登、黑森、符腾堡和巴伐利亚。在任何地方采取的都是基本相似的方法：纳粹普通士兵挑起混战让柏林有机会进行干预，并派遣一名“帝国委员”(Reich Commissar)来恢复秩序。一群魁梧的党卫军和冲锋队员已经准备好随时与任何妨碍他们的人开战。暴力，尤其是在夺取巴伐利亚政权期间到处泛滥的暴力，成了革命引擎的润滑油。
在一些更为重要的州政府，即巴伐利亚州、符腾堡州、黑森州、萨克森州和汉堡州都在扮演或看守着少数派政府，因而在自我捍卫方面处于弱势地位，这为纳粹夺权提供了便利。虽然冲锋队表面上保留了合法性，但许多冲锋队支队都是肆意妄为，却没有承受任何法律后果。为控制日耳曼各州而进行的斗争，本来应该是那些有能力反击的反对派显示其英勇的时刻，但从已知的一些当地情况来看，似乎是普通士兵本来愿意抵制暴力入侵，但事实上，领导层极不喜欢对那些可能在兴登堡和德国人民面前反对合法行使政府权力的非法起义负责。对左翼领导人来说，似乎不言自明的是，在发生起义的情况下，不仅帝国和州官僚机构，而且规模小而高效的德国陆军和包括兴登堡在内的保守党机构都会支持纳粹党。因此，武装抵抗不仅不可能成功地打击在数量上更强大、组织更完善的纳粹组织，而且很可能因为反对一个表面上合法的国家政府，背上叛国罪(Hochverrat)的污名而引起公愤。因为从所有的表象来看，这是一个追求合法过渡的国家政府，除了反对任何反对派的强大到让人畏惧的国家力量外，公众的情绪似乎也偏爱这位新主人，他生命的**(elan vital)似乎不容抵抗。考虑到权力的配比，因此而谴责左翼和民主反对派的懦弱似乎是不公平的。
另一个防止武装反对派的强有力因素是普鲁士警察和纳粹组织在国会纵火案后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共产党领导人和成员被逮捕，工会、社会民主党和国旗队(Reichsbanner，共和国的准军事组织)的官员经常遭遇同样的命运。在国会纵火案后的极度兴奋中，在对共产主义政变的广泛预期中，疯狂地搜寻非法武器的行动开始了，连很小的场所也不放过，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潜在抵抗者的武装。在整个3月至5月的下半月，针对左翼的恐怖活动势头集聚。“保护性拘留”的大部分人员是左翼组织的成员(1933年7月31日为2.7万人)，还包括约10万的临时关押在冲锋队法外“野营地”和酷刑室的被拘留者，还有被杀害了的政治反对派。地区恐怖活动因地方冲锋队、纳粹党官员和警察局长的残暴程度而异，1933年3月和4月，共有421人被“保护性拘留”在东普鲁士的三个管辖区；在莱茵省(the Rhine province)杜塞尔多夫区这个数字几乎高达10倍(3818人)。对共产党的镇压尤其彻底，在柏林和鲁尔，大部分成员被逮捕；在巴伐利亚州的一些城市发生了大规模逮捕，整个城市被封锁，并进行了系统的搜查。到1933年夏天，几乎所有奥格斯堡的共产党活跃分子都被关进了监狱和集中营。对左翼的恐怖行为的公开程度远远大于对其他群体，因为左翼作家由此可以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盖世太保的第一头目鲁道夫·狄尔斯(Rudolf Diels)形象地描述受害者被囚禁在冲锋队的酷刑牢房和监狱中的痛苦，道：
我现在可以和警察小分队一起进入刑讯室了。在那里，刑讯逼供者使用的几个空房间的地板被稻草覆盖着。我们遇到的受害者被饿得奄奄一息。数日来，他们一直站立着被锁在狭小的空间里，以逼出“供词”。“刑讯逼供”开始和结束的时候，十来个暴徒每隔一小时就用铁棍、橡胶棍和鞭子殴打受害者。被打得牙齿脱落、骨头断裂，是这种痛苦的见证。当我们进去的时候，这些活着的骷髅一排排地躺在腐烂的稻草上，伤口在感染化脓。没有一个人的身体不是伤痕累累，从头到脚布满了蓝色、黄色和绿色的瘀伤，证明了他们所受到的非人拷打。
接管州权、对左翼的暴力浪潮与对纳粹主义的宿敌和政敌的清算同时进行。即使一个人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声名赫赫，也不能因此免于被攻击。过去曾与纳粹有过纠葛的人现在都处于危险之中，比如著名政客、前议会副主席齐格弗里德·冯·卡多夫(Siegfried von Kardorff)和前总统弗里德里希·埃伯特(Friedrich Ebert)遗孀的家被搜查；而冲锋队则洗劫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房子，寻找爆炸物。与此同时，银行、保险公司和私人企业也受到了大量侵害，比如敲诈勒索店主(大部分是犹太人)；经济受到了破坏，比如强迫关闭零售店和骚扰店主；此外冲锋队威胁要关闭柏林证券交易所。市长和地方高级官员被强行撤职，受到人身羞辱，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遭到粗暴对待。例如，1933年3月10日，杜塞尔多夫市的保守派市长罗伯特·莱尔(Robert Lehr)勋爵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遭到了一群冲锋队暴徒的袭击。他的一名市政顾问当着他的面被鞭打。
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国家陷入混乱无序的局面。冲锋队肆无忌惮的恐怖行为与公共生活的其他领域法治继续顺利运作并行不悖。尽管情况对现任政权的敌人来说很糟糕，但大部分中产阶级认为，在共和国最后几年，数百人被杀，数千人受伤，相比之下，1933年的冬末和春天没有那么充满暴力。希特勒的德国国家盟友以及大部分爱国的德国人都支持对左翼的残酷镇压，经常达到这样的程度：纳粹恐怖活动与其说是一种镇压手段，不如说是一种非常规但有效的恢复秩序的手段。虽然纳粹受害者、反对者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国家都认为纳粹革命是暴力革命，它非法推翻了宪法体系，同时破坏了法治，但保守和有民族观念的德国人却为其辩护，认为这是一场有序的权力的合法转移，它将国家从混乱和共产主义统治中拯救了出来。
1933年从3月5日到夏天的反犹暴力浪潮在很大程度上被历史研究者所忽视了。对犹太人的袭击在整个德国都很猖獗，地区焦点集中在普鲁士，特别是柏林和莱茵省，在萨克森、慕尼黑等大城市和巴伐利亚乡村。最初的目标是德国境内的外国犹太人，特别是所谓的“东方犹太人”(Ostjuden)，即自19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从东欧移民过来的犹太人。大多数受害者是波兰犹太人，他们约占居住在德国的外国犹太人的60%。仅波兰大使馆的投诉和抗议记录就有数以百计的针对个人的暴力袭击，对酒吧的突然袭击，全副武装的抢劫，随便敲诈、勒索、绑架以及其他形式的折磨。
人身袭击与抢劫相结合往往是最常见的攻击形式。仅举一个例子：3月23日，8名冲锋队男子在丝绸商人所罗门·罗森施特劳奇(Salomon Rosenstrauch)位于威斯巴登的商店里袭击了他，将他毒打一顿，毁坏了昂贵的家具，并要求他立即关闭商店，否则他们就会回来杀了他。罗森施特劳奇受了重伤，几根肋骨断了。但几个星期后他重新开了店，而袭击者之前发出的威胁是认真的。4月22日，两名男子强行进入罗森施特劳奇的公寓，杀死了他。其他形式的暴力袭击包括武装抢劫、强行取消债务、毁坏财产或农产品以及各种形式的羞辱仪式，如身穿辅警制服的冲锋队队员袭击犹太教堂，破坏教堂的家具和设备，将礼拜者的胡子剪掉，强迫他们唱民族主义歌曲，用警棍殴打那些不愿加入的人。
在记录中针对非德国犹太人的袭击还算有好的一面，因为受害者至少可以向他们的大使馆和领事馆申诉。但鉴于记录在案的案件数量众多，实事求是地说，在1933年3月初至夏天之间发生的暴力袭击事件，保守估计也得有一千多起。很少有袭击被记录下来，因为警方大多拒绝将其记录在案。据大使馆报道，受害者往往害怕报案，因为他们预计自己可能会被身穿辅警制服的冲锋队员殴打。无论如何，执法官员通常不会在接到警报时去现场，受害者被告知“保护犹太人不是警察的职责”，或者“外国人无权获得警察保护”。
德国犹太人的情况则不同，未知案件的估计更多，因为除非受害者在受到攻击、人身袭击和恐吓或勒索后，成功地向警察报告攻击者并得到了保护，否则将无法追究。对于谋杀案，检察院必须展开调查；然而，即使知道凶手是谁，1933年也没有通过任何判决，因为根据1933年7月25日的特赦，罪犯因“在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期间犯下的罪行”被释放。对德国犹太人所犯的罪行范围更广。4月1日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对犹太人商店、律师和医生的抵制尽管总体来说不受德国民众的欢迎，但这些只是冰山一角。1933年4月1日以后，在许多地方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星期。1933年夏天，很多地方颁布了禁令，通过了禁止在犹太商店为公务员和纳粹党成员购买商品的禁令。那些违反禁令的买家的名字有被刊载在当地报纸上或张贴在市政厅的公告栏上的危险。
另一个广泛实行但鲜为人知的反犹罪行是绑架犹太商人、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员，还有严重虐待和谋杀威胁。受害者被袭击、绑架，并经常被关押在冲锋队的刑讯室中达数日之久。随后他们被释放，条件是立即离开德国，否则就有被谋杀的危险，其目的是将他们驱逐出德国。例如柏林神经科医生弗里茨·弗兰克尔(Fritz Frankel)，他于3月23日在柏林凯撒拉里做手术的过程中被一群冲锋队男子逮捕，被带到一个冲锋队刑讯室，受到严重折磨，最后被释放，条件是立即离开德国。他带着妻子和孩子逃到瑞士，在那里向德国驻伯尔尼大使馆递交了一份报告，详细讲述了他所遭受的痛苦。
1933年还有一种常见但基本被遗忘的阴险暴力形式是所谓的游街示众(Prangermarsch)和各种形式的“示众”。就像它中世纪的原型一样，它的作用是打击受害者尊严，同时以一种羞辱的方式在全镇示众。将所有这些曾经属于私人的东西无情地拖入公共领域，是开始独裁的标志，也是一种镇压异己的手段。这种非常公开的污名化有两个目的：一是在社会上抹黑那些违反政权政治准则的人，让他们在自己的社区里成为受蔑视的人；二是迫使他们同意政府的目标。另一种污名化可以在报纸文章中找到，其中列出了与犹太人关系密切的公民的姓名、地址和职业，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使它成为公开羞辱的理由。
最后还是发生了频繁的谋杀。没有关于被杀的犹太人的确切数据，估计数字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完全是基于口口相传、道听途说或推断。没有任何当局或机构、德国行政部门或外国记者有关于在纳粹夺取政权的初期阶段被杀害的犹太人的总数(或哪怕是准确估计的数字)的文件。德国当局对找出真相不感兴趣。他们淡化了有关反犹太主义罪行的报道，称其为“残暴的宣传”，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谓的协约国的“诽谤宣传”等同，并对其真实性进行了中伤。
纳粹并不只袭击犹太人和左翼成员。国家社会主义(NS)组织的目标还包括联合政府的伙伴，即保守的德国国家人民党成员。1933年3月和4月，德国全国的市长们被冲锋队领导人强行取代，纳粹组织还经常对其保守党盟友发出人身暴力威胁。冲锋队和德国国家准军事组织之间也进行了多次激战，激战中保守派通常数量远远不及冲锋队，输得很惨，受伤严重，如牙齿脱落、头部受伤和偶尔的枪伤。即使是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家也未能幸免。德国全国工人运动领袖保罗·鲁弗(Paul Rüffer)被打倒在地，险些被从楼梯上扔下去。从心理上讲，这些攻击是有理由的，因为普通的冲锋队士兵对上层保守分子的怨恨日益加深。1933年春，全国社会主义运动表现为一场革命的、社会平等主义运动，致力于废除特权，实现社会公平，决心奖励生育，打破教育制度中的障碍，为应该得到帮助的农场男孩或年轻工人开辟道路。有人试图摧毁现有的等级制度，例如在奥斯纳布鲁克法院设立了一个申诉办公室，经常得到纳粹同情的中低层官员在那里可以投诉上级，而上级往往是和德国国家人民党关系密切的人。
国家社会主义对保守体制的厌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成分。这一点表现在他们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他们的演讲和小册子之中，针对已被社会承认的资产阶级(Bürgertum)。德国资产阶级被描述为优柔寡断的群体，应对1918年的大灾难负有责任(因为其成员未能与左翼革命抗争)，还应对长期存在的阶级林立、充斥着骄傲自大心理的社会负责(因为这些东西剥夺了这个国家数百万最优秀的劳动人民对国家的忠诚，致使这些被疏远的劳动人民漂泊到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相比之下，国家社会主义者则把他们的运动描绘成包罗万象的运动)。他们争辩道，未来所需要的是创造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新人”，以确保他们的革命成果能够持久保存下去。这个新人，没有阶级的自负，充满了高尚的价值观：毫不利己，关心更广大的福祉，有“品格”，诚实，有“境界”，以及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随时准备拯救他人”将会及时地取代资产阶级。实际上，他们几乎并没有采取什么具体措施，但1933年上半年主导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宣传的平等主义论调，成功地在民众对政权的看法上留下了印记。这种人人平等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当时该政权为何备受欢迎。
**力
除了用暴力引起恐惧、从而扼杀潜在的反对派并使怀疑者就范之外，该政权还有它的诱人之处，即那些所有阶层的德国爱国人士普遍认为它拥有能使人民的生活比共和国时期有明显改善的积极因素。首先，许多人确信这个国家已经被从共产主义的致命危险中解救出来了——这种危险所带来的威胁，在当时看起来已经足够真实地存在着。不到15年前，数十万俄罗斯难民在穿越欧洲的途中涌入德国，他们讲述了共产主义统治的残酷和可怕的暴行故事；而现在，这个陌生的东方庞然大物从此永久地体现了共产主义统治的残酷和暴行。早在1932年11月，近600万德国人投了共产党的票，当时共产党是国会中的第三大党。德国经济大萧条带来的生灵涂炭极其令人沮丧的贫困氛围，听天由命的痛苦，以及接近40%的失业率，为这种恐惧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背景。
然后新缔造的民族社区(Volksgemeinschaft)令人振奋，让人想起1914年8月国内的团结精神。当时在敌人的汪洋大海面前，三军已经关闭。在4月4日对美国听众发表广播讲话时，并不是现政权的支持者的新教主教奥托·迪贝柳斯(Otto Dibelius)说：“今天，德意志帝国团结在了一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这是我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一消息中流露出的充足的力量和自信，溢于言表，而这些成就被认为是国家社会主义带来的。该运动及其领导人因为振兴国家，并因其决心在必要时与战争时期的西方敌人进行斗争，从而捍卫国家而获得了赞誉——魏玛共和国政府显然缺乏这种决心。该政权早期的宣传巧妙地强调了建立一个内部团结并实现复兴的国家，后来反而成为加速德国政党的分裂和灭亡的因素，原因是它认为多个政党只不过是实现国家统一意愿这一道路上的障碍。
与推动实现一党制的运动自然连接在一起的是，人们普遍感激德国再次拥有强大的国家政府。在德国人看来，这将结束国家利益被出卖的局面。4月底，梅克伦堡(Mecklenburg)的新教主教海因里希·冯·伦托夫(Heinrich von Rendtorff)在一次教会领袖会议上捕捉到了这种普遍的感觉，当时他如释重负地谈道，在德国终于有了一个“奥布里基特”(Obrigkeit)，这个词意味着一个强大而果断的政府，德国民众应该对此心存感激，它偶尔的革命的“过激行为”应该被忽略。
没有一件事比1933年3月21日，即所谓的波茨坦纪念日更能让保守和有民族主义意识的德国人接受这个政权。在波茨坦这个象征着普鲁士军事和政治传统的地方，国家社会主义通过巧妙的舞台设计成功地标榜自己与普鲁士的过去一脉相承。生机勃勃的新运动连贯流畅地融入了普鲁士的传统。在这一天要敬献花圈(兴登堡在腓特烈大帝的坟墓旁)、阅兵式(国防军、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队)和教堂礼拜(到处都是穿着制服的人)，所有这些都旨在表明纳粹离开“魏玛精神”、转向被复兴的“波茨坦精神”。国会正式开幕，所选的这一天恰恰是1871年德意志帝国第一届议会开幕的日子——3月21日。
新当选国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除外)代表中的大多数人、军事领导人、前王储(为皇帝留了一把庄严的空位扶手椅)、外交使团、纳粹领导人和希特勒，都出席了这场华而不实的盛会。希特勒穿着显眼的平民燕尾服，恭敬地向老陆军元帅致敬。元帅体现了该事件所唤起的品质，简朴、严肃、庄重和秩序。在波茨坦，国家社会主义者给人的印象是被驯服了，这显然证明了老精英们的算盘：驯服希特勒的企图最终成功了。新教教会的领导人尤其使人印象深刻，他们在内部备忘录中一再强调，波茨坦纪念日是使他们相信国家社会主义总体上将对德国的未来产生有益影响的关键事件。
波茨坦事件引发的广泛热情为引入修改宪法的《授权法案》(Enabling Act，3月23日)开辟了道路，该法案以议会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并将赋予希特勒政府在四年任期内立法和与外国缔结条约的权力，而无须和帝国议院(The Reichstag)、帝国众议院(Reichsrat)或总统商议。该法案在最后时刻试图增加一项修正案，以保障公民和政治自由，从而削弱希特勒即将获得的权力，结果无疾而终。中间派、巴伐利亚人民党，还有两个自由党以及纳粹党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的赞成票，确保了该法案顺利通过；出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一共94名(之前20多名已经被捕或逃离德国)全部投了反对票。柏林克罗尔歌剧院内外(就在烧毁的国会大楼的正对面)聚集着数百名气势汹汹、面带嘲笑和奸笑的冲锋队士兵，尽管有外国外交官在场，但他们还是营造了一个充满威胁和胁迫的气氛。
为什么一些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政党投票支持《授权法案》？中间派的代表和自由党后来为他们的赞成票辩解道，不接受只会导致纳粹进一步的暴力和流血。促使天主教中心和自由党代表投票赞成该法案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是3月下半月大众要求接受该法案的情绪。毕竟《授权法案》只是正式批准了一个已经存在的政治现实，因为“自下而上的党的革命”已经彻底改变了最高层的权力。二战后不久，当人们仍然对1933年春天的**记忆犹新时，一些中间派和自由派代表承认了公众舆论施加的无形压力，并坦率地宣布“人民已经厌倦了国会各党派之间的争吵”。他们辩称，他们从未因投票支持《授权法案》而受到批评；事实上，他们以前从未“经历过这种如此招摇的表示同意的行为”。
希特勒在讨论《授权法案》时宣布，他打算尊重教会的地位，他在基督教中看到了“我国人民伦理道德生活的不可动摇的基础”，这使他的政权更加巩固。3月28日，天主教主教宣布，他们以前的立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以前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警告和反对现在已经没有必要。该月底，《州与帝国协调预备法》(Preliminary Law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Lander with the Reich)颁布，该法律将各政党在州议会的力量分别进行了调整，以符合3月5日的选举结果。当时柏林的联合政府在全国各地都占据了主导地位。4月7日，该法得到了《帝国总督法》(Reichsstatthaltergesetz)的进一步补充，规定了任命州长的权力，而州长的任务是使州的政策与中央政府的政策相一致。希特勒这样大笔一挥，就废除了具有百年历史的各州的权利和特权，也废除了在德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联邦原则。在希特勒继承总理一周年的纪念日上，《州与帝国协调预备法》彻底废除了州议会，联邦制被彻底埋葬。各州被降格，主权被移交给帝国，仅仅作为一级行政单位，类似法国的部委(尽管比法国的部委大)。从现在到第三帝国垮台，德国将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然而，这并不是事态发展到行政混乱以及平民、政党和党卫军官僚机构职能重叠的前奏。
因此，在许多方面，3月都是决定性的月份。3月5日以后，国家社会主义一路凯歌，接管了各州，镇压了左派，举办了波茨坦纪念日，最后通过了《授权法案》。3月，民众对现政权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有些人是被恐惧吓呆了，认为抵抗是徒劳的，但当时大多数人似乎真心对在一个更加奉行平等主义的社会拥有更美好的未来的承诺满腔热忱，这种感觉一度被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是一个恰当的概念，因为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对德国和外国犹太人肆无忌惮的施暴和对左翼的残酷镇压中，希特勒及其运动已经闪现出这一承诺危险的迹象，也预示了等待德国和欧洲的将会是什么。
抵制、审查和舆论一律(Gleichschaltung)
德国的反犹风暴引发了西方媒体的抗议，英国上议院提出了质询，英国和美国爆发了游行示威，坎特伯雷大主教也发起了抗议。持续不断的反犹暴行引发了1933年春季的抵制德货运动，导致德国的商品出口量急剧下降。汉堡商人们在5月4日给商会的一封信中描绘了抵制德货影响下的残酷画面：北非、叙利亚、巴勒斯坦、南非、西班牙和中东部欧洲，从波兰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以及法国、比利时、英国和美国，都受到了反德情绪的影响。在许多地方，德国旅行推销员不再被接待，德国商品被退回。7月，德国旅游统计数据显示，与1931年相比，德国几乎损失了一半的外国游客。很明显，这个国家已经丧失了魏玛政府和古斯塔夫·斯特雷斯曼的外交政策辛苦建立起来的信任和声誉。
为了回应外国的反应，希特勒决定让德国犹太人对国外的抗议活动负责，发起了全国性的抵制活动。与同时代者和后来的历史学家的评价相反，4月1日及其之前的日子仍然很不平静。档案中列举了许多绑架事件、受害者在生命和肢体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移民，受到勒索、殴打和其他形式的羞辱。在国内，外国抗议活动遇到了几乎团结一致的国内阵线的抵抗，与1914年关闭军队的做法如出一辙。德国当局和以赫尔曼·戈林为首的纳粹政客强烈否认虐待指控，并声称“革命”是以堪称楷模的方式进行的。即使是那些可以自由发声的组织，比如拥有近4000万信徒的新教教会，也支持政府，声称外国的批评只是另一场反德国运动，这让人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宣传中各种捏造的谎言。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宣传”来平衡外国的批评，也主导了接受全面审查的德国媒体的报道。在上文提到的4月4日对美国听众发表的广播讲话中，后来勇敢反抗了纳粹政权的著名新教主教、非纳粹人士奥托·迪贝留斯(Otto Dibelius)，将这种抵制行动描述为纯粹的防御措施。他承认这个政权曾经有过失，但它把德国从布尔什维克主义中拯救出来，而且根据虚假报道：“全世界的犹太人社区现在已经在几个国家开始了反对德国的运动。”迪贝留斯并不是唯一在反对纳粹主义的同时又怀有很强的反犹主义的保守派领导人。
反犹主义风暴持续到春天，直到夏天才逐渐减弱，随后在4月通过了一系列反犹主义法律。首先通过《雅利安条款》(Aryan clause)将德国犹太人排除在公务员制度之外(任何祖父母是犹太人的人都被排除在外)，然后禁止他们从事法律工作，不能在法院担任法官和检察官。犹太医生被禁止参加健康保险机构，对相关人士来说，这很可能是经济末日。4月25日，对犹太大学和完全中学(Gymnasium)[1]的学生实行了严格的配额制度，这一限制可能使其无法获得在德国上大学所必需的完中文凭(Abitur)。在兴登堡的干预下，立法进行了修改，使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积极参与德国一方的作战、其子女或父亲在战斗中阵亡的德国犹太人和那些在1914年8月1日已经就职的人获得暂时缓刑。与国家社会主义者认为德国犹太人避开了前线服务的说法相反，60%以上的犹太律师仍然留任，这一事实证明了他们为德国提供了积极的战时服务。
对反犹暴力、抵制和4月立法的反应是不祥的预兆。那些在那之前一直支持56.8万的犹太少数群体(根据1925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的德国政党因自身的问题焦头烂额，例如，自由左翼德国民主党(DDP)和社会民主党(SPD)要么被削弱到无足轻重，要么经历了内部变革——就像德国民主党(DDP)在转变为国家党(Staatspartei)时的情况一样。在1933年春天，社会民主党为它的现实生存而奋战，因此，无法指望他们提供任何帮助。希特勒的联盟伙伴，德国国家人民党，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和言论自由，但由于其过去也有反犹主义色彩，他们也不太可能提供什么帮助。德国军队中只有几十名犹太军官和士兵，军队领导人也表示对这一问题不感兴趣。战后，当被问及他们不喜欢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因时，几十位高级将领中只有两位提到了“种族问题”。军队的主要政治人物，战争部长沃纳·冯·布隆伯格和他的参谋总长沃尔特·冯·莱彻诺(Walter von Reichenau)，急切地想讨好政府当局，与其建立良好的关系——因为政府承诺向军队提供的东西比魏玛历届政府提供的都要多。1933年6月布隆伯格在高级官员面前宣布，军队不能无视《雅利安条款》，8月7日国防军的成员被禁止与“非雅利安人”结婚；1934年2月，《雅利安条款》被引入了国防军。
自从外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不断地提交受到冲锋队攻击的外国犹太人提出的申诉以来，帝国和政府官僚机构都对反犹攻击再熟悉不过了。因此柏林内政部的官员和各州的部长们都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从他们部门间的通信表明，官员们发现，按照规定与犯罪者结成民族团结的大局，但当这个大局和他们自己的是非观念之间发生冲突时，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理由占了上风。在给外国外交使团的报告中，官员们对袭击轻描淡写，歪曲真相，为袭击者找到了各种借口和开脱的理由，不惜一切来解释对犹太人的侵害并使之合理化。为了弱化犯罪者的罪行，受害者往往被控告莫须有的罪名，一位名叫伍珀塔尔(Wuppertal)的牙医和一位名叫威斯巴登(Wiesbaden)的乳业商人被谋杀，原因是他们被指称为“共产主义者”；一名富裕的波兰商人被殴打，原因是他是一位“有名的共产主义者”；另一名受害者则是因为他大喊“所有德国人都是猪猡”。然而一个人被六个全副武装的冲锋队队员包围着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说出这种话的。当其他借口用尽时，报告里偶尔会说，袭击发生在“国家最兴奋的时候”。总之，反犹攻击的受害者不可能指望得到官僚机构的帮助。官僚们的报告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袭击事件的责任在于受害者。
在抵制活动的前一天，布雷斯劳(Breslau)天主教大主教阿道夫·贝特拉姆(Adolf Bertram)——也是德国的五位大主教中最德高望重的人(primus inter pares)——问他的同僚，插手政府的事务是否合适。贝特拉姆明确表示，他本人认为不合适，因为这一举措可以被视为“干涉与教会无关的领域”；他断言这一举措可能不会成功，实际上纸里包不住火，还可能会损害教会，“而且整个德国肯定会把这件事情往最糟糕的方面理解”。最后他提到，在过去，“当不同国家的天主教徒受到迫害时，以犹太人主导的媒体不也是一直保持沉默吗？”对于这个问题，阿道夫·贝特拉姆显然疑虑重重，面对这种情况，其他大主教都达成一致意见，天主教会应保持沉默。
新教教会的回应则更进了一步，不但否认发生了大量袭击事件，实际上还支持这些法律措施。4月26日教会领导人开会讨论这一问题时，与会者强调犹太人完全垄断了某些职业，因此教会官员发现自己无法反对“依法解决这一问题”。新教最高执行委员会主席赫尔曼·卡普勒(Hermann Kapler)坚持认为，鉴于犹太人自1918年以来取得的进步，国家采取保护措施是“理所应当的”。还有，新教教会明显地对国家政府感到心满意足并且害怕疏远新主人，仅凭谨慎这一点，就必须保持沉默。
政党、军队、官僚机构和教会的领导人都非常清楚发生了什么。出于各种动机他们做出相应的反应，其中包括国防军将军们的漠不关心，教会的谨慎恐惧和公然反犹主义，以及心甘情愿与官僚机构沆瀣一气，各种动机混合在一起，正是1933年很大一部分德国社会的特色。
除了2月4日颁布的法令开始了对新闻界的审查之外，钳制公开和半公开的言论也早早就开始了。在《三月授权法案》签署两天前，兴登堡签署了《背信弃义法令》(Perfidy Ordinance，有时也被称为《恶意法令》)。根据该法令，“明显歪曲真相的断言”可能会诋毁“该帝国的福祉或政府、国家社会党或其组织的名声”，可以被判处两年监禁。该法令开放性的措辞允许任何形式的解释。即使是只谈事实，如果有批评该政权的迹象，也可能遭到起诉。该法令是一种有效的镇压手段，因为即使无害的政治对话也可能招来致命后果。仅在1933年，就有3744项违反法令的行为在特别法庭受到起诉——这样就无法对它们提出上诉。即使是“非公开恶意言论”也可能受到惩罚。因此《背信弃义法令》激发了人性中最糟糕的一面。它助长了恶意指控，挑起不信任，迫使每个人都不合人情地保密和谨小慎微地生活，从而造成人际关系的障碍，而这种障碍在独裁统治消亡很久后还依然存在。纳粹德国的生活中总是充斥着一种强烈的恐惧心理，人人自危，唯恐自己多说了一个字。
1933年春，在高度紧张的气氛中，大多数谈话本身都是政治性的。该法令也抑制了社会交往，改变了社交模式。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因，那些了解谈话内容的人很可能会被迫报告“可能对国家有害的评论”，因为沉默可能意味着共谋。威廉·S.艾伦(William S. Allen)在对北部小镇诺特海姆(Northeim)的研究中提到了一位名叫库诺·鲁曼(Kuno Ruhmann)的医生的例子，他在一次晚会上喝了太多酒，就模仿希特勒的讲话方式逗在场的客人开心。第二天早上，他的女房东把他报告给了镇上的纳粹总部。正如艾伦所写到的，这一消息迅速传播开来，社交生活急剧减少，因为人们意识到他们不能再相信任何人。
对该法令的随意解释也为当局提供了机会，将敌视纳粹政权的团体，如共产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犹太人作为攻击目标。引人注目的是，同样的违法行为，犹太人比非犹太人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在德国南部凯尔(Kehl)附近的村庄里有一位犹太老年店主米娜·布洛赫(Minna Bloch)，因告诉她的清洁女工(1933年5月)她不明白希特勒为什么对犹太人如此恶劣，尤其是他本人有犹太背景——结果被判处6个月监禁。尽管布洛赫的心脏很不好，经常疾病缠身，而且她的兄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德国战死沙场，但检察官拒绝了任何对她宽大处理的请求。无独有偶，1933年4月，来自黑森州弗兰肯堡(Frankenberg in Hesse)的牲畜经销商迈尔·布赫海姆(Meier Buchheim)也遇到了麻烦。他曾在与鞋匠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各种犹太人被绞死在莱茵兰普法尔茨”(Rheinpfalz)。由于在沃姆斯(Worms)周围地区发生了多次暴力反犹袭击事件，布赫海姆的说法是与事实相符的。而且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德国作战甚至受伤，作为一种可以减轻处罚的条件被提出来过，但并没有改变8个月监禁的严厉判决。法院认为布赫海姆的观点损害了“德意志帝国的福祉”，因为它暗示“德意志帝国目前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而当局没有采取应对措施”。
非犹太裔被告的情况就好很多。当失业的新教徒装修师威廉·迪茨(Wilhelm Dietz)被指控时，他得到了宽大处理。迪茨曾讲过吉森(Giessen)地区袭击犹太人的事，其中包括游街示众和其他羞辱性的恶劣行径。尽管他的妻子证实了指控的内容是真实的，但他还是被无罪释放了。1933年6月，来自法兰克福的女裁缝卡塔琳娜·沃尔夫(Katharina Wolff)在她的美发院里讲述了一件事：在慕尼黑，一名犹太人被杀，另一个人受了重伤，德国国会大厦(Reichstag)是被纳粹自己纵火焚烧的，还有其他一些有损政府声誉的言论，但她以相对轻微的四个月刑期逃脱了严厉惩罚。
在1933年4月22日成为普鲁士州长的戈林，于6月22日通过了一项法令：反对所谓的悲惨论调(Miesmachertum，由危言耸听者、抱怨者和发牢骚者引起的悲观情绪)，该法令专门针对在部委和其他政府部门工作的官员和雇员。因此，宣称对政府的措施怀有不满、失败主义和绝望情绪的，明确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煽动宣传的延续”；而抱怨者则被认为是纳粹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敌人，并据此予以处理。与之相反的是公务员，特别是上层公务员将受到教育，以便按照7月15日内务部长弗里克颁布的国家社会主义原则行事。
与此同时，文学和小说也像口头言论一样遭到无情的彻底审查。5月10日，在爱国旋律和军事游行等声音的包围下，柏林和其他大学城的书籍被烧毁。在这场反对“非德国精神”的游行示威之前，就已对公共阅览室和外借图书馆[2]进行了清洗。在焚书之后的几天和几周里，更多当代作家被列入了不受欢迎和被禁作家的名单。由于担心他们的书在第三帝国里卖不出去，一些作家克制住自己对该政权的批评，例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一直拖到1936年。
据称，那些被付之一炬的书的作者违反了“德国精神”。被视为危害到德国实力和战斗精神内在本质的，属于违反“德国精神”这一范畴的包括：任何可能触犯传统道德标准的、贬低德国伟人的、通过对战争所有肮脏和苦难的真实描述来玷污一战英雄记忆的，或暴露出对德国历史和政治持怀疑和探究态度的。犯法的作者包括社会主义者，如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和库尔特·图科尔斯基(Kurt Tucholsky)，以及传记畅销书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小说家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Maria Remarque)、《柏林日报》(The Berliner Tageblattt)著名主编西奥多·沃尔夫(Theodor Wolff)、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克尔(Alfred Kerr)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这些批评、审视和讽刺的声音中有许多是犹太人。
不久，焚书和审查变成自我审查，为了不让非法书籍被窥探到，就把它们转移到第二排的书柜上并藏于那些能被该政权容忍的作者的书后。同样，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因，人们主动迅速地筛选和删除他们的口头和书面言论，因为正如历史学家所证明的那样，那些找上门的谴责非常之多。
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部分是“舆论一律”(一个模糊的，不可翻译的术语，由纳粹挪用)，字面意义是协调，从工会、专业协会、手工艺行会和公务员组织，到零售商人协会，再到体育和休闲俱乐部，所有社会组织齐头并进，步调一致。最终，甚至连右翼学生击剑协会也被禁止了。在安抚性地将劳动节提升为全国性节日之后，工会于5月2日被禁止，并与白领工会一道最终被迫加入新成立的德国劳工阵线。之前的专业团体被吸收到现有的国家社会主义组织中，如国家社会主义医生联盟，而在以前没有国家社会主义组织的地方，纳粹党员肯定总是会在执行委员会中占大多数，接管领导权。在德国北部小镇诺特海姆，如同帝国的其他地方为类似功能，如为体育活动服务的俱乐部和协会，都被混在一起并进行了合并。例如，在诺特海姆，十几个体育俱乐部被压缩为一个。
社会和业余爱好的俱乐部，例如合唱社团，经常反映出城镇的阶级结构，因为这里分别有工人、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的歌唱社团。将众多的俱乐部打散并重新融合在一起，也是对阶级林立的德国社会的一种打击，因为资产阶级的俱乐部被迫为减少社会差异这一受欢迎的目的服务，放弃其特权。在新德国，社会地位应该是无关紧要的。1933年春季，所有纳粹组织都大声宣称要实现这一目标。作为“协调”的结果，到1933年夏，各种独立的社会团体，甚至象棋俱乐部和集邮社都已经不复存在。那时每当人们聚集在协会、社团和组织中时，党员也将会在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不仅意味着德国人现在不再能够在公共领域联合起来了，消除了传播不满情绪的机会，还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和监视，并为灌输思想提供了基准体系。之后专业人士和其他机构频繁组织的“教学之夜”(instruction evenings)很快就说明这一点。
从那时开始，迫使公民成为当时基本上属于纳粹性质的组织的成员，从而获得大众的支持，仅仅是一小步。加入新的纳粹团体，不管是商业行会还是专业协会，并不总是强制性的，尽管证明自己是“人民的好同志”的潜在社会压力使人很难置身事外，特别是在经济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在1993年3月至夏末之间进行的这一巨大的社会结构改革进程一旦完成，就消灭了任何有组织的抵抗的可能性。在对纳粹政权的宣传中，表明了当时舆论一律新赢得的国家团结和焕发出的活力。
革命的终结
在希特勒就任总理仅仅5个月后，1933年7月6日，他便宣布革命不应该是永久性的，而应逐渐转变为一种“演变”。宣布这一消息的目的是为了终止冲锋队对银行，私营企业和行政办公室的“革命性”的干预。7月14日，《禁止(政治)党派成立法》使一党专政合法化，所有其他政党都在6月22日至7月5日期间被取缔或解散。这些措施，连同一系列旨在巩固该政权的相关立法，例如使丧失公民身份合法化，没收该政权的假定敌人和真正敌人的财产，以及强制德国超过两百万的公务员行纳粹致敬礼，一起使纳粹夺权的第一个阶段成功收官。
7月，希特勒和他的政府受欢迎的程度达到了第一个高峰，一切似乎都朝着利于纳粹的方向发展，就连教会似乎也要顺从了。7月20日，天主教会的任何潜在抵抗都被第三帝国和梵蒂冈之间的宗教协定所压制，纳粹政权承诺保证天主教文化和慈善组织的完整、天主教自由行使宗教权力和信仰自由。作为回报，梵蒂冈承诺教会将避免任何形式的政治介入。三天后，希特勒推举的竞选德国新教教会领袖的候选人路德维希·穆勒(Ludwig Muller)在当天的教会选举中取得了胜利，并当选为尚未成立的联合新教教会的领袖。虽然统一新教教会的计划被证明是难以实现的，在年底前，希特勒建立一个遍及全国的统一新教教会的计划明显落空了，但这次选举标志着希特勒又一次惊人的成功。到了1933年仲夏，国内反对派似乎完全被制伏了。
民主政府已被废除，政治左派以及其他纳粹的反对者都被如此成功地镇压下去，以至于连保守派都小心翼翼地不敢公开反对纳粹的措施。社会上所有独立的组织要么已经被解散，要么已经被迫“与当前流行的政治潮流保持一致”。自宗教改革以来，具有百年历史，已成为德语地区的中欧特征的联邦制，让位给一个以柏林为中心统治的中央集权政府。过去不管是民主制度还是其他制度，都在自1913年8月初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民族狂热和无比兴奋的高昂情绪中被急切地、热情地彻底摧毁、瓦解和抛弃了。与1914年一样，1933年给人的感觉是那种根深蒂固的寄予厚望，但结果证明在现实中无以维系。到那年秋天，全国人民的热情和**普遍被流行的宿醉所取代。尽管如此，国家社会主义的“**”依然深入人心。在1933年6月，就连托马斯·曼都揣测“这场德国运动的核心可能是正确的”，后来被现政权处决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朱利叶斯·莱伯(Julius Leber)也在冥想国家社会主义的“伟大实验”，“缓解数百万德国人的存在焦虑”。大多数对这个政权持赞同态度的知识分子选择留在这个国家，其中包括演员和导演古斯塔夫·格伦德根斯(Gustav Gründgens)、海因里希·乔治(Heinrich George)和埃米尔·詹宁斯(Emil Jannings)；音乐界的知名人物包括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和威廉·富特威格勒(Wilhelm Furtwiingler)；剧作家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和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同等程度地热衷于新的信条，在某些情况下，对纳粹主义的逢场作戏是短暂的，例如海德格尔和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所有人都错误地判断和一场根本上反知识分子的运动结成联盟的后果，从而不得不咽下妥协和屈辱。但是他们决定留下来，尽管他们足够有名，且移民是可行的选择。
那些不得不离开的人中包括最精英的德国科学家。正如汉斯·乌尔里希·塔默(Hans Ulrich Thamer)曾经指出的那样，1933年以前，十几位诺贝尔奖得主住在柏林-达勒姆(Berlin-Dahlem)，位于威廉皇帝公会(Wilhelm Gesell Schaft)的研究所周围一平方英里的土地上。但一年后德国遭遇了人才外流，而这个国家再也没能从这场人才外流中恢复过来。这批流亡海外的移民中几乎四分之一来自大学和研究机构，其中包括德国著名的犹太科学家，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ck)、马克斯·伯恩(Max Born)和奥托·斯特恩(Otto Stern)。此外，移民还包括许多德国人文社会界最具创造力的科学家和学者。尽管一些人在二战后从他们所流亡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回国。但随着他们的离去，德国的大学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所享有的卓越地位将永远消失。1932年，德国出版了4703份日报和周报，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但到1933年底，作为工业化国家中识字率最高的国家和人均报纸密度最高的国家，德国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报纸。在许多方面，希特勒的统治一开始就已经意味着德国传统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