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薇·里克特(Hedwig Richter)
拉尔夫·杰森(Ralph Jessen)
纳粹组织在1936年举行了春季选举，其场面甚为壮观，是一场盛大的活动。3月29日(星期日)，德国举国上下似乎都在户外奔走、欢呼、庆祝，当然也包括投票。白天，两艘齐柏林飞艇(Zeppelins)飞过帝国上空并抛撒传单，上写：“投票给元首。”到了黎明时分，“从东方飞来”的这两艘飞艇抵达莱茵兰。早在几周前，帝国就应该通过这样的选举使莱茵兰的军事化合法化。飞艇上的一名电台记者描述称，飞艇飞过“古老的帝国之城”亚琛(Aachen)和科隆(Cologne)上空时，挂在降落伞上的国旗飘向地面。而下方，正是科布伦茨(Koblenz)的“德意志之角”(Deutsches Eck)纪念碑。当时，年轻人正在那里围成一个圆圈，并在中间摆出一个叉号造型，代表投票给希特勒。接着，飞艇来到法兰克福(Frankfurt)，继续飞行，经过“一段高速公路，它就像一条白色丝带一样穿过美丽的风景”。飞艇上的气氛很轻松，机组人员都已投票：一切都做得合法合规。选举委员会成员握手宣誓就职；与此同时，为了确保投票的保密性，他们专门设了一间投票室和一个投票箱：“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地面与空中之间进行空中飞行投票。”
这些城镇在黑、白、红三色旗帜的海洋中闪耀着光芒。次日，报纸就报道了火炬游行、歌唱、焰火和游行活动。一位美国记者写道：“帝国的每一支乐队都让柏林和其他中心喧嚣不断。”在柏林，民众一整天都聚集在帝国总理府前欢呼呐喊。戈培尔说：“整个德国都沉浸在喜悦之中。”还有报纸报道称：“在这喜庆的日子里，阳光普照德国人。”尽管所有人都认为投票率会达到95%，但令人惊讶的是，仍有众多选民在选票上画叉号反对“自由与和平的德国国会”。根据官方数据，投票率为99%，其中98.8%的人在选票上画了叉号，而他们只有这一个选择。只有50万选民没有这样做。
纳粹党的要员们很难重获出路，“国家已经崛起了”，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元首统一了国家，我们做梦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都很茫然。”毫无疑问，纳粹的领导者们都筋疲力尽了。在这场疯狂的竞选活动中，他们大肆宣扬和平并赞扬德国莱茵兰军事化。就连其他国家也被吸引了。《纽约时报》刊登大量文章描述此次选举活动，还特别提到了齐柏林飞艇：“对政府来说，那两艘巨大的飞艇形成的壮观场面，是象征一个拥有主权的强大民族的骄傲感的最好标志。”
纳粹为什么要举行这样的选举？选举不是从根本上违背了独裁的“领导原则”和独掌大权的要求吗？为什么即使是在独裁的背景下，他们还要冒险选举呢？1933年1月希特勒夺取政权后，德国先后举行了四次国会选举和五次全民公投。原因似乎显而易见，纳粹需要利用选举进行宣传，这与他们利用公众节日的目的一样：既可以作为盛况奇观调动民众，同时又能向国外的观察者传递信息。正如纳粹进行的群众庆祝活动一样，选举活动精心设计了各种典礼和仪式，目的是营造一种崇高的氛围，使民众从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
然而，对于纳粹专门通过选举来扩大宣传这一事实，仍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因为，民众有理由认为这些事件的影响在于它们能提供一种全世界公认的合法形式。在大众和民主的时代，“人民”的参与和支持对于合法化而言不可或缺，并且没有哪种形式比这更合适了。如果反对派中绝大多数人持反对意见，他们如何为自己的反对意见提供正当理由？如果“阿道夫·希特勒的人民”支持他、拥护他，与他一道宣扬他们的和平愿景，那么英国、法国或国际联盟有什么理由反对希特勒呢？纳粹确实想要争取到每位选民的选票，而且如果认识不到纳粹党在动员选民方面的有效性，就无法理解它的成功。尽管事实确实如此，但将纳粹党的胜利主要归结于欺诈和操纵，或者归结于宣传机器都有失妥当。它基本上遵循了魏玛共和国的选举制度，所以保密措施(统一选票、投票室和投票箱)仍然正式有效。即便是放眼全世界，这些方法也被认为是合法选举的先决条件。
1933年7月14日通过的《公民投票法》，不仅是纳粹独裁政权的新发明，也是纳粹政权强有力的政治工具。《魏玛宪法》第73条已经设想到了公民投票的重要作用。然而，“领袖型国家”基本上消除了“制衡”机制。但根据《魏玛宪法》，公民或议会可以发起全民公决；而根据1933年7月通过的新法，只有“政府”才有这项权力。此外，在纳粹国家中，可以通过公民投票终止宪法或议会法令，这比在魏玛共和国容易得多。
如今，“第三帝国”的公民投票和选举研究经常被忽视，这是因为“民主合法性”处于独裁统治下这种逻辑似乎没有意义。一战之后，岌岌可危的民主国家受到了法西斯主义的威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遭到摧毁。然而，并非只有英国、法国或美国才承认人民广泛参与的民主是一种古老的传统。纳粹极尽所能利用这种传统为自己提供民主合法性。1936年，流亡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谈到德国的民主传统时称：“这是一个伟大而智慧的国家……毕竟，它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广泛自治……而新的统治者聪明地认识到他们必须提供民主传统的某种替代品。”
由上级操纵选举并非纳粹政权首创，自20世纪20年代起，类似情形在意大利和南美洲就已经存在了。从1937年开始，苏联也跨入“独裁民主国家”之列，其决定性因素是“人民”明确的支持。由此可见，选举不仅是一种正式的程序，而且通常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选举的作用不仅在于选举一个人担任某个职务，它还被用于界定选民的作用，并强调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如果选民默默地参与每一次选举活动，就表明他们认可现有的政治秩序。
为了探寻纳粹统治合法化中具体的“民主”和“公民投票”逻辑，接下来我们将更详细地剖析选举与节日。
独裁政权中的参与性传统
纳粹认为自己才是唯一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并对此毫不掩饰。他们敌视议会民主，认为自己才是国际主流的一部分。这不仅在极权主义国家如此，那些有着悠久议会传统的国家也是如此——在这些国家也很流行批判议会。然而，在20世纪，就像选举一样，也不可能轻易废除议会制度。事实上，一旦纳粹掌权，他们的目标可能不仅仅是像他们在1933年之前强硬要求的那样，仅仅废除议会和选举制度。他们有更大的野心，消除民主中的自由与竞争元素，从中移除所有“制衡”、解除对少数群体的保护、废除两院制以及对宪法的承诺。他们的愿景是实现“民众统治”——这是卢梭共识理论激进化版本。纳粹政权之所以选择这样做，是为了利用民主的阴暗面。因为，就民主本身而言，除了自由平等的开明统治之外，往往还包含着它的对立面，即煽动行为、民粹主义和多数人暴政的可能性。希特勒在1936年的一次竞选演讲中宣称：“我没有废除民主，而是简化了民主。因为我宣布我不是对47个政党负责，而是对德国人民负责。”
一般来说，纳粹主义并没有提出有关选举和公民投票重要性的一致理论。对投票的评估不仅在纳粹统治过程中发生了变化，而且也因相关人员和机构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至少有一部分权力精英认为，1933年3月将是最后一次选举——这表明，政权在一次又一次的选举中是即兴发挥、没有任何的章程计划。“第三帝国”一流的法律理论家为“领袖型国家”的参与性合法化提供哲学理由：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曾认为魏玛选举是“腐朽的”，主张彻底废除“以前那些无意义的投票残余”，否认权力更迭后的选举具有议会选举的特点。即使1933年3月5日的国会选举，“从法理事实上说”，也是一场公民投票，一场德国人民(承认)阿道夫·希特勒为政治领袖的公民投票。1939年，法律专家恩斯特·鲁道夫·胡伯(Ernst Rudolf Huber)宣称：“让人民投票是为了加强元首对外的地位，也是为了清楚地展示民族团结。可是，正是元首在不断将国家的真正意志融合在一起。”因此，无论投票结果如何，希特勒都不受约束。官方的法律周刊称：“人民的呼吁表明，德国领袖型国家是真正的民主形式，这与主导世界其他地区的多党制议会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位政府消息人士的声明强调了选举的重要性，称国家不应该“只是简单地发表评论”，人民的决定应代表一种“法律行为”。
然而，在任何情况下，国家都必须遵从“人民的意志”。卡尔·施密特甚至称这是“公认的、基本的国家社会主义原则”之一：“帝国政府将其听取的人民的意志视为权威。”恩斯特·鲁道夫·胡伯认为，只有在国家社会主义中，“人民的意志”才能通过元首“以一种纯粹的形式被揭示出来”。但同时，他也强调，“领袖型国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德国……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元首型国家(v?lkisch)，政治统一体现在人民身上，而国家的意志是由元首制定的。”
纳粹一直声称“真正的民主”“改良的民主”(戈培尔)“更好的、更简单的民主”(希特勒)或“真实的民主”。在1934年的公民投票中，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问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够实现像德国一样的民主呢？”希特勒最喜欢在外国人面前吹嘘，“四千万德国人民”“团结一致站在他身后”；他不准备“在没有取得人民信任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1934年8月，他告诉外国记者：“每年我都抓住机会将我的权力交给德国人民批准。……我们‘野蛮’的德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民主。”1933年7月14日通过的《公民投票法》旨在促进“征求人民意见”，官方对此的解释是，这只是一个基于“古老的日耳曼法律形式”的程序。这一切都是为了表明群众对纳粹领导的赞同，这在纳粹统治期间发生的选举变化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尤其是对投票程序的广泛操纵。各党派都可以参加1933年3月5日的德国国会选举。尽管反对党——特别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此前受到残酷的压迫，许多候选人被逮捕并遭受折磨——纳粹仍然只获得了43%的选票。在这之后，1933年11月12日，德国举行了另外一次国会选举，其目的是使选举结果没有反对票。因为其他政党都被禁止参选，选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投票给纳粹党，要么投无效选票。这个国家期望向全世界表明，它“赞同”元首的政策。1934年，德国人批准元首接管总统职位，该批准具有追溯效力。1935年1月13日，萨尔(Saar)人民根据《凡尔赛条约》举行了萨尔公投，这是萨尔人民选择加入法国或德国或者保持现状的公民投票。1936年3月7日，一党制议会举行了第二次投票，涉及莱茵兰再军事化全民投票，而针对全部两个问题，选票上只有一个叉号选项供选择。结果，国会选举实际上变成了公民投票。因此，作家维尔纳·伯马尔堡(Werner Beumelburg)说：“我们选择投票箱的过程……不是选举，也不是投票，而是对我们所服务的使命以及承担这些使命的人做出的承诺。这些承诺严肃、庄严、不可动摇。”纳粹认为，1938年4月10日的选举也是如此，选民要投票表决“奥地利与德意志帝国的重新整合”，还要表决“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名单”，尽管这一次，选票上提供了“反对”选项。
因此，德国国会的选举制度并未被废除，而是变成了无人反对的选举。出于同样的原因，议会得以保留。显然，希特勒认识到议会所提供的合法化大有裨益。1933年2月底，德国国会大厦被纵火烧毁，这可能是人为造成的。希特勒不仅坚持保留这座建筑(不顾他的明星建筑师阿尔伯特·斯佩尔的建议)，甚至还坚持扩建。但由于种种原因，翻修工程直至1938年才正式动工，然而战争的爆发使得该工程在不久之后又停工了。在1933年11月大选前的一次采访中，戈培尔指出了可以解释国会具有“持续重要性”的两个因素：首先，政府需要一个代表整个国家的权威机构，可以支持它颁布立法；其次，“元首”需要一个机构来“向世界展示人民和国家的团结”。显然，他们在利用国会的传统来加强这种宣传效果。因此，不应低估国会继续存在的象征意义，即便国会实际上主要是作为希特勒登场的舞台，或是作为一致通过特别是具有象征性的法律的平台。在1933年3月24日通过《授权法案》之后，国会在1942年4月24日最后一次会议前只举行了19次会议，而且只通过了7部法律。
在1933年3月21日“波茨坦日”(Potsdam Day)，当纳粹宣称帝国的所有合法性都来源于纳粹组织时，议会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因为这个时期涉及的不只是“第三帝国”和恺撒帝国的庄严握手，即穿着旧帝国元帅制服的兴登堡，或在波茨坦举行仪式的象征性姿态，还有3月5日举行的德国国会的开幕仪式。因为在1871年3月21日，德国国会第一次开会。它是根据当时最盛行的选举法之一选举产生的，其中包括对24岁以上的人实行男性普选。尽管他们对议会和党派提出了种种批评，但它获得了德国人所珍视的传统地位。因此，毫不奇怪，纳粹也很重视一个议会席位所带来的声望。党内最重要的官员，纳粹冲锋队或党卫军，都或多或少自动获得了一个席位；其他的纳粹要员，如阿尔伯特·斯佩尔和弗里茨·托德特，都曾试图得到一个席位，却始终未能如愿。
纳粹政权在其他领域也利用了这种参与性传统。例如，在1939年庆祝“夺取政权”的周年纪念日时，希特勒在国会发表了演讲。根据戈培尔的说法，该演讲的“主题”是：“德国将永远是一个元首共和国，再不会有君主统治了!”在演讲中，希特勒大谈过去的著名人物，赞扬德国的和平愿景，并攻击了犹太人。他认为合法性最主要来自“德国人民”。他反复谈到“民族共同体”，并向听众提起威尔逊总统14条宣言中“关于民族自决的根本命题”。希特勒说道，其他国家拒绝给予“高度文明的德国人民”这项权利；而他，希特勒，现在又赢回了这项权利。“元首”提醒议员们，他们有“神圣的、永恒的职责”：“你们不是某个地区或某个区域组织的代表，你们也不是特定利益的代表，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你们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民选代表。”
与此同时，希特勒在国会演讲中明确表示，他反对1933年以前德国即已存在的“外来民主”。“所谓伟大的民主国家”(在演讲的其他部分，他称其为“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应该反思一个问题：“归根结底，一个得到99%民众支持的政权，和那些采用最可疑的舞弊选举方法才能维持统治地位的国家，难道不是完全不同的民主吗？”“就民众统治而言，我们已经有了一种更透明、更优越的形式，他们怎么敢试图把某种东西强加给我们呢？”从国会议员的反应就可以看出国会“民众统治”形式的实际含义，他们的国会活动仅限于用“欢声笑语”来回应元首的讽刺性言论，用“雷鸣般的掌声”来回应每一个威胁姿态。
选举技巧
单纯靠鼓掌并不足以维持民主的假象，这一点可从纳粹的选举制度中得以印证。他们想要一种国际公认的合法形式。为此，他们需要一种符合国际标准的选举制度。
因此，根据法律，纳粹选举具有“全民参与性”。在1933年和1934年期间，甚至犹太公民也可以参与投票。1933年，内政部长弗里克斥责当地一名政党领袖，称将犹太人排除在竞选名单之外是“违法的”，并声称要严格禁止这种行为。然而，犹太人中央协会(Central Association for Jews)建议其成员在1933年11月的选举中投“赞同”票的事实表明，当时他们已经承受了很大压力。直至1935年《德意志公民法》颁布〔这是纽伦堡(Nuremberg)的法律之一〕，犹太人被剥夺了投票权，然而“犹太混血”(“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混血犹太人)仍享有投票权。值得注意的是，“德意志公民”的权利首先是根据他们的投票权来界定的：“在政治事务中行使投票权仅限于拥有完全‘政治权利’的德意志公民，犹太人不能成为德意志公民，在政治事务中不享有投票权。”
至少在第一次选举中，集中营的囚犯还可以投票，而且由于实行了匿名制度，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1933年11月大选后，一名集中营指挥官抱怨道：“根据投票结果来看，处于保护性拘留的囚犯中约三分之一的人还没有理解甚至不会理解当前的情况。不幸的是，我们找不出那些屡教不改的人是谁。”1933年11月，在施瓦本阿尔卑斯山脉的霍伊贝格(Heuberg)集中营，约有一半的囚犯投票反对纳粹政权。
令纳粹士兵们非常恼火的是，尽管他们要求公开谴责“叛国者”，但政府却坚持选举保密，并于1933年宣布，要想尽“一切办法”防止对选民的“骚扰”，这份声明通过媒体广为流传。在另一份声明中，内政部长弗里克下令“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选举自由和投票保密”。有一次，因为没有做好保密工作，选举委员会宣布一个投票中心的投票结果无效。
尽管如此，操纵和欺诈事件也一再发生，投弃权票者和投反对票者一再遭受纳粹的政治恐吓。有个别报告称，在投票站内都印着“卐”字符和希特勒的画像，纳粹党成员在那些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人的选票上做标记，近乎公然地监视着投票站。狂热的希特勒支持者公开拒绝使用投票站，也进一步破坏了选举的保密性。而且，在计票时，许多选举委员会直接忽略“反对票”，这样他们就可以上报政权所期望的结果。然而，还有很多值得一说的地方。如果排除1936年的选举，舞弊和操纵行为还没有普遍到能从根本上扭曲选举结果的程度。对实际选举程序的区域研究和个人记录研究一再证实了这一点。英国大使在1933年秋季选举时称，“投票本身无疑是保密的”。《纽约时报》在1938年4月选举结束后报道：“正如中立的观察者看到的，从信封里取出的选票显示，确实有超过97%或98%的选民支持希特勒，支持德国与奥地利合并。”对纳粹来说，1934年8月总统大选的公投结果相对有些令人失望，但也表明了选举的相对自由。尽管他们在选举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且施加了政治压力，但纳粹“只”获得了90%的选票。这意味着，实际上有700多万有投票权的选民没有投票或投了“反对”票。在公民投票后的第二天，情绪低落的政治领袖加入希特勒的阵营时，他们试图找出“出了什么问题”。在1936年举行的下一次选举中，当局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下令将所有没有在唯一的“赞成”选项上画叉的选票，都算作“赞成”票。如果忽略掉一个事实，即这些选举根本没有给人民提供选择的机会，那么，这可能是纳粹选举舞弊最明显的例子。
纳粹之所以禁止选举舞弊，是因为他们担心这会使选举丧失合法性。他们对此不抱任何幻想。在1936年的选举中，将“反对票”变为“赞成票”的做法，以及不能投“反对票”的事实，都受到外国媒体的严厉抨击。纳粹在1938年纠正了这一错误：选票上再次出现了“反对”选项，空白或错误标记的选票不再被算作“赞成”票。
因此，总的来说，选举会产生显著的影响。例如，犹太浪漫主义学者维克多·克莱姆佩勒(Viktor Klemperer)认为，1933年11月的公民投票无疑是希特勒的胜利。他写道：“我也开始相信希特勒的权力，相信他会留下来。”根据社会民主党流亡委员会的说法，在这些选举之后，社会民主党也不得不“克服极度抑郁的情绪”。纳粹认为选举结果也必须在国外产生预期的效果。例如，1933年3月大选后，伦敦的《泰晤士报》在其选举分析中加入了赞扬的字眼：“在英格兰，从来没有任何反对奥地利和德国联合的公众情绪，这本身丝毫不妨碍大不列颠与德意志之间达成谅解。”1938年德国国会选举后，《纽约时报》评论道：“阿道夫·希特勒的日耳曼帝国昨日通过了投票的严峻考验，当时新德国有近5000万选民赞同吞并奥地利。”甚至在1934年因无数“反对”票和弃权票令纳粹备受打击的总统大选后，《纽约时报》阐明了现实情况：“阿道夫·希特勒是帝国的元首，以近90%德国人的选票获得了绝对权力。”甚至在1936年，当国外批评无效选票被算作“赞成”票时，《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仍在粉饰这种声音：“尽管存在这种混乱，希特勒还是赢得了压倒性的选举胜利，这是毋庸置疑的。”在1938年的德奥合并公投事件中，《纽约时报》的记者对质疑和批评不以为然。不管外国人说了什么，就一个已经决定的问题(与奥地利的合并)进行的所谓毫无意义的全民公投是“对希特勒的一种致敬，不亚于对民族和种族团结的狂热表白”。除了1933年3月的选举外，外国记者几乎没有提到对反对派使用的恐吓手段。
动员与现代化
宣传机器无情地操控着公众的思想。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成员、学生、普通纳粹党员都被动员了起来。选举的准备工作在投票前几周就开始了，在投票前的最后几个小时里，他们狂热地动员民众：公共建筑和教堂里悬挂着旗帜；纳粹工厂在民众的工作场所举行会议；他们做出最后安排，使德国侨民能够在船上投票；男性选民的火炬游行；还有大规模唱诗班，教堂的钟声在投票前夕敲响。纳粹政权利用一切技术手段展示它的现代化和对进步的乐观信念，从空中的齐柏林飞艇到地铁站扩音器都在播放希特勒的演讲。选举日当天，柏林的街道人群涌动，声嘶力竭地呼喊希特勒；全国各地的德国人都聚集在一起，通过收音机收听选举结果，对投“反对票”的消息发出唏嘘声。1938年，在维也纳，成千上万兴高采烈的市民沿着环城大道游行，高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和《德意志之歌》等爱国歌曲，并高呼：“我们想见元首!”在乡村地区，军乐队为乡村演奏小夜曲。在1933年的选举中，民众涌向教堂做礼拜。在一些乡村地区，冲锋队人员被认为特别虔诚，他们的棕色制服在前往教堂的人群中尤为显眼。当选举结果宣布时，全国的公告上写着：“创纪录的胜利：票数如下……”
纳粹的反精英主义、反男权制和现代宣传，他们对工人的口头呼吁，以及他们的强硬行为，吸引了那些在魏玛共和国被边缘化的人群，他们很乐意参与到这种抗议情绪中来。最重要的是，很多年轻人被吸引了——冲锋队内部全是一群年轻人。纳粹通过其全面的社会动员，使世界上许多人站了起来，在此过程中羞辱了曾经的名人。他们让社会党部长和犹太百万富翁在大街上被追赶，或者让他们穿着袜子和内衣遭受嘲笑。德国人从该政权的掠夺欲望中获利，以谋杀同胞为代价而致富。在某些方面，大肆宣扬的人民和政权的统一被证明是正确的，并在选举中得到了显著的象征性表现。1933年的选票使用熟悉的你“是否愿意”形式，与婚姻誓言相呼应，上面写了这样的问题：“作为德国人，你是否愿意支持帝国政府的政策？你是否愿意声明，帝国政府表达了你的观点和愿望？你是否愿意郑重承诺忠于帝国政府？”
尽管纳粹倾向于男性形式的表演、男性参与的活动和仪式，但有大量证据表明，他们实际想要同时吸引男性和女性：“德国的男性和女性!”纳粹定然不希望女性仅在厨房里活动。相反，在20世纪20年代，纳粹党已经认识到群众党赢得并维系女性支持的重要性。因此，许多选举呼吁是专门针对女性的。在1933年11月的选举中，“为了避免误解”，纳粹甚至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在11月12日的德国国会选举和公民投票中，与以往所有选举一样，女性享有与男性相同的投票权”。
为了彰显人民与领袖的团结，必须进行全面动员。在选举期间的每个清晨，通常天都还没亮，希特勒青年团的男孩和德国少女联盟(BDM)的女孩就已经在街上喧闹地游行了，他们吹着喇叭、敲着鼓，提醒德国人他们的“责任”。而且在柏林工人阶级居住的地区，甚至在投票站开放之前，民众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在1934年的选举中，几乎所有拥有投票资格的选民都已经在11点前完成投票。由于选举的目的是要给民众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所以本周日上午的选举活动变得更加复杂。1938年的德奥合并选举期间，冲锋队队员、纳粹机动部队和空军部队、消防队，以及其他任何能组织起来并能制造巨大噪音的人群四处走动以叫醒民众。而在有些地方，刚到中午，就已经有80%的选民进行了投票。纳粹党员们用汽车把年老体弱的人送到投票站，并在医院设立了专门的投票站。如果哪些公民没有投票，纳粹党员一定会再次探访，并提醒他们履行应尽的“义务”。
动员支持选举的任务主要落在纳粹党员身上。在选举日前的几个星期里，他们一直忙个不停，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乡村宣传选举活动，骑着摩托车或列着车队四处宣传选举信息。而在选举日当天，他们不知疲倦地把自己的同胞送到投票站。与斯大林的做法如出一辙，希特勒利用选举来控制他的特工，并甄别组织中存在的问题。
没有法律规定选民必须投票，但到处都有党员、报纸、广播和热心的公民提醒他们绝对有必要投票，以及“对元首表达忠诚和感激的义务”。1934年公民投票的前一天，戈林告诉德国人：“任何人都不能离开，否则就证明他们不值得元首信任。”我们必须“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示范展示给全世界，这个示范将扫除关于新德国的所有谎言和歪曲的事实。我们必须表明，阿道夫·希特勒已经和德国人民在所有的思想、行动和情感中融为一体”。
由于魏玛选举法(包括无记名投票)仍然有效，所以没有人因为拒绝投票或错误投票而被送上法庭。然而，也存在一些公务员因没有投票而受到纪律处分的情况——尽管内政部长不允许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多讨论。由于内政部长明令禁止骚扰非选民，为了施加更大的压力，纳粹想出一个办法——标记那些已经投过票的人。因此，在整个帝国，游说者到处分发徽章来确定谁投过票。有报纸报道称：“每个人都佩戴着‘赞成徽章’并引以为傲。”在一些地方，游说者还会分发“履行选举义务证书”。
纪律处分、共谋、反抗
一位美国记者分析了1938年的公民投票。据他分析，纳粹用暴力的方式吞并奥地利，从本质上说，并不能算是胜利。“国家社会主义法规定举行全民投票，以这样的方式，才能使合格的选民牢记其在决定国家命运方面所承担的责任”。这一观察相当敏锐。1933年11月选举的前几天，老牌自由派报纸《福斯日报》(Vossische Zeitung)刊登了一篇对戈培尔的采访。在采访中，记者不断提问，如果只有一个政党，不再有任何反对党，那么议会选举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最后，这位记者一针见血地总结道：“既然如此，国会选举就必须是一项针对德国选民有正确思想和内在纪律的考验。”于是，宣传部长回答说：“没错。”
通过投票，每个公民都可以表明自己对该政权的认可。民众前往投票站的过程变成了一种服从表现，甚至是同谋行为。必须保留自由投票，以提高服从仪式的重要性。这不仅涉及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定的投票，而且还涉及选举日的提前投票，这在每个独裁政权中都被视为特别忠诚的证明。欢庆的气氛也为选举增添了具有忠诚特点的色彩。纳粹党报纸《国民日报》(Nationalzeitung)就对1936年3月的选举写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选举活动，这是一个庄严的庆祝活动，每个人都很荣幸能够通过投票来感谢元首做出的所有伟大功绩和成就。”
抵制这种宣传、不投票、投“反对”票或破坏选票到底多么困难？一般而言，即使投票是保密的，民众也不得不考虑反对的声音。游说者施加的压力较为温和：中午过后，为了让那些还没有投票的选民投票，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和众多纳粹党员会去这些选民的家里。在更极端的情况下，冲锋队成员会在街上呼喊着追赶那些没有投票的人，一群人在旁边大喊：“把他们捆起来!”
选举期间的压力可能更大：1936年3月29日，在萨尔州的一个村庄，一名助理牧师和他的管家在投票站投票。结果，一个纳粹分子开始怀疑他们，然后悄悄地在两张选票上标记上墨点。在统计选票时，发现两张选票都投了“反对”。村民们就聚集在牧师门前，并把这两名天主教徒拖到外面，在街上追赶、嘲笑他们。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下萨克森州(Lower Saxony)的一名工厂老板身上，他被迫参加投票，然后被关押起来并受到虐待，直到第二天才被释放。此外，还有人在街上被人追赶，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没有投票，因为我并不关心德国的荣誉与和平。”尽管这些可能只是个例，但它们确实揭示了普遍存在的压抑和恐惧氛围，这足以迫使大多数选民服从。
在选举之前，大部分选民获准在家乡以外的地区投票——这表明了一些选民在试图逃避压力。据推测，许多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在选举日不受骚扰——要么根本不投票，要么在更匿名的环境中投“反对”票。政府对这一事态做出的反应是，规定投票站应开放到18点，以使每个选民都有机会投票。
成千上万的选民要么拒绝投票，要么投了“反对”票，这一事实表明，在纳粹主义统治下的选举和公民投票不仅仅是认可和服从的仪式，同时可能也是民众疏远或反对该政权最重要的机会。这仅仅不适用于1933年3月的选举，因为尽管纳粹施加了巨大压力，但仍有56%以上的选民投票反对希特勒成为独裁者。1933年11月的选举结果更值得人们注意，当时独裁政权已经完全建立，但仍有210万张“反对”票；而在1934年的公民投票中，更有430万张“反对”票。然而，有人反对这一点，认为反对派的大量投票表明，选举期间对政敌使用恐怖手段属于例外情况，但是提出反对意见是有可能的。
“第三帝国”的政治节日
在今天看来，1933年至1939年和平时期的政治节日对纳粹统治的重大意义很容易被低估。纳粹德国对民主的破坏以及该政权对其认定为国家和“雅利安人种”(Aryan race)的“敌人”所使用的残酷武力，最终以“大屠杀”收尾，有力地塑造了我们对纳粹德国的看法。欢乐的节日和热情的民众为希特勒欢呼的景象，与这段充满压迫、暴力和恐怖的历史并不相符。然而，节日和恐怖融入到自我庆祝的“民族共同体”——这与暴力排斥“共同体异类”并不矛盾，二者是密切相关的。一些特别狠毒的镇压措施与壮观的庆典密切相关就能证明这一点。1933年3月21日，普鲁士历史与“第三帝国”之间精彩地上演了所谓连续性的一幕——后被称为波茨坦日。两天后，《授权法案》的通过摧毁了民主。就在100多万人在柏林庆祝5月1日全国劳动节仅仅一天之后，纳粹政权就摧毁了自由工会。在1935年纳粹党帝国党代会期间，在密室中起草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目的是剥夺犹太人的权利，这是纳粹党“年度政治仪式”中最复杂的活动。在纪念1923年纳粹党慕尼黑暴动失败期间，希特勒和戈培尔发动了恐怖行动，致使数百名犹太人于1938年11月9日死亡。有时，暴力和压迫甚至被伪装成一种庄严的仪式，就像1933年5月的“柏林焚书”事件一样。
然而，如果将“第三帝国”举行的众多节日仅仅看作准备实行暴行的平台或转移民众对压迫措施注意力的策略，那就是大错特错。在面向本国和外国人民时，政治节日也有助于纳粹政权进行形象管理。参加大型群众集会的民众可以感受到他们是情感共同体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他们正在体验无阶级的“民族共同体”的现实生活。政治节日以其高涨的情感和精心设计的场景提供了一个场所——在那里，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典型的政治审美可以产生直接有效的影响。与此同时，这些节日的仪式和象征为政治领域营造了一种神圣的气氛。如果纳粹主义被描述为一种政治宗教形式，那么公共仪式就是其礼拜仪式的核心。在政治节日中，“元首”和“人民”之间的直接接触既是魅力型统治的工具，也是魅力型统治的表现，是“希特勒神话”的重要基础(伊恩·克肖，1987)，大量德国人的忠诚都基于这一点。在选举期间，群众活动不仅展示了“新德国”的实力和现代化程度，也恐吓了国内外的反对者。经过出色的后勤和技术手段安排，游行、示威和阅兵把德意志帝国描述成一个高效的现代化国家、一个未来充满希望的国家，尤其是能够为本国民众提供精彩的表演：乐队和穿着制服的年轻英俊男子，火炬游行、烟花和“光明大教堂”，一起乘坐专列参加活动的经历，在帐篷里过夜，活动结束后的狂欢酒会，所有这些都为民众带来了巨大的欢乐。
就像选举和公民投票一样，政治节日也是将德国人民融入纳粹政权的一种手段，但却不能影响纳粹的政策。这样的节日有精心设计的场景，假设所有参与者都在同一个地方，那么这样的活动一次可以持续几个小时或几天。如同选举一样，仪式性的节目使民众从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尽管演讲者、在场的政治家、参加游行队伍的人以及正在观看的“群众”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是，作为节日共同体的一员，他们形成了一个整体，其中，“群众”本身也变成了演员。所有参与者同时出现，他们进行互动，参与象征性的活动，这些都能使民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进而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政治节日是情感和情绪的媒介，是现实世界和象征世界的融合。纳粹通过各种方式利用这些节日，目的是让人民融入他们的政权。
纳粹的“节日日历”
政治节日一开始就在纳粹统治的自我投射和展现“人民”与元首的团结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一点在“第三帝国”第一年的简要叙述中就可以看出来。1933年1月30日之后，希特勒和纳粹党开始摧毁魏玛民主，并迫害他们的政治对手，取缔其他党派，同时“整合”所有的独立组织。独裁之路充满了名副其实的“节日焰火”。在帝国的城镇和乡村，纳粹精心策划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公共活动，以及许多小规模游行、集会和仪式。在这些活动中，当地文化的传统元素与纳粹运动的象征和仪式被结合在一起。1933年举行的许多小规模的节日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有启发性的视角，这份期待混合了机会主义、希望和热情等，最终许多德国人将这份感情寄托于希特勒身上。他们也表明了自己的决心，纳粹党、冲锋队、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开始征服公共领域，并用他们的标志和仪式占领公共领域。主要节日及其在各省的多方效仿，不仅有助于塑造有吸引力的形象，还可以作为外部装饰，掩盖国家的残酷征服行为。这种“社会仪式”是建立独裁统治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第一件大事是1933年3月21日的波茨坦日。如前所述，3月5日当选的议会在邻近的波茨坦开幕，而不是在柏林。波茨坦有兵营、宫殿，还有“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陵墓，是普鲁士国家神话中最重要的纪念地。
虽然必须在短时间内临时制作很多东西，但在戈培尔的带领下，组织者还是成功打造了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演出。这场演出旨在展示“革命性”的纳粹运动和“普鲁士传统”之间的协调。纳粹政权希望这个地方的传奇能赋予它历史的合法性。然而事实上，直到后来希特勒与年迈的德国总统冯·兴登堡握手的照片才成为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权力移交最著名的象征。直接的情感作用来自波茨坦仪式的“普鲁士”氛围，以及整个民族都参与到伟大的权力移交仪式中。在波茨坦，成千上万的人们站在街道两旁，除此之外，纳粹号召全国各地的德国人在房子上悬挂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或纳粹的“卐”字符旗帜。当天晚上，民众举行了无数次火炬游行和“自由仪式”来庆祝“国家的重生”。
仅仅几周后，1933年，5月1日被定为“全国劳动节”，象征着工人阶级融入了“民族共同体”——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工人运动的传统抗议日定为公共假日。此明智之举是对工人的一种象征性认可。即使在全球经济危机引发大规模失业之前，工人也认为他们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受害者。然而，这种象征性的认可却意义重大。在1933年的“全国劳动节”当天，没有举行大规模集会和游行，而工会和左翼政党成员本可以借此机会支持工人阶级的利益。相反，“五一”节庆祝活动的核心是由国家组织的群众大会。超过一百万人在柏林的“滕珀尔霍夫公园”(Tempelhofer Feld)参加了会议。在这里，年轻的阿尔伯特·斯佩尔赢得了声望，因为他创造了一个让希特勒组织得以兴盛的舞台。斯佩尔对这一事件的策划涵盖了许多后来群众活动的典型元素：希特勒面对群众讲话的讲台背后是巨大的“卐”字符旗帜，现代的扩音器把演讲内容传达给聚集在希特勒面前的数百万人，一名电台记者在城市上空的飞艇上进行了现场直播。火炬游行和焰火为这难忘的一天画上了句号。庆祝活动结束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暴力镇压。5月2日，自由工会遭到取缔，其财产被没收。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劳动节已经转变为“民族共同体”的劳动节。在某些方面，比如波茨坦日，这个群众性的节日是从魏玛共和国的自由公共领域到独裁政权的公共行为空间的一种过渡仪式，其中每个参与者都扮演一个固定的角色。接下来的几年里，纳粹的劳动节与其在劳工运动中的起源含义迥然不用。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民众把这一天当作一个非政治性的春天的节日来庆祝，这一天有诸如“五月树”之类的新传统，也有工厂或办公室等“工作场所共同体”准备的娱乐活动。德国劳工阵线领袖罗伯特·莱伊博士(Dr. Robert Ley)，在1936年5月的庆典上提出了“享受生活”的非政治性口号。
1933年庆典的下一个活动是“纳粹党的帝国党代会”，该会议于8月30日至9月3日期间在纽伦堡举行。
事实上，这只是一次名义上的党代会。最重要的是，这是希特勒“纳粹运动”和“德国人民”之间魅力关系的仪式性展示。纳粹党及其众多附属组织的数十万官员、成员和支持者每年都会聚集在纽伦堡参加各种活动，此类活动通常会持续几天。它很少受到政治演讲内容的影响，而更多地取决于作为共同体的一部分的经验。20世纪20年代，纳粹党发起纽伦堡集会，但直到1933年以后，这些集会才被列为重要场合，也变得日益复杂。受希特勒本人委托，由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执导的1934年党代会电影《意志的胜利》大获成功。事实上，这部电影不是纪录片，而是极具暗示性的宣传片，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了党代会想要传达的信息。在电影中，许多热情的民众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为希特勒欢呼。电影的另一个主题是，在华丽的背景下，身着制服的纵队根据严格的编排，列队穿过巨大的阅兵场，这一幕被视为完美纪律的典范。毫无疑问，希特勒在这一场景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但这实际上是“纳粹运动”的自我写照，其焦点不断地集中在忠诚且纪律严明的支持者和忠诚的“人民”身上。为此，纽伦堡纳粹党的伟大节日及其在电影中的集中表现，最重要的是庆祝“人民”和“元首”的团结。此外，这些仪式表演的重要作用是向参与者展示纳粹运动及其“元首”的特殊性和“神圣性”。希特勒乘飞机抵达就是一个例子，夜晚纽伦堡的火炬游行以及新党旗的“献礼”也是如此。“献礼”采取的形式是希特勒用所谓的“血旗”来感染人民。据说，这面旗是由党员的血浸透过的，这些党员在1923年失败的慕尼黑暴动中被警察射杀。这种阴郁的仪式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说明党代会的礼拜仪式借鉴了基督教殉道者的传统。最后，纳粹全力在纽伦堡修建建筑，目的是为纳粹党的节日提供合适的场所。军队游行穿过中世纪古城是为了展示该党与德国历史的渊源，而帝国党代会会址上那些巨大的新建筑(实际上从未完工)，及其看台、体育场、街道、大厅和阅兵场，则为表现“民族共同体”与元首之间的密切关系提供了背景。这是一种权力建筑，这座建筑内的人从来不被允许将自己视为个体，他们只能在一个纪律严明的集体中行动，并将自己视为这个“群体”的一部分。
党代会结束一个月后，“帝国丰收节”于1933年10月2日在德国北部城镇哈梅林(Hamelin)附近的比克伯格(Bückeberg)举行了首演。尽管“五一”劳动节的目的是将工人纳入“民族共同体”，但50万人聚集在下萨克森州是为了庆祝德国乡村与“新德国”的联系。
尽管这个节日的名字让人联想到教会传统和农民文化，但它完全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节日。尽管比克伯格的群众大会邀请了穿着传统服装的表演团体，并使用粗糙的木质平台，从而试图营造一种乡村氛围，但在许多方面，它都与5月1日的柏林活动很相似。此外，1933年至1937年庆祝“帝国丰收节”的地点，与自然和乡村生活的联系并不大。纳粹斥巨资将比克伯格平坦的高地改造成了可容纳一百万人的阅兵场，参加阅兵的人乘坐公共汽车从四面八方赶来。建造阅兵场是为了让参与者能感受群众大会的氛围，同时向下也能看到谷地中进行的军事游行和演习——就好像他们也在舞台上，能够身临其境。然而，归根结底，这里的节日活动和空间布局首先是为了安排“元首”和他的“人民”会面。节日舞台的中央是所谓的通往山上的“元首之路”。希特勒及其随从在数十万人的欢呼声中在这条路上“穿过”人群。据估计，1933年这段“穿过人群”的行程足足花了45分钟。希特勒和“人民”之间这一充满魅力的亲密时刻反复出现在“丰收节”的照片中。虽然每年都会举行政治“丰收节”，且仪式愈加隆重，直到1937年停办，但它并不是比克伯格独有的重大活动。正如“五一”劳动节作为重申“民族共同体”的日子，不仅在柏林，而且在许多其他地方和工厂都有庆祝活动，全国各地的村庄和小镇都会举行“帝国丰收节”的庆祝活动。在那里，民众关注的焦点不是与元首的魅力邂逅，相反，这些地方性的庆祝活动结合了乡村节日文化的传统元素，用新的政治符号表现当地的特征，以及当地纳粹组织和官员声势浩大的参与。这些小规模活动能否站稳脚跟并赢得当地群众的喜爱、是否会沦为政治例行公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能否成功地将意识形态信息融入当地流行的节日文化之中。
1933年的最后一次盛大庆典于11月9日在慕尼黑举行。自1925年以来，纳粹党一直将这一天作为1923年希特勒政变失败的纪念日——忠诚的巴伐利亚警察毫不费力地镇压了这次政变，但纳粹党却将其转变为纳粹运动的核心根基事件。特别是在1933年以后，民众越来越重视那些与被枪杀的反叛者有关的殉道仪式。就此，纳粹党甚至比“帝国党代会”更受关注。纳粹党利用希特勒在“市民啤酒馆”(Bürgerbraukeller)的年度纪念演讲，反动派城市游行的重演以及日益浮夸的死亡崇拜，创造了一个有关英雄主义和牺牲的神话，从而有助于塑造纳粹党的形象。因此，11月9日的庆祝活动主要不是关于有魅力的“元首”和“民族共同体”之间的联系，民众所颂扬并赋予传奇地位的是所谓的“斗争共同体”——与纳粹党早期所说的“斗争年代”有关。每年11月9日，慕尼黑都会进行一场精心设计的传统仪式，在这一传统仪式中，纳粹运动的“老战士”们不断在脑海中确认，他们是发誓效忠元首的团体，代表“第三帝国”的精英。尤其是这个原因，在政权的所有仪式中，这个节日包含了最多的政治宗教仪式元素：年复一年，1923年“血旗”已经变成了纳粹党的遗物，在整个城市举行隆重的仪式。1923年牺牲的16人获得了政治烈士的身份，在1935年的盛大仪式上，他们被重新安葬在国王广场(K?nigslatz)新建造的两座“荣誉神殿”里。他们的名字每年都会以“点名”的形式被充满感情地宣读出来，每念完一个名字，一群人就会齐声高喊：“到!”从而营造出“倒下的英雄”和活着的运动支持者之间的神秘团结。
尽管波茨坦日仍然是一项独特的事件，但到1939年，其他节日也都按照同样的年度节奏在纳粹日历中确立了自己的固定地位。1934年，在纳粹日历上又增加了一些不太隆重的节日。纪念一战死难者的“全国哀悼日”变成了“英雄纪念日”，这就把对战争的纪念融入到了激进的英雄故事中。此外，迄今为止具有纯商业性质的“母亲节”被赋予了更重要的地位，成为“纪念和尊敬德国母亲的日子”。这些年度节日在二战爆发前一直是纳粹政治仪式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大型仪式来纪念特定的节日。其中包括“波茨坦日”， 1933年焚书仪式，1936年奥运会，慕尼黑不定期举行的德国艺术日，以及1939年4月20日希特勒的生日庆祝活动。
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节日风俗发展成为四种不同的趋势：第一，朝着经典发展迈进。因此，尽管活动、符号和仪式不断改变，但总体上是朝着标准化的方向迈进。例如，1933年，当地的节日游行在5月1日举行，而且丰收节的活动包含了许多源于地方传统的元素，后来的趋势是模仿集中组织的活动。第二，大型政治庆祝活动变得更加隆重、壮观。参与者的人数持续增加，活动变得更加宏大，建筑则多数是为党代会和丰收节而修建的场地和建筑物。第三，重整军备和备战意味着军事变得日益重要。在纽伦堡党代会上，阅兵式和现代武器的展示成为节目的一部分。在1937年的“帝国丰收节”上，100万名观众观看了长达一小时的军事演习，演习中有10 000名士兵，还有坦克和轰炸机。1939年，希特勒在庆祝自己50岁生日时，举行了一场持续4个半小时的游行，40 000多名士兵，5000辆机动车和600辆坦克参与了此次游行。第四，现代大众传媒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了取得成功并产生影响，节日依赖于所有实际出席的参与者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交流，但节日只能影响出席和参与活动的民众。因此，在早期，戈培尔试图用最现代的媒体技术来烘托政治节日的气氛，以便影响更多的民众。从一开始，无线电广播就是宣传工具的一部分，同时也运用了新颖的现场报道技术。通过提供简短的电影报道，电影新闻短片至少可以给人一种“整体艺术作品”(Gesamtkunstwerk)的表面印象，而这正是节日所追求的效果。但是，莱妮·里芬斯塔尔精心制作的关于1934年党代会和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电影，其在技术上极具革命性并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1936年开始，纳粹也尝试了电视广播，但是由于其技术原始，这种方式只能涵盖少数观众。
元首神话与“民族共同体”：政治节日的作用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还维持并不断发展他们的节日活动，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和耗费大量资源。数百万人被动员起来，成千上万的党内工作人员和公务员参与组织这些活动。纳粹斥巨资举行仪式，并修建柏林、纽伦堡和比克伯格的巨大建筑。为什么要组织这么多盛大的演出呢？这些政治节日对纳粹独裁统治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关于该政权的性质和它在德国人民中受欢迎的原因，这些节日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在1936年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中，哲学家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提到了法西斯主义下的“政治生活审美化”。他说，把政治转变成一场精彩的表演，有助于组织和吸引人民，使其与该政权捆绑在一起，但同时又无视人民的真正利益。确实，这种分析貌似合理，但它没有解释纳粹节日文化的重要性，因为节日不仅仅是一种转移注意力和操纵人民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五一”劳动节、纽伦堡党代会、“帝国丰收节”和11月9日的慕尼黑死亡崇拜等重大仪式，都是“人民”和“元首”面对面相遇的舞台。在仪式中，希特勒亲自出席，面对面交流的可能性，偶像与崇拜者的接近，以及会面的严格规范和仪式化，是创建和维持魅力型团体和“元首”神话的重要前提。
此外，国家和政党的重大节日以及各省的小型活动，包括游行、群众集会和示威，在这些场合中，参与者可以将自己视为同类“民族共同体”的成员。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交场合，节日的本质是使民众产生情感和情绪。纳粹节日试图在视觉、听觉和表演上征服参与者。标准化的符号和政治修辞旨在将参与者纳入进来，以排除所谓的“人民公敌”，这为建立一个感情色彩浓厚的共同体奠定了基础。参与节日同时意味着参加重要的政治活动。这种成为共识一部分的集体意识和参与感，要比演讲者所做的实际政治宣传重要得多。
最后，在1933年至1939年，纳粹节日成为重要工具，通过仪式、表演和符号，该政权可以控制和压制在魏玛时期纳粹党的权力“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革命动力。在德国民主的危机年代，冲锋队和德国纳粹党发展了一种长期的行动和动员方式，以此获得并保持势头。街头示威，选举之战，啤酒馆里的斗殴都是常见行为。许多纳粹活动人士曾预计，这种革命动力将在权力接管后继续存在。随着独裁统治的建立，官僚主义的“协调”以及重新重视军事，纳粹党领袖开始通过国家机构、纳粹党卫军和盖世太保有组织的恐怖活动来行使权力，而不是通过动员冲锋队或来自下层的压力。
政治节日还有助于增进“人民”和“元首”之间的魅力关系，确保人民在情感上能体验“民族共同体”，并保持这样一种感觉：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权。政治节日能否实现这一目的取决于其能否有效进行形象管理，以满足德国人对认同感和方向感的需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治节日一方面回归到熟悉的主题，另一方面，它从现代大众文化和娱乐产业的角度提出创新的想法。
创造传统是用来确保信誉和聚焦共同期望的机制(霍布斯鲍姆)，通过这一机制，纳粹党为自己及其节日提供了历史合法性。从特定节日的选择理由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被创造出来的传统。5月1日指的是劳工运动的传统，丰收节借鉴了基督教的传统，“母亲节”也是已经确立的传统，而11月9日则与殉道者崇拜有关。在这种情况下，纳粹运动实际上是在创造自己的传统。这种创造传统的策略，体现在对节日进行精心设计的各方面。年复一年，节日的节目都遵循着同样的顺序，就像基督教的日历一样。历史感、节奏和重复都给节日的节目带来了连续性和真实性的氛围。
第二，对于重大节日，纳粹节日的负责人选择具有象征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场地。场地本身特有的光环有助于传统的发扬，以使节日更加可信。纽伦堡是一座风景如画的古城，有着重要的中世纪历史。作为党代会城市，它展现了纳粹的主张，即体现“真正的”德国历史。类似的传统联系还有下萨克森州的比克堡，它的卖点是德国农民的象征。
第三，戈培尔和其他纳粹节日管理者毫不顾忌地利用各种完全不同的节日传统。基督教的习俗和仪式(如游行、对殉道者和圣物的崇拜)与19世纪的节日传统完全一样，他们也热衷于游行和打上爱国标签。正如5月1日的社会主义劳工运动一样，青年运动以其对自然的浪漫化和对真实性的崇拜而做出了贡献。有选择性地采用不同的形式和做法，使纳粹能够在冲突环境中吸引众多民众，同时抹除这些做法的原始意义。这种传统的动员或发明与明显的现代元素结合在一起。
这些还包括(第四点)举行节日的公共空间的设计。的确，一方面，在地方层面，他们使用了许多传统文化的元素，例如在节日气氛浓烈的城镇中游行，或用因丰收节而被华丽装饰的农场马车游行。然而，另一方面，纽伦堡或比克伯格的节日建筑是相当新的，柏林的滕珀尔霍夫公园的设计也是如此。帝国党代会广场上的巨大建筑，以及为容纳一百万人而改造的比克伯格斜坡，促成了一种全新的大规模编排和集体体验的形式。它的首要目的是将个人纳入构想的共同体。与这些新空间相关的主导建筑为大型节日提供了合适的舞台，如果没有极权主义的大规模编排，这将毫无意义。
第五，纳粹的节日是现代活动管理的范例，它巧妙地利用了最新技术提供的所有可能性。能够把几十万甚至一百万人带到下萨克森州的偏远地区或纽伦堡的省城，并在短时间内供养他们，这本身就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后勤成就。使用最现代的扩音器，高效的灯光布置，飞艇和飞机的部署，数千名士兵的阅兵式，最新的武器展示，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1933年至1939年间的政治节日成为最受欢迎的科技和军事现代化演示。
第六，大众媒体。纳粹节日的目的是让参与者尽可能地“完全”融入活动，并让“政治”尽可能全面地成为一种情感体验。理性的争论和政治辩论是不相关的。为了确保这种体验不局限于参与者，从一开始纳粹就打算将仪式传送给全国的广大公众。报纸报道、照片、广播和电影都是为了把当地的重大活动变成整个国家的体验。虽然纳粹利用电台报道来实现全国的同步体验，而且许多德国人看过里芬斯塔尔拍的1934年党代会的电影，但这种媒体策略成功与否仍不得而知。因为节日共同体的特殊性质恰恰在于需要所有的参与者在场。考虑到当时的技术状况，越是有关情感、体验和共同体的问题，就越难通过媒体传达这种体验。这无疑限制了纳粹节日文化的有效性。
民众需要继续积极领会“元首”和“纳粹运动”之间的关系，这对这个魅力政权的合法化具有决定性意义。与选举一样，这些仪式可以明确展示该政权的“民主”性质。即使已经成为僵化的仪式，但选举和节日维持着群众运动的假象。同时，它们又蕴含着纳粹运动的潜在动力。除此之外，希特勒和戈培尔在1938年11月9日，轻易地对德国犹太人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恐怖浪潮。而当天，纳粹党致力于激起民众对“斗争时期”和“陨落的英雄”的记忆，这两件事息息相关。20世纪30年代，面对外国和本国人民，纳粹政权的自信不断增强。这不仅是选举和公民投票的结果，还与那些表明同意和排斥的展示仪式有关——它们似乎阐明了群众的意见，也显示出了反对派的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