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罕出逃并被他的敌人乃蛮人杀死之后，铁木真立一直与王罕为敌的弟弟札合敢不为克烈部汗。起初，铁木真允许克烈部在他们的新汗统治下享有一定的自由，对该部实行宽松的管制。他虽然杀了大部分曾反抗过他的贵族男人，但他承认他们的女人身上有着某种独特而有裨益的素质。乃蛮女人和克烈女人是他所遇到的最老练最见多识广的女人之一。虽然她们仍然是草原女人，骑马、射箭、喝马奶酒、全面参与政治生活，但她们的基督教信仰给了她们草原之外的知识，把她们与一些最重要的文明中心相联系。
铁木真安排了他的家人与札合敢不家族的一桩双向婚姻。他娶了新汗的女儿亦巴合别吉[6]为妻，又让他的小儿子拖雷娶了她的妹妹唆鲁忽帖尼别吉。[164]他还把一个乃蛮公主脱列哥那从她的篾儿乞丈夫手中夺走，把她嫁给了他的儿子窝阔台。现在，铁木真和他的两个儿子，每个人都有了一个基督徒妻子，虽然并没有听说当时有蒙古人皈依基督教，但在接下来的一代人中，拥有一位基督徒妻子一度颇为流行。
铁木真也为他的几个女儿包办了与基督徒的婚姻。阿剌海别吉嫁给了漠南的汪古部部长，该部信奉基督教，其部长自愿加入蒙古，并一生始终保持忠诚。在丈夫死后，阿剌海别吉多次改嫁，每个丈夫似乎都是基督徒。中国特使报告说，她经常读经，但没有说明是用何种语言写成的何种经文。[165]
这个时候铁木真女儿的情况非常复杂，因为没有记录保留下来说明她们什么时候出生、她们的生母是谁。《蒙古秘史》本来记载了有关信息，但这一章节在元代的某个时候被删除了。六个女人可以确定为铁木真的女儿，但是她们是不是他亲生的？是他的正妻所生的，还是收养的？还是和他有另外一种关系，这些我们通通不清楚。在铁木真生前，这些女儿占据要职，但她们的影响力在成吉思汗死后被他儿媳的风头盖过了。[166]
从铁木真结婚直到1294年，在近一个世纪中，每个蒙古大汗都和基督徒女人有关系，要么是由基督徒母亲所生，要么拥有一个基督徒妻子。《蒙古秘史》表明，成吉思汗喜欢为他的孩子们选择基督徒配偶，因为他认为基督徒重家教，懂得如何教养孩子，会成为他孙子的好父母。他对他的基督徒儿媳和女婿的技能、知识以及与更大世界的联系很感兴趣，但他自己却拒绝基督教信仰，因为这种信仰并没有帮助其民族免于失败。
几部基督教编年史记载，铁木真的妻子是基督徒，但说法不同，有的说她是神秘的大卫王的女儿，也有的说她是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的女儿。据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说法，铁木真梦见了一位使者，答应帮他夺取权力，获得成功。当他把这个奇怪的梦说给他的基督徒妻子听时，她承认那个使者是基督教的主教玛·登哈[7]。据说他召见玛·旦哈来解梦，主教告诉他，只要他“善待基督徒”，给他们“很多的荣誉”，他就可以获得成功。此后，根据法国修士——来自博韦的文森特记载，铁木真青睐基督徒，甚至请了一个基督徒僧侣为他预测未来，并为他占卜。[167]
玛·旦哈是巴格达当地教会的重要领袖，但他生活在马可·波罗的时代，蒙古民族诞生时他还没有出生。在任何可靠的史料中都找不到铁木真和基督徒之间进行过宗教对话的真实记录。然而在铁木真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期，他和基督徒有着密切的交往，先是作为基督徒国王王罕的藩属，然后作为基督徒的丈夫和公公。
在蒙古人崛起之前，基督徒已经在草原上生活了两百多年了。当回鹘帝国在9世纪崩溃时，大多数回鹘人逃到了中国西部的沙漠绿洲，而摩尼教失去了官方宗教的地位，萎缩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教派。在他们的新家园里，回鹘人成了穆斯林。虽然佛教和伊斯兰教都曾派出传教士向剩余的草原部落传教，但他们既不想成为穆斯林，也不想成为佛教徒。相反，他们选择了一个不曾派传教士到蒙古宣教的宗教。摩尼教徒承认耶稣是他们主要的先知，即使在回鹘汗国陨落、摩尼教祭司逃离之后，人民继续尊他为神。但因为无法找到新的摩尼教祭司，他们希望得到同样崇拜耶稣的远方基督徒的帮助。
草原部落从摩尼教转而皈依基督教发生在11世纪初。1009年，东方亚述基督教会的牧首约翰五世(Cathdicos Yohannan V)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寄信人是都主教梅尔夫的阿迪硕(Abdisho of Merv)。梅尔夫是距巴格达一千多英里的一个小镇，此地在今天的土库曼斯坦东部，但当时是波斯的一部分。波斯教会[8]认为自己是最古老的基督教会，在语言和灵性上最接近耶稣的教导，但形势的发展对其追随者越来越不利。他们被切断了与其他基督教社区的联系，最初奋起反抗琐罗亚斯德精英的压迫，然后反抗穆斯林的征服，而穆斯林怀疑他们秘密地与欧洲人进行结盟。
都主教信中的消息虽然很奇怪，但还是受到了欢迎。他报告说，在遥远的北方草原，有一个武士部落，该部二十万人都皈依了基督教。这就是后来在王罕领导下的克烈部。主教告诉牧首，克烈部的皈依发生在两年以前，即公元1007年。他用标准的基督教叙事方式说道，那个异教徒国王遇到了危难，但得到了基督教圣徒的救助。两个世纪之后，巴·希伯来斯在记述这件事时说，克烈部的汗在山里打猎时遇到暴风雪，迷失了。据说是圣谢尔盖(Saint Sergius)的幽灵说，如果汗改信基督教的话，他可以救汗。汗从丝绸之路沿线来往的商人那里已经了解了这个宗教。汗同意了，按照基督教商人的教导尽力理解这种教义。获救之后，汗寄了一封信给两千五百英里外的阿迪硕都主教，请求派传教士牧师为整个部落施行大规模洗礼。
基督教适合克烈部田园牧歌的生活方式。草原游牧民族非常理解圣经中提到的牧羊人和羊群，他们重视法律对于一个分散居住的民族的重要意义，尤其是这个民族处在恶劣的环境中，一直在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克烈部旅行时带着可携式神殿(或者说教堂)和祭司，称为拉班(rabban)，意为导师(从希伯来语的拉比rabbi演化而来)，他们用叙利亚语朗读基督教圣经，能预言未来，观察星象，医治病人，确定丢失动物的地点，控制天气，如此等等。他们穿着长袍，焚香燃灯，举行复杂的仪式，让汗和他的统治荣耀非凡。
在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同时，一些贵族也取了基督教的名字，如雅虎(Yahu，耶稣)、失烈门(Shiremun，所罗门)和马可(Markos)。他们举行基督徒圣餐礼，喝发酵的马奶酒以代替葡萄酒，不过他们不吃圣饼，因为他们基本上不知道饼为何物。他们的圣餐仪式继承了草原的传统做法，把圣餐和畅饮发酵马奶酒结合起来了，因此这个基督教仪式经常在醉酒的状态下结束。
阿拉伯基督徒在12世纪写的《塔经》(Book of the Tower)中描写了草原部落基督教奇特的崇拜方式。根据其记载，克烈部的崇拜仪式在一个帐篷里进行，附近会有几匹专用的母马提供宗教仪式所用的马奶。在克烈部并入铁木真的阵营之前，克烈汗亲自为他的百姓主持大部分的宗教仪式，用他所知道的祈祷词进行祷告，把牛奶献在圣经前的坛上为祭。[168]由于这个原因，有一些报告把汗描写成了一名牧师。
草原部落欣赏基督教，因为它允许吃所有种类的肉，而且在其宗教仪式中喝酒。穆斯林和犹太人不吃猪肉，印度教徒禁忌牛肉，佛教徒什么肉都不吃。除了基督徒外，所有其他教徒都禁止或严格限制酒精的消耗量。然而，他们发现基督教礼拜的一个方面令人厌恶，那就是在基督徒的宗教仪式上，他们声称吃先知的肉，喝他们的血。1453年，君士坦丁落入突厥人之手，库萨的尼古拉斯描述了虚构的有各种宗教信仰代表参加的会议。鞑靼人抱怨说，基督徒“端来面包和酒，说它是基督的身体和宝血。献祭仪式后他们吃喝祭品，这太可恶了!他们吞噬了他们所崇拜的事物”。[169]
天主教徒祈祷时双手合掌在胸前，东正教徒把双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但草原上的基督徒则以蒙古人的方式向天空伸出双臂。他们在吃饼之前先把一小块饼扔向空中，在喝酒之前先向地上洒一滴，和传统的蒙古祭天地仪式一样。[170]
草原上的基督徒没有骑上战马向欧洲发动征讨，也没有对穆斯林发动圣战。没有人因他们是异教徒逼迫他们，也没有人迫使他们相信任何事情。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地漫游，他们的宗教很少受到约束，既不局限于特别的建筑物里，也不会为了词语的确切含义进行无休止的争论。也许可以说，基督教在上千年的历史中，第一次在蒙古大草原上找到了几乎完全的自由。
草原上的基督徒对其他信仰持灵活态度。他们用萨满来控制天气，这对放牧和战争都很重要，[171]他们祈求自认为能够帮助他们的一切力量。基督教是一种官方宗教，而基督徒则可以在通信和翻译方面提供帮助，还会治病，但基督教并非宫廷宗教，而是一种依附于宫廷的宗教。当有需要时，王室甚至会转而求助传统精神治疗师和萨满。王罕和乃蛮部的太阳汗生儿子都遇到了困难，他们两人都转向萨满求助，以保证能生下继承人。[172]
巴格达建制派教会统治阶层一直不信任草原基督徒的诚意及其对教会的忠诚。一位叙利亚东正教教会的主教在写到王罕时说，神抛弃了克烈部的统治者，“但他之所以被抛弃，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心已经不再敬畏他的主耶稣基督。他的主曾尊荣他，而他却从一个名叫西辽的汉人部落娶了一位妻子”。王罕这样做，就是“背弃了他父辈的信仰，去敬拜别的神”。[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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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木真的基督徒妻子并不是独自来到他的营地的。亦巴合别吉除了带来家庭厨师和仆人外，还带来了两百个家臣。他们一起在蒙古汗廷的中心组成了一个流动性的基督徒社区。[174]新来的基督徒公主及其众多臣民把蒙古人带进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复杂的宗教和商业网络，把蒙古人与这些地区漫长而痛苦的宗教历史联系在一起，其地域涵盖俄罗斯、拜占庭帝国、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前哨基地。
除了公主之外，铁木真还招募了许多基督徒文书帮助他，因为他们具有战略规划和管理技能。其中一些人被升为官员和指挥将领，而基督徒是最先在铁木真政府中任职的一批外国人。1202年，第一位最重要的基督教教士加入了他的阵营，至于他的身份，有的说是畏兀儿人，有的说是克烈部人，也有的说是汪古部人。他的名字叫镇海，意思是真正的海洋。在镇海的协助下，铁木真巩固了蒙古帝国的畏兀儿文明模式，而他后来成了蒙古汗廷的高级官员。
后来，术外尼批评镇海，说他偏向基督教。他写道，镇海“极力礼遇基督徒及其教士，当这事到处盛传时，传教士就从大马士革、鲁木、巴格达、阿速(奥塞梯)和俄罗斯赶来，奔赴他的宫廷，为他服务的也大部分是基督徒医师”。他有权决定“政事的轻重缓急”，“要他们对好坏和祸福负责”。因此，“在他统治期间，基督徒的事业蓬勃发展，没有穆斯林敢于跟他们顶嘴”。[175]
镇海集中力量发展与中土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地带的贸易关系。因为畏兀儿人具有商业、农业和城市生活组织方面的丰富知识，铁木真非常依赖他的建议，并把这些领域的职责委托给他。镇海利用自己的职权建造了一座新城，通常被称为镇海城，既是军事重镇，也是工艺生产中心，周围还是小麦产区。在镇海大权在握期间，蒙古人复兴了蒙古北部色楞格河畔的一个摩尼教中心——一个富裕的城镇拜八里(Bai Baliq)，由回鹘统治者默延啜于757年建成，该城成了蒙古与西伯利亚部落通商的北方贸易中心，城内生活着许多工匠，为蒙古贵族生产黄金饰品和其他物品。[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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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外国观察家看见大批基督教牧师和蒙古人的可携式教堂，便认为基督教是蒙古汗廷的官方宗教。巴·希伯来斯用自豪的夸张语气写道，蒙古人首选基督教，而非其他宗教。“蒙古人在基督徒人群中见过很多谦虚(或圣洁)以及有其他优良品德的人，所以不久以前，当蒙古人的王国初建时，这些蒙古人就很喜爱他们了”。[9]
尽管基督徒在蒙古汗廷有着巨大影响，但铁木真对基督教神学并不太感兴趣。对他来说，富足、强大、著名的克烈部的失败清楚地说明了基督教的软弱无力。要么一开始它就是一个假宗教，要么其信徒渐渐远离了其真正的信仰，以至于上天也转而与他们为敌。王罕是一名基督徒，但他却背叛了铁木真。如果基督教不能说服其成员遵守公义道德，那么它对蒙古人来说就没有多大用处。
此外，铁木真坚持他的万物有灵信仰，对他来说，神灵无所不在，而基督徒相信神的话语在他们的书里，仿佛他们已经把神困起来了，并把它装在一个皮面装订的便携式木匣子里。只有基督教的牧师才能读圣经，才会听到上帝的声音。祭司们掌握着接近上帝之道，但他们贪婪地出售这种方法给那些拥有金钱和权力的人们。与此相反，蒙古人认为上天直接在山顶同他们交谈，在林中和他们交谈，并不是通过一本书和他们说话。他们定期与神灵沟通，而基督徒虽然经常引用他们背诵的经文，但却不能回答和经文相关的基本的实际问题，这使他们感到很沮丧。
你是否必须去天堂才能聆听上帝的话语，还是上帝来到你跟前把话语赐给你？如果你自己没有听到这些话，那么上帝把话语说给谁听了呢？那个人是你的祖先吗？上帝是说话呢，还是把话写下来呢，还是用符号来表示呢？人是在梦中，还是在恍惚中与上帝相见呢，还是面对面与上帝相见呢？你是独自一人，还是与其他人或神灵一起与上帝相见呢？上帝用什么语言来沟通呢？如果你不会说那种语言，那怎么办呢？
蒙古草原游牧基督徒不像西方基督徒那样爱好绘画或雕塑。他们认为那些画像和雕像没有多大用处。他们尤其拒绝基督教艺术，因为它描述的总是人类行为中能想象得到的最可怕的酷刑和殉难(人被斩首，在锅中煮，钉在十字架上，被凶猛的野兽吞吃，被勒死，在架上折磨，车裂，被野兽撕碎，被箭射杀，被长矛刺死，饿死，被拿来喂狮子，活活密封在墓中，被鞭打，强奸，活剥皮，被摘内脏，被烧死在火刑柱上，被铁钎穿起炙烤，倒钉死，淹死，被绳索勒死，从高处抛下摔死，等等)。西方基督徒不仅写故事描述苦难，唱歌歌颂苦难，用图画描绘苦难，而且急切地收集殉道圣徒的血、断骨、皲裂的皮肤、头发和身体其他部位，并向他们祈祷。
相比之下，游牧民族认为，提到邪恶或描绘苦难只会带来更多邪恶和苦难。他们特别憎恶对耶稣受难的描绘：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血从他的荆棘冠冕上流出，他的肋旁被矛刺穿。一个备受折磨的神的形象使他们的道德情感无法接受。对草原基督徒来说，耶稣可以被杀，但却能荣归天堂，这个观念说不通。与克烈部人和乃蛮部人不同的是，蒙古人认为神圣与世俗之间是截然分离的。对他们来说神是上天或天堂，而不是一个人。
基督教个人救赎的观念使蒙古人感到迷惑、害怕，因为它与草原文化中很强的社群理想相冲突。大多数蒙古人晚上甚至不敢一个人睡觉，所以想象在所谓的永恒天堂里却没有家人或亲友相伴是很可怕的事情。蒙古人认为，成为孤儿是人生最悲惨的命运，而与集体分离使他们感到恐惧。事实上，他们的很多魔法、仪式和风俗习惯都是祈求神灵保佑家庭成员，直到他们能平安回到家里。蒙古人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宗教奖励信徒上天堂，而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和祖先却不被允许进入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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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木真和基督徒之间的直接对话没有流传下来，但是第一位法国公使威廉·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ck)在他的书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在公元1254年到达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汗的汗廷。威廉受一个热心的基督徒路易九世派遣出使蒙古，希望劝说鞑靼人信奉基督教，并且探讨结盟抵抗穆斯林的可能性。这位法国国王已经发起了前往圣地的十字军东征，并且渴望了解更多关于传说中的在波斯和中国之间的基督徒社区。
威廉和一小队精心挑选的同伴从君士坦丁堡出发，他们大多数时间骑马，有时步行，或乘坐牛车，忍受了近四千英里的漫漫旅程，终于到达位于鄂尔浑河畔的蒙古首都。他在蒙古汗廷看到了很多基督徒，其中一些就来自巴黎，这让威廉感到很惊讶，给了他很大的希望，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挫败感。他曾希望，既然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其他蒙古人应该很容易地皈依基督教，但他很快就发现，正因为他们非常熟悉基督教信仰，因此才极力抵制它。
虽然威廉的游记非常精彩，但他却认为蒙古宗教是无知和不虔诚的迷信。威廉·鲁布鲁克的记述说明了一个事实，尽管很多蒙古男人的母亲是基督徒，他们也娶了基督徒为妻，但蒙古人和基督徒之间一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威廉错误地认为，蒙古人制作的纪念祖先的毡俑也是他们的神。他在他宝贵的游记中解释道：“虽然蒙古人相信只有一位神，但他们却用毛毡做成偶像纪念死者，给它们穿戴最贵重的衣饰，并把它们放在一个或两个车上，没有人敢碰这些车，只有他们的占卜者负责照顾它们。”威廉认为，既然他们崇拜这些人形的偶像，那么他们应该能够理解上帝也让他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子。
他记录道：“我向他们询问他们所信奉的神。”
他们回答道：“我们只相信有一个神。”
鲁布鲁克问：“你们认为他是神灵或者是具有肉体的东西？”
他们说：“我们认为他是神灵。”
然后威廉试图向他们宣讲他的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要点，上帝创造了他的儿子耶稣，他是神，也是人。他问他们：“你们认为他从来没有采取人的形体吗？”
他们回答说：“从来没有!”
威廉挑战他们，指出他们崇拜偶像，崇拜具人形的神。“既然你们相信他是唯一而且是神灵，你们为什么又给他塑成肉体的形象呢？”他补充道，“而且为什么塑得那么多呢？再者，既然你们并不认为他会变成人，你们为什么又把他塑成人形，而不塑成别的动物形象呢？”
蒙古萨满坚称，他们制作并崇拜的并不是神。他们着重声明：“我们并不塑造神的像!”塑造那些形象是为了纪念死者——“一个儿子、妻子，或者一个亲爱的人”，那些偶像只是用来纪念所爱的人。
威廉嘲笑这无聊和虚假的虔诚。他指责他们说：“那么你们只是为巴结别人才立像的。”他写道：“接着他们好像在嘲笑地问我，‘神在哪里？’”于是威廉开始布道，用非常抽象的术语把基督教信仰和关于灵魂的道理讲给他们听，但很快就没人听了。他在他的正式报告中写道：“当我要继续跟他们讲道理时，我的译员感到厌倦，不愿再译我的话，所以他叫我别再说了。”[177]
威廉在同萨满和万物有灵论者打交道时已经非常愤怒了，而当他和基督徒打交道时就变得更加沮丧了，因为他们对威廉的教导根本就不感兴趣，也不在乎罗马的教皇。草原基督徒的自由激怒了这位天主教教士，他认为要严格遵守教义，支持强大的教会层级结构。威廉对这些亚洲基督徒表示了极端敌视的态度。他写道，他们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的主人已经不再敬拜基督，反而敬拜偶像，他的身边都是偶像的祭司，这样的祭司只会招来恶魔，他们全都是江湖术士”。[178]威廉抱怨说，草原基督徒的祭司的声明“比事实多出十倍”，并且“无中生有地编造一个伟大的故事”，连佛教徒的生活也比他们“更清白”。
威廉在他的游记中抱怨，草原基督徒“一无所知”。他们的牧师随意举行仪式。他们“有叙利亚文的《圣经》，但他们不懂这种语言，所以他们吟唱时就像我们中间那些不懂语法的僧侣一样，他们绝对是堕落的”。威廉声称，这些祭司对酒精、女人和赚钱比宗教更有兴趣。“首先，他们是高利贷者和醉汉”；有人有好几个妻子；“他们犯了重婚罪，因为第一任妻子死后这些教士就再娶一个”；他们唯利是图，人们不得不为他们主持的基督教仪式付费，“因为不会免费主持圣礼”；他们“更在乎增加自己的财富，而不是增强人们的信仰”。[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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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木真与基督徒的联系终其一生都很重要，但他和他的基督徒妻子亦巴合别吉的婚姻却没能维持多久。这桩婚姻是出于政治原因而建立的，也是因为政治原因而终结的。她的父亲札合敢不在被任命为汗后不久，便违抗铁木真，他仍然认为他的克烈部人是蒙古人的主人。铁木真派了一支军队打败了他，并将他处死。执行这项重要任务的将军得到了亦巴合别吉做他的妻子。铁木真特地公开说明，之所以把她送人，并不是因为她长得丑或不喜欢她，他是出于政治原因不得不做出这个决定，因为他不能娶一个叛徒的女儿。他允许他的儿子拖雷继续以她的妹妹唆鲁忽帖尼为妻。与此同时，他允许亦巴合别吉保留她的公主头衔，保留她所有的财产以及所有分配给她的人员，并命令道，她要得到充分的尊重。[180]
铁木真这样做虽然有政治上的道理，但其动机可能并不纯粹是政治性的。真实的原因是他想娶另一个妻子忽兰，她是被击败的篾儿乞部首领的女儿。她的名字的意思是蒙古野驴，即戈壁滩上的野马。[10]蒙古野驴奔跑速度极快，而且远避人类。和其他种类的马不同，蒙古野驴永远不会被驯服，这也许表明了忽兰的个性，这或许正是吸引铁木真的东西。在他的一生中，除了正妻孛儿帖外，他最爱忽兰，并和她生了一个儿子。
根据《蒙古黄金史》的记录，铁木真不愿把他新娶了一个妻子的事告诉孛儿帖。他早些时候娶了两个塔塔儿女王和亦巴合别吉做妻子，更多的是政治决定，而非出于个人**，但他却对忽兰表现出了强烈的感情。他没有把忽兰带回家，把她引见给妻子和家人，然后圆房，铁木真似乎无法克服对她的欲望，迫不及待地在外面作战时就想和她**。但是铁木真未透露姓名的同伴警告他说：“野外合卺，于礼不合，回宫临幸如何？”
但铁木真“没听他们的话，还是共枕了”。[181]
他和孛儿帖青梅竹马，现在也仍然爱着她。在和忽兰相遇之后，他对一位家臣说：“无颜相对，回到家里，那屋子便窄了。原未询及家中之人，倘在外人面前发怒，似觉又羞又愧。”所以他没有自己去告诉孛儿帖他娶了一位新妻子，而是派了一位信使去报信。
“你来做什么？”孛儿帖问使者。使者告诉她，铁木真变心了，他的欲望战胜了他的意志，他无视同伴们的建议。他通过信使带的话简单而直接：“贪恋于虎帐之色。”他指的是他的幽会地点，“已与忽兰共枕了。”
孛儿帖放下作为一个真正的女王的尊严，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她大声说：“靠汗主的威力，全蒙古不愿意，又能怎样？”她重复道，“靠圣主的威力，众生灵不愿意，又能怎样？”“额尔吉河上鸿雁集聚，任凭主上射到拇指发胀；大国境内妇女尽多，听凭主上寻访探求。”她似乎理解并宽容了他出外作战时就违背风俗习惯开始与忽兰发生关系。她引述了一句谚语：“烈马喜被雕鞍。”然后，孛儿帖不禁一语双关地大声质疑，“难道多了还坏吗？少了就好吗？”[182]
铁木真在把亦巴合别吉送走并娶忽兰为妻后，没有再娶。现在，他有四个妻子，包括两个塔塔儿姐妹，而他再也没有因政治或情感的需要而娶妻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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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合敢不死后，铁木真加紧了对克烈部的控制。他决定，他的国家不会像被他打败的塔塔儿部、克烈部和乃蛮部那样成为一个联邦或部落联盟。他打算团结一切氏族和部落组成一个单一民族，而他自己则是唯一的汗。所有的部落和氏族将成为新的蒙古民族的一部分，因此他们的地位会不断下降。现在他们主要的身份认同是蒙古，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在四十多岁的时候，铁木真把注意力从征服转向了管理。他摧毁了草原上所有的政府，现在正是要建立一个新政府的时候。塔塔儿人、克烈人和乃蛮人的精英系统已经完全被摧毁，他已经杀死了这些部落的贵族，把幸存者分配给了他自己的追随者。他成功地缔造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但他意识到，现在要继续掌权，他需要建立一个运作良好的政府系统，制定公开的法律，明确分工和责任，确定解决纠纷的手段。他把时间越来越多地花在了决定谁得到哪块牧场、调解家庭纷争、解决遗产问题、养活身边越来越多的官员和职员，以及其他诸如此类大大小小的实际问题。他陷入了日常事务而无法脱身，但他又不愿意像其他汗那样统治。他想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
铁木真曾试图通过与基督教的王室家族联姻加强自己的权力，但他的努力失败了。他曾希望通过将札合敢不变为傀儡进行统治，也没有成功。他虽然不是汗的儿子，但他决心成为自己国家的汗，而这个国家将不同于草原上或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而他也将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统治者。在四十四岁那年，他终于准备好踏上世界历史的舞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