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一再证明，无论一个人多么强大、多么努力，都无法完全控制一切。统治者经常依靠家人来扩大自身的影响，而对所有外人持怀疑态度，但是成吉思汗被他的亲属一再背叛，于是他转向自己亲密的小圈子，这个圈子被称为那可儿(Nokor)。他的那可儿都是在建国之前就结识的，他们的忠诚经受过考验，坚定不移。他们通常来自底层氏族，年轻时就加入了他的阵营，有些是经过家人的允许，但也有人是离家出走来投奔他的，证明他们对成吉思汗比对自己的家人还要忠诚。像许多社会中自强不息的男人一样，他们崇尚成就，藐视出身和高贵的身份。他们把自己的成功归于勇敢、自律以及对自己同胞和成吉思汗的完全忠诚。
那可儿成了比家人更亲密的伴侣。成吉思汗告诉他们：“汝为我力也。”他知道，是那可儿在过去几十年的斗争中帮助他获得权力并创建了一个新国家。他说：“霖雨霏霏，日夜常注时，汝为使我夜眠，张毡衫而立，不使淋我，彻夜仅得一移其足焉。”[226]
在成吉思汗的一生中，他任用了许多具有特殊素质的新人，包括以前的敌人，进入他的核心圈子。有些人是通过一些极不寻常的方式被选中的。在一次战斗中，一个敌方战士一箭射穿了成吉思汗战马的脖子。成吉思汗得以幸存并赢得了战斗，然后他向被俘虏的士兵问话：“谁射了一箭，断我白嘴黄马之颈？”一名男子走上前供认，是他射的那一箭，他以为自己肯定会被处决，“归于腐烂”。相反，成吉思汗却认为他是勇敢的英雄，表扬他，奖励他，并解释道：大部分战败的士兵都会隐瞒他们先前的行动，出于恐惧不敢说话，但这个人很勇敢，敢说实话，“他是一个可做伴当之人”。
随后，成吉思汗称他为哲别，这是他用来杀死那匹马的特殊箭头的名称，并请他“留在我身边”。[227]哲别以他的新名字为骄傲，并将成为一名伟大的蒙古将领。
成吉思汗一度组建了一个称为九伴当的小班子，其成员包括他信任的朋友者勒篾，兀良合部的速不台、哲别、忽必来——这四人被称为“四狗”。他们发誓效忠于成吉思汗，从来没有动摇过忠心。速不台保证要像老鼠或乌鸦一样勤奋，尽心竭力满足主人的需要。他发誓：“试为盖毡而共盖之，试为风毡而掩护家乎!”[228]成吉思汗把他们的忠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很少谈论自己的贡献，相反却大肆表扬别人为自己的成就所作出的或大或小的贡献。他对速不台和者勒篾说︰“令到之处碎其石，令犯之地破其岩。碎彼明石矣，断彼深水焉。”[229]
速不台成了他的最伟大的将军，但成吉思汗却与札儿赤兀歹的儿子者勒篾保持着最亲密的精神联系。后来在回顾他的青年时代时，成吉思汗说，者勒篾分担了他的神圣使命，他表示，“当天地加添我的力量，并把我置于其保护之下时”，者勒篾及时出现了。[230]在一次公开集会讲话中，他引述古老格言，直接对者勒篾说：“你使我心安，你给我带来平安。”两个人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每当成吉思汗或他爱的人遇到危险的时候，者勒篾似乎总是出人意料地及时赶到倾力相助。
者勒篾多次救过成吉思汗的命，也救过他儿子拖雷的命。有一次，成吉思汗的脖子受了箭伤，血流不止，者勒篾在战场上一直守护着他，一晚上不断从伤口处吸出瘀血。还有一次，为了找些食物给他的主人吃，者勒篾光着身子进入敌营，却没有被发现，蒙古人认为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具有超自然的能力。
根据《成吉思汗黄金史略》，还有一次，者勒篾陪伴成吉思汗和他的几个伴当一起到漠北的汪吉河狩猎。当成吉思汗疲惫地骑马穿越河谷时，马背上“不断的颠簸”让他进入了梦乡。他看见他童年时代最大的敌人泰亦赤兀惕人来袭。当他醒来时，看到远方一支军队正在逼近。者勒篾爬到峡谷顶端，“从高高的山顶挥手”，引来云雾笼罩了河谷。[231]
者勒篾一直在成吉思汗的门外站岗放哨，担任他最忠诚的卫士。数以百计的卫士守卫在成吉思汗周围，入侵者几乎不可能到达门口，而门口有着特殊的精神内涵：谁踩到了木门槛就会被视为践踏了整个宗族的心，不仅羞辱了祖先，也给将来出生的几代人带来耻辱。保护入口意味着一种责任。者勒篾在大门的右侧站岗，这是一个带着荣誉的特殊位置，象征着对皇室血统的保护。
诃额仑曾指责成吉思汗“影外无友，尾外无缨”。也许因为母亲的这个嘲讽，成吉思汗指定他最早的追随者之一博尔忽为他的影子，者勒篾为他的鞭子。[232]者勒篾在成吉思汗一生中所起的独特作用类似于札儿赤兀歹老人在铁木真青年时代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
成吉思汗赐给他独特的荣誉，称他为“完者忽都”和“有庆有福”[233]，这个短语主要指精神力量强大的林中百姓。这两个词后来成为波斯、俄罗斯和元朝统治者喜欢用的名字。成吉思汗后来授予者勒篾的儿子“持箭袋人”的独特称号。[234]
除了四狗外，另外四个伴当被称为“四马”，包括在孩提时代就离开家人首先加入铁木真阵营的博尔忽、后来领导华北作战的木华黎，以及曾在一次战斗中救了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一命的博尔术。博尔术是“四马”中第一个死去的，他在镇压秃马惕部女王博特灰·塔尔浑的叛乱中被杀害，被害地点位于贝加尔湖与库苏古尔湖的中间地带。还有一位是赤老温，他忠实地服务于成吉思汗，但不像其他人那样获得一致好评。因此，一共有九个伴当(成吉思汗本人是第九位)居于帝国的顶端，指挥着帝国的军队、政府和国家。
对于其中的一些人来说，比如木华黎，出身于奴隶阶层，其社会地位的提升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单靠他们自己几乎不可能实现这样的目标。木华黎后来成为整个华北的军事统治者，但他从来不会忘记或隐瞒自己卑微的出身。他甚至给他的儿子起名叫孛儿，意思便是“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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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周围是八个伴当：四狗和四马。这些将军和指挥官并不常和他一起扎营。他们总是外出作战，率军守卫边境，并监视他最遥远的领土。通常情况下，成吉思汗与四个妻子中的一位一起旅行，由后者负责管理斡耳朵[12][235]。其他妻子会在远方的领地安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宫廷，在成吉思汗外出期间负责管理百姓，确保自己辖区政府的正常运作。
主营地的斡耳朵由左右两翼环绕，它形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区域，称为“格尔”(gol)，意为中心。这个小圈子的警卫和伴当总是位于中心位置，无论是在营地、在迁移过程中，还是在战斗中，都是如此。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他们都环绕着成吉思汗。很少有人能进入这个圈子，即使是他级别最高的大臣，未经许可也不能进入。精英勇士怯薛军团一直认真地守卫着这里。怯薛的字面意思是被选召者，或神圣的守护者、民族的保卫者。[236]他们不仅仅是卫士，也形成了政府内最有权势的团体。他们的工作不是暂时的，他们都是成吉思汗一生的伴当。
马可·波罗把这个精锐卫队称作怯薛丹，和罗马帝国的贵族骑士名称很相似。由于拉丁语和蒙古语名字之间的这种相似性，他将蒙古怯薛称为“主人的忠诚骑士”。[237]宋朝皇帝特使惊叹于他们对成吉思汗的铁血丹心，写道，怯薛总是把一切美好的事物归于他，因此人们常会听到“感谢长生天和大汗的祝福”，并说：“如果汗要我赴汤蹈火，我也会为他而去。”[238]
成吉思汗要求他的卫兵不仅体魄健壮，而且具有高尚的精神品质。他坚持要求，他们必须长得帅气、聪明伶俐、战术精湛、意志顽强。他亲自挑选自己的怯薛，有时会出人意料地奖励他们。1202年怯薛的人数为一百五十人，把王罕的卫队包括进来后，人数扩展至约一千人。1206年后，随着蒙古民族的正式建立，成吉思汗把卫队总数增加到了一万人。这个时候，绝大部分怯薛充当保镖、仆人和管理员，但从他早年生涯一路保护他的核心怯薛仍然是精英中的精英。
怯薛内部等级森严，然而每个人分工平等，各自承担自己的职责。怯薛官必须是所有人中最勇敢、工作最勤勉的。保护成吉思汗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因此即使是指挥官也必须和其他怯薛一样不分白天黑夜站岗放哨。
为了维护法律，保持精英荟萃的汗廷的神秘性，怯薛不能和外界联系，甚至不能与家庭成员联系，在值班时则完全禁止任何联系。大多数怯薛成员是文盲，因此在他们内部不用文字传递消息。根据《蒙古秘史》记录，成吉思汗说，“传之口齿”，“我们当信之”。[239]尽管怯薛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都受到严格限制，但成吉思汗也鼓励他们在团体内部找到满足并享受彼此相处的生活。他告诉他们：“欢笑亲昵时，应该像牛犊般驽钝。”[240]
怯薛构成政府的最高权力机构。尽管成吉思汗采用书面语言记录法律和司法事项，但他不许他的军队把事情写下来。信息的传递和保存必须采取口耳相传的方式，这样信息就不至于落入敌手。中国观察家惊奇地指出，在整个蒙古十万大军中，竟没有一张写有文字的纸片。[241]文字书写只限于法律事务和行政管理，但书面命令只有在当值怯薛签字盖章之后才能正式生效。
虽然怯薛是国家的行政中枢，但是它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运作。成吉思汗永远不会忘记，塔塔儿人用有毒的食物毒死了他的父亲，因此他命令他的勤务兵为他准备饮食，严格检验他吃的饭菜。他们严密监视来来往往服侍的男孩和女孩，监督马奶酒的发酵过程和酒的分发过程。而随着帝国扩大，酒越来越成问题。成吉思汗意识到，无节制地酗酒不只是对个人的一种威胁，而且是对整个国家的一种威胁。突厥统治者的治国手册《福乐智慧》一书的作者警告说，“酒是敌人”，“世界的王子享受着甜葡萄酒，而他们的土地和人民却遭受着病痛的折磨”。[242]
传统上，蒙古人在秋天马奶和骆驼奶最充足的时候酿制马奶酒。奶的产量决定着酒的产量。冬天，奶源枯竭，牧民们再无奶酿酒，必须等到第二年秋天才能再次开怀畅饮。然而，随着商业活动越来越活跃，随着新国家不断被征服，蒙古人发现，酒精不仅可以用奶酿制，也可以用葡萄、米、蜜以及其他原料来酿制，酿酒的原料似乎永远不会枯竭。成吉思汗并没有完全禁止形形色色的欢宴醉酒，而是试图教导他的军队、百姓和家人了解酒精的危害，希望他们能够节制自己。但在这方面他并没有取得多少成功，他的四个儿子及其后代都曾经一度患过重度酒精中毒症。
怯薛的权力不仅仅局限于控制营地、酒和饮食。他们享有几乎可以随心所欲的权力，只要他们需要，所有人都有义务为他们提供马匹、食物或他们要求的一切，根本无须解释。没人会跟他们争吵或质疑他们，在军队中，他们的级别高于其他士兵，包括部队指挥官。他们可以追击任何胆敢举起长矛攻击他们的人，并杀死他们，“剥汝之血衣，取汝之财物”。[243]尽管他们享有特殊的权力，但是怯薛战士的生死取决于异常苛刻且不容变通的法律。守护者干了坏事，不只违反了法律，也背叛了道德准则。这种行为会威胁到整个怯薛群体的身份和精神力量。
一般情况下，成吉思汗在惩罚他的臣民时不太区分犯罪的恶性程度，在他看来，偷一匹马或说谎与谋杀或背叛家庭没有什么不同。他没有区分违法行为的等级，所有罪行都是在犯一样的错。犯下一宗这样的罪就违反了生活的道德准则。一个会说谎或犯**之罪的人肯定会偷盗或杀人，这样的人不应该活在世上，因此不管违法行为如何，通常都是死刑。他的规则对他身边的人更严厉。一个值班时打盹的警卫、偷走一匹马的小偷和背叛汗的臣民接受的是同样的惩罚，因为他们都证明了自己的不可靠与可耻，是不值得信任的社会成员。尽管几乎每种犯罪的惩罚都可能是死刑，但在实践中，成吉思汗承认，每个人在一生中某个时候都犯过罪。他通常会对初犯施以怜悯，而对累犯处以极刑。
成吉思汗经常对承担具体职责的部下作出指示，告诉他们，作为他的精英部队成员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他的教导揭示了他的人生观，以及为什么他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掌握如此大权力的原因。他强调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果断行动。在任何关键问题上，行动都重于思想。采取行动之前先要仔细思考，但是一旦决定，思考就结束了，思想就应放到一边。在他看来，决心和意志是头等大事。如果有一条山路，别人说太高，无法跨越，“你只需要想跨越它，你就已经跨越了”。他警告说，如果有一条河流难以渡过，“不要考虑怎么渡过，你只有想要渡过，你才能渡过!”[244]成功总是在难以逾越的障碍的另一边等着你。如果坏事发生了，你总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245]
这样的话语，如果从一个普通人口中说出来，听起来只不过是唯心主义的空谈或花言巧语，但成吉思汗反复证明了它们的真实性，因为他总是能实现看似不可能的目标。对于怯薛和他的其他战士来说，他们必须首先在战斗中表现勇猛。他要求他们要快如鹰，精如隼，饥饿如虎，凶猛如狼，在夜间如隐形的乌鸦一样。任何行为或行动，重要的不只是意图，而是必须成功地完成。无论多么好的计划、多么强烈的渴望、多么大的努力，最后，成功才是最重要的。他在称赞他的一个追随者时说道，许多人“发誓”，但你“完成了任务”。成吉思汗相信，这种不避艰险的坚定努力可以改变命运本身。他对他忠实的追随者说，因为你的行为，“门开了，长生天赐我以缰绳”。[246]天堂不需要祈祷、献祭和诵经，它需要的是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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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政府的过程中，成吉思汗依靠草原传统、常识和他自己融合新旧精华的创新天赋。经世致用的突厥著作他一本也没有读过，当然更不会读希腊的哲学著作，然而这两方面的思想都通过摩尼教徒和畏兀儿人渗透进了草原。
怯薛身上综合了各种元素，包括摩尼教的选民元素，即麦琪或博古，以及柏拉图《理想国》的卫士。柏拉图描述卫士是“武士运动员”，他们将“照顾自己和整个国家”。统治者应该带领他们的士兵，单独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这样的生活“当然不是私人或个人性质的”。[247]守护者的职责是“保护我们抵抗外敌并维持国内公民的和平生活”。[248]柏拉图把他们称为“贵族青年，非常像训练有素的警犬……眼光敏锐，强壮有力，一旦发现敌人，立即将其制服”。[249]柏拉图把卫士和牧羊犬相比，写道，他们必须是“嗅觉灵敏的狗，也必须习惯所有的食物和气候变化”[250]，和荷马一样，柏拉图声称真正的勇士不应该吃素，应尽量多吃肉。[251]
柏拉图的话在《蒙古秘史》中也不难找到踪迹，而且更形象生动。札木合形容成吉思汗周围的男人“其额生铜也，其喙凿子也，其舌锥子也，其心则铁也”，这些人勇往直前，“食露乘风而行也。于争战之日，乃以人肉为食也”。[252]札木合特别举兀良合的男人为例，包括哲别、速不台、别苏德家族的弓箭手者勒篾，称他们为战时最凶猛的狗。
他们的训练包括经常的体育锻炼。柏拉图也强调体育锻炼对身体的重要性，以及“音乐陶冶灵魂”的重要性。[253]他解释说：“音乐训练比任何其他手段都更有效，因为节奏与和谐将深入心灵深处。”[254]成吉思汗禁止士兵把消息写下来，要求他们根据实际需要学习音乐的节奏与旋律。他们必须记住详细谱写成歌曲的国家法律和军事纪律，也要记住制作这种歌曲的音乐公式。他的部下必须能够逐字复述很长的文字，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能够使用预制的格式，把新的消息放到歌曲中。同样，柏拉图说，理想的卫士必须学习音乐“组合的基本形式，只要看到就能认出它们及其图像”。[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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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成吉思汗的怯薛主要由士兵组成，但他们在他的宫廷中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作用，和他们的领袖共享其神圣天命。他们也分享他的权力，并因自己取得的成就得到奖励。在蒙古草原上，从未有过出身如此卑微的人能够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并爬升到部落贵族阶层中，在外国更是闻所未闻。
怯薛成员因接近成吉思汗，也和神保持着直接且个人的联系。他们不需要圣书、牧师或巫术而能介入世俗事务。他们遵循正确的行为准则，只是因为这种准则是绝对正确的。蒙古人认为，每个人都有天生的自我保护倾向，喜欢舒适的生活，但每个人也都有天生的荣誉感，倾向于正确的行为。他们可以自行决定，允许哪些本能掌握自己的生命。成吉思汗挑选那些选择荣誉道路的人组成了自己的小圈子。对于一个能够遵守这种道德纪律的人，精神气质是至关重要的。
由怯薛控制的禁区是帝国的圣殿。外国人永远不可能在那里下榻。在觐见成吉思汗之前，他们和他们的礼物必须经火净化。1246年，修士勃朗嘉宾到达蒙古营地时，他写道：“当我们被引进他的宫廷时，他传令告诉我们说，来使必须从两堆火中间穿过去。”这一要求扩展到他们随身携带的宗教用品，包括圣经、教皇的信和十字架。他解释道：“一开始我们拒绝了，但是他们对我们说，这样做没有危险。”“火可以驱走一切邪恶的东西。”[256]勃朗嘉宾服从了命令。“他们点燃了两堆火，相距不远，他们把两支矛固定在每堆火旁，矛的顶部系上一根绳子，绳子上挂着一些麻布，所有人、牲畜和房子都必须从绳子下经火，穿过火堆。与此同时，每堆火旁站着一个女人，把水洒在经过的人身上，并背诵某些诗句”。[257]
这个地方非常神圣，即使在大营迁走后，扎营的地方依然是禁区。在之后的几个月甚至数年里，没有人敢穿过这里，也不敢进入这个地方，直到成吉思汗营地的所有痕迹和灰烬完全消失为止。
成吉思汗把他自己和他的内廷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种神秘性扩大到了所有的宗教活动。他不像其他国王和皇帝那样公开宣示自己的宗教信仰、宣扬他们个人的虔诚，他很少允许公众看到他的灵修实践。他认为知识是宝贵的，只在必要时才能与人分享，即使与人分享时也要非常小心谨慎。在所有形式的知识中，关于天堂和超自然界的知识是最宝贵的，因此也是最神秘的。与人共享这种知识只会稀释它，向外国人和陌生人透露这种知识会构成极大的危险。
由于蒙古人的灵修实践隐蔽性很强，一些著名的观察家宣称蒙古人缺乏有组织的精神生活。13世纪一位亚美尼亚史家对此感到困惑，他写道：“他们没有宗教，也没有崇拜，但他们在做事时总是称呼神的名。我们不明白，他们也不明白，这是为了感谢那位自有永有的神，还是感谢他们称之为神的东西。”[258]勃朗嘉宾修士声称，蒙古人“对于永生和无边的苦海则一无所知。然而，他们却相信人死后将生活在另一世界里，并且还在那里饲养自己的畜群，吃吃喝喝，可以从事在本世间人们所做的一切”。[259]巴·希伯来斯则写道：“原先蒙古人没有自己的文学，也没有自己的宗教，但他们知道独一的神，宇宙的创造者，其中一些人承认天堂就是神，他们就这样称呼它。”[260]阿拉伯作家奥·奴外里也记录了同样的感受，他说蒙古人“不服从任何宗教，也不属于任何宗教社区，但他们只是爱神”。[261]
这个时候，法律与宗教一般是交织在一起的，大多数社会相信他们的法律有着神圣的起源。但多明我会修士里克尔多达·蒙特·克罗斯在他的《朝圣之旅》(Liber Peregrinauonis)一书中写道，蒙古人“不同于世界上其他所有民族”。他曾奉命作为一名传教士去宣教，试图使蒙古人成为基督徒，皈依天主教并效忠教皇，但他没有完成他的使命。他写出《朝圣之旅》这部书作为未来传教士的指南，希望他们取得成功。他说：“他们不像许多其他国家那样虚伪地吹嘘说自己的所有法律都来自上帝，他们只是说他们的法律本质上是出自某种本能或自然活动，他们说有一种最高权力高于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那就是上帝。”[262]
蒙古人缺乏宗教的说法激怒了成吉思汗的后裔尹湛纳希。很久以后，他在19世纪写的《青史演义》中驳斥了所谓的蒙古神学很原始或根本不存在的观点：“那些认为蒙古语中没有表达深刻概念词汇的人，就像那些自己在岸边游泳却认为海水很浅的人一样。”[13]
宗教不仅是成吉思汗政治权力的主要源泉，还能使他保持军队的忠诚，鼓舞部下的士气，但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他不允许别人窃取或限制他的权力。他在儿童时代没有参加过部落宗教仪式，他用个人独特的方式追求宗教，同时纳入来自许多方面的元素。术外尼对此独具慧眼，他写道，成吉思汗发明了自己，他“没有煞费苦心研究过去的历史记录，也没有强迫自己一定要符合传统”。他一生的成就来自于“他自己的悟性加上他自己的智慧”。[263]他不仅在战场上征服敌人，也依靠自己对上天力量的信念执行法律，施行公义。“他按照自己的思想，为每一种情况立下规矩，为每个罪行定下刑罚”。[264]
即使他的敌人和那些痛恨他的人也认为，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正规培训的人能取得如此难以置信的成功，只能是神迹。术外尼写道，他率领一支为数不多的军队，不带给养，“征服和削平了从东至西的海内雄长”。[265]虽然术外尼一生都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但他写道，真主选择了一个非穆斯林的成吉思汗来完成在地上独特的使命，“全能真主使成吉思汗才智出众，使他思想之敏捷、权力之无限为世上诸王之冠”。[266]
成吉思汗封闭了不儿罕山周围地区以及斡难河和克鲁伦河源头的整个区域。只有皇室成员和他的密友可以到那座山去，而普通百姓和外国人被禁止靠近。只要成吉思汗接近圣山，他就能与大地和天空保持精神上的联系，但由于他一直出外征战，时间也越来越长，他只好寻找不同的方式与神进行沟通。由于他一生都是一位游牧民族的战士，他的宗教也应该是便携式的，易于适应新的环境。他的宗教不能以建筑物为中心，不能依赖雕像、钟或其他大件的祭祀器具，因为这些物件运输起来实在麻烦。他的宗教必须轻便、耐用，而且实用。
传统的蒙古宗教活动主要集中在蒙古包中央的火堆上，家庭成员，通常是母亲，每日用脂油献祭，相信家里过去和未来的神灵居住在火中。在以前，可汗的皇家营地崇拜火，以火为汗室的象征，但成吉思汗并没有遵循这一传统。他的火是他周围的军人敬拜的地方。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家族，他们军营里对火的崇拜从事关一个家庭的荣耀扩大到事关所有家庭的荣耀，最终成了国家崇拜的一种方式，从而强化了团结和统一。在成吉思汗的统治下，蒙古包中央的灶火成了他的国家崇拜的中心。它象征着军纪国法及其道德权威。
在家里，妇女负责大部分的仪式，如用规定的方式点火，在营地迁移时用恭敬的方式把火灭掉。他们尊敬日常物件，如每天用来向太阳和四方泼洒牛奶的奶桶。男人的仪式以他们日常放牧、狩猎和战斗的用品为中心，如马、武器和军事装备等。每个男子都有自己特定的弓箭和马鞍，但鼓和成吉思汗军旗则属于所有战士集体所有，最后用来象征整个群体。怯薛负责严密守卫鼓和大旗等圣物。这些物品由他的精锐士兵负责管理，牧师或萨满无权过问。
札儿赤兀歹老人第一次来到铁木真营地时，背上绑着鼓，这面用于宗教仪式的鼓是他灵修生活的中心。击鼓能向上天传递消息，并带回消息。它在地上代表上天说话，在天堂里代表人说话。鼓所具有的这种精神力量使其在战斗中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鼓的影响可以从中土的观察者描写蒙古军队入侵的一段话中感觉到：“鼓声震天，烟尘四起。”[267]尹湛纳希写道：“在第一番鼓声中，军人的士气得到激励，他们奋勇进攻。”蒙古人总是在沉默中开战，这样，当战斗中突然鼓声大作，敌人会受到震慑。“当敌人精疲力竭时，我们击鼓，这就是我们取胜的原因”。[268]
在不儿罕山的家园里，成吉思汗通过树木与大地对话，尤其是孤零零的树、脱颖而出的树、奇形怪状的树，或长在奇特之处的树。他对着树祈祷，把布条挂在树上，向它献上礼物和祭物，有时绕着树唱歌跳舞。军队走到哪里，鼓就可以带到哪里，但树不能移动。于是，蒙古人扛起一面精神旗帜，在长杆或长矛的顶端绑上马鬃。他们尊崇这面精神旗帜，崇拜它，向它献祭。在举行秘密仪式时，他们把成吉思汗的大纛立在中央。它立在哪里，哪里就是蒙古帝国的中心，因此也就成为世界的中心。
没有记录显示，当成吉思汗想要同长生天交谈或举行私密的仪式时曾要人陪着他。他倾听自己的心，得到灵感，然后告诉人们他听到了什么。他的祈祷没有记录流传下来，但可以从后来该地区萨满的祭祀祈祷中听到一些回声︰
我们在阳光下嬉戏，
我们乘着月光飞升，
我们升入天堂，
我们降到山谷。[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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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花了几十年的心血才组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蒙古军队，培养出一支像怯薛那样忠诚的精锐之师。一路走来，他也犯了很多错误。在他四十多岁时，他已经击败草原上所有的敌人，并从成功和失败中学到了最重要的经验教训，他准备出发向世界宣战了。那时他已经把所有的游牧部落牢牢地统一起来，成为他坚实的后盾，他已经扑灭了百姓中任何可能的异议。他有了一个统一的蒙古民族，有了一批经验丰富、绝对忠诚的战士，是时候把他精锐的战车驶向更遥远的地平线上了。
在出发进入战斗之前，蒙古人泼洒牛奶祭旗。成吉思汗的军人说了什么话人们不得而知，但在这样的一个仪式上札木合说的话被记录了下来：“祭我遥望之纛矣，擂我牛皮所幔，浊声(嗡嗡)之鼓矣!乘我黑脊快马矣!贯我皮穿之甲矣!持我环刀之柄矣!搭我具扣之箭矣!欲与兀都亦赤惕篾儿乞惕决一死战矣!”[270]
[1]回鹘又作回纥，是今日维吾尔族人的祖先。——编者注
[2]指回鹘汗国取代后突厥汗国的统治，并在840年被黠戛斯所破，部众西迁。——编者注
[3]即九姓回鹘可汗碑。——编者注
[4]蒙古人把许多亚历山大的故事融入了成吉思汗的生平事迹。1246年，在第一位欧洲特使修道士勃朗嘉宾访问蒙古的时候，就听到了《亚历山大传奇》中的故事，但这些故事已经加上了蒙古特色，并与蒙古大汗联系起来了。据他记载，在蒙古人与印度作战时，印度军队的领导人拥有由黄铜制造的傀儡武士，内部由火焰推动。当它们接近草原战士时，黄铜武士喷出了火，烧毁了侵略者的马匹，击败了他们。《亚历山大传奇》记载的亚历山大企图侵略印度的故事与此完全相同。这个戏剧性的故事基本上是虚构的，但是在关于亚历山大的民间故事和神话的背后，是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以及对政治和宗教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看法。故事的核心反映了希腊哲学的某些方面，主要出自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但经过了摩尼教义的过滤。
[5]其中一本摩尼的经书，称作《二宗经》，在西方在很大程度上仍不为人所知。它可能还没有被翻译成欧洲语言，但已经从叙利亚语译成了汉语和突厥语，成为摩尼教在东方最有影响的经书。在亚洲，《二宗经》的教义非常受欢迎，以至于在长达一个多世纪里，道教徒把它作为自己的神圣经文之一，从1016年直到被宋朝朝廷作为外来伪经禁止为止。
[6]别吉，相当于汉语里的“公主”之意。——编者注
[7]即登哈一世，1266—1281年期间任东方亚述教会牧首。——编者注
[8]即东方亚述教会。——编者注
[9]欧洲观察家本来以为蒙古人就是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的基督教军队，将把世界从穆斯林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个幻想破灭以后，他们又认为蒙古人是犹太人。在13世纪，一般来说信息还算灵通的编年史家马修·帕里斯以及其他许多知识分子认为蒙古人是以色列失踪的一个支派。犹太人在蒙古人的统治下过得很好。巴·希伯来斯认为，这是因为“对蒙古人来说，不分信徒和异教徒，也不分基督徒和犹太人，他们认为所有人都属于同一类”。穆斯林和犹太人都属于游牧民族，其文明和依赖农业的中华文明不同。成吉思汗发现具有游牧传统的人更容易理解。有些编年史家把他的律法称为妥拉(Torah)，和犹太律法是同一个词，承认他既是一个征服者，也是重要的立法者，而只有先知和圣徒才有立法的权柄。对穆斯林来说，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先知，在他之后再无先知，但阿拉伯编年史家伊本·阿塔在1260年写道，蒙古人也认为成吉思汗是先知。有些穆斯林的作家把他的教导称作“成吉思汗妥拉”，这个法律体系影响了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哲学和法律长达几个世纪。当时欧洲的犹太人相信蒙古人用闪语字母写字(他们的文字实际上源于古叙利亚语)。西西里岛的一个犹太人在一封信中说，蒙古人携带的文件“是用希伯来语字符写的……从上到下盖了十二个金印”。结果是，“西班牙国王、德国国王、匈牙利国王和法国国王无不恐惧颤抖”。犹太历法的5000年(即基督教日历中的1240年)正在到来，很多人认为蒙古人是奉命去打败邪恶势力，为期待已久的弥赛亚的到来做准备的。成吉思汗在征服花剌子模汗国时善待犹太人，很多犹太人在蒙古军队和政府中服务，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信念。当1260年蒙古人接近耶路撒冷，准备发动艾因贾鲁战役时，人们越发相信蒙古人就是犹太人了。犹太诗人和学者米书兰·达·皮也剌相信，他们是来重建所罗门圣殿的。
[10]蒙古人认为这是一种野马，但西方人则把它归类为野驴。
[11]关于特薛禅做梦的故事很可能也是后人插入《蒙古秘史》的，目的是安抚或奉承弘吉剌部成员，因为该部落变得非常强大，许多蒙古皇后都是特薛禅的后代。因此这个说法似乎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12]斡耳朵，意为宫帐或宫殿，是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的皇宫住所和后宫管理、继承单位。——编者注
[13]尹湛纳希是俺答汗和他儿子曾格都凌汗的第八代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