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欧洲从文艺复兴发展到启蒙运动时，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大家需要某种程度的宗教宽容，主要是指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宽容，偶尔也包括犹太教徒。在这种语境中，人们根本没有提到成吉思汗和蒙古人的宗教宽容，而且似乎也没有人对此感兴趣。如果但丁的观点真的是受到了成吉思汗的启发，那么对他的观众来说，这方面的联系也已经失去了，蒙古人似乎已经淡出了历史。
鼓吹宗教宽容的早期启蒙哲学家撰写了大量关于普世教会、多元主义以及所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著作，逻辑严谨，文辞优美，令人信服，但似乎没有一个人知道如何创建一个社会，或者如何制定法律来实现这一理想。1669年3月1日，约翰·洛克在《北卡罗来纳基本法》中的提议就证明这一点。尽管爱德华·吉本声称，洛克的思想是受到了成吉思汗的启发，但是，事实上洛克所建议的法律更多的是约束，而不是鼓励宗教宽容。
在这个有着一百二十项条款、涵盖公民政府所有方面的文件中，洛克用了近一千字，列了十五项条款专门讨论宗教问题。[580]虽然他泛泛地肯定了所有宗派的基督徒、犹太教徒和“异教徒”崇拜的权利，但他对这些自由加上了严格的限制。他建议美国应由世袭贵族统治，并要求每个人都积极参加崇拜。他写道：“在卡罗来纳州，若不承认独一神，不虔诚崇拜上帝，任何人都不得成为自由人，不得拥有房产，不得迁居。”然后他宣布，应采用英国模式，设立英格兰教会为“唯一真正正统的国教机构”。他的结论是，所有信仰的纳税人必须支付维修其建筑的费用及其祭司和官员的薪金。洛克没有为他建议的宪法中的宗教自由提供道德上的论据，相反，他认为，给予其他宗教有限的宗教自由也是应该的，是一个聪明的办法，有助于说服非基督徒接受基督教的优势地位并皈依基督教。“犹太人、异教徒以及其他不接受纯粹基督教信仰者，可能……被说服，由衷地接受真理”。
洛克认为，应禁止一种宗教的信徒批评或骚扰其他宗教的信徒，禁止任何宗教的信徒批评政府及其高级官员。任何违反这些规则的团体“都不应被视为教会，而应视为非法集会，并作为骚乱而受到惩罚”。最后，他坚决捍卫持有任何信仰的奴隶主蓄奴的权利。“卡罗来纳州的每个自由人，无论其信仰何种宗教，持有何种观点，均对其黑人奴隶拥有绝对的权力”。洛克的法律只对少数人提供了非常有限的宗教自由。
洛克无法把他关于自由的高雅的哲学著作变成简单的法律，这在17世纪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其他政治哲学家做得也不怎么好。尽管洛克的社会模式存在局限性，但他仍然得到了一些哲学家的高度赞扬，而这些人正在寻找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蓝图。伏尔泰在他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论文中，曾引用鞑靼(当时对蒙古地区的俗称)作为例子，说明其社会为人民提供了宗教信仰自由。然而，他坚持认为，洛克的著作为西方的宗教自由指出了一条道路。在对鞑靼人所做评论之后的第三页，他大肆赞扬洛克宪法中关于宽容的思想：“请注意在地球另一端的卡罗来纳州!那里的法律是由博学睿智的洛克起草的。”[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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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近五百年后的17世纪，意外地出现了一个重新介绍他观点的声音。欧洲出版了几个世纪以来第一部关于成吉思汗的书，该书作者和她所传达的消息一样异乎寻常。安娜·德·拉·罗氏·圭尔汗是一位法国新教徒，她把成吉思汗描述为“喜爱德行之人”。成吉思汗的敌人总是把他描绘成野蛮人，而她却写道，他同时代的人“对他的美德充满了尊重，因此他在亚洲非常有名”。[582]当时在西方很少有人了解成吉思汗生平的细节，因此她的书只能诉诸浪漫的想象，对成吉思汗生平的描写只是一个大概的轮廓。然而，对当时只熟悉基督教传统以及罗马和希腊古典文明故事的读者来说，她的书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窗口，介绍了一个新的传奇人物。
这位作者不懂亚洲语言，她的生活主要是在法国、荷兰和英国度过的，但她知道宗教迫害，并从她自己的痛苦中获得灵感，因此她写作了《成吉思：一个鞑靼人的身世》。她是一位胡格诺派信徒，1685年，路易十四世废除了亨利四世制定的宗教宽容法律，她的信仰被取缔，因此她被迫逃离她的祖国法国。[12]她的家庭一直教导她的崇拜突然成了可以判死刑的罪。她发现成吉思汗是一个有远见的领袖，而她感到在欧洲实在缺乏这样的领袖。她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出生，和他拥有同样的语言和文化，但这位法国国王和成吉思汗形成了鲜明对比。她这样写道：“他们仍把我们看成斯基泰人，就是说，属于没有法律、没有神也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因此，她可能一直在写关于她自己的国家和蒙古人的书。[583]
她用和乔叟相近的词语，把成吉思汗描述为“高雅、公正和稳健的人，一位优秀的丈夫、父亲、朋友和老师，一个伟大的将军”。他之所以“驰名亚洲”，是因为他无法忍受不公正，他“没有过犯，而有太多的优点”。《成吉思：一个鞑靼人的身世》再次把成吉思汗介绍给新的一代，不是作为一个肆意掳掠城市的莽夫，而是一位贤明、善良的立法者。
安娜·德·拉·罗氏·圭尔汗重塑了成吉思汗的形象，使他在欧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出名。当时欧亚之间的贸易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亚洲文化和历史的兴趣也在增长，而她为这种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兴趣提供了一个聚焦点。她的影响力将持续整整一个世纪，在此期间，以神秘的蒙古大汗为主题的文学、音乐和历史作品接连出现。成吉思汗的主题成了一种新的时尚，因此，圭尔汗的书也进入位于弗农山的乔治·华盛顿的图书馆。
当时的欧洲正处于对外部世界觉醒的阶段，因此圭尔汗的作品引起了欧洲大众的兴趣。1710年，法国翻译家和学者弗朗索瓦·佩蒂·德拉·克罗瓦，以他的父亲所做的研究为基础，写出了第一部权威的成吉思汗传记——《成吉思汗大帝传：古代鞑靼人的开国皇帝》。佩蒂·德拉·克罗瓦以波斯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希伯来语的原始资料为基础，采用了新兴的客观学术历史研究方法，仔细研究了这位蒙古大汗的生平和法律。在仔细考察成吉思汗的法律的细节之后，他告诉读者，正是成吉思汗的法律使其有别于其他的征服者。成吉思汗版本的蒙古法律开宗明义地写道：“依照原始法律，我们相信，天地间只有一位神，它创造天地，赐下生命和死亡、财富和贫穷，随己意赐予和拒绝，对一切生灵拥有绝对的权力。”[584]
在受过教育的知识阶层，写作和出版的主要语言是法语，但克罗瓦的书很有趣，因此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作家佩内洛普·奥宾把它译成英文，并于1722年出版，但英语学者对法国人痴迷于东方思想总是不屑一顾。有人嘲笑佩蒂·德拉·克罗瓦的成吉思汗传记，把它描述为“又一个白菜园，制造历史的人依赖它来填料”。[585]但美国人可没这么傲慢，他们相信蒙古人和北美土著部落有相似之处，甚至可能有遗传关系。而这些印第安人部落也接受了个人自由和精神开放，和欧洲基督教狭隘的传统形成了对比。[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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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佩蒂·德拉·克罗瓦的书在巴黎出版的同时，“成吉思汗”再现了，或至少他的一个转世轮回发生了，他作为西藏的蒙古王出现了。西蒙古和硕特部落的首领拉藏汗自称是成吉思汗转世，试图作为一个征服者以及所有宗教的守护神继续他的工作。在清朝皇帝的支持下，成吉思汗的弟弟合撒儿的后裔中产生的三个可汗相继控制了中亚的大片地区，北到俄罗斯西伯利亚边境，南至印度和不丹的边界，包括西蒙古、华西的畏兀儿人和穆斯林地区，以及西藏中部地区。为了强调他们与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的联系，新汗重新使用帝国称号，如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汗和孙子曾用过的“达赖汗”，意即四海之内的统治者。当和硕特部落的新达赖汗于1701年去世时，他的儿子拉藏用“成吉思汗”的称号即位。
为了恢复西藏的秩序，拉藏成吉思汗率领一支军队，而他强大的妻子杰林拉丝率领另一支军队进军拉萨。[586]他们二人都是达赖喇嘛的黄帽派强有力的支持者。在那个时代，一些僧侣公开过着堕落的世俗生活，而黄帽派一直提倡回归藏传佛教最基本的价值，非常强调端正的品行，坚持僧人应独身、禁欲。然而，在他们入侵西藏几年前，黄帽派也世俗化了、堕落了。为了保持自己手中的权力，西藏摄政王不久前选立了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仓央嘉措，为第六世达赖喇嘛。本来以为他年龄小，会比较柔顺，易于控制，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这个感性、英俊、叛逆的少年，热爱体育、音乐和性，喜欢酗酒，对当和尚没有兴趣，也不愿放弃夜晚在拉萨畅饮的自由。他拒绝把他漂亮的长发剃光成为一个喇嘛。
蒙古人取得胜利后，杰林拉丝王后的军队抓住了一直掌握西藏实权的摄政王。她把他召来见她，尽管喇嘛求情，她仍于1705年9月6日将他处死。[587]汗和他的王后随即清除了其他上层喇嘛和官员，把一些人流放，处死了另一些人，同时厚赐他们的支持者，如班禅喇嘛。之后，杰林拉丝王后只活了几年时间便于1708年去世。拉藏在清朝皇帝的支持下成为西藏唯一的统治者。
虽然拉藏并不想重复成吉思汗的征服，但他想重振成吉思汗世界大帝国的精神。他把他的新都建在拉萨，立即恢复了成吉思汗制定的自由贸易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成吉思汗拉藏的统治下，拉萨成为亚洲最开放的、世界性的国际中心之一。当时住在那里的一名基督教牧师写道：“拉萨市人口稠密，居住着本国人和大批来自不同国家的商人，包括鞑靼人、汉人、莫斯科人、亚美尼亚人、克什米尔人、印度斯坦人和尼泊尔人。”[588]
拉藏效法成吉思汗，开放他的宫廷和西藏给各种信仰的信徒：基督徒、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以及西藏的传统宗教苯教教徒。他鼓励外国人来拉萨的佛教学校学习教学，并邀请欧洲不同基督教派的教士来拉萨居住。蒙古人把所有这些宗教领袖都称作喇嘛。欧洲人从意大利、葡萄牙、德国和其他国家到这里工作和学习。他让他们住在色拉寺并举行每日的弥撒，基督徒在那里很快学会了藏语。
基督徒在西藏享受着蒙古统治者的保护与恩惠，对他交口称赞。其中一位写道：“他以自己的豪迈气概使所有人敬畏，包括他自己的臣民和外国人。”“他的性格很幽默，和蔼可亲，对所有人都很友好，随时接见并给人以安慰，性情非常随和。他对外国人尤其热情，距离越遥远，他越关心他们，他对我的厚爱使我很感动，不得不钦佩他。他的才智很敏锐。”[589]
尽管外国人奉承拉藏，对他充满了感情，但是藏人却讨厌他，因为他的妻子杀死了他们的摄政王，而他则杀了达赖喇嘛。成吉思汗拉藏拘捕了二十三岁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并把他带走，声称要把他交给清朝政府，或者把他重新安置在蒙古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但这些都没有发生，年轻的达赖喇嘛在前往他未知目的地途中神秘地死了，或从公共视野中消失了。一名在拉萨的意大利耶稣会成员伊波利托·德斯德利写道：“直到约1707年，这位西藏大喇嘛都是一个性情古怪、生活**的年轻人。”“因为他是西藏最高的权贵，极受藏人尊敬，所以他的恶习对人特别有害。成吉思汗通过训诫和威吓都无法改正这位大喇嘛和教主对他王国造成伤害的**行为，他决定把喇嘛处死来解决这个问题。他首先通知了清朝皇帝，然后借口护送喇嘛前往清朝，派遣大批国王的鞑靼人随行，在途中把喇嘛斩首。”
因此，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这位生活、爱情和诗歌的狂热追求者，就这样一命呜呼了。
不是每个人都接受基督教牧师关于这位喇嘛结局的说法。一些蒙古人认为，他已经逃到蒙古的安全之地，在那里活了很久，建立了一个新的寺院，从那以后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转世。西藏人声称他的灵魂逃回了西藏，他在那里偷偷地转世。拉藏选择了新的第七世达赖喇嘛，有一些人认为实际上那就是他自己的儿子。在清朝皇帝的支持下，他下令，任何拒绝承认新达赖喇嘛的人将被处死。[590]随着西藏中部被制服，秩序得到维护，他率领他的蒙藏军队向周边地区推进，但1714年他在不丹军队的激烈抵抗下遭到失败。他深信他的领土范围已达到极限，于是便集中精力发展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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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藏统治下的西藏，基督徒非常活跃。弗朗西斯科·拉齐奥·奥利维耶里·黛拉·朋纳，一位来自意大利中部的方济会托钵僧传教士，编写了一部藏语词典，并把藏语作品翻译成拉丁文，而乔瓦其诺喇嘛则在其社区当西医。在18世纪西藏最多产的基督教学者是伊波利托·德斯德利，他献给这位蒙古统治者一部他所写的系列对话录，像柏拉图的《对话录》一样，不过是用藏语写成的，书名是《黎明：驱散黑暗的曙光》(Daybreak: The Sign of the Dawn That Despel Darkness)。[591]他的目的是促进基督教的传播，驳斥拉藏成吉思汗的说法，即每一种宗教在其最纯粹的形式里，都能引导人们达到向善的目标。德斯德利毫不掩饰地指出，他的目的是要“证明目前在不信教者中间流传的说法，即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遵守他自己的教法而得救，实在是虚假的，并确立这个更重要的真理，就是只有一个律法能引导人们进入天堂，获得永远的拯救”。[592]
德斯德利写道：“1716年12月底，我在上帝的帮助下完成了这本书，由一位行家编排次序，并制作了一份副本，把它献给了国王。”他在1717年1月6日把书献给了国王。这是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日子，即天主教的主显节，这个节日是纪念东方三博士从亚洲带着礼物来朝见在伯利恒的婴儿耶稣，天主教徒会举行盛宴进行庆祝。在西方人的信念中，蒙古人就是三博士中其中一位的后裔。因为三博士已经接受了基督教，德斯德利希望在这个场合成吉思汗拉藏也能皈依基督教。
拉藏汗当着一大群佛教喇嘛的面，从基督教喇嘛手中接过那本书，并开始用藏语朗读。他发现那位基督徒用藏语写的东西很拗口，难以理解，所以他把这本书交给助理继续朗读。[593]德斯德利解释说：“国王仔细听了一会儿，然后把书拿回来，对我说，其中有几个原则与他们教派的原则相左，然而他觉得是最公正的，并值得认真和深入地讨论……他思维敏锐，智力超群，因此针对书中的这些观点提出了各种难题和反驳。”“他继续以这种方式讨论这个话题直到中午，他感到非常高兴和满意，于是转向所有的观众，极力表扬我。然后，他把所有的注意力转向我，说他很高兴收到那天我送给他的那本书，他很重视，也很尊重我的书。他补充说，他还没能看完这本书，但当他有更多闲工夫的时候，他会慎重考虑，他也想请一些更杰出、聪明的喇嘛来阅读和研究这本书，在听取他们的意见之后，他会在方便的时候让我知道结果，即他认为哪个宗教更灵验。”换句话说，拉藏汗一点都不喜欢这本书。
在仔细审查这本书的内容后，拉藏汗“决定举行一次辩论，我自己为辩论的一方，而那个国家的喇嘛和大学的宗教学博士为另一方。他很明白此事的严重性，不想让我因为不知道对手可能攻击我的武器而措手不及。因此，他不想让我立即投入战斗，而是让我尽可能彻底地了解该教派的教义，阅读他们的经典著作，并熟悉他们的论证和辩论的方法……他想让我花一些时间待在某些大学，参加那里经常举行的讲座和辩论会。为此他下令，我可以自由出入该国任何寺院或大学”。[594]
他还没能完成他的学习，辩论还没有进行，西蒙古的一个敌对部落准噶尔部就入侵了西藏。大多数藏人站在侵略者一边，因为他们仇恨拉藏成吉思汗，特别憎恶他对达赖喇嘛的处置。德斯德利写道：“这些都是起初的火花，经过多年的策划和密谋，火焰点燃了，吞噬了国王的性命和他的王国。”[595]“国王被残酷地杀害，他的家人和他大部分忠实的大臣被杀害，首府拉萨遭到洗劫，人们惊呆了，陷入哀悼。”[596]
为了恢复秩序，清朝官员开始封锁西藏。成吉思汗拉藏死后，外国人开始离开，但他们带去了迄今为止关于这片土地的鲜为人知的信息。他们的著作向外面的世界介绍了西藏文明的奇迹，包括香巴拉的概念，这是指遥远北方的神秘土地，即在西方广为人知的香格里拉。
弗朗索瓦·佩蒂·德拉·克罗瓦写道：“他们的母语是藏语，但也讲鞑靼语和汉语，他们的智力很高。”这位圣方济会托钵僧有时被称为“白发喇嘛”。[597]虽然基督教牧师说藏语，不说蒙古语，但在他们的作品中描述该国时，他们使用更熟悉的蒙古语名字。“Thibet这个名称是外国名，在这个国家只有蒙古人和亚洲的穆罕默德部落才使用，这个词语似乎源自土耳其语”。[598]他们用蒙古语的称号“达赖喇嘛”，而不是藏语的嘉措，来称呼黄帽派的首领，因此，从那以后，这一教派的僧侣在国际上就被称为西藏的达赖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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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绝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都是文盲，但这并不妨碍人们越来越迷恋于成吉思汗和其他东方君主。剧作家创作了好几部作品，把他的征服战争搬上舞台。1741年，意大利歌剧《成吉思汗：蒙古的鞑靼皇帝》举行首演。[599]三年后，一艘英国轮船被命名为“成吉思汗”。[600]
戏剧是描写成吉思汗生平最好的艺术形式。在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戏剧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饱读诗书的中国学者贬斥这种常见的娱乐形式，但普通人则趋之若鹜，经常看戏，把它看作一种艺术。当时的一部重要作品是纪君祥创作的《赵氏孤儿》。1735年，耶稣会传教士约瑟夫·亨利·德普莱麦尔将该剧译成法文，这是用欧洲语言出版的第一部中国作品。伏尔泰很欣赏这部作品，于是进行了再创作，用爱的故事取代其复仇主题，并把主人公换成了成吉思汗，于1753年出版了《中国孤儿》。他的版本于1755年夏季搬上了巴黎法国剧院的舞台。[601]
佩蒂·德拉·克罗瓦和安娜·德·拉·罗氏·圭尔汗在其作品中极力称赞成吉思汗。伏尔泰的作品恰恰相反，形容他是“万王之中的暴君”，他把亚洲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坟墓。他对成吉思汗极尽辱骂之能事，说其“浴血而来，掌控世界”。他嘲笑成吉思汗的宗教，说那只不过是野蛮人的自然神崇拜而已，没有经过教育或文明的“教导和改良”。
在伏尔泰的笔下，衰老的成吉思汗对他的征服深感失望，认为这些征服并没有给他或他的臣民带来任何道德上的好处。“这些是我应许的快乐吗？这是我所有的劳动果实吗？自由在哪里？我渴望的安息在何方？我只感觉到权力的重压，却没有感觉到权力的快乐……到处都是没完没了的烦心事，到处都是危险、阴谋和敌人，令我无暇旁顾。强硬的对手、任性的国民，都在逼迫我；当我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时倒比如今更快乐。”[602]伏尔泰把成吉思汗对宗教价值所采取的实用主义方法戏剧化了。他让成吉思汗这样告诉他的朋友圈子：“是时候了，我的朋友，是时候让剑入鞘，让被征服者喘口气了，我曾四处播洒破坏和恐怖，但我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和平……今后我们将不再毁灭他们引以自豪的杰作、他们的艺术品和他们神圣的法律，出于宗教情感他们尊敬自己发霉的经卷，出于迷信他们的祖先崇拜它们。”在这里，宗教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被认识到，宗教“让百姓有事干，会让他们更顺从”。[603]
这出戏引起了巨大轰动，除了演出外，还举行了公开朗读。有一幅名画描绘了一位名叫列凯恩的演员在玛丽泰雷兹·罗德乔芙兰沙龙里朗读的场面。这幅画名叫“在乔芙兰小姐沙龙里朗读伏尔泰的悲剧《中国孤儿》”，其中有五十多位当时最伟大的文人和名流，包括让·雅克·卢梭、狄德罗、孟德斯鸠男爵、艾蒂安、埃蒂耶那·博诺·德·孔狄亚克、克洛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以及蒲丰伯爵，乔治·路易·勒克莱尔等，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成吉思汗的故事。[604]
这出戏在巴黎获得了空前成功，好评如潮，票房收入也很好。受其启发，在英国立刻出现了几个模仿的英语版本，其中最成功的当属由爱尔兰剧作家阿瑟·墨菲改编的《中国孤儿》，它更接近于元杂剧的版本。在英国第一位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的大力支持下，这出戏于1759年4月在伦敦的德鲁里巷剧院举行了公演。这场演出受到了极大重视，以至于当时的英国桂冠诗人威廉·怀特黑德要为每场表演写一首诗作为前奏。这出戏试图拓宽观众的文化视野，使他们从陈腐的经典主题中走出来。怀特黑德在他的前奏曲开头几行中声明：“够了，希腊和罗马!两国的宝藏已经枯竭，魅力不再。”[605]
墨菲承认妇女在蒙古社会中占有重要位置，在他的戏剧中再现了她们的重要性。伏尔泰曾把蒙古公主和皇后描写成多愁善感渴望爱情的人。[606]墨菲和他不同，用行动取代了情感。他批评了成吉思汗的野蛮法律和他不愿或无法接受儒家思想的缺点。
这出戏公演后一个月，当时最受尊敬的文人之一奥利弗·戈德史密斯在《评论》上撰文说：“第一天晚上，整个剧场都很兴奋，非常兴奋，而且人们有理由感到兴奋。”[607]在1759年6月，这出戏公演后仅两个月，一位评论家在《每月评论》上写道：“到此为止，每个人都已经看了或读了《中国孤儿》，大多数人都赞赏它。”[608]第二年，这出戏在都柏林的两个剧场同时演出。
其他描写成吉思汗的戏剧迅速出现。最成功的当属在1768年至1769年之交的冬天在伦敦舞台上首次亮相的一出，由苏格兰剧作家亚历山大·道琼斯创作，他曾经是一名在印度服役的英军军官，从波斯和莫卧儿史料中了解了蒙古历史。这出戏的广告声明它是献给“那些并不熟悉亚洲国家历史的人”。对许多人来说，他们的世界观是有限的，因此发现蒙古领袖及其历史是大开眼界的事。他在一个注释中说：“成吉思汗，无论我们把他看作征服者还是立法者，他都可能是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最伟大的帝王。”“他不仅确保把他的亚洲帝国传给他的子孙后代长期统治，即使在今天，三分之二的亚洲大陆仍然被他的后代君王所统治……中国皇帝、印度的莫卧儿、鞑靼大汗和克里米鞑靼的君主……都是成吉思汗的后人。令人惊奇的是，在亚洲一度有五百位君主出自他的家族。”[609]1769年1月7日在《伦敦纪事》上发表的一篇评论用同样的语气赞美道：“成吉思汗的性格新奇、庄重，意志坚定、果决，但同时也表现出慷慨和高贵的品质。”
并非每个人都认为成吉思汗是一位善良的立法者，很多人仍然把他描绘成一个残忍野蛮的暴君。在这出戏的结尾，旁白解说员说出了一番颇具讽刺意味的话，对剧中表现的亚洲征服者优于古典欧洲主人公的题材表示质疑和反对。他问道：“剧评人，你们愿意摒弃罗马和希腊吗？”“我讨厌鞑靼人，讨厌他们粗鄙的宗教”，因为“他们没有灵魂”。他响亮地宣告：“我爱希腊人和罗马人!”[610]
大多数观众喜欢这出戏，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热情。一位评论家觉得这个主题沉闷乏味。他写道：“这场悲剧中的一些台词写得很好，这出戏整体上也不能说太坏。”然后他抱怨说，这出戏的作者“选的这个主题实在是太糟糕了。有人对鞑靼人的事情不感兴趣，有人对出现的一大堆野蛮人的名字感到厌恶”。[611]
大约在1783年，意大利诗人和剧作家乔瓦尼·巴蒂斯塔·贾斯提写下了《成吉思汗》(或《鞑靼诗篇》)的史诗，全诗共408节，该诗也表现出蒙古大汗优于欧洲君主的倾向。他在1829年的作品似乎同情刚刚在美国和法国发生的革命。[612]贾斯提把他的诗寄给了在维也纳的神圣罗马皇帝约瑟夫二世，请求出版许可，这位罗马皇帝被成吉思汗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情绪所激怒，紧接着便公开斥责作者，并建议他离开祖国。[613]他接受了暗示，选择离开。
几年以后，莫扎特在维也纳哈布斯堡宫廷的对手、意大利作曲家东尼奥·萨列里，与贾斯提合作创作了一出歌剧，表达了类似的情绪，只不过剧中的主人公由成吉思汗换成了他的孙子忽必烈。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萨列里完成了《鞑靼人的忽必烈大汗》的音乐。但法国大革命很快让位于暴政和恐怖。歌剧描写了俄罗斯宫廷的腐败，影射哈布斯堡宫廷，因而有人认为搬上舞台太危险。二百二十年后的1998年，这出自由派歌剧终于在德国维尔茨堡的梅弗兰垦剧院首次公演。
在新近对成吉思汗产生兴趣的人们当中，有些人是基督徒，但他的声望在自称没有特定宗教信仰的人们当中最高，比如伏尔泰和亚历山大·道琼斯这样的人。许多启蒙学者在反对教会权威的同时，也欣赏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精神价值。他们重理性，轻仪式，重思想，轻信仰。这种没有教会的灵性被称为自然神论。这在西方属于新事物，但一些人认为它类似于东方思想，具体说来，与萨满教或草原游牧民族的信仰体系相类似。正如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追随者查尔斯·米尔斯所说的：“成吉思汗的宗教是最纯净的自然神论，而基督徒、犹太教徒、穆斯林和偶像信徒则在不受干扰的安全环境中讲道和祷告；拉比、伊玛目和祭司免税，也不受战争搅扰。”[614]成吉思汗与欧洲基督教统治者形成了鲜明对照，因而受到一些较新宗教派别的拥护，他们拒绝有组织宗教的许多规则，寻求正义与和谐，强调人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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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西方对成吉思汗重新发生兴趣始于17世纪的法国学者，但他的遗产对18世纪北美殖民地的影响最大。殖民地领袖对远在英国的国王统治感到很不满。在追求独立的斗争中，美国革命者寻求欧洲经验范围以外的历史模型。在18世纪，从查尔斯顿到波士顿的殖民地商人都出售了关于这位蒙古领袖的书籍。本杰明·富兰克林作为一位法国文化鉴赏家和自由思想的自然神论者，在他主办的报纸上为佩蒂·德拉·克罗瓦的成吉思汗传记大做广告，通过邮购方式从费城向整个殖民地出售。
18世纪的美国学者，由于没有自己真正的思想史，因此急切地寻找西欧经验之外的公义政府和司法模式。为了寻找不同的概念，他们广泛阅读了有关亚洲国家领导人的历史。墨菲的戏剧首次公演期间，本杰明·富兰克林正在伦敦，他不仅为他的图书馆购买了一本该剧作，还买了一本关于墨菲和伏尔泰之间为争夺该剧的著作权而互相责骂的“名人骂战”通信录。[615]
1764年3月，《中国孤儿》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皇后街的新剧院上演，[616]其后，费城的萨瑟克剧场1767年举行首演，1768年在纽约的约翰街剧院举行了首演。在美国革命的**中，这出戏在纽约被英军占领期间曾用英国士兵作为演员演出。[617]1789年，该剧在新选定的首都费城举行了演出，并继续流行了五十年。[618]
许多美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话题产生了新的兴趣，托马斯·杰斐逊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在1771年8月3日写给他姐夫罗伯特·斯基普威思的一封信中，并没有提到墨菲和伏尔泰所写的关于成吉思汗的戏剧，而是建议其直接阅读用法语翻译的元朝版本。[619]杰斐逊深受佩蒂·德拉·克罗瓦所写的成吉思汗传记的影响。他也察觉到在所有的宗教里都有一些好的东西，但任何一个宗教都不够好。之前他已经买了几本法语原版的成吉思汗传记，他自己留下了几本，其余的送给别人作礼物，也送给他的女儿一本。[620]其中一本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首批藏书之一。英国人在1812年战争中烧毁了新都华盛顿，并毁坏了国会图书馆的三千卷图书，于是杰斐逊提议把他的藏书卖给国会，成立新的国会图书馆。有些国会议员试图阻止收购他所收藏的“亵渎和不道德的书，宣扬异教徒哲学的法国哲学家的作品”以及用“很多人看不懂，多数人不该看”的语言写成的书。[621]当杰斐逊拒绝从收藏中剔除任何一本书时，国会图书馆委员会一名成员建议，把有问题的书挑出来，“委员会应把这些书烧毁”。
托马斯·杰斐逊在读到成吉思汗法律之前很久就支持宗教自由和宽容的思想。实际上，当时政治哲学思想界的许多圈子里都流行宗教宽容的思想，但这些思想家却找不到一个简单、具体的例子，说明宗教自由究竟应该如何实行。在当今的美国，宗教自由的原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它却是理智、道德和政治长期斗争的成果。哲学家们都同意这是一个值得称许的目标，但又有哪个社会曾经成功地使这个想法付诸实践呢？成吉思汗的法律提供的模式正是那个时代所寻找的一个例证。
佩蒂·德拉·克罗瓦的成吉思汗传记突出了他的宗教宽容。他写道，“远在决定对不属于他所在教派的人进行任何处罚或迫害之前”，他严禁任何人“因宗教打扰或骚扰他人，并希望每个人都应根据自己的愿望保留宗教信仰的自由”。[622]这句简洁高尚的话吸引了杰斐逊的注意。
杰斐逊于1777年开始撰写他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但花了近十年才找到适当的措辞，该法案于1786年1月16日在弗吉尼亚州议会正式颁布。虽然他的建议引起了激烈辩论，并经过编辑和修改，但最后的关键词语接近于成吉思汗最初制定的法令。杰斐逊的新法律规定：“没有人应……因其宗教观点或信仰而受到迫害；但是，所有人应皆可自由表达……其对宗教事务的意见。”[623]这些话从中亚一路流传到美国，先是从蒙古语翻译成波斯语，然后再译成土耳其语、法语，最后翻译成英语。虽然它们可能不是成吉思汗的原话，但完全体现了他在上下求索寻求神的过程中所秉持的包容精神。
在一份保存在国会图书馆的未注明日期的备忘录中，杰斐逊要求只把他取得的三项成就刻在他的墓碑上。他写道，这些事情是“我最希望人们记住的”。他罗列如下：“美国《独立宣言》作者、《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法案》作者与弗吉尼亚大学之父。”[14]
杰斐逊的法律最初是在弗吉尼亚州颁布的，因此只适用于该州，但它后来被纳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多年来，它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和法律。通过术外尼、拉施德丁以及巴·希伯来斯、乔叟、拉·罗氏·圭尔汗、佩蒂·德拉·克罗瓦等人的文字，成吉思汗关于宗教自由的思想影响了托马斯·杰斐逊乃至整个世界，宗教自由作为国家的基本原则得以传播开来。在今天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在宗教多元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都在崛起的今天，公民能否坚持并弘扬该法律的精神，将是我们历史的下一篇章，这一章我们仍要继续书写。
[1]勃朗嘉宾花了一年时间才返回罗马。马修·帕里斯在1247年纪事中记载，教皇特使已返回。但在他的条目中并没有提到勃朗嘉宾的名字，他反而对蒙古大汗自称具有最高权力的说法嗤之以鼻，写道，教皇“收到鞑靼国王的命令，要求他称臣”。“这位国王的信中充满了大胆和亵渎的话，声称他是不朽的”。帕里斯给人的印象似乎蒙古大汗是在引用圣经，声称“他和他的追随者正是经上所写的”。“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诗篇》115：16)帕里斯和许多其他人有点糊涂，他们连蒙古历史都不清楚，便假定蒙古人就是犹太人，以色列失去的支派之一。
[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六个世纪之后，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普希金把蒙古人描述为“没有亚里士多德或代数的阿拉伯人”。
[3]汉文资料显示，那摩是克什米尔人，但他修习藏传佛教。他早就认识到的蒙古人的重要性：“世道扰攘，吾国将亡，东北有天子气，盍往归之。”
[4]这段引文在《资治通鉴纲目》中未查到原文，故按照英文意译。——译者注
[5]李志常死于1256年，但也有人说他死于两年之后或二十年之后。
[6]俄罗斯学者尼克雷·古米列夫写道：“古老的蒙古传统已经向外摊得太广、太薄，难以保持完整统一，从这一泉源流出的河流无法也不想沿着一条河道流动。”19世纪蒙古作家尹湛纳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写道：“我们蒙古民族之所以衰落，是因为生活太舒服”，然而“当人们试图解释这一事实时，他们还没张口，就被指控为异教徒或异端”。
[7]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不承认这是蒙古象征性的符号，认为它是从古典的希腊和罗马概念发展演变而来的。
[8]“他从一出生就志向高远，信守诺言；他坚韧、坚定、丰富、高贵、公正，永不改变……”(乔叟《乡绅的故事》)
[9]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期内，这些卫兵禁止外国人接近陵墓，只有为数不多的蒙古人能进入。直到几个世纪之后才第一次有两个比利时人设法看到陵墓并描述了它们。根据他们的报告，帐篷里“有各种珍贵物件，金鞍、盘子、杯子、三脚架、水壶和许多其他器物，都是用纯银制成的”。另一位访客形容陵墓为“两个并排的大型白色毡帐，类似于现代蒙古人的帐篷”。由于圣地保密严格，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成吉思汗的遗骸就在帐篷里。其中一份报告声称：“有红色的帷幕，当拉开时，可以看到盛放皇帝骨灰的银棺，放在第二个帐篷的地上。”成吉思汗被埋葬在不儿罕山，尽管便携式神社收藏着属于他的遗物，但他永远不会再离开他心爱的山。
[10]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后在阿富汗崛起的希腊王国中，赫拉克勒斯成了佛陀称为金刚手菩萨的保护神。赫拉克勒斯经常在艺术和硬币上被描绘为成年时期的完美体现，根据希腊神话，他通常手持一根大棒，在他第一次的英勇行动中他打死了一只狮子。在希腊-佛教艺术和宗教的合成形式中，赫拉克勒斯和他的大棒代表菩萨金刚手菩萨和他的霹雳，他借此保护佛。他的名字意思是“雷神”。
[11]《白史》：据称这个史料成书于13世纪末忽必烈统治期间，在16世纪末被奇迹般地重新发现。这本书最有可能是在16世纪写成的，但某些原始资料可能来自13世纪。
[12]1685年10月18日，路易十四发布了《枫丹白露敕令》，废止了亨利四世于1598年颁布的赋予胡格诺教派宗教权利的《南特赦令》。
[13]亚当斯在1813年6月28日写给杰斐逊的一封信中，将成吉思汗的战术比作美洲印第安人的战术，把蒙古围猎术比作苏格兰的围猎术。
[14]成吉思汗热在欧洲和美国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并在美国革命前后达到**，然后随着拿破仑的崛起和衰落而突然归于沉寂。征服者突然成了恶棍。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特别批评对成吉思汗的过度赞誉。他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在1812年拿破仑入侵时正担任驻俄罗斯大使，他描写这个法兰西征服者的用语几乎和描写成吉思汗的相同。在1812年11月30日的一封信中，他提到这位法国征服者“作为神的愤怒，来祸害人类”。随着拿破仑失宠，过去的征服者，包括曾经饱受称赞的成吉思汗也失宠了。约翰·亚当斯也许受到他儿子批评拿破仑意见的影响，1814年7月16日在一封给托马斯·杰斐逊的信中，批评拿破仑，谴责他是像亚历山大、恺撒、穆罕默德和成吉思汗一样的“军事狂人”。大约九年后，在1823年3月10日另一封给杰弗逊的信中，亚当斯谴责拿破仑时代的战争，借口是征服总是不好的。为了支持他的论点，他举了成吉思汗作例子，说其“摧毁了几百万的生命，他以为如果他能征服整个世界，他就有权统治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