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高兴得不得了，我觉得有些不对劲的地方，我不想辞去X酒店那份稳定舒服的工作。不过，之前我答应过伯里斯，于是我向酒店提出了辞职，并在第二天早上七点到了那家叫杰汉·科塔德的小客栈。客栈的门锁着，我去找伯里斯，他早就从租住的地方搬了出来，又在尼韦十字街上的一家旅馆租了一间房子。进去的时候，我发现他正搂着一个姑娘睡觉，那是前天他在街上偶然认识的，用他的话来说是一个“非常富有同情心的姑娘”。提到客栈的事，他说一切都安排好了，只不过在开张前还有几件小事要做。
十点，我把伯里斯从**拽起来，然后我们走到那家客栈把门打开。一眼瞟过去，我才搞清楚“那几件小事”是什么。简单来说，跟我们上次来的时候相比，里面一点儿变化也没有。厨房用的炉子还没到，水和电也没通，墙也没刷，哪儿都没擦洗，木工活儿也没做。除非有奇迹发生，不然再过十天这家小客栈也开不了张。瞧瞧屋里的那些摆设，开不了张就都散架了。什么也不用说，一切都明白了。老板没钱，请不起工人，雇我们（一共四个人）帮他先干活儿。侍者没有工资，所以我们算是给他白干，尽管他迟早都得给我们钱，但不到开张的那一天，他是不会管我们饭吃的。其实，在餐馆开张前，他就三番五次差人叫我们过来，已经骗了我们几百法郎。好端端的工作我们辞了，却什么都没得到。
不过，伯里斯还是充满了希望。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终于得到了一个重新当侍者、穿燕尾服的机会。就因为这一点，他才心甘情愿为人家白干十天，为的就是以后再也不用干这等活儿。“耐心点儿！”他总是这么说，“一切都会安排妥当的。等餐馆一开张，咱们就能把钱赚回来了。伙计，耐心点儿！”
我们的确得耐心点儿，几天过去了，餐馆一点儿开张的迹象都没有。储藏室清理出来了，隔板钉好了，墙刷过了，桌椅擦过了，屋顶刷白了，地板着了色。但最重要的方面，煤气管道、煤气灶具和电还没有搞定，因为老板没钱付账单。很显然，这家伙已经身无分文了，连小钱也不愿付，我们跟他要钱的时候，他总是一转身就不见了踪影。这家伙一副贵族派头，人又狡猾无比，很难跟他打交道。一天24小时，总有几个满脸愁容的讨账人过来找他。按照老板事先的指示，我们就说他去了枫丹白露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反正只要说一个很远的地方就行了。这段时间，我越来越饿。从X酒店辞职的时候，我身上只剩下30法郎，只能吃点儿干面包充饥。伯里斯想方设法地从老板那儿抠出了60法郎，用30法郎赎回了以前当掉的燕尾服，剩下的那30法郎给那个“非常富有同情心的姑娘”买花。有一天，他从朱尔斯（另一个侍者）那儿借了三法郎，买了几块面包。有好几天，我们连买烟的钱都没有了。
有的时候，那个女厨子会过来看看事情进展得如何。当看到厨房里连锅碗瓢盆都没有时，她就会暗自哭泣。朱尔斯照例不给我们帮忙。他是匈牙利马札尔人，小个子，皮肤很黑，倒是长得很有棱角，戴着一副眼镜，很健谈。他以前是学医的，因为没钱交学费，中途辍学了。别人干活儿的时候他总爱说个不停，跟我们说他自己的事，他的想法。我觉得朱尔斯是个共产党员，他有几套很奇怪的理论（他常举出一些名人的例子来证明他的理论，可总是不能自圆其说）。像多数马札尔人一样，他也很自傲。自傲又懒惰的人是成不了好侍者的。有件事朱尔斯总爱拿出来吹嘘。他说有一回一个顾客侮辱了他，他直接把一碗热汤倒在了那个顾客的脖子上，然后没等老板开除他，他就大摇大摆地出门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朱尔斯对老板耍的那些小把戏也越来越愤怒。他口才极好，说话的时候唾沫星子乱飞。他常常摇晃着拳头走来走去，煽动我们，不让我们再干活儿。
“把那刷子放下，你们这些傻瓜！我和你们可不是那些该死的俄国农奴，咱们是骄傲的人种，不能白白给人家干活儿。实话跟你们说，那家伙老这么骗咱们，我早就受不了了。有一回，有个家伙骗了我五个苏，我一下子就像火山那样爆发了——是的，一下子就像火山那样爆发了。
“还有，我的老朋友们，你们可别忘了我是个共产党员。不用管那些小资产阶级！活儿我能不干就不干，有哪个活着的家伙见我干过活儿？我可不会向你们这些傻瓜学，把自己累得要死。我会去偷，我这么干就是为了证明我能独立。有一回我在一家餐馆干，老板自认为能像对待一条狗那样对待我。这么说吧，我决定报复。我发现了一个好办法：从牛奶罐里偷些牛奶出来，然后再把罐封好。我做得很巧妙，没人知道。实话告诉你们，每天我都用这种办法大口喝牛奶。每天我都要喝上四升牛奶，再加上半升奶油。老板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那些牛奶到哪儿去了。我这么干，不是因为我喜欢喝牛奶，而是因为我恨这种东西。这是原则问题，只是原则问题。
“这么说吧，又过了三天，我的肚子一阵剧痛，于是我去看医生。‘你吃什么了？’那医生问我。‘每天喝四升牛奶，外加半升奶油。’我问答。‘四升！’医生说，‘快别这么干了。要是再这么喝下去，你的肚子就会撑爆的。’我是这么回答他的：‘我这个人是有原则的。我会一直这么喝下去，哪怕肚子被撑爆。’
“第二天，我偷牛奶的时候被老板逮了个正着。‘你被解雇了。’他说，‘这周末你就走。’‘对不起，先生，’我说，‘今天上午我就走。’‘你走不了，’他说，‘不到星期六我不让你走。’‘好吧，’我心中暗想，‘你不让我走，我倒是要看看咱俩谁会先怂。’我开始摔那些陶质餐具。第一天，我总共摔烂了9个盘子，第二天是13个。见我这么胡来，老板赶紧把我辞退了。
“啊，我可不是你们这样的俄国农奴……”
十天过去了，真是一段糟糕的日子。我的钱彻底花完了，房租也拖了好几天。我们在凄惨、空****的餐馆里虚度光阴，饿得要死，剩下的活儿也不想干了。只有伯里斯仍然相信客栈还会开张。他铁了心要当领班，并虚构出了一套理论，说老板的钱都拿去买股票了，暂时取不出来，正等待合适的机会卖掉。第十天，我什么也没吃，一根烟也没抽。我跟老板说，要是不能拿到一点儿预付工资的话就干不下去了。老板的态度还是那么和蔼，答应肯定预付我一些，随即就像以前那样消失不见了。离住的地方还有段路，我步行往回走，但一想到要跟F太太为房租的事纠缠，我就发怵。于是，那天我就在路旁的长椅上睡了一夜。我睡得很不舒服，长椅的扶手嵌入我的背里而且外面比我事先想的要冷。夜晚漫长而难熬，我意识到我是一个多么傻的人，竟然把自己交到了这些俄国人手中。
没承想，第二天早上我的运气来了。显而易见，俄国老板意识到了我们的难处，口袋里装着钱回来了。他对餐馆内部改造的事做了安排，并且给我和伯里斯预付了一些薪水。我和伯里斯用这些钱买了两份意大利通心粉和一份马肝，这是十天来我们俩第一次吃上热腾腾的饭。
工人们来了，对餐馆内部进行了一番改造。活儿干得很仓促，效果糟糕得令人难以置信。比方说那些餐桌，本来是要用厚羊毛毡盖的，可老板发现羊毛毡太贵，于是换成了别人废弃不用的军用毯。这种毯子散发出一股臭汗味儿，根本无法除掉。于是老板又买来一些精心挑选的，和诺曼底式的装潢风格一致的桌布盖在上面。最后一天晚上，我们一直干到凌晨两点，把一切都弄好了。可到了第二天上午八点，陶质餐具才来，都是新的，都要清洗。金属餐具是第二天上午到的，洗碗布也是那个时候到的，于是我们只能用老板的一件汗衫和一个女工的破枕头擦拭那些陶质餐具。我和伯里斯把所有的活儿都包下来了，朱尔斯想尽一切办法偷懒，老板和他妻子以及几个要账的人坐在吧台旁边庆祝餐馆开张。那个女厨子趴在厨房的桌子上哭泣，因为她可能要做50个人的饭，可锅碗瓢盆还不够应付10个人的。午夜时分，老板和那几个要账的人举行了一次吓人的会谈，人家过来想把老板赊来的八口铜锅拿走。最后，老板用半瓶白兰地把这帮人打发了。
我和朱尔斯错过了最后一班地铁，只能在餐馆的地上凑合一个晚上。早上我们俩醒来时，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厨房桌子上的两只巨大的老鼠，这两个家伙正蹲在那儿吃一根火腿。这不是个好兆头，我觉得这家叫杰汉·科塔德的小客栈肯定干不长，这种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客栈的日常工作
老板雇我做厨房洗碗工，也就是说，我的工作是打扫卫生，保持厨房整洁，配菜，煮茶和咖啡，做三明治，做些简单的烹饪和跑腿。薪水跟事先谈的一样，一个月500法郎，管吃。但我没有休息日，也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在X酒店，赶上顾客多的时候，我们的薪水是没数的，人家管理得也好。可在这儿，我算是见识了一家糟糕透顶的餐馆是个什么样子。这种事值得描述一下，因为在巴黎有成百上千家这样的小餐馆，每个人都有可能来这种地方吃饭。
顺便提一下，这儿可不是那种廉价的普通餐馆，平常光顾的主要是工人和学生，低于25法郎的饭我们这儿没有。我们是很别致的，富有艺术气息，要不怎么能出名呢？吧台后面的墙上贴着几张下流画作，而且我们的装修风格是诺曼底式的——打在墙上的假光，充当蜡烛的电灯，“乡下式的”陶质餐具，甚至门口还弄来了一个上马台——老板和头牌侍者都是以前的军官，顾客中有很多人是从俄国来的难民。一句话，我们的餐馆是极具特色的。
然而，厨房门后面却跟猪圈差不多。我们的菜就是从这里出去的。
厨房长15英尺，宽8英尺，光炉子和桌子就占去了一半。所有的罐子都得放在隔板上，狭小的空间里只能放下一只垃圾桶。不到中午，桶就满了。地板上踩烂的食物通常厚达一英寸。
我们只有三个煤气炉，连烤箱都没有，大块的肉只能送到外面的面包房烤。
没有食品贮藏室，我们用的是院子里的一个小棚子。这个小棚子只有半个顶，中间还长着一棵树。肉、蔬菜和别的东西就放在地板上，盖子也不盖，耗子和猫常对它们发起突然袭击。
没有热水，洗碗、洗菜的水只能在锅里加热。烧饭的时候，煤气炉上不能架锅烧水，所以那些盘子只能用冷水洗了。我们只有软肥皂，再加上巴黎的水质又硬，所以盘子上的那些油只能借助报纸才能除掉。
我们的平底锅也不够用，一个用完了，我就得赶紧洗出来，不能拖到傍晚。光这一项每天就得浪费一个小时。
由于当初铺设线路的时候老板舍不得花钱，一到晚上八点保险丝就会烧断。还有，老板不允许我们在厨房里点三根蜡烛，有一回厨子说“三”这个数字不吉利，于是只留了两根。
磨咖啡的机器是从附近的一家小酒馆借来的，垃圾桶和扫帚是从门房那儿借来的。第一周过完了，我们发现送去洗衣房的那些桌布没有送回来，原来是因为没付钱。劳动局的监察员一看我们的员工里头没有法国人，便三天两头找我们麻烦。他跟老板私下谈过几次，我觉得是想让老板贿赂他。电力公司照例派人来催债，那些讨债的家伙看我们用开胃酒贿赂他们，索性每天早晨都来。我们在食品杂货店欠了债，人家不再赊给我们东西了。不过这家店的老板娘——一位60岁，留着胡子的女士——却一直对朱尔斯心有所想，老板索性每天都派他去用甜言蜜语骗这个老女人。为了能省下几生丁，我每天都在贸易街的菜市场上跟人家讨价还价。
在资金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开餐馆就是这么个结果。在这种条件下，我和厨子每天都要提供三四十份饭菜，后来达到了一百份。从第一天开始，繁重的工作就让我们俩有点儿吃不消。厨子每天从早晨一直工作到半夜，我的工作时间是从早晨七点半一直到午夜十二点半——一共是17个小时，中间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一直到下午五点我们才能有空坐一会儿。即便是这样，除了垃圾桶外，也没别的能坐的地方。伯里斯就住在附近，不用赶最后一班地铁回家。他每天从早上八点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深夜两点，总计18个小时，没有休息日。这样的工作强度，尽管不常见，可在巴黎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生活一下子变得一成不变了，这让我觉得在X酒店干的那段日子简直就是在度假。每天早晨六点，我逼迫自己起来，胡子也不刮，脸也不洗，就匆匆赶往意大利广场地铁站，在地铁上争抢一个座位。七点不到，我就身在那个寂寞、冰冷、肮脏的厨房里了。地板上乱七八糟，满是土豆皮、骨头、鱼尾巴什么的，一堆油腻的盘子放了一夜，得赶紧洗出来。水还很冷，我还不能先洗盘子，我得先把咖啡和牛奶准备好，因为别的人八点就要来了。并且我还要洗几个铜锅，对洗碗工来说，这种活儿简直是一种毁灭。洗的时候得用沙子和一串锁链，外面还得用黄铜抛光打磨。幸运的是，制造铜锅的这种工艺已经失传了，铜锅正在从法国的厨房中慢慢消失。不过，人们仍能从二手市场上买到。
洗盘子的时候，老板会让我去剥洋葱。开始剥洋葱的时候，老板又会让我出去买卷心菜。当我买菜回来时，老板的妻子又会让我去半英里外的一家商店为她买一盒胭脂。带着胭脂回来后，需要准备的菜更多了，而那些盘子还没有洗。我们根本无力应付这种局面，活儿一个接一个，一天下来所有的事都不能及时完成。
十点一过，相对来说，我们就没那么忙了，不过还得抓紧时间干，这个时候也没人发脾气。利用这段时间，女厨子会和我谈谈她对艺术的看法，还问我托尔斯泰是不是很了不起，并且在切牛肉的时候用动听的女高音唱歌。十点，侍者们开始嚷嚷着要吃午饭，午饭他们总是早吃。十一点，第一拨顾客到了。突然间，我们就变得忙乱起来。这种忙乱和X酒店那种忙乱不一样，它融合了混乱、小恶意和恼怒的气氛，而隐藏在这种气氛最下面的是不快。厨房里狭窄得要死，简直让人无法忍受，盘子摆得满地都是，得时刻提醒自己别踩着它们。女厨子来回走动的时候，她的大屁股总是撞着我。她总在没完没了地唠叨：
“真是个白痴！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别让甜菜流汁。快点让开，我要到洗涤槽那儿去！把那些刀子拿开，把土豆拿过来。我这过滤器你是怎么给我弄的？哦，别管那些土豆了。我没告诉你吗？先把鸡汤上的油撇出来。把炉子上那壶水拿开。洗盘子的活儿等会儿再说，先把这些芹菜切了。不，不是那么干，你这个白痴，得像这样。现在去忙吧，把鲱鱼鳞刮掉。瞧瞧，你觉得这盘子这样就算刷干净了？用你的围裙擦一下。把那沙拉放在地上。对了，就放在那儿，好让我一脚就踩进去！注意，锅里的东西煮过头了。把那个平底锅给我拿过来。不是，是另外一个。把这个放在炉架上。把那些土豆扔掉。别浪费时间，就把它们扔在地上，踩着它们走。现在，你撒点儿锯末。这地板快和溜冰场一样了。注意点，你这个傻瓜，那块牛排快烤煳了！天哪，为什么他们不派一个白痴来顶替这个洗碗工呢？你在跟谁说话？你不知道我的姑姑是俄国女伯爵吗？……”
这种状况会持续到下午三点，中间没有多少变化。不过十一点左右，女厨子通常会陷入一种歇斯底里、泪如泉涌的状态。下午三点到五点这段时间对侍者来说相当清闲，但女厨子仍在忙，那也是我工作最卖力的时候，因为有一大堆盘子等着洗，要想把这些盘子都洗完，不亚于一场赛跑。旧式的洗涤条件——狭窄的排水管，微温的水，湿透的抹布，每个小时都会堵一次的水槽，让我的工作时间增加了一倍。下午五点，我和女厨子都感觉有点儿站不稳了。从早上七点一直到现在，我们俩一点儿东西也没吃，连坐一会儿的工夫也没有。此时，我们俩的身体已经处于一种散架的状态。她坐在垃圾桶上，我坐在地上，一边喝啤酒，一边为上午说过的某些话道歉。我们俩之所以还能坚持，全靠喝茶。我们俩总是备着一壶热茶，每天都要喝上几品脱。
下午五点半，匆忙和争吵又开始了。这个时间段情况更加糟糕，因为大伙儿都累坏了。下午六点，女厨子会再次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然后晚上九点又是一次。她的这种状态很有规律，大伙儿都靠它判断时间。她会把垃圾桶猛地扔在地上，然后开始号哭。她说自己从未想过会过这样的生活，她的神经受不了了，她在维也纳学过音乐，有一个卧床不起的丈夫需要照顾，等等。要是在别的时间，也许有人会为她难过，但此刻我们都累得要死，她啜泣时发出的声音只会让我们感到愤怒。老板的妻子总在不停地唠叨。伯里斯和朱尔斯整天都在吵架，因为朱尔斯总在偷懒，伯里斯作为领班，总想比朱尔斯多要点儿小费。餐馆开张的第二天，俩人就在厨房里为两法郎的小费打起来了，女厨子和我费了很大劲儿才把他们拉开。唯一一个永远不会忘记自己风度的人是老板。他在店里待的时间和我们一样长，不过他什么也不干，因为买卖主要是他妻子在打理。除了订货，他唯一的工作就是站在吧台里抽雪茄，保持着一副绅士派头。在这件事上，他做得堪称完美。
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我和女厨子会抽空吃我们的晚饭。午夜时分，女厨子往往会偷一包吃的给她丈夫。她把东西裹在衣服里，一边哭哭啼啼地说着这么长的工作时间会要了她的命，明天早上就辞职不干，一边往外溜。这个时候，朱尔斯往往会跟伯里斯吵一架，然后也走了，而伯里斯要在店里一直待到凌晨两点。从十二点开始，我尽全力洗盘子，尽可能多洗。我根本没时间考虑怎么把活儿干对干好。盘子上残留的油脂用桌子上的餐巾纸随便一擦就行了。至于地板上的脏东西，我要么不去管，要么把最脏的一块扫到火炉底下，只要看不太出来就行了。
十二点半，我会穿上外套，匆匆出门。当我走过餐馆，准备走进旁边的一条小巷时，老板还会像往常那样，和蔼地对我说：“我亲爱的先生，你看上去可真累啊！请接受我的好意，把这杯白兰地喝了吧。”
他会把那杯白兰地递给我，那种有礼貌的劲儿就好像我是一位俄国公爵而不是一个洗碗工。我工作了17个小时，这杯酒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众所周知，最后一班地铁几乎是空的——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可以在座位上睡上一刻钟。一般情况下，我躺在**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半了。有时，我会错过最后一班地铁，只能在餐馆的地板上凑合一个晚上。不过这不要紧，因为那个时候我在铺满鹅卵石的大街上也能睡着。
厌烦，离开
这种日子持续了两个星期。来就餐的顾客多了，我的工作量也随之增加了一些。我本可以在餐馆附近租个房子，节省下一个小时的时间，可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连找房子的时间都没有。因为没时间，我连理发、读报纸和把衣服全脱了的空儿也没有。又过了十天，我挤出来了一刻钟，给我在伦敦的朋友B写了一封信，问他能不能为我找份工作，只要能有多于五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就行。每天工作17个小时，这样的日子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尽管有很多人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当一个人超负荷工作时，只要想到在巴黎的餐馆里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过着这样的生活，并且这些人还会把这种生活继续下去，不是几个星期，而是几年，他的心里便不会那么难受。在我租住的旅馆附近有一家小酒馆，里面有个女服务员，从早上七点一直工作到深夜，一年下来没有一天休息日，吃饭的时候只能坐在地上。我记得有一回我约她去舞厅跳舞，她笑了，说几个月来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街角。她一直在消耗自己的身体，我离开巴黎之后她死了。
大约过了一周，因为疲劳，我们都患上了神经衰弱症，除了朱尔斯，因为这家伙总在偷懒。刚开始，争吵还是断断续续的，可现在竟成了连续性的。几个小时下来，一个人从絮絮叨叨的毛毛细雨演变成破口大骂的暴风雨的时间只有几分钟。“白痴，把那个平底锅给我拿下来！”那个女厨子会对我这样连喊带叫（她个子不够高，够不着隔板上放着的那些锅）。“自个儿拿，你这个老婊子！”我会这样回答她。这种谈话在厨房的气氛中很自然地就产生了。
我们俩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比方说，那个垃圾桶就是我们无穷尽争吵的一个来源——或者是我放垃圾桶的地方挡住她的路了，或者是她把垃圾桶放在了我和洗涤槽之间。有一回，她一直絮叨个没完，我一下子受不了了。出于纯粹的恶意，我把垃圾桶放到了厨房中间，让她狠狠跌了一跤。
“你这头母牛，”我说，“自个儿弄吧。”
这个可怜的老女人哪有那么大的劲儿呢？根本挪不动，她坐下来，趴在桌子上，开始号啕大哭。我还嘲笑她。疲劳竟然让一个人变成了这副德行。
过了几天，这个女厨子不再谈论托尔斯泰和她的艺术家的气质了。除非为了工作，我们俩也不再闲聊了。朱尔斯和伯里斯也处于交恶状态，并且他们俩跟这个女厨子也闹得不太愉快。甚至我和伯里斯之间也搞得不太融洽。我们俩事先有过约定，工作时的大吵大闹过去就过去了，休息的时候千万别当真。但我们俩互相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想忘也忘不了，还有我们根本就没有休息时间。朱尔斯变得越来越懒，常常偷东西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出于责任感才这么干的。如果我们不跟他一块儿偷的话，他就把我们称为黄种人、骗子。他这个人生来就对别人怀有恶意，很奇怪。有一回，他傲气十足地跟我说，有时他会把洗碗布里的脏汁拧进顾客的粥里，然后再端出去。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报复一个小资产阶级。
厨房变得越来越脏，耗子变得越来越大胆，尽管我们逮过几只。环顾这间肮脏的屋子，生肉扔在地上的垃圾里，冰冷油腻的平底锅乱七八糟地放着，洗涤槽堵住了，上面裹了一层油污，我总在想这个世界上是否还有跟我们一样糟糕的餐馆。但其他三个人却说他们都在更脏的餐馆里干过。看到如此肮脏的一幕，朱尔斯倒觉得很高兴。下午，没多少活儿干的时候，他总是站在厨房门口，嘲笑我们干得竟如此卖力。
“傻瓜！洗那盘子干什么？在裤子上蹭一下就得了。谁会在意那些顾客呢？他们不知道背后的事。餐馆里的工作是什么？你切一只鸡，鸡掉在了地上。你道歉，你鞠躬，你出去了；五分钟后你就回来了，走的是另外一道门，可鸡还是刚才那只。餐馆里的活儿就应该这么干……”
尽管杰汉·科塔德小客栈脏得要命，我们干得也不怎么样，可生意很不错，这有点儿让人想不通。刚开张的那几天，来光顾的都是俄国人，有几个还是老板的朋友。接着美国顾客来了，别的国家的顾客也来了——却没有法国人。一天晚上，我们兴奋异常，因为我们的第一个法国顾客到了。顿时，我们忘记了争吵，齐心协力想做出一顿好饭。伯里斯蹑手蹑脚走进厨房，大拇指猛地一指身后，悄悄地说：
“嘘！注意，有个法国人来啦！”
过了一会儿，老板的妻子过来小声说：
“把那个法国佬盯紧点儿！所有的蔬菜这家伙都要了双份。”
这个法国人吃饭的时候，老板的妻子站在厨房门的铁栅后面注视着他脸上的表情。第二天晚上，这个法国人又来了，还带来了另外两个法国人。这说明我们的餐馆正在赢得好名声，那些不怎么样的餐馆平时只有外国人光顾。我们的餐馆之所以获得了成功，部分原因很可能是老板装点餐馆时灵光一现，购买了非常尖利的餐刀，而尖利的餐刀是一家餐馆成功的秘诀。我为这事感到高兴，因为我有一个幻想因此破灭了。以前我总以为法国人对吃的东西具有一种天生的敏感，一看就知道这东西好吃不好吃，但现在看来并不尽然。也许按照巴黎的标准，我们的餐馆也算不错的。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些糟糕的餐馆就不敢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