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取道敦刻尔克和蒂尔博瑞，坐客轮的三等舱回英国。走这条路穿越英吉利海峡，花费最少，却并不是最糟糕的。要想在船舱里睡觉，得另外掏钱，索性我跟三等舱的大部分乘客一块儿睡在轮船的交谊厅里。那天的情景我在日记中有记录：
“27个男人，16个女人，一块儿睡在交谊厅里。今天早上，没有一位女士洗过脸。男人们去洗手间了；女人们拿出化妆盒，脸也不洗，直接抹粉。我的问题来了：性别在这种场合是次要的吗？”
旅程中，我跟一对来自罗马尼亚的夫妇攀谈起来。他们还是孩子，准备去英国度蜜月。他们问了我无数个关于英国的问题，我大言不惭地向他们吹嘘。马上就回家了，我心里很高兴。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穷了这么久，在我看来英国似乎成了天堂。英国的确有很多东西吸引着你回家：浴室，扶手椅，薄荷酱，烤得非常地道的新土豆，棕黄色的面包，橘子果酱，用真正的啤酒花酿制的啤酒——这些东西真的很棒，前提是你能买得起。你有钱的时候，英国还真是个不错的国家。当然了，我还有一份照顾弱智儿的工作，穷肯定是穷不了了。一想到自己不再是个穷人，我就变得非常爱国。那对罗马尼亚夫妇问得越多，我就越赞美英国。天气啊、景色啊、艺术啊、文学啊、法律啊——总之，英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
“英国的建筑好看吗？”那对夫妇问。“棒得不得了！”我说，“你们俩的确应该看看伦敦的雕像！巴黎太粗俗了——一半是浮华，一半是贫民窟。可伦敦——”
接着，船沿着蒂尔博瑞港口慢行。河岸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巨大的酒店，墙都是用灰泥粉刷的，顶上还有几个小尖塔。站在英国的海岸上望去，酒店就像几个笨蛋注视着的一家收容所的外墙。“法国建筑师设计的。”我向他们保证。又过了一会儿，当火车穿过东区的贫民窟慢慢爬过伦敦时，我还在夸赞英国的建筑之美，似乎一点儿也不能说英国不好。现在我回家了，再也不用过那种穷日子了。
我去了B的办公室，他的第一句话就让我的幻想破灭了。“真对不起，”他说，“要雇你的那个人出国了，耐心点儿，一个月后他就回来。坚持一个月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我来到街上才想起应该再向他借点儿钱。还有一个月呢，我身上只剩下了十九先令六便士。这个消息让我大吃一惊，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我在街上晃了一天，到了晚上，我实在想不出伦敦哪儿有便宜的床位，于是便去了一家“家庭旅馆”，房费是七先令六便士。交完钱，我身上只剩下十先令两便士了。
第二天早晨，我有了主意。无论如何，我还得去向B借点儿钱，但这事太丢人了，与此同时，我还得偷偷摸摸地活着。过去的经验告诉我，千万不能把那套最好的衣服当掉。除了那套第二好的衣服，我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寄存在车站的衣帽间。我要用那套第二好的衣服换些便宜的衣服穿，说不定人家还能找给我一英镑。要想靠30先令活一个月，我必须穿破衣服——当然了，越破越好。究竟30先令能不能撑一个月，我不知道，毕竟我对伦敦不像对巴黎那么熟悉。或许我可以去乞讨，把鞋带卖掉也行。我记得我在一份报纸上读过一篇关于乞丐的文章，文章说这帮家伙把2000英镑缝进了他们的裤子里。无论如何，我也不可能在伦敦饿死，所以没什么可担心的。
为了卖掉衣服，我去了朗伯斯区，那儿的人都很穷，有很多卖旧衣服的店铺。在第一家店铺，店主态度很友好，却不愿帮我的忙；第二家店铺的老板态度很粗鲁；第三家店铺的老板是个聋子，也许是装聋作哑；第四家店铺的老板是个一头金发的大块头年轻人，浑身上下都是粉红粉红的，就像一根火腿。他看了一眼我身上穿的衣服，然后一脸鄙夷地用大拇指和食指摸着它们。
“东西不怎么样，”他说，“确实是很烂的东西。你想卖多少钱？”（其实衣服质地很好）
我跟他说想换一些旧衣服，值多少钱让他看着给。他想了一会儿，拿出几件又破又脏的衣服，扔在柜台上。“钱呢？”我问，盼着他能给一英镑。他一噘嘴，拿出一先令，放在那几件破衣服旁。我没跟他计较——我本来是想跟他争论的，可刚张开嘴，他就伸出一只手，做出一副要把那钱收回去的样子。我看出来了，我完了。他让我在店铺后面的一间小屋子里换了衣服。
那堆衣服里有一件外套，以前是深棕色的，现在已褪了色，还有一条黑粗布裤子，一条围巾外加一顶布帽子。我的衬衫、袜子和靴子没有当，口袋里还装着梳子和剃刀。穿上这套衣服，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以前我经常穿破衣服，可跟这一身一点儿都不一样。这一身不仅脏，没形，咳，怎么说呢——反正很不雅观，有点儿像古代人穿的那种破衣服，跟单纯的破烂儿很不一样，就像是卖鞋带的那种人穿的，也可以说是流浪汉那种人穿的。一个小时后，在朗伯斯区一家店铺的镜子里，我看到了一个长相非常猥琐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是个流浪汉），径直朝我走来，等我定睛一看，发现镜中人正是我自己。我的脸上已经抹上了一层灰尘。灰尘这种东西向来一视同仁，你穿得很体面的时候，它不侵扰你，可等你的翻领没了，它就会从四面八方朝你飞来。
我在街上一直待到很晚，我一直在流浪。现在这个样子，我有点儿担心警察会把我误认为是流浪汉，把我抓起来。我不敢跟任何人说话，我一张嘴，他们肯定会察觉出我的嗓音和衣着之间的那种不相称（后来我才发现，这事根本没发生过）。穿上新衣服，我马上就来到了一个新世界。刹那间，似乎每个人的态度就都变了。我帮助一个小贩把他弄翻的手推车扶起来，他微笑着对我说了一句：“谢谢你，老兄。”这辈子没人叫过我老兄——都是身上这套衣服的功劳。还有，我生平第一次注意到，女人对男人穿得好与坏的反应的差别竟有那么大。一个穿得很破烂的男人经过她们身旁时，她们赶紧躲开他，脸上那厌恶的样子就像见了一只死猫一样。衣装是一种很有魔力的东西。不管怎么说，穿得跟流浪汉一样，第一天很难不会有一种被人家瞧不起的感觉。这就像蹲监狱一样，在里面待的第一个晚上你也会觉得很丢脸。那种感觉没有来由，却很真实。
晚上11点左右，我开始找住的地方。我听说过那种廉价客栈（顺便提一句，这种地方不叫廉价客栈），我觉得花上四便士租一个床位就差不多了。我在滑铁卢路上看到有个人正站在马路牙子上，看样子是干粗活儿的。于是我走上前去问他，我说我破产了，想找一个最便宜的床位。
“哦，”那人说，“你去街对面那栋房子看看，就是招牌上写着‘单身男人好床位’的那栋。那地方不错，的确很不错。我常在那儿住，又便宜，又干净。”
那是一栋高大、破旧的楼房，从窗户里透出昏暗的光，有的窗户上还糊着棕色的牛皮纸。我走进一条石头铺就的小道，一个脸色苍白的小男孩儿，好像还没睡醒，从一扇通往地下室的小门旁边出来了。地下室里传出窃窃私语的声音，一股热浪从里面涌了出来，还有一股干酪的酸味儿。那小男孩儿打了个哈欠，伸出一只手。
“要租床位吗，先生？一先令就行。”
付完钱，小男孩儿领着我走上一段摇摇晃晃、没有灯光的楼梯，然后走进一间卧室，里头有一股止痛药和脏床单的甜臭味儿。窗户似乎被封死了，刚进去的时候，污浊的空气差点儿让我窒息。屋子点着一根蜡烛，我看了一下，房间面积是15平方英尺，高8英尺，一共有八个床位，六张**已经有人住了。这些人都穿着衣服，身材臃肿而奇怪，甚至连每个人的靴子都堆放在身上。有人在角落里卖力地咳嗽着，那样子真让人恶心。
等到了**我才发现床硬得就像一块木板，一个圆柱形的硬东西被当作枕头，就像一块木头。这比在桌子上糟糕多了，床不足六英尺长，还非常窄，床垫凸出来一大块，得使劲儿抓住才能不掉下来。床单上沾满了臭汗味儿，我都不敢让它碰我的鼻子。还有，被子都是用床单做的，里面夹着一层薄薄的棉花，这种东西根本不保暖。整个晚上都有人在乱折腾。差不多每隔一个小时，我左边床位上的那个人——我觉得是个水手——就会起来一次，先骂一通，再点起一支烟。还有一个人，好像**出了点儿毛病，一晚上要起来六七次，对着他的夜壶很响地撒尿。墙角里患有咳嗽病的那家伙每隔20分钟就会咳嗽一通。这家伙咳嗽得很有规律，他一咳嗽外面有条狗就会跟着狂叫。不用问，只要外面的狗一叫，这家伙肯定在咳嗽。这人咳嗽时发出的声音讨厌得难以形容，一边吐气泡，一边干呕，似乎他咳嗽的时候，肠子也跟着剧烈翻腾一般。有一回，他划着了一根火柴，我这才看清他的脸。他已经很老了，灰白色的头发，深陷的脸，就像一具尸体。他把裤子套在脑袋上，当作睡帽。不知为什么，我总是很讨厌睡帽这种东西。每次他咳嗽或者那个水手骂街的时候，旁边床位上一个困倦的声音就会响起：
“闭嘴，哦，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快闭嘴！”
我总共睡了差不多一个钟头的觉。清晨，朦胧中我觉得有个棕黄色的大东西朝我袭来。睁开眼一看，原来是那个水手的一只大脚，从被子底下伸出来，挨近了我的脸。这只脚呈深棕色，跟印第安人的差不多，上面还粘着泥。屋里的墙像患了麻风病一样。床单三个星期没有洗过了，几乎变成了赤褐色。我从**起来，穿好衣服，下了楼。地下室里有一排洗脸盆，两条滑腻的毛巾。我口袋里装着一块肥皂，刚要洗，就见每个洗脸盆上都粘着一条条污迹——这种脏东西粘得非常牢靠，黏糊糊的，黑得像鞋油一样。我脸都没洗就出去了。总之，这家旅馆不像描述的那样既便宜又干净。不过，后来我发现，它是一家相当具有代表性的旅馆。
我穿过泰晤士河，向东走了很长一段路，来到位于塔山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这家咖啡馆非常普通，在伦敦像这样的咖啡馆有上千家。相比巴黎的咖啡馆，这家显得奇怪而洋气。里面通风不是太好，有流行于上世纪40年代的高背长椅，当天的菜单用肥皂写在一块玻璃上，还有一个14岁的姑娘负责上菜。干粗活儿的那些人把食物用报纸一包就开始吃，用一种类似于瓷杯子的大杯子喝茶。一个角落里有个犹太人，把头埋进盘子里，正在充满负罪感地大口吃着熏猪肉。
“给我来一杯茶、一份面包和一些黄油。”我对那姑娘说。
她注视着我：“这儿没有黄油，只有人造奶油。”说这话的时候她显出一副吃惊的样子。
她把我点东西重复了一遍：“一杯茶外加一份面包！”这句话就跟巴黎的咖啡馆里侍者喊的那句“一杯红葡萄酒”一样不朽。
在我的高背长椅旁边的墙上有一则公告，上面写着：“不许往口袋里装糖。”公告下面有一首残诗，不知是哪个富有诗人气质的顾客写的：
偷糖的人，
会被称为肮脏的……
诗的最后一个字不知被谁给刮掉了。英国就是这个样子。一杯茶、一份面包花掉了我三个半便士，这样一来，我的口袋里就只剩下八先令两便士了。
公寓的过客
靠这八先令，我活了三天四夜。我在滑铁卢路住得很不舒服，于是搬到东部，在彭尼菲尔茨的一家公寓住了一个晚上。这家公寓很具有代表性，在伦敦，像这样的公寓有几十家。这家公寓可以提供50到100人的住宿，由一个“代理人”负责经营——代理人是老板的代理人，因为这类公寓都属于营利性的企业，老板都是有钱人。我们那间宿舍住着15到20个人，床铺也是又冷又硬，不过床单倒不像一个礼拜没洗过的样子。从这一点看，的确有改进。房租从九便士到一先令不等（一先令的宿舍床与床之间相隔六英尺而不是四英尺）。按规定，房租必须在晚上七点之前付清，不然的话就只能被赶出去了。
地下有一间公共厨房，租客都可以用。燃料是免费的，锅碗瓢盆、茶壶和烧烤用的叉子随便用。里面还有两个大火炉，一年四季都烧着。管火、打扫厨房和铺床的工作由租客轮流做。租客中有一个叫史蒂夫的码头工人，年纪大一些，长得很帅气，看模样像是诺曼底人，是这儿的头头儿。租客之间发生了什么争执，或者有谁因为拖欠房租被赶出去等等这种事都由他来调停。
我喜欢这间厨房。它深藏于地下，屋顶很低，又热，煤烟让人昏昏欲睡。炉火发出的光照进墙角里，形成黑丝绒般的影子，整间屋就靠它照明了。屋顶上系着几条绳子，上面挂着一些破旧的衣物。这儿的租客大多是码头工人，端着炒锅在炉子上忙活着，红色的光打在他们脸上。有些人半**身子，他们洗好了衣服，正等着晾干。晚上，会有人玩拿破仑纸牌和西洋跳棋，还会有人唱歌——《我是个小伙子，我父母做错了什么》是大伙儿最喜欢的一首。还有一首关于海难的歌大家也很喜欢。有几次，夜深时，有人拎着一桶滨螺进来了，买得很便宜，就在大伙儿中间分了。在这间公寓里，分东西很常见，大伙儿都觉得给一个失去工作的人饭吃是天经地义的事。租客当中有一个面色苍白、形容枯槁的小伙子，看样子他时日不多了。人们说他的毛孔是褐色的，在疯人院里住过，身体被切开过三回。别的人经常喂他饭吃。
租客中还有两三个靠抚恤金度日的老年人。在见到他们以前，我还从未想到过在英国竟有一点儿收入也没有、光靠每星期几先令抚恤金度日的老年人。无论怎样，这些老年人也没有别的收入。其中有一个很健谈，我问他是如何活着的。他跟我是这么说的：
“住旅社一个晚上是九便士——一周下来就是五先令三便士。每周六刮一次胡子，每次三便士——加在一起就是五先令六便士。还有，每个月要理一次发，每次六便士。除此之外，还得花四先令四便士买吃的和浆果。”
他想不出别的花项了。他平日里吃的是面包、人造奶油和茶——将近周末时，他没钱买牛奶，只能吃干面包、喝茶。还有，他的衣服可能是人家捐助的。他似乎对现状很满意，跟食物相比，他更看重他的床和炉火。不过，每周有10先令的收入，花点儿钱刮刮胡子，也是一件不错的事。
一整天我都在街上晃悠，东边最远到过沃平区，西边最远到过白教堂区，在巴黎待过了，觉得这里要干净得多、安静得多，也荒凉得多。这里没有电车发出的尖叫声，没有嘈杂痛苦的后街生活，也没有当兵的在广场上大声喧哗。这儿的人穿得要好些，脸漂亮些，也温柔些，没有法国人那种凶暴的个性和恶意。这儿喝醉酒的人要少得多，也不那么脏，吵架的也少，更多的是懒散。三五成群的人站在角落里，稍微有些营养不良，不过每隔两个小时，这些伦敦人就会“喝一杯茶，吃两片面包”。这儿的空气中似乎缺少巴黎的那种兴奋。这里有的是水壶和劳动力市场，而巴黎却是小酒馆和血汗工厂的聚集地。
盯着街上的行人看是件有趣的事。伦敦东区的女人们是漂亮的（可能是混血的缘故）。莱姆屋区挤满了东方人——中国人、吉大港、卖丝质围巾的德拉威人，甚至还有几个锡克教徒，没人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到处都能看到街头聚会。在白教堂区，有号称“唱福音”的人决意将你从地狱中拯救出来，前提是你得给他六便士。在东印度码头，救世军正在举行礼拜仪式。他们唱着“这里有像犹大一样卑怯的人吗”，而另外一拨人则唱着“该怎样处置一个喝醉的水手”，于是，两帮人对着唱。在塔山，有两个摩门教徒正在发表演讲。他们旁边的平台周围有群人正在抗议，又喊又叫，不让他们再说下去了。有人公开抨击他们的一夫多妻制。有个瘸腿、留着胡子的人，显然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听到了“上帝”这个词，正在愤怒地质问他们，这时人群中响起一阵让人感到困惑的噪音。
“亲爱的朋友们，让他们把话说完好吗？就这样，让他们说。别吵！——不，不，回答我。你们俩能让我看看上帝长什么样子吗？要是你们俩能让我看看他长什么样，我就信他。——哦，闭嘴，别打断他们的话！——你们俩别说了！——一夫多妻主义者！——嗯，关于一夫多妻制该说的还不少呢。别让女人掺和这种事。——亲爱的朋友们，能不能——不，不，别耍滑头。你们俩见过上帝吗？你们俩碰过他吗？你们俩跟他握过手吗？——哦，别吵，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吵！”等等。我听了20分钟，挺想对摩门教有点儿了解，可这个集会除了大吵大闹外，一点儿用处也没有。街头集会的命运大都是这样的。
在中塞克斯街，在人潮涌动的市场上，一个衣衫褴褛、拖曳着走的女士，正用力拉扯着一个五岁的小捣蛋鬼。她在小捣蛋鬼面前摇晃着一把小号。小捣蛋鬼在号哭。
“自己玩儿去！”做母亲的大声叫喊着，“我把你弄到这儿来给你买把小号是为了什么？你想不想到我的膝头上来？你这个小杂种，自己去玩儿吧！”
小号上落下几滴唾沫。母亲和孩子吼叫着消失了。这地方比巴黎怪多了。
我在彭尼菲尔茨住的最后一个晚上，有两个租客吵起来了，那场景真令人讨厌。一个七十岁左右、靠领取抚恤金生活的老人，光着上身（他正在洗衣服），用很难听的话骂一个背朝火炉、长得挺敦实的码头工人。借着炉火发出的光，我看到了这个老人的脸，他因悲愤差点儿哭了。很显然，这儿发生了严重的事。
就听老人说：“你这个——！”
码头工人说：“闭嘴，你这个老东西，等会儿再收拾你！”
老人说：“那就试试吧，你这个王八蛋！我比你大30岁，不过一眨眼的工夫我就能把你揍得屁滚尿流！”
码头工人说：“哈哈，说不定我会把你打烂！老东西！”
他们俩就这样吵了有五分钟。其他的租客坐在周围，一个个闷闷不乐的样子，竭力不去理会这场争吵。码头工人看上去怒气冲冲，可那个老人变得愈加狂怒。他伸着脖子，一点点向码头工人靠近，在离对方几英寸的地方大声尖叫着，就像一只骑在墙头上的猫，然后啐了一口唾沫。他想鼓足勇气给对方一拳，却没有成功。最后，他又开始破口大骂：
“哈——，你就是这么个货，哈——！把那东西放进你的脏嘴里，使劲儿吸吧，你这个——！我要揍烂你的脸。哈——，你这婊子养的。吸吧，你这个王八蛋！你就是这么个货，你——，你——，你这个黑鬼弄出来的杂种！”
说完，他突然瘫倒在一张长椅上，双手抱头，号啕大哭起来。对方瞧见大伙儿都对他怒目而视，就出去了。
后来，我从史蒂夫那儿知道了他们俩争吵的原因，似乎是一先令的食物引起的争端。老人存的面包和人造奶油不见了，在接下来的三天，如果别人不周济他的话，他就会饿肚子。那个码头工人有工作，吃得也不错，总在嘲笑人家，于是就有了这次争吵。
当我身上只剩下一先令四便士的时候，我去鲍区的一家公寓住了一个晚上，那儿的租金只有八便士。我穿过一条小道，来到一间深藏于地下、令人窒息的屋子，它的面积是十平方英尺。火炉旁边围坐着十个人，大部分都是干粗活儿的。已是午夜，可代理人的儿子，一个脸色苍白、浑身黏糊糊的小孩儿仍坐在工人大腿上玩耍。有个上年纪的爱尔兰人正对着一个小笼子里的一只红腹灰雀吹口哨。那儿还有几只别的会唱歌的鸟儿，羽毛都已褪色，它们一辈子就生活在地下室里。租客习惯了在炉子上烧水，就不用再走一码去洗手间弄水了。我在桌子旁坐下，觉得脚底下有什么东西在动，低头一看，一堆黑黑的东西正在缓慢地穿过地板，是一群黑甲虫。
宿舍里一共有六张床，床单上用大字写着“偷自鲍路××号”。床单散发出的味道让人作呕。我旁边**躺着一个老人，是个街头艺术家。他的脊柱异常弯曲，被子无法盖满他的身体，他的背离我的脸只有一两英尺。他的背光光的，上面粘着一些漩涡状的脏东西，就像大理石桌面一样。晚上，他一个人醉醺醺地回来了，就在我的床附近吐了一地。屋里也有臭虫——没有巴黎的多，却也不会让你睡好觉。这是一个肮脏的地方。不过代理人和他的妻子人很好，不论是白天还是夜里，只要你开口，他们随时都会为你端来一杯茶。
免费的代价
早晨，像往常那样，我喝了一杯茶，吃了两片面包。之后，我又买了半盎司烟丝，翻翻口袋，只剩下半便士了。我不想再去找B借钱，这样一来，除了去临时救济站，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对这种事我脑子里一点儿概念也没有，不过我知道在拉姆顿有一家临时救济站。我动身了，并于下午三四点到了那儿。在拉姆顿市场，我看到一个靠着猪栏的爱尔兰老人。他面容消瘦，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流浪汉。我走过去，跟他靠在一起。过了一会儿，我把烟盒递给他。他打开那盒子，看了一眼里面的烟丝，脸上顿时显出一副吃惊的样子：
“天哪，”他说，“这是好烟丝啊！六便士一盎司呢！你是从哪儿弄的？路上你走的时间不长嘛。”
“嗯，你在路上弄到烟了吗？”我问。
“哦，弄到了一点儿。瞧。”
他拿出一个生锈的小铁罐。小铁罐以前是装奥秀牌食品的，里头有二三十个烟头，是从人行道上捡的。爱尔兰老人表示他很少捡到烟丝，然后他又一本正经地补充说，在伦敦的人行道上，一个人一天能捡到两盎司烟头。
“你是来投奔临时救济站的吗？”他问。
想到他可能会让我入伙，所以我说是。然后我问他拉姆顿临时救济站是什么样子的。他说：
“哦，是一家提供可可饮料的临时救济站。有提供茶的临时救济站，有提供可可饮料的临时救济站，还有提供稀粥的临时救济站。感谢上帝，拉姆顿临时救济站没有稀粥——至少我上回去的时候没有。自从上次去那儿以后，这段日子我一直在约克和威尔士一带转悠。”
“稀粥是什么？”我问。
“稀粥吗？就是一大罐子热水，再加上罐底的一些血色的燕麦片。稀粥这东西难喝死了。”
我们俩靠在猪栏上又聊了一两个小时。这个爱尔兰老人人不错，可身上的味道不怎么好闻，其实对一个浑身都是病的人来说，这事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似乎他从头到脚都是病（他非常详细地跟我描述了他的征候）：他的脑袋秃了，又得了湿疹；他是近视眼，可又没戴眼镜；他患有慢性支气管炎；他的背很痛，至于是什么病，还未确诊；他患有消化不良症；他患有尿道炎；他患有静脉曲张、拇囊炎，还是扁平足。尽管背着这一身的病，他却在街上流浪了15个年头。
五点左右，爱尔兰老人说：“光喝一杯茶你能受得了吗？临时救济站六点才开门。”
“我觉得自己能行。”
“嗯，这一片儿有个地方，可以让你免费喝一杯茶，还会给你一小块圆面包。那茶不错。不过喝完之后，他们会让你念一大段祈祷词，就算是混时间吧。跟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