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培迪是晚上六点去的临时救济站，第二天上午十点出来的。这地方跟拉姆顿和爱德博瑞的临时救济站很像，我们也没有看到什么鬼魂。流浪汉中有两个来自诺福克郡的年轻小伙儿，他们以前是渔夫，两个人朝气蓬勃，很喜欢唱歌。他们唱了一首《悲伤的贝拉》，这首歌值得一记。在接下来的两天，我听他们把这首歌唱了六七次，于是便把歌词写了下来，其中有两句我拿不准，是我猜的。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贝拉年轻又漂亮，
闪亮的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
哦，悲伤的贝拉！
她的脚步轻盈，心儿快活，
可她不辨是非，在一个好天，
她怀上了一个邪恶、无情而残忍的骗子的种。
可怜的贝拉还年轻，
不相信这个世界如此冷酷，男人会是个骗子。
哦，悲伤的贝拉！
她说：“我的男人会始终如一，
他现在就会娶我，因为他必须这么做。”
她的心中充满了对一个邪恶、无情而残忍的骗子的爱的信任。
她去了他的房子，
那个肮脏的家伙早就收拾好行李，溜了。
哦，可怜的贝拉！
她的房东说：“滚出去，你这个婊子，
我不会让你这样的贱货玷污我的门槛。”
那个邪恶、无情而残忍的骗子让可怜的贝拉悲痛万分。
整个晚上，她都在冷酷的雪中游**，
她的苦，没人知道。
哦，可怜的贝拉！
当早晨红彤彤的太阳升起来，
咳！可怜的贝拉已经死了，
她这么年轻就被一个邪恶、无情而残忍的骗子送进了孤寂的坟墓。
看到了吧，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恶果仍在承受痛苦。
哦，可怜的贝拉！
人们把她送进坟墓，
人们说：“咳！可生活就是这样啊！”
女人们却用低沉甜美的歌喉一起唱着：
“男人们都是这德行，都是肮脏的杂种！”
这首歌可能出自一位女士之手。
唱这首歌的那两个小伙儿一个叫威廉，一个叫弗雷德，是两个十足的恶棍，就是他们这样的人，把流浪汉的名声搞臭了。他们不知是从哪儿听来的消息，说科姆利临时救济站流浪汉的头头儿有一些旧衣服，是专门为那些有所需要的流浪汉准备的。进大门前，威廉和弗雷德脱掉各自的靴子，把衣服撕烂，把鞋跟割下一块，反正就是为了把鞋毁了。然后，这两个家伙提出要双靴子的申请，于是工作人员给了他们俩每人一双几乎全新的靴子。可没承想，还没等到第二天早晨出临时救济站，他们俩就把靴子卖了，得了一先令九便士。原来的靴子被毁掉了，穿不了了，可他们觉得这么干还是很划得来。
离开临时救济站，我们都往南去，我们的队伍很长，个个无精打采，目的地是下宾菲尔德和艾德山。路上，两个流浪汉打了一架。昨天晚上，这两个人吵了一宿，起因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了一句“胡说”，对一个布尔什维克来说，这句话是一种极大的侮辱，他们在一块地里滚了起来。我们十几个人围着看。我之所以会记得这件事，是因为有一幕让我忘不了：那个挨打的人的帽子在他倒地的一瞬间掉了，露出了一头白发。后来，我们开始进行干预，阻止了这场争斗。培迪一直在打听到底是为什么，最后发现打架的原因无外乎是几便士的食物。
赶到下宾菲尔德的时候，天色尚早，培迪为了打发时间，到后门问人家有没有活儿干。在一户人家门口，人家给了他几根黄杨木，让他把这些木头劈了，当柴火烧。他说外面还有个朋友，于是把我叫了进去，我们俩一块儿劈柴。活儿干完了，房主人让用人给我们每人端来一杯茶。一见到我们的模样，用人吓坏了，直接把茶放到地上，赶紧逃了回去，并把自己关在了厨房里。瞧见了吧，“流浪汉”这个名字就是这么可怕。人家付给了我们俩每人六便士，我们用三便士买了一块面包，又买了半盎司烟丝，这样我们手里就只剩五便士了。
培迪觉得把我们的五便士藏起来比较稳妥，因为下宾菲尔德临时救济站流浪汉的头头儿是出了名的蛮横，一旦发现我们身上带着钱，是决不会让我们进去的。流浪汉藏钱再正常不过了。钱的数额如果多，通常的做法是把钱缝进衣服里，因为一旦被抓，就得蹲监狱。波佐和培迪过去常讲一个关于这方面的有趣故事。有个爱尔兰人（波佐说是爱尔兰人，培迪说是英国人），这人不是流浪汉，兜里装着30英镑，他在一个小村里遇到了困难，找不到睡觉的地方。他向一个流浪汉咨询该怎么办，这个流浪汉建议他去救济院。按理来说，这种事很正常，找不到睡觉的地方，去救济院花点儿钱买个床位，就可以睡一晚上。可这个爱尔兰人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想要免费住一宿，就这样，他装成一个流浪汉去了临时救济站。他把自己那30法郎缝进了衣服里。与此同时，那个给他提建议的流浪汉看到机会来了，当天晚上私下里找到流浪汉头头儿，请求流浪汉头头儿准许他第二天一大早离开临时救济站，因为他要去找工作。早上六点，那个流浪汉被放出去了——身上穿的是那个爱尔兰人的衣服。爱尔兰人抱怨别人偷了他的钱，结果却因为假扮流浪汉进临时救济站蹲了30天的监狱。
下宾菲尔德临时救济站
到了下宾菲尔德，我们在草地上躺了很长一段时间，农场里的工人站在前门盯着我们。一个牧师和他的女儿走过来，一声不吭地盯了我们很久，似乎觉得我们是水族馆里的鱼。一共有几十个流浪汉在那儿等。威廉和弗雷德也在，依然唱着歌，打架的那两个人也在，乞丐比尔也在。一路上，他总在向面包店老板讨要吃的，外套和光溜的身体之间已经塞了不少过期的面包。他把面包都拿了出来，大伙儿分着吃了，都打心眼儿里感谢他。我们当中有位女士，这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女流浪汉。这位女士60岁左右，略微有点儿胖，面容很憔悴、很脏，穿着一件有下摆的黑色长裙。她总是摆出一副很高傲的样子，要是有人在她旁边坐下，她就会哼一声然后走开。
“小姐，你要去哪儿？”一个流浪汉问她。
女士哼了一声，盯着远方。
“快别闹了，小姐，”那人说，“高兴点儿，友好点儿，咱们还不是在一条船上。”
“谢谢你，”女士尖刻地说，“当我想跟一帮流浪汉混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我很喜欢这位女士说“流浪汉”这个词的方式。似乎在那一瞬间，她心里是怎么想的都暴露出来了，那是一种卑微的、漂浮不定的、只有女人才会有的想法，这么多年流浪在路上，她什么都没学到。无疑，她是一个受尊敬的寡妇，只是因为一件阴差阳错的事才成了流浪者。
临时救济站六点开门。今天是星期六，我们得在里面待到周末结束，这是一贯的做法。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不过我隐约觉得，会有一些讨厌的事在等着我们。登记时，我在职业一栏写的是“记者”。这比写“画家”要真实些，因为有时我会给几家报纸写点儿文章挣点儿钱，不过要是人家因此问这问那，这么说就太蠢了。我们走进临时救济站，排好队。在等着接受检查时，流浪汉头头儿叫到了我的名字。这人40岁左右，动作有点儿僵硬，有点儿军人做派，看上去也不像是大伙儿说的那种恶棍，却带有老兵的粗鲁。他尖刻地说：
“你们当中谁叫布朗克？”（我忘了自己写的是什么名字。）
“是我，先生。”
“你是个记者？”
“是的，先生。”我的声音有些颤抖。人家随便问几个问题就知道我在撒谎，这样一来我就得蹲监狱了。但那人只是上下打量了我一下，说：
“这么说，你是一位绅士了？”
“我觉得是这样。”
他又盯了我好一阵子。“嗯，先生，你的运气可真是糟透了，”他说，“你的运气可真是糟透了。”从那儿以后，他一直对我关爱有加，甚至对我透露出了一丝敬佩。他没搜我的身，还在卫生间里递给我一条干净的毛巾，供我一个人专用——这可是从未听说过的待遇，真是奢侈！瞧见了吧，“绅士”这个词在一个老兵耳朵里是多么有分量。
不到七点，我们就把面包和茶吃了个精光，走进了小屋。一间小屋睡一个人，里头摆着床架和草褥，按理说应该能睡个好觉。可没有一个临时救济站是完美的，下宾菲尔德临时救济站有一点很不好：太冷。热水管坏了，给每个人的那两条毯子絮的棉花太薄，根本不顶用。尽管现在只是秋季，可是已经很冷了。我躺在**，被冻得辗转反侧，要挨过12个小时的漫漫长夜可真是不容易，刚躺下没几分钟就被冻醒了。烟不能抽了，因为我们带进来的烟都留在衣服口袋里了，而衣服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能拿回来。走廊里随处可以听到人们的呻吟声，有时还会有人大骂一句。我想这一宿没人睡过超过两个小时的觉。
早晨，吃完饭，医生检查完之后，流浪汉头头儿把我们赶进餐厅，随手把门锁上。餐厅墙面是用稀石灰粉刷的，地板是石头铺的，餐厅里摆着一些冷杉木的家具和长椅，散发着一股监狱里的味道，真是凄凉无比。铁窗太高，根本看不到外面，除了墙上的一个钟表和救济院条例再没有别的东西。我们胳膊肘挨着胳膊肘，挤在长椅上，尽管才是早上八点，可我们早就烦透了。无事可做，无话可说，甚至连活动一下的地方都没有。唯一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可以抽烟，只要不被发现，抽烟是可以的。有个毛发浓密的来自苏格兰格拉斯哥的小个子，操着一口糟透了的伦敦腔，他是个烟鬼，在接受检查的时候一盒烟头从靴子里掉了出来，被拘留了。我曾给过他一些烟丝，我们俩偷偷摸摸地抽，一听到流浪汉头头儿过来了，就赶紧把烟塞进口袋，就像上学时候干的那样。
大多数的流浪汉要在这间没有任何生气的屋子里连续待上十个小时。天知道他们是怎么熬过去的。我的运气要好些，十点，那个流浪汉头头儿挑几个人去干杂活儿，我被选中去救济院的厨房帮忙，这是最好的活儿了。这活儿跟干净的毛巾一样，都是“绅士”那个词发挥的神奇魔力。
厨房里无事可做，我溜进旁边一个储存马铃薯的小屋，那儿藏着一些接受救济的人，都是为了逃避做星期天的上午祷告的。小屋里头有一些包装箱，坐上去很舒服，还有一些过期的《家庭先驱周报》，甚至还有一本从救济院图书馆里拿出来的《抽奖大全》。那些接受救济的人饶有兴趣地谈论着救济院里的生活。他们告诉我，在救济院最恨的就是那些制服，他们觉得这是对慈善事业的一种侮辱。要是工作人员也能穿得像他们一样，哪怕是戴着他们那样的帽子和围巾，他们也不会介意当接受救济的人。我是在救济院的餐桌上吃的饭，我像一条蟒蛇那样猛吃了一顿，除了在X酒店上班头一天吃的那顿，就数这顿吃得多了。那些接受救济的人说，每逢星期天，他们就会一直吃到肚子快要撑爆，因为在下一周剩下的那几天他们总是处于一种吃不饱的状态。饭吃完了，厨子让我刷盘子洗碗，并把剩下的那些东西扔掉。剩的那些东西数量惊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浪费那么多东西真是太吓人了。只吃了一半的大块的肉，一桶桶的碎面包和蔬菜，都像垃圾那样被倒掉了，然后跟喝剩的茶叶混在一起。能吃的东西我足足装了五个垃圾桶。可就在我这么干的时候，临时救济站里还有50个只吃了一点儿面包和人造奶油的流浪汉，鉴于今天是礼拜天，他们也许被赏了一两个生冷的烤土豆。据那些接受救济的穷人说，食物宁可倒掉，也不分给那些流浪汉，救济院里就是这么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