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被刘瑾陷害，贬谪到这蛮烟瘴雨、荒山绝域的龙场来，许多人都要替阳明惋惜，叹为人生的大不幸。诚然，阳明到龙场，历尽艰险，尝尽苦痛，实可惋惜，也实可云为不幸。但作者之意，则不然。作者不但不惋惜，不但不叹是大不幸；反要快慰，贺为是阳明的大幸。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我先引孟轲的话来答复吧。孟轲说：“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话真是一点也不错，也就是我替阳明快慰、贺为大幸的本意了。他虽然受一时的小艰苦，却反因以造成了他在中国哲学上有了惊人的大发明，使中国的思想界，顿时起了一种新观念。伟大的创造，就是在艰难困苦中得来。质言之，即是贬谪在龙场的时候，方才发现出来他的“王学”。我们如何不为他快慰，更如何不贺他，说是大幸事呢？
他发明新哲学的动机，就是他初到龙场时候，心里却怀了一个问题。他的问题是：“假使圣人处此，更有何道？”这个问题，横梗在心里，总想觅个最圆满的答复。澄心静虑，苦求精思，结果他的问题答复了，并且异常圆满。
因苦求精思，偶在一天晚上，忽然大悟“格物致知”之理，寤寐中似有人在耳旁告诉提醒一样，不觉喜极呼跃而起，把他的仆人都骇了一大跳。他喜极几乎要发狂了，他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将发明的新哲学以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他此时的快乐形状，真非笔墨所能形容，他此时比穷措大掘着了金窖，还要快乐百倍。他快乐的热度，已达到了焦点。不，恐不止此，连寒暑表都给热破了。
他发明的究竟是什么新哲学，教他这样的快乐呢？他所发明的新哲学，约有三个要点，兹分别说明如后：
（一）心即理，理即心。阳明极端崇服信仰此说。他说：“析心与理而为二，而精一之学亡。世儒之支离，外索于刑名器数之末，以求明所谓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无假于外也。”他这种哲理，是非常唯心的，已具微妙深邃，形而上学之基础。为求读者易于了解起见，再引《传习录》上一篇问答于后：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凊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不亦须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请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讲求夏凊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凊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须是有个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
（二）良知。良知的学说，首倡自孟轲。《孟子》内“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就是“良知”的发见。复由陆象山推衍，至阳明始发扬光大。他说：“良知之人心，无间于贤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知善知恶，是良知。”“是非心之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良知也。”“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
看了上面他自己解释良知学说的要义，便可了然。他还做了《咏良知四首示诸生》的诗，大意不外是说：良知乃是人人心里都有的，无须外求。他还以为“良知”二字，就是圣门的口诀。
（三）知行合一。阳明此处所谓的知，是重在事实上，要直接去应用；不是玄渺虚漠理上的知。这个知行合一的学说，在哲学上要占极重要的位置。兹引《传习录》上，他解释这学说的话来看吧：
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惟贤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
先生曰：“试举看。”
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悌者，却不能孝、不能悌。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称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悌的话，便可称为知孝知悌。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甚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什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工夫，一行做行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
他的学说发明之后，便在中国思想界辟了一个新境地。他的学说实在是最合应用的，也是非常真理的。我再引梁启超先生批评“王学”的话，以便估定“阳明学说”在中国哲学上的价值：
至于“王学”的大概，……简单说来，可以说：“‘王学’是中国儒教、印度佛教的结合体”，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结婚所生的儿子”。其实这种结合，自宋之周、程、张、朱已经成立，不过到“王学”，始集大成。……实在说来，明末的一百年内，“王学”支配了全中国，势极伟大。我自己很得力于“王学”，所以极推尊他。但是“末流之弊，无可为讳”。“王学”末流的毛病，太偏于形而上学的、玄学的、主观的、冥想的一方面。……所以讲到这里，不能不怨“王学”末流之弊病，在太重主观，轻视实际。
梁先生这一段批评“王学”的话，实在公允而有见地，“王学”的长处，也不抹煞；“王学”的短处，也不回护。真可以名之为“王学”的“千秋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