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说，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自古以来，虽然众人皆知“知”与“行”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但一直都是将二者分开，各自论述。尤其是到了朱熹的时代，对“知”与“行”的论述已经非常精微。朱熹曾提出“先知后行”说，认为必须首先认清万物之理，然后才能去实践，否则实践就会变得毫无根据。朱熹的这一认识在当时被认为是常识，是绝对的真理。
在朱子学说一统天下的时代，王阳明却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因此，众人不能理解其本意，甚至惊愕，也是很自然的。被称作“王门之颜回”的王阳明的高徒、妹婿徐爱，一开始听到“知行合一”说时，也流露出惊讶的表情。
总的来说，长于理性的人会很难理解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本意，这和长于智慧的子贡无法理解孔子的“一贯之道”[1]是一样的道理。无怪乎孔子会对子贡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孔子告诫子贡，“道”并不是用道理就能说得清楚的。后来，长于德行的曾子继承了孔子的“一贯之道”。曾子比子贡“鲁”，即我们所说的愚钝。当孔子说出“吾道一以贯之”的时候，曾子的回答只有一个字——“唯”。所以说，子贡的理智和智慧并不是真正的理智和智慧，否则他应该理解孔子的“一贯之道”。与此相反，虽然曾子被视作愚钝之人，但他其实并不愚钝，不然怎么能悟得孔子之道的真谛呢？又怎么能参透“一贯之道”呢？
总之，长于理智和智慧的人一般都会陷入偏见。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朱子学都是“主知主义[2]”的学说。因此，在一个朱子学万能的时代，人们必然会难以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徐爱最初也难以理解老师的“知行合一”说，所以曾与自己的同门师弟黄绾和顾应祥[3]展开辩论，试图去理解“知行合一”说的主旨。但是一直未能如愿，最终不得不直接向王阳明请教。（《传习录》上卷）
先生曰：“试举看。”
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悌者，却不能孝、不能悌，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
“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
“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称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悌的话，便可称为知孝悌。
“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
“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甚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甚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
王阳明从“知觉与好恶之意是一体”以及“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的立场出发，对“知行合一”说进行了阐释。
毫无疑问，“好恶之意”其实就是“行”。明末大儒刘宗周也非常重视“好恶之意”，并且将“诚意”视作自己做学问的宗旨，认为“意”非“已发”，而是“未发”，并将“意”视作“心”之本体。
注：
[1] 孔子的“一贯之道”：出自《论语·里仁》篇中的“吾道一以贯之”。“一贯之道”即是尧舜之世合理社会秩序的依据，也即“道统”。
[2] 主知主义：亦称主智主义，是西方近代教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想或思潮，主要代表为德国的赫尔巴特。主知主义德育观与中国传统的权威主义道德教育观截然不同，它张扬人的道德思维、道德理性、道德智慧及道德主体意识。
[3] 顾应祥（1483—1565）：字惟贤，号箬溪，祖籍长洲（今江苏吴县），王阳明的弟子、思想家、数学家。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正德三年（1508年）授江西饶州（今江西鄱阳）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