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晚上，我和麥克奈爾，還有科特曼在一片建築用地附近的草叢裏睡了一宿，夜裏郊外的野地還十分寒冷，我們幾乎沒睡多久便早早地醒來了。我記得，我在街上徘徊了好幾個小時後才喝到一杯咖啡。那天，是我來到巴塞羅那之後第一次得閑去教堂——那是一座現代教堂，不過似乎是世界上最醜陋的建築之一，四個酒瓶狀的塔尖平行而起，遠處望去像鋸齒一樣高聳入雲。不過，這座教堂沒有像其他教堂建築那樣在革命期間遭到破壞——據說，它之所以幸存下來是因為極具“藝術價值”，可我認為，無政府主義者本可以毀掉它，之所以讓它幸存下來多半是因為他們的藝術品位太過低俗，盡管他們曾將紅黑相間的旗幟懸掛在那爪牙般醜陋的塔頂中央。那天下午，我和妻子最後一次前去探望了柯普，除了道別，還留了一些錢給西班牙的朋友，除了拜托他們給柯普買些食品和香煙以外，我們無法為他做任何事情。然而，就在我們離開巴塞羅那後不久，柯普就被單獨監禁了起來，甚至連吃的東西都送不進去。那天晚上，我們去蘭布拉大道，路過摩卡咖啡館時，看到那裏仍由警衛隊重兵把守著。衝動之下，我走進了咖啡館，並和兩個懷裏抱著步槍，斜靠在櫃台上的士兵攀談起來。我問他們是否知道他們的同誌中有沒有在五月戰鬥時曾在這兒執勤的人。他們都說不知道，而且他們也不知道該從何打聽這件事——這種從不追根究底的性格完全是西班牙人的特質。我說，我的朋友喬治·柯普被捕了，因為受了五月戰鬥的影響將被審判，當時在這裏執勤的人都知道，是他阻止了這裏的戰鬥，從而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我希望有人能站出來證明此事。其中一位神情木訥，一味地搖頭，可能是因為交通嘈雜聽不清我說的話，而另一位士兵則對我的話做出了反應，他說他曾經從戰友那裏聽到過關於柯普的英勇行為，柯普是一個好夥計。我知道，即便如此也於事無補。如果柯普接受審判，他們便會像對待其他的兄弟一樣，想盡一切辦法來羅列偽證以落實加在他頭上的那些莫須有的罪名。一旦他被槍斃（這是我最擔心卻是極有可能發生的事情），他的碑文上將會刻上這樣的話：他是警察眼中的好夥計，身在黑暗的製度中，他卻保留了一顆人類特有的能辨別真善美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