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我一个人，怀念我们仨。
——杨绛《我们仨》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女儿和丈夫的先后离世，让杨绛深感痛苦。她承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久久不能从中脱离。最后，她深刻地体会到痛苦不可以对抗，只能逃避。
杨绛说，丈夫和女儿都离她而去了，她得留在人间，打扫现场，尽她应尽的责任。什么叫作“打扫现场”呢？那就是整理钱锺书的手稿、读书笔记和收藏的文物。
她一点点地整理丈夫的遗作，也开始清点自己的心灵，欢乐与悲伤在她那里都成了过客。我们看到了一个女性身上散发出来的独特光辉，淡然、豁达、坚忍、乐观，这些品质像雨水一样，润物无声地洗涤着这个尘世的喧嚣与污浊。
在钱锺书的遗作中，最重要的是大量的中外文笔记和读书心得。这些笔记和心得，钱锺书大部分是手写的，极小部分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
在三里河的陋室里，杨绛不辞劳苦，反复整理，最后将遗作归为三类：
一是外文笔记，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希腊、拉丁文。共一百七十八册、三万四千多页。
二是中文笔记，附带钱锺书自己的议论，偶有少许评语，与外文笔记数量不相上下。在1952年思想改造时，部分笔记被剪毁了，变得支离破碎，不再完整。
三是札记和读书心得，是钱锺书在各个寓所里的读书笔记，例如《容安馆札记》。这部分札记共二十三册、两千多页、八百零二则。这些札记，无论古今中外，从经典名著到通俗小说、笑话、戏曲、唱本，都列出了很多参考文献，并做出对比。
这些凝结着钱锺书毕生心血和智慧的手稿，曾随着主人颠沛流离，一路从国外到国内。纸张在岁月的流逝中发黄变脆，有的破损，有的字迹变模糊，难以辨认。但杨绛不怕烦琐，将这些手稿分门别类，一一盘点整理。
2000年，商务印书馆投入近三百万元巨资，成立专门项目组，将钱锺书的这些手稿扫描，希望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原貌，然后公之于众。这是对钱锺书遗作最好的处理方式，可以将他一生的学识传承下去。杨绛也赞同，公之于众是对这些手稿最好的保存。
商务印书馆聘请了熟练的扫描员，采用最先进的扫描设备，历经两年，在2003年，出版了两千五百七十页的《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三册。
整理完那些笔记后，杨绛又陷入了悲痛中。她在家中遍翻书柜，希望可以寻得能慰藉自己悲伤的书籍。她想一头扎进书海里，将自己忘掉，也将悲伤忘掉。她遍读《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东方哲学书籍，同时也读了很多西方哲学书籍。她想要在哲学中寻找一个出口。
最终，她决定翻译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裴多》篇。
像以往翻译其他名著一样，她阅读数遍书稿后，才着手翻译。
《裴多》描述的是苏格拉底就义当天在雅典监狱与门徒的对话，谈的是生死问题，主要是谈灵魂，谈论灵魂不灭的信念问题。苏格拉底说：“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他一直在呼唤他的内在“灵魂”指引他正确的方向。
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哲学家一直在练习死。在世人中间，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最不怕死，因为他们相信灵魂的存在是永恒的。苏格拉底认为，灵魂不朽，也不可以被消灭，灵魂和肉体分离后，可独自存在；他还认为，世间有真善美，世间自有公正，他愿意饮下毒酒，为信念而死。
这些思想和言论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杨绛选择翻译这篇晦涩难懂的《裴多》，是因为她自己刚刚经历了亲人的死亡，想结合自身经历探讨生死的问题。此外，翻译这本书非常耗费心神，她可以全心投入，从而忘记悲伤，获得短暂的平静。
虽然杨绛不认识古希腊文，也从未专门研究过哲学，但她丝毫没有退缩。她自称：“正试图做一件力所不能及的事。”
杨绛刚开始翻译《裴多》时，所住的小区正在施工，装修改造房屋。白天，电钻声刺耳尖锐；夜晚，大卡车轰轰隆隆。巨大的杂音使杨绛无法集中精神，她觉得自己要支撑不住了。
与此同时，她也遇到翻译中的一个难题——她不能理解柏拉图把人间的天空比作鱼在海里见到的海面。朋友看到这个情形，建议她去大连休养一段时间。1999年8月，杨绛去往大连，住了二十八天。
再次见到大海，在海风温柔的怀抱里，在湛蓝深邃的海水前，杨绛暂时放下了一切烦恼。等到她在海底公园发现，从下往上看，蓝色的海面就像人世间的天空一样时，翻译中的难题迎刃而解。
回到北京，杨绛继续着枯燥的翻译工作。
这次，翻译到一半，她又想起钱锺书说的“西洋古典书籍最好的版本是《勒布经典丛书》”，而她是根据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英译本进行翻译的。秉承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她请研究所的同事帮她借到了希腊原文与英译文对照本，又参考了很多专家对《裴多》这篇对话录的评论和注解，再三校改。
《裴多》在西方的影响力很大，仅次于《圣经》，杨绛充分还原了这篇对话录的文学价值和哲学价值。
她的翻译依然按照自己的习惯，句句紧盯原译文，力求通达流畅。她尽量避免用学术语言，尽力把这篇晦涩难懂的对话翻译成戏剧般的对白。深奥枯燥的说理在她的妙笔下变得通俗易懂。读者通过苏格拉底和门徒的对话，可以体会到他们的语气、神情和心态。译稿的注释尤为精彩，可以帮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此外，不论是文中的希腊神话，还是古希腊哲学家们的理念，都在杨绛的笔下，化繁复为简单。
图书出版后，首印一万册，很快脱销。很多读者认为，这是他们读过的最满意的《裴多》译本。
勤勉翻译名著的同时，杨绛也不忘丈夫和女儿的遗愿。他们一家人很早就已经决定，要捐出稿费，设立一个奖学金。这是他们仨的共同决定。
2001年9月，杨绛与母校清华大学签订了信托协议书，将钱锺书和自己2001年上半年所获稿酬现金七十二万元和所发表作品获得稿酬的权利，全部捐赠给母校教育基金会设立的“好读书”奖学金。清华大学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有义务维护钱锺书和杨绛的著作权和相关权益不受侵犯。捐赠的当天，九十岁高龄的杨绛出席了仪式，并发表了讲话。
她用带着江南温润的语调的普通话，阐述了设立奖学金的初衷。她说，她一个人代表的是他们仨，奖学金的名字是一家人共同想出来的。
为什么叫“好读书”呢？一是希望那些贫困的学生有能力好好读书，这是奖学金最核心的宗旨。因为富裕人家的孩子升学方便，贫困人家的孩子往往因为穷困而失去很多就读的机会。“好读书”奖学金就是要鼓励、帮助这些家境贫寒的学生。二是希望学子们能自发喜欢上读书，读书首先应成为一种“爱好”，或曰“嗜好”。
杨绛最后说，希望广大清华学子能做到如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那般，努力求学问、求本领，同时也要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她还说，“自强不息”是“起”，“起点”的“起”；“厚德载物”是“止”，“止于至善”的“止”。
字字珠玑的话语显示出杨绛的善良和温情。“好读书”奖学金目前已累积至千万元。她用在人世间最后的力量，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杨绛与钱锺书的一生与读书、治学密不可分，他们希望这种精神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
清华自发成立了“好读书”协会，目的是继承和发扬钱锺书与杨绛等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治学精神和人格品质，以“好读书、读好书”为宗旨，通过一系列读书活动，提升广大学子的人文素养。
受到资助的学生十分感激杨绛，他们经常与杨绛互通信件，关心杨绛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有一次，一个女生带了个透明的玻璃罐上门探望杨绛，玻璃罐里装满了用糖纸叠好的一千个不同颜色的五角星，每一颗星星都寄托着学生们对杨绛先生健康长寿的祝愿。
三里河的寓所里有太多杨绛的美好回忆，她不想忘，也不能忘，那是支撑她生活下去的重要信念。
小区改造时，要求各家各户封闭阳台，只有杨绛拒绝了。她不想看不到蓝天，也不想改变这个家的构造。小家虽然简陋，但是每个物件以及它摆放的位置都承载着一段甜蜜的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