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的满洲人统治广大的汉族，战战兢兢，只怕汉人有机可乘，起来推翻自己的政权。因此“兴一利即生一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玄烨说），成为朝廷至高无上的政治思想。这就是说，清朝采取消极的，保守的，防御性的，反对进步的维持现状政策，一切可能撼动封建制度的新趋势，不惜竭全力与以阻止。在经济方面，着重地主利益的巩固（永不加赋），若干年来发育起的资本主义的幼芽，被闭关政策所摧残，以致奄奄无生气了。
（一）土地
全国田地分民田、官庄、官田、屯田四大类。
民田——占耕种地面积大部分，种类有二十余项。最多的是民赋田（民间私产，准许自由买卖转移的赋税地），次多的是更名田（明朝藩王所领田地，清朝给与原承佃人，作为世业，称更名田或更名地）以及明朝江南省苏州、松江两府，浙江省嘉兴、湖州两府的官田（事实上明季已转成民田，清朝承认业主所有权作为民田，赋税仍照旧额征收）。民田中产物丰富，首推海边斥卤地（沙地），如果气候适时，种稻每亩可收五六石或四五石。玄烨、胤禛、弘历三朝，注意江浙沿海堤塘的修筑，开发海边农利，超越前代。从来号称最膏腴的江南水田，农夫终年劳苦，每亩收稻多或二三石，少或一二石，不如海稻功半利倍。这是清朝新发展的富源。江南田价，顺治初年良田每亩不过银二二两，康熙年间涨至四五两。雍正年间回跌至顺治初年旧价。乾隆初期田价渐涨，每亩七八两至十余两、二十余两，嘉庆时代涨至五十余两。江南（苏、松、常、镇四府）米价康熙时代通常每升七文。康熙四十六年大旱，每升涨至二十四文。雍正及乾隆初年，每升十余文。乾隆二十年虫灾，每升涨至三十五六文，穷民饿死无数。后来米价落至十四五文。五十年以后至嘉庆时代，常价总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间。人口增殖是田价米价上升的重要原因。别一原因是顺治、雍正两朝追粮极严，秦松龄（顺治时翰林）欠田赋银三分，叶方蔼（探花）欠田赋银丝毫，都被革官。顺治十八年江南大小绅士因欠粮革退一万四千余人，地主失去非法利益，田价跌落。乾嘉时代江南绅士侵占田赋几达赋额的半数，利益既大，田价上升，土地兼并也随着剧烈起来（乾隆时江苏进士郑燮说希望得田一百亩，又说世上大富人有田数百顷，足见江南大地主占田比元明两朝要小些）。
官庄——满人入关，自皇帝下至八旗兵丁，各圈占土地，总称官庄，依性质可分四类：（1）皇室庄田，又称内务府官庄，（2）宗室庄田，（3）八旗庄田（驻京畿旗兵所占田地，多在近畿各州县），（4）驻防庄田（各地驻防旗兵所占田地）。旗人不论贵贱，都不耕种田地，招汉人代佃，收取租息。
官田——有牧地、学田、籍田（皇帝亲耕地）、祭田（赐圣贤后裔，供祭祀用）等名目。
屯田——新疆入版图后，裁绿营兵屯田，每二兵给牛一头、农具一副。乾隆三十年，新疆屯田凡三十余万亩，乌鲁木齐（迪化县）一处多至十万三千余亩。
（二）田地总数
（1）民田
顺治二年 四〇五六九〇五顷
顺治十八年 五四九三五七六顷
康熙二十四年 六〇七八四三〇顷
雍正二年 六八三七九一四顷
乾隆十八年 七〇八一一四二顷
乾隆三十一年 七四一四四九五顷
嘉庆十七年 七九一五二五一顷
道光十三年 七三七五一二九顷
依据这些数字，推想田地增减一般的情况，可以说明清朝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并没有超过明朝（崇祯时代有田七八三七五二四顷，比嘉庆只少七八万顷，疆域却远比清朝狭小），封建经济在停滞状态中，显然可见了。
（2）满人所占田地
皇室庄田——一三二七二顷（共五四五庄）
宗室庄田——二三三三八顷
八旗庄田——一三一九一七顷
驻防庄田——多在东三省境。
满人占地不多，却都做了大小地主，东三省本是禁地，不许汉人开垦，由于满人不善耕种或需要佃户代耕，乾隆以后，开始默认汉人出关开垦的权利。
（三）农民生活
由于清朝采用“丁随地派”制度，地主的利益不像明以前那样优厚，因之土地兼并也不像明以前那样剧烈，大地主减少（皇帝及贵族庄田比明朝小得多，可以例推其余），中小地主以及小土地所有者极大的增加（子孙分产，也是一个原因）了。清朝赋税比较轻微，人民又免差徭烦扰，这使占人口最大部分的小农民得保守一小块耕地，安心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顺治十年辽东招募垦民，每户给牛一只（牛价不详。按乾隆四十六年新疆屯田每二兵给牛一只，价银十两五钱三厘七毫），犁等农具一副价银五两，雇觅人工银二两。内地农具价与雇工价比辽东荒远地方当更低廉，这也是维持小农生产的一个原因。
道光末年，英人米特切尔调查中国农村生活，写了下列几段报告：
中国人的生活如此俭朴，如此守旧，以致他们穿着他们祖先穿过的衣服，就是说他们所用的只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其余概不需要，无论向他们出卖的某种商品多么便宜。每个中国劳动者的衣服至少要穿三年，不上三年不换新衣，而且这套衣服，虽做极粗糙的工作也能经穿三年。因此，这种衣服所需的棉花，比我们输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棉织品所需要的棉花，至少要重两倍。换句话说，这种材料要比我们可以运到中国去赚钱的最重的厚布还要重两倍。
收获完结的时候，各农家的一切工作人，小的老的都去梳理棉花，纺纱织布。这种家庭制造的，重笨而结实的，能够经受两三年内粗糙穿用的土布，中国人就用来缝制自己的衣服，而把剩余的土布拿到附近城市去出卖，城市商贩就购买这种剩余土布去供给城市居民及内河船夫的需要。世界各国中，也许只是在中国可以看到每个富裕的农家都有一架织车，这是值得注意的。只有富裕的中国人，才一定要把一切纺织程序做到底。中国人不仅要梳理棉花和纺成棉纱，而且还与自己的妻女以及家庭女工一起织成布匹。
例如福建的农民不仅仅是一个农民，他又是种田人，又是小手工业者。他生产布匹简直是不费分文的（如果原料的价值不算在内），他在自己农庄屋子里面用自己的妻女和女工的手织成布匹。这种土布的织成，不费特别的劳动，也不费特别的时间。在田苗未熟的时候，在收获完结以后，在天雨不能出外操作的时候，他就使农庄的工人纺纱织布。总之，一年当中只要有一些空闲的时候，这个家庭勤劳的模范人物便从事生产什么有益的东西。
英人额尔金爵士周游扬子江上流地方，所看到的居民状况，他写道：“我所看到的情形使我不得不这样推想，即一般讲来，中国乡村居民是过着足衣足食的生活，满意于自己的命运。我曾用各种方法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关于他们田地面积、拥有性质、纳税多寡以及诸如此类的可靠材料。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他们往往拥有一块极小的，完全私有的（不受皇上支配的）土地，他们每年不得不负担一些不很繁重的负担，这些优点再加上他们的勤俭，就完全满足他们那种俭朴的衣食上的需要。”
这种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结合的农民生活，按本质说，自然是落后的，非文明人方式的穷苦生活，可是由于中国统治阶级的昏愚贪暴，鸦片战争以来，引导中国走向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道路上去。在特殊条件下，这种落后的非文明的穷苦生活，固然起着顽强抵抗资本主义商品侵略的巨大作用，但中国人民在统治阶级压迫下，永远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到底非沦为殖民地奴隶不可，因而只有摆脱统治阶级的压迫，才能真正改善生活，得到人类应得的待遇。
（四）地丁
田赋与差徭是人民两个重大负担，差徭害民尤甚。多尔衮入关，首采范文程建议，照万历定额征收钱粮，尽废天启崇祯各种加派。又采用一条鞭法（人民纳一定赋税后，所有运输募役等费由官自办，民不预闻），免去杂徭。这些措置，对明末穷困劳倦的人民确是一种宽政。康熙五十年，规定“以后滋生人口，永不加赋”。从此丁银（人头税）有定额（用康熙五十年丁口税作为定额），广东开始将丁银随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雍正时推行各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通常在一二钱间。历代相沿的田赋（土地税）和丁税（人头税）归并为“地丁”一种赋税，无田人民得免纳丁税，有田人民，摊派并不过分苛重，清朝赋税制度比前代优良，是不容否认的。
地丁是国家岁收的大宗，顺治时代在二千万两左右，康雍时代增至二千五六百万两，乾隆至清末在三千万两左右。乾嘉以后，岁收总数约四千三四百万两，地丁占三千万两，有土地人负担国用四分之三稍弱，兼并比较和缓的原因在此。
（五）人口
丁税摊入田赋，人民免徭役的烦扰，无须隐匿户口，官府对新增人丁无利可图，也就不再追究户口实数，清朝纸面上的户口数，因此超越了过去任何时代。
康熙五十年全国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四口，比顺治十八年只增三百五十五万余口。玄烨知道地方官编查不实，特下谕声明永不加征丁银，令具报人丁实数。六十年，全国人丁二千五百三十八万六千二百零九口。十年间仅增四十六万余口。雍正元年以后，各省丁银摊入地粮内征收，又令各省贱民如山西等省乐户、浙江惰民、安徽伴挡、世仆、江苏丐户、广东蜑户，一律编入保甲，作为良民，可是户口增加依然极微，雍正八年，仅二千五百四十八万八十口。人民和官府都不愿朝廷确知户口实数，免遭加征钱粮的危险，足见玄烨、胤禛号称清朝最好的皇帝，对人民甚至对官吏并没有什么信用（玄烨斥责官吏不肯实报）。乾隆五年户部奏称：“每岁造报民数，未免烦扰，请按保甲（官府每岁发给每户门牌一张，上写家长姓名职业，附注丁男名数，不记妇女。十户为牌，立牌长，十牌为甲，立甲长，十甲为保，立保长）册籍申报。”从此官吏得任意报数，户口激增，列简表如下：
康雍至道光一百年间，人口增至十余倍，夸张虚报，实不能免，所谓四万万只是一个概况罢了。
（六）商业
清朝皇帝自福临至旻宁，除弘历性喜奢靡，浪费无度，其他大抵生活素朴，不甚铺张。玄烨自称皇宫费用三十六年支出总数不及明朝宫中一年所用的数目，旻宁时内务府（掌宫内经费）每岁支出不过二十余万两。历史上皇帝多半是最大消费者，在清朝旻宁以前，奢风还不算严重。
清帝以外，整个统治阶级无不生活腐化，旗人上自贵族（如《红楼梦》描写），下至兵丁（不事生产，领饷银供浪费），全是社会的蠹虫。文武官吏贪污成风，只有雍正时代似乎略知畏惧，其余各朝，吏治从没有澄清过。出征的武官，治河的员工，尤其豪侈，挥金如土。地主如怀柔（河北怀柔县）郝氏，弘历曾到他家里暂驻，供应膳食，一天费用十余万两。地主是封建政权的基石，广布在各地，他们平时生活，可以推想。富商如北京祝氏（米商）、查氏、盛氏，屋宇多至千余间，园亭壮丽，游观十天还不能完毕。绅士如泰兴（江苏泰兴县）季沧苇，住宅雇守卫六十人，月粮以外，每夕赏高邮酒十瓮，烧肉三十盘。婢女每人装饰值银千两，早晨要饮人参龙眼等汤。某次晒毛衣，紫貂、青狐、银鼠、金豹、猞猁狲一类贵重皮货，遭霉气脱毛积地，厚三四寸，季沧苇毫不爱惜。这许多特殊地位的人物，他们都需要充分的消费品，促成城市商业的发展。
占人口极大多数的乡村农民，他们需要生活最低限度的必需品，如农具、盐油、粮食、布匹、箕帚、薪炭、鱼虾、蔬果等物，在乡村市集，互相交换。各村镇，多有常设的商店，可是主要商品交易仍在市集中进行。农村的生产物经市集输入都市，都市的商品经市集散入农村，市集商业从个别看，是零星的杂货小买卖，从整体看，却在商业上占着重要的地位。
清朝商税非常轻微。顺治元年，定买入牲畜，每银一两，收税三分。四年，定买田地房屋，每两收税三分。康熙三年，定当铺每年收税银五两，大兴宛平（京师）大行店铺税同当铺。十五年，定京城行铺税例，上等每年五两，中等二两五钱，十六年，定各省契税，大县最高额六百两，小县三十两。乾隆时太平关（在广东）税额，珍珠每斤仅收课银二钱，玉器收课银四分，玉每斤收课银一分七厘，哆啰、哔叽、蜜蜡、琥珀每百斤各收课银一二两，香楠、黄杨每百斤收课银一分至五分。商税中最大宗的关税，道光时代，每年收入不过四五百万两（比较地丁，约得六分之一），清朝关税率，不到十分取一，如果按百分之七点五计算，每年过关商货，约当值银六七千万两。“会馆”、“公所”、“行”、“帮”等商人基尔特组织，在社会经济方面，占有很大的势力。
鸦片战争以前，海关只江海、闽海、浙海、粤海四处，其余全是内地常关，看下表，可知国际贸易只占国内贸易的极小部分。
合计四百三十二万四千九百七十七两（乾隆时代据雍正十三年征收数规定各关正额）。
广东是唯一的国际贸易口岸，连海关常关在内，税收只得江苏的半数。道光时代粤海关定额已增至八十九万九千零六十四两，道光二十五年（鸦片战争后）激增至二百三十六万二千一百六十四两，几乎占全国关税（五百二十三万两）的半数了。
闭关时代最富的商人，首推扬州盐商和山西票号。
盐商——清朝销售官盐，通行官督商销制。官给商人引票（贩盐特许证。引盐出卖有特定地区，票盐得通行各地），商人据引买盐，运到引地（专卖区域）出卖。盐商与官吏勾结，通同作弊，剥削人民，获取额外的大利。乾隆时代，淮商（扬州盐商）报效（献给皇帝）动辄数百万两，弘历赏给官衔，当作报酬，凡较大盐商无一不是朝廷命官，盐商实际就是卖盐的官吏。
票号——山西人善于经商，足迹遍全国，凡驻有大官的地方，山西票号也随着设立。票号办理汇兑、存款、放款、代官府解钱粮、收捐税等业务。营业的主要主顾，就是官员。满汉官员或候补或升调，需要运动费、路费、上任费等由票号借垫，到任后，票号派人监督财政（所谓账房师爷），归还欠款本利，多余的赃款，票号代为汇兑或存放生息。吏治愈腐败，票号营业愈发达，清朝灭亡，票号也就破产。
商业资本家最豪富的盐商和票号都是依靠政府才能获利，所以只能起维持封建统治的作用。
（七）工业
与小农业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以及乡村中单独经营的手工业者，在全国范围内是普遍地存在着。他们不需要较大的市场，也就不可能达到手工工场的分工。他们生产结构的简单，使中国社会长期保持旧面貌，不发生变化。
在大都市的工业，尤其是某些官营工业，分工却相当细密，规模也相当宏大了。
窑业——窑业中心地的景德镇，明末曾遭破坏，康熙时代逐渐修复。康熙十七年，派遣内务府官员，驻御器厂督造各式瓷器，非常精美。新创一种“素三彩”瓷器，尤称名贵。传至同治时代，制品名目还有五十余种。每一瓷器造成的程序中，要经过许多劳力的协作，通常经过五人以至十人的手，才造成一件器物。
铸钱业——京师有宝泉局，每一卯（期）用滇铜五万一千四百二十八斤九两一钱四分，用白铅四万二千六百八十五斤十一两四钱二分，用黑铅六千六百八十五斤十一两四钱二分，用点锡二千五十七斤二两二钱八分，铸钱一万二千四百九十八串（一千），除工价外得钱一万一千三百二十四串二百文。每炉设炉头一人，所需工匠有八行（专门技术）：（1）看火匠、（2）翻沙匠、（3）刷灰匠、（4）杂作匠、（5）锉边匠、（6）滚边匠、（7）磨钱匠、（8）洗眼匠。各匠工资按月支给。
印刷业——玄烨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刻铜字为活版，排印成书。乾隆初年毁铜字铸钱。弘历修《四库全书》成，刻木字二十五万个，改称活字版为聚珍版，印全书中“应刻”的书籍。
私家经营工程最大的要算四川自流井的制盐业。盐井深度在二三千英尺左右。凿井工作，往往费时三年、六年甚至十年不等，最高纪录，竟有七十年才完成的。一井开凿费用，说不定要数十万两。这样巨大的投资，当然不是手工业小的经营所能办到。一井作业活动，通常需要四五个劳动者，和大约同数的牲畜（牲畜多是水牛），在这种作业活动中，进行下列各种分工，即赶牲畜的、汲盐水的、煎盐的。煎盐场内有锅数十口或百口以上，一二十以上的劳动者在场昼夜工作，煮盐多用火井的天然煤气，不足时用石炭补充。
纺织业在长江流域最发达，四川的蜀锦，江苏、浙江的绸锻，销行全国。纺织业较次的广东地方，道光时代，广州附近有二千五百纺织工场，工人约五万，平均一工场约二十人；又一制茶场，有男女工、童工五百人。这种工场部分的使用机械，并且进行不完全的分业，可以说，工业资本主义的萌芽至少在广东地方已经发生了。
（八）矿业
明朝矿税害民，清矫明弊，一切禁止开采，臣下进言矿利，多被朝廷斥责。可是利源所在，事实上不能遏止，康熙十八年，定开采铜铅税例，官取十之二，其余八分听矿商发卖。嗣后矿业渐兴，据《大清会典》所载，广西、云南、贵州有黄金、银、铜、锡、铅、铁、水银、丹砂、雄黄等矿，山西、四川、广东有铜、锡、铅、铁等矿，湖南有铜、锡、铅、铁、水银、丹砂、雄黄等矿。各矿税例或官抽税二分，官买四分，矿商得四分，或官抽税一分，官买九分，或官抽税三成，余听商自卖，或官发工本，招商承办，或完全官办。金银矿抽税较重，大抵官得四分，商得六分。
开矿必须官府查明无碍民田、房屋、坟墓，才得开采。坟墓有关风水，好风水的坟墓，一定是士大夫人家所有，因此开矿以及鸦片战后各种生利新事业，凡有碍风水的，士大夫反对不遗余力，顽强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
官府管理矿场，非常严格。每天所采矿砂，挨次堆积，填入流水簿，如某日煎炼某堆某日矿砂若干斤，炉头报明官商，督同煎炼，分别铜、铅、金、银，分记块数斤两，驻册登填串票。所有矿山，只限连山处许一商兼采，隔远不相连的矿山，每山只许一商承办，借便管束工丁，免生纠纷。资本较小商人，得合股经营。矿商请求开采，先得缴出银二千或三千两，存矿山所在州县官库，陆续支领。矿脉微薄，不容商人包采的小矿，准附近民人呈请开采，照例纳税。
广西矿山最多，商人寻寸草不生的童山，探找砂路（矿脉），砂路有“石夹”、“夹石”两种。石夹矿砂，石少砂多，称为石夹，又称正引（正脉）。矿砂夹石，砂少石多，称为夹石，不是正引。砂路必须广五六寸至一尺，才有旺盛的希望，如只寸许或不及一寸，便是不中开的小矿。砂白色是银垅（脉），绿色是铜垅，黑色是铅垅。虽然垅名各异，其实一矿所产，五金都有，要煎炼后分别贵贱。大抵金占千分之一，银百分之一，铜十分之一，其余是铅、铁、锡。广西共有数十厂，每一厂有凿工、挖工、捶工、洗工、炼工、搬运工、管事人、帮闲人，不下万人，合数十厂便有数十万人。
云南产铜，有矿厂四五十处。炼铜的炉罩（罩是炉的别名）有各种各色，煎紫板用美人炉，蟹壳用纱帽炉，哑铜用太极炉，铜夹银用推炉，铅夹银用蜈蚣罩，黑铜用虾蟆罩。工人大致分锤手、砂丁两种，看炉罩名目如此繁多，分工似乎也不止两种。
（九）货币
明朝中期白银正式作为货币。清朝钱银兼用，铜钱行用尤广。京师设宝泉、宝源二局，外省各设铸局，制造制钱。顺治钱每文重一钱，每十钱准银一分，二年改定每文重一钱二分，按七文准银一分计算。四年，改定十文准银一分，八年，改定每文重一钱二分五厘，仍照旧例每百文准银一钱。十四年，改定每文重一钱四分。玄烨以后，各朝制钱重量不外一钱、一钱二分、一钱四分三种，随时增减，保持一千文准银一两的价格。乾隆五年，铸青铜钱（红铜、白铅、黑铅加点锡成青铜）。青铜熔化后，不能再造器物，奸商无法私毁求利，二三千年来沿用的黄钱从此改为青钱。
金、银、钱三种比价，康熙初年，黄金一两换银十余两，乾隆中年，金贵至二十余换，嘉庆时代总在十八九至二十换间。银价乾隆初年，每白银一两换大钱七百文，晚年增至八九百文，嘉庆初年银价骤贵，每两可换钱一千三四百文。道光末年，每两换钱二千文。洋钱盛行以后，银价跌落，钱价跌落尤甚（嘉庆元年白银每钱换一百三十文，洋钱每个换钱一千一百三十余文，洋钱重七钱二分，却换纯银约八钱五分）。
（十）国家收支
嘉、道以前，历朝每岁收支总数，变动不大。收入数大致如下：
（1）地丁 约三千万两
（2）耗羡 约四百六十万两（正赋外额外征取）
（3）漕粮 约四百万石(分正粮、杂粮两种，正粮征米，杂粮征豆、麦、荞、麻等）
（4）漕项 约二百万两（漕粮外加征）
（5）租课 约二十六万两
（6）盐课 约七百五十万两
（7）关税 约四百万两
（8）茶课 约七万两
上总数（除漕粮）共约四千八百余万两。
支出数大致如下：
中央经费
（1）王公百官俸 约九十三万两
（2）兵饷 约六百万两
（3）盛京、热河官兵俸饷 约一百四十万两
（4）其他政费 约一百十余万两
上总数共约九百五十四万余两。
地方经费
（1）官俸 约四百二十万两
（2）公费 约二十万两
（3）红白事例 约四十万两（庆典丧祭）
（4）兵饷 约一千五百万两
（5）修缮 约四百万两
（6）其余杂项 约一百万两
上总数共约二千五百万两。
中央地方合计约三千五百万两。
道光以前，历朝收支每年都有盈余，这说明清朝统治，基础确甚巩固。它唯一愿望是维持现状，欧洲资本主义的侵入，却使巩固的基础发生动摇。强烈要求闭关与强烈要求开关两大力量的冲突，万无避免的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