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突围
石一龙（青年作家、诗人）：读你的作品，总能感觉到弥漫着一种清新而质朴的乡土气息。这种气息一直是你作品的基调，在乡村、都市、兵营里往返地穿梭。或者说当你离开故乡愈久，就愈来愈发现故土的美好和给予的养分愈多。
黄国荣：你的这一感觉很准确，是对我小说风格追求的一种接受和认同。作家把自己孜孜不倦的追求渗透到作品中，能让读作品的人发现并感受其中，这对作家的努力可说是一种回报。我曾经在刘恒、莫言等“小说六家新作丛书”的前言和我的《乡谣》的后记里说过差不多同样的话：小说无论怎样作法，作家创作的灵性、作品描写的人物、叙述的语言、传达的艺术精神，无不渗透着民族文化、民族文字和地域风情对作者的熏陶滋养，这种渗透是融入意识浸入血肉的。
常说距离产生美，故乡也是如此。当我久远地离开故乡之后，故乡便在我心中变得神奇而美妙。每次回故乡，故乡一次比一次变得陌生，越是如此，我便越把记忆中的故乡回忆。去年老爹九十大寿，我回到家乡，用了两个半天，独自一人走遍村前村后的田间阡陌。寻觅我小时候走过的玩耍过的小路、小河、小桥、小土墩和老屋，寻找我儿时的梦。一切都消失了，只有广阔的田野、纵横贯穿的柏油马路、楼房和厂房。童年的故乡只能成为记忆留在我的心中，让我自由地回想，在我心田里酝酿出甜美和芬芳。
作家对故乡的眷恋，实际是对母亲的眷恋。常言道，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何况我的故乡是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素有“人间天堂”美称的苏南。故乡渗透我灵魂和血肉的一切可以概括为两个字——柔美。柔美的山，柔美的水，柔美的风，柔美的雨，柔美的人，柔美的情。我的作品中，无论军营、都市、乡村，穿梭其间的只怕就是这些柔美。我写不出狠毒，不忍写残暴，即使是恶毒丑陋，也是表现在对柔美的残忍。这似乎成了自己的性格。
故乡对作家可说是他写作的根基，比如顿河对于肖洛霍夫，绍兴对于鲁迅。我非常庆幸自己能有山水这么美丽、文化这么悠久、物产这么富饶的故乡，要是没有这个根基，我绝对写不出这些小说。
石一龙：每一个作家走上文学之路都有一段难忘的经历，你写小说最初是为了表达什么？或者今天记忆犹新的是哪些？
黄国荣：我1978年才开始写小说，已过而立之年。但民间文学对我的影响可说是四年级就开始了。我们家在一个叫高塍的小镇边上，镇上有两爿茶馆，爷爷和父亲都是生意人，闲时都泡在茶馆喝茶。茶馆又是书场，一边喝茶一边听书。每次放学我不是直接回家，总是先到茶馆找我爷爷和父亲。爷爷总会给我倒一杯茶，让出一个凳头让我坐，我便充大人似的听书。《白蛇传》《薛刚反唐》《七剑十三侠》《三国演义》《水浒传》，最早就是在书场里听的。记性还特别好，回来就能说给我娘听。这可以说是对我的文学启蒙。所以我小学里的作文就写得很好，作文本是散的，有的被撕下贴到了班的墙报栏里。
真正让我知道小说，引发我对小说产生迷恋的是初中毕业那一年。我们镇上的文化站搞了一次讲座，讲课人是我们镇上的一个高中毕业生叫陈卯生。他在高中就被打成了“右派”，据说连考三年大学，成绩在镇江地区数一数二，但哪个学校都没有录取他。那年他连续在《雨花》和《新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其中一篇我记得叫《李百晓跳出迷魂阵》，是写女孩子学理发的事，写她的师父下乡服务时如何赚黑钱，如何刁难她，年轻的生产队长如何破除封建思想带头让女孩理发，最后师父又如何被女孩感动觉醒。当时他用的笔名叫陈出新，他给我们介绍了他如何在理发店发现许多男人不愿让女的理发这个细节，如何观察女理发员的反应，如何了解到下乡服务中有人不实报收入赚黑钱的细节。当时我很激动，这就是作家！小说就是这么写出来的！心里暗暗想将来我也要写小说，当时的情景现在还记忆犹新。
自小喜爱文艺，当兵一直在部队搞文化工作。写小说之前一直搞文艺创作，给宣传队提供演出作品，几个小话剧在军区文艺会演中获过奖。1977年落实编制，全军的业余文艺宣传队解散了，才真正捡起了文学梦。动手就写长篇小说，一个冬天的业余时间写了近十万字。军区话剧团创作室的老乡李荣德看后，说我适合写小说，但劝我还是从短篇开始，少走弯路。于是1978年我当年就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小说《突上去》。当时写小说还没有想到稿费，纯粹是个人爱好。小说发表后，就再也丢不开，成了自己终生追求的事业。
石一龙：《兵谣》是那么朴素而干净，写了一个农民的儿子古义宝当兵、提干的过程。写出了一个人深邃、复杂的人生历程和他坚忍不拔的军人品格，写了他深刻体验的奋斗成功和失败的打击，向我们展示真实的人生轨迹。从古义宝身上又看到新的“农民军人”形象，而人物本身的意义大于文学的意义，能否谈谈古义宝这个人物塑造上的经验和不足。
黄国荣：如果说《兵谣》有什么成功之处的话，那么古义宝这个人物应该说是之前的文学作品中没有见过的。陈建功称古义宝是他梦想多年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评论家们称他是人物画廊里的新形象。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说古义宝这个人物非常真实。
真实是古义宝这个人物的主要特色。衡量一个作品是否成功，关键是作品是否写出了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物。人物真实就活，鲜活的人物才真实，不真实的人物就概念。所谓人物活，是人物的灵魂活。写活人物的灵魂，就不能排除他出身的卑微，也不排除他人性中“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两重性。古义宝就是这样坦诚地面对读者：他当兵既有保卫祖国的愿望，更有寻找出路摆脱贫困农村的个人动机；他到部队学雷锋做好事，既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更有创造先进事迹争当先进、争取进步的个人目的；他争当典型模范，既有军人的荣誉意识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感召，更有创造政绩继续向上攀的个人升官愿望；他失败，从模范几乎跌到罪犯的边缘，有个人挫折的消沉，也有不甘失败，反思错误的勇气；他重新站立起来，既有证明个人价值的意气，也有自觉士兵的觉醒。作品努力把这样一个人物的真实灵魂毫无保留地放到尖锐的矛盾中去展露，去冲刷，把他拿到人类共同的社会道德准则面前来拷问，拿到军队这所大熔炉中来锤炼，清晰地展现了军营文化对农民文化的改造，达到真实感人的艺术效果。
典型性是古义宝这个人物的另一特色。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培养典型成为我们政治工作的一项中心任务。选择古义宝这样的一个学雷锋的典型模范来做作品的主人公，用他的人生轨迹来反映那一段部队的生活，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他的典型意义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那个年代我们确实培养制造了许许多多像古义宝那样的典型模范，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典型模范是失败的；另一方面，和平时期，农村青年把当兵作为改变命运寻求出路的重要途径是十分普遍的。这样一个人物就决定了作品中矛盾的尖锐和深刻。有人问，军人为什么而牺牲？回答是，军人为荣誉而牺牲。荣誉是军人的生命，为荣誉而战，为荣誉而奋斗，就是军人的崇高。但是现实生活中，为荣誉而战，为荣誉而奋斗，并不纯粹地崇高，其中不排除包含私念和个人欲望。古义宝的成长历程真实地再现了这种崇高与卑鄙的搏击。先是崇高掩护了卑鄙，荣誉成为虚伪的装饰；后是崇高扼制了卑鄙，荣誉成为自觉的本色。
形象地展现人物的心路历程是古义宝这个人物的又一特色。对古义宝这个人物形象的刻画，注意到了对农民意识的批判和揭示，但并不停留于此。古义宝从“入梦”到“出梦”，经历的是灵魂的洗礼和涅槃。作品努力形象地描写他从攀登到跌倒的真实过程，更着力于描写他跌倒之后重新站起来的痛苦与艰难。这种描写，尽力避免说教式的概念升华，或虚伪的粉饰，努力从人性、从军人的本色角度写他人生道路上的真实步伐。张志忠称这是“一个人的诞生”。周政保说这是“命运的突围”。陈建功讲我们都是和古义宝一样走过来的人，出身很卑微，带着个人的目标进行奋斗，经过了种种挫折和曲折，最后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位置。
要说这个人物的不足，在爱情线的设置上，还是有人为的痕迹，模糊了人物的个性。再是与同乡刘金根之间的矛盾，时断时续，没能贯穿始终，影响了人物性格的展示。
石一龙：《兵谣》被文学界和评论界称为军事文学的新收获，你认为它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它摆脱了哪些限制？现在看这部作品，你做何评价？
黄国荣：说它是军事文学的新收获，恐怕主要是指它触及了军队政治工作这个禁区。直接以反映部队和平时期政治工作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没大见过。过去常常把政治工作简单理解为党的领导，把政工干部说成党的化身，因此，写政治工作中的问题，写政工干部的缺点和错误就成了禁区。这样的理解似乎机械。军队工作中哪一项工作不是党的工作？政工干部、军事干部、后勤干部，哪一类干部不是党的干部？哪一级不是代表党在工作。我的创作本意，就是要对我们军队一段时间的政治工作进行形象而深刻的反思。如果说作品进行的这种反思是真实而又恰到好处的，那么这就是它的最大的收获。要说限制，过去那种只写英雄的壮举，而不写英雄的缺陷和错误；只写政工干部正派万能，不写政工干部失误甚至做错事，就是最大的限制。《兵谣》恰恰写了这些，如果为大家所接受，那么它就摆脱了这种限制。作品中的生活不是我凭空编出来的，我亲历了那个时期，我有师军政治机关十六年的工作经历，作品也可以说是对我自己从事政治工作的一个总结，作品中的文兴注入了我个人的许多思想，注入了我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为人处世的原则。没有这些，文兴与赵昌进在会上的那一场论争，我是编不出来的。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文学不是新闻，也不是工作报告，更不是论文，它的任务不是简单地要宣传什么、报告什么，也不是要论证什么，它的任务是为读者再现作品中那个时代、那个时期的生活，作者把新的发现和新感受隐含其中，让读者发现其中，感受其中，陪伴读者一起去体会作品中的时代和生活。
《兵谣》自始至终在批判政治工作中“左”的影响，讥讽形而上学，但作品中没有一句批判“左”的话语，也没有涉及形而上学。批判和讥讽，包括作者的全部思想和理念，深深地渗透在人物的命运和生活、工作之中。读者读到的是他们在做人，他们在做事，在做人和做事中，他们又都不完全按读者的意愿行事，而根据各自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性格行事，各人有各人的做人原则，各人有各人的做事方法和目的。读者随着作品中的这些人物进入熟悉而又新鲜陌生的世界，与这些人物，一起喜怒哀乐，一起重新经历这一段生活和历史，在与作品中的人物一起喜忧苦乐中重新感悟生活，以得到新的启迪。这部作品假如现在来写，会写得更加放松，更加自如。但它还是有其自身的魅力和价值。李准先生说：《兵谣》触及了一个很敏感、难度很大的课题。敢于面对时代、面对最尖锐的时代生活课题，比如如何对待荣誉，如何对待崇高的问题。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不但是中国，也是世界面对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是一种挑战。它实际上不仅仅写了一个当代军人的成长，也写了现代人经受的磨炼，写了现代人人生的一种体验。它告诉我们，人应该活得真实。
石一龙：根据小说《兵谣》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广泛的关注，它是否实现了你小说创作的意义？你是喜欢小说《兵谣》，还是电视剧的《兵谣》？
黄国荣：电视剧和小说是两个不同的艺术品种。电视剧主题的表现似乎更直露、更浅出、更明了，结构也更强调戏剧性和悬念，其艺术效果以演员的表演和画面的剪接来打动观众，艺术效果目的很明确，或哭或笑或怒或恨，非常情绪化，其观众也更大众化，更老少兼宜雅俗共赏。小说则似乎要求含蓄，给读者留更多的空间，它主要以文字语言来传达作品的内容和艺术追求，其艺术效果往往产生于读者在读阅过程中的联想再创作和读后回味之中。电视剧《兵谣》是我自己改编的，它基本上体现了小说的原意。但还是有许多局限。尽管在某些方面弥补了小说中的不足，但时间空间和镜头的限制又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小说中深层次的思想和情感是无法表现的。我还是更喜欢小说，小说还是更深沉一点。
石一龙：其实，军营文化对农民文化的改造和升华已经很长时间了，你在《兵谣》里写古义宝的“入梦”，也是为了他更好地“出梦”，作品的出彩处，就是军营对人心灵的启悟以及胸怀的开阔与境界的拓宽。你对农民文化的理解与超越，对古义宝这个人物太重要了。我想这与你的成长背景有很大的关系，这些都应该源于你的经历吧，那么，就谈谈你的成长经历对于小说创作的作用和意义？
黄国荣：有一首歌叫《解放军是所革命大学校》，广为流传。老百姓之所以称部队为大学校，是因为部队确实是一个教育人、培养人、锻炼人的熔炉。十八九岁的小青年，到部队锻炼数年，出来就成了人才，这不仅仅表现在部队学文化、学军事、学科技这些方面，更重要的是育人。这种育人很大程度体现在军营文化对农民文化的改造。从建军至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成分来自农村，可以说改造农民文化是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古义宝的成长过程，正是军营文化对农民文化改造的真实反映。我以为军营文化的主体意识是军人职业意识，它包括英雄主义、国土意识、民族意识、团队意识；农民文化的主体是农民意识，主要是个人主义、老乡观念、宗族观念、私有观念。这种改造当然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渗透，通过环境、教育、纪律，辅以奖励和处罚等手段，促使个人主义向英雄主义、老乡故土观念向国土意识、宗族观念向民族意识、私有观念向团队意识的转化和部分转化。
古义宝这个人物的塑造，与我个人的成长背景不能说没关系，但关系不大，但与我的工作经历是分不开的。我在部队的成长可说是非常顺利的。或许因为在入伍前就参加了社教工作队，那一年多的锻炼可说是对我一生都有很大影响，我在那一年多时间里得到的锻炼是全方位的。当时我仅十九岁，在镇江地委培训后就分到社教工作队，两期社教我都是一个人独立负责一个生产队。新队员独立负责一个生产队的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工作是不多见的。我为工作哭过，在“三同”（同吃、吃住、同劳动）中吃过许多苦。第一年我就被评为优秀工作队员。我来到部队明显比那些直接从学校或从农村来的战友要成熟老练得多，无论思想、工作能力、处事方法，都比较出众。因此我在新兵连就当班长，下连就当炮长（相当于副班长），第二年就当车长，当兵刚满两年就提了排长，四个月后就提拔为师文化干事。从提排长到当师文化干事、军文化干事、文化处副处长、宣传处副处长，到当师政治部副主任，仅十四个年头，我没有为个人的事找过任何一位领导，也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事前给我下毛毛雨，每一次提拔都让我意外。在同年入伍的战友里我可以说是佼佼者。但是，我却碰到过许多像古义宝这样的士兵和基层干部，包括我同年入伍的战友，他们都把我当兄长、知己，开诚相见，敞开心扉，向我托付一切，对我倾诉所有，包括选对象、未婚先孕、父母不睦、与战友或领导产生矛盾等等个人大事，甚至隐私，都会毫无保留地向我**，以求得我的帮助。我自然也以诚相待，给他们真诚的帮助。这些就是我能够深入“古义宝”们心灵深处的原因。我了解他们，同情他们，帮助他们，所以自然要写他们，也比较能够把握他们。
石一龙：你曾说过：“作家写作，实是咀嚼人生，咀嚼自己，也咀嚼别人。”我个人感觉到你人生的感悟十分超然，在中篇小说《小院》你做了有力的阐释，既写权力，又写情感，还写了兵营，写了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我想这篇小说是带有嘲讽性的，莫过于超越了小说一般性的意义，叩开了读者的心扉。你写《小院》时心态如何？他们都是存在的，是这样的吗？
黄国荣：的确如此，《小院》里所写的人，在我们生活中是存在的。现实中的“领导”、叶小青、管理处长、管理员可能一点都不像《小院》里的他们。我把他们写成小说里的这个样子，即使“领导”养叶小青这样的情妇，还这么圣洁，这么富有情趣，感情还这么真纯，是因为我意识到人是非常奇怪的。在当今社会中，不能说没有坏人、恶人、罪人，但就整体而言，社会的文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们的文明观念也已进入一个新的层次。人的情感、思维和性格，不再那么简单单一，也在多元化。我在中篇小说集《尴尬人》的自序中说过，作家写作，实是咀嚼人生，咀嚼自己，也咀嚼别人，嚼来嚼去，原来人生是苦的。我在生活中发现，人生都是苦的，因为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人要是有欲，他就必定是苦的。不幸有不幸的苦，幸运有幸运的苦；贫困有贫困的苦，幸福有幸福的苦；失败有失败的苦，成功有成功的苦；世上的一切人都在与苦和难做斗争。有了这样一种思考，尽管生活中有许多让你鄙视的人，叫你气愤的事，但我决定从反向的角度来观察、体会、揣摩他们的心理，编织他们的故事，对他们的嘲讽也带着某种善意。我想这样或许更接近生活，他们也更像现实中的人。因为他们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人，而不是某一种被作者拿来使用的符号。我自己非常喜爱这个中篇，遗憾的是有的名杂志居然怕领导对号不敢发，只好找一家文艺影视综合性杂志发，它发表后也没被人更多地关注。
石一龙：短篇小说《山泉》的“现实感”很强烈，你在结尾处写到山泉笑着说：“我不说谎，我不投你。”使这个短篇小说一下子奇崛而富有内涵。山泉的善良与诚实，愣、硬、韧等都是其个性的表现，不仅刻画了一个独特的士兵，也写了山泉的境遇与内心感受。由此可以看见军营的某种精神风景在今天是怎样的了。那么你写山泉，你写这个士兵的生存状态是否意味着什么？
黄国荣：这篇小说取材于我与一位可爱的士兵的接触。那年我在南京参加出版社社长、总编和编辑部主任集训。集训队里有一名通讯员，是列兵，当年的新兵，我已经记不得他的名字了。我过去就最喜欢与士兵聊天，只有真正了解最底层的人的生存状态，你才会真正了解这个社会。因为现在的工作和自己的军衔，已很少有机会与士兵聊天。晚上要没有事的时候，我就与这个士兵聊天。他是从警卫连临时抽来的，我就问他家是哪里，家里都有什么人，在连里一天都干些什么，班长对他怎么样，平常都做些什么等等，海阔天空，东拉西扯。每次聊天我都就他，他在哪个位置，我就跟他在哪里聊，从不把他叫到我的房间。那一天，他坐在队部门口一张三屉桌后的椅子上，像是在看门。我就坐到三屉桌上与他聊。聊着聊着，我发现他那天有些心不在焉，老伸头往队部屋子里张望。我问他看什么，他说教导员在洗澡。我说他洗澡与你有什么关系。他说教导员洗完后他要帮教导员洗衣服。我说他年轻轻的，自己的衣服自己不会洗，要你洗。他说不行，不要说教导员，班长的衣服、老兵的衣服都要洗。我问他现在部队是这样吗，他说都这样，新兵就得什么都干，替班长老兵洗衣服是小事，还要替他们站岗。我说你要是不替他们做这些，他们又能怎样呢，他说整你的办法多着呢，早晨体能训练，别人跑一个三千米，他说你跑得不好，叫你跑两个；俯卧撑别人做一百个，他说你不标准，再做一百个；引体向上，你明明做标准了，他说不合格，叫重做二十个。有的是办法整你。我说我们当兵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他说一看我就没有架子，他们指导员的架子都比我大。我说我都是自己洗衣服，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洗。他就叫我首长，让我以后也不要自己洗他来帮我洗。我说我的衣服不用你洗，你也不要给他们洗。他说那可不行，反正再苦也就几个月了，新兵一来，他就不用洗了，新兵好给他洗了。
听了他这句话，我心情很沉重。这时教导员在里面拉开了卫生间的门，这个士兵旋即起身连招呼都没来得及跟我打就转身快步进了房间，卫生间里立即传出很大的水声。这事一直悬在我的心头。我老在想，难道现在官与兵、上与下的关系都这样了吗？尊干爱兵的老传统难道过时了吗？官兵之情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于是我写了《山泉》，我想做一呼唤，也许这声音是微弱的，或许起不到什么作用，但这是军队作家的一种责任。
石一龙：请允许我继续我个人的和读者们的问题，你在小说中写人物时敢于朝他的心灵深处走去。中篇小说《履带》中你写的关天庆，写了他优秀而诚实的品质，其中的细节与冲突，让我十分喜欢，以及写他的恋人夏雪的信，构成了这个小说最丰盈的风景。你是怎样逼近关天庆这个人物灵魂的？或者谈谈你塑造人物方面的经验。
黄国荣：小说的价值在于它的原创性，无论长篇还是中篇，无论短篇还是精短，只要写到人，或者人的某一种状态，某一瞬间的情感，都应该是原创的。一个严肃的作家和成熟的作家都会这么要求自己，每塑造一个人物，都会考虑他是不是“第一个”？是不是“前所未有”？是不是“新人”？绝不会去写那种似曾相识的人物。我总以为小说可以有这样那样的结构，也可以用这样那样的语言，但小说留给读者，留给文学，留给历史的还是人物，离开了人物谈小说的成就，就等于离开了本质谈现象。关天庆的灵魂里有我自己的东西，我在连队时，指导员承认我的价值，也非常欣赏我，但他并不真从内心关心喜欢我，因为我老给他提意见，而且总直捅他内心的不好的东西。他赞赏我，是连队有许多事要我做，我可能会给连队添光增彩；他不从内心关心我，是觉得上面有人关心我，今后连队不可能留住我。果然，我提干时人在外面搞宣传队，连身体都没有检查，是团里直接下命令调走的。但指导员希望你为连队出力，为连队争光，他用你，但不关心你。关天庆就是这样的命运。关天庆的骨子里并不只是想在部队找一个铁饭碗，他想进军校，他有他的抱负。关天庆如此痴迷军事，指导员却一点都不为之感动。指导员想的只是工作，只是他的乌纱帽。他不如夏雪，夏雪看到的是关天庆的价值，而不是他的现状。所以她愿意把终身托付与他。指导员看不到他的价值，所以他不负责任地在贻误他的前途和青春。这就注定了关天庆的悲剧命运。一位地方青年给我来信，问我为什么要把关天庆写得这么惨。我给他回了信，我说不是我把他写得这么惨，而是纪树义这样的“指导员”们把金子当石块一样扔。
石一龙：作家总是在发现新的东西，总在作品中隐藏着他深重的思考。那么你在《走啊走》里面写农民的活法，使我感到更沉重的东西，那就是现实和生存之于他们命运的新的压力。我想故乡对于你的意义不只是眷恋、惦念、挂牵、喜与忧，而更多的是不是文学上的意义或升华？
黄国荣：作家智慧的表现，在于他在生活中发现了多少新的东西。如果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不能带给读者新鲜的发现，或者他的作品中没有多少新鲜的东西，那么这个作家差不多江郎才尽了。当然作家也不是什么救世主，小说能拯救社会，小说能给什么人解决现实问题开良方，那才是见了鬼了。或许真有那么聪明的作家，他们能担当拯救社会的重任，做着匡时济俗的角色，这样的聪明人当作家屈才了，组织部门应该把这样的作家调到类似什么政策研究室或体改委这种机构工作，发挥其独特的才能。作家的责任在于关注生活，发现生活的新状态，发现社会的新事物，发现事物发展的新矛盾，把自己的发现变成作品形象地再现生活，与读者一起来共同认识这些新的东西，让读者在这再现的生活中得到愉悦，得到启迪，鼓舞起生活的勇气，树立起生活的信念，更珍惜生活，注重生活的意义，满怀**地投入新的实践。处在历史变革的今天，社会日新月异，变化天翻地覆。我的故乡同样如此，我不能不关注父母的生活状态，不能不关注我的兄弟姐妹的生存状态。农民一直紧跟着历史步伐，走过了昨天，走过了今天，还要走向明天。走啊走，走到今天，故乡的农民忽然失去了土地。农民失去了土地意味着什么？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没有了，他们再怎么往前走？历史总是要前进，人们自然也必然要跟着前进。但这种重新创造职业的前进的步履是十分艰难的，每走出一步不知要付出多少代价，因为他们做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他们只有一双手，一双空空的手。我的兄弟姐妹们，就这样两手空空地站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面前。我对他们不只是眷恋、惦念、挂牵，我总在思考能帮他们做些什么，结果我什么也帮不了他们，我只能把我内心的感受和愿望写成小说。我的侄女正好暑假来北京玩，她一口气读完了《走啊走》，她说这不是写的我爸嘛！我没有说什么，我只是笑笑。她这个在校大学生，还能读出小说里有她爸。我说不上高兴，也不能说不高兴。
石一龙：《福人》这个小说很有味道，你在写王南山这个老人时竟然写出“农民军人”亲人的世态相，写出了他们的生活面貌。开掘了人物之外的意蕴。那么，你是如何解决小说结构、人物、语言之间的关系的？
黄国荣：这个题目稍大了一点。一个短篇小说要能解决好结构、人物、语言之间的关系，那肯定不是篇普通的小说，《福人》只怕还达不到这个水准，但你能看出我想解决这个关系，说明你是认真读了这篇小说。社里有人看了这篇小说，说我的小说忽然变了，变得让人特别喜欢。要说变化确实是有，首先是语言。小说是供人阅读的语言艺术，语言不过关，缺乏特色，小说就很难让人读下去。自《乡谣》以来，我刻意在追求自己的语言风格，我想让小说读来有滋味，有韵律，有嚼头。这篇小说人物的原形是我父亲。父亲前年真的摔断了腿，快九十的人了，医生说老人骨质肯定疏松了，不能动手术，只能牵引。老爹在医院跟医生闹别扭，不配合治疗，说不打针也不吃药，光给他上老虎凳，一天还要收一百多块钱。兄弟姐妹谁劝都没用，我和大哥只好请假一起从北京回了家。老爹只听我们的话，似乎只有我们两个的话才是真理。看到我们两个，他的腿似乎好了一半，我们叫他怎么样就怎么样。医生还真低估了他，老爹的骨头居然长好了，重又站了起来，又天天到茶馆喝茶了。因为是短篇，结构上尽量想精练严谨一些。先抛出王南山要叫市长来找医院算账的悬念，王南山口夸下了，市长真的来了，他以为市长是来看别人，因为他根本不认识市长，这样把老人的尴尬推向了极点。然后急转直下，市长果真是专门来看他的，市长再夸他是有功之臣，让老人那种渴望别人尊重，渴望别人承认他价值，渴望别人羡慕他的幸福的心理得到了最大的满足。这样故事的悬念与老人心态的交替起伏，形成了多变的波澜，使平淡的生活曲折多姿，真实地勾画出老人的真实心理。加上中间的倒叙和插叙，让老人的个性得到较充分的展现。
我写小说，一般让语言和结构服从于人物，尽力为塑造人物服务。离开了特定的人物，语言再好也只能是语言而已；淹没人物的结构，或许越巧越显得故弄玄虚。
军事文学缺少了往日的情怀
石一龙：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都有十分辉煌的军事文学作品，如《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您认为二十一世纪会不会出现这样级别的作品？将会出现在什么样的国度？中国军旅作家的学识和积淀有希望写出这样的作品吗？
黄国荣：《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的确是那个时代的苏俄作家奉献给世界的伟大的军事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无疑称得上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作品。至于二十一世纪能不能出现这样级别的作品需要具体分析。一方面就文学本身而言，它必定是时代的产物，代表着时代的文化方向和时代精神，作品和作品不能简单地类比；另一方面社会的观念和人的欣赏习惯、欣赏趣味和欣赏取向，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二十一世纪即使能够产生像上述作品这样级别的作品，也不可能再是这种样式的军事文学。长久的和平与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人们或许会更淡漠军事文学，现在就已经有这种趋势。我以为二十一世纪肯定会出现伟大的军事文学作品。这种作品一般应该出现在受侵略和受奴役的国家和民族。从现有的历史看，一般不会出现在美国，不大可能出现在日本，也不可能出现在德国，也不会出现在西欧。最有可能出现在中国。因为中国有百年被侵略和被奴役的历史。从目前军队作家的状况看，已有两三部成功的长篇小说出版的作家都具备这个实力（我指的是成功的长篇小说，不是指出版过两三部小说），关键看作家的心态、创作欲望和创作准备，现在相当多的作家比较浮躁，利益驱动和名利驱动太强烈，这样的心态是写不出传世之作的，连较好一点的作品怕都写不出来，能一本一本在出书，或者获奖，不说明问题，要让历史承认，有的作品或许今天红火，很可能明天便是垃圾。我认为最有实力的当是莫言，他的学识，他的实践，他的小说语言和技巧都最具备这种能力，要看他有没有这种欲望，准备不准备把后面的心血投入进去。
这是从现状和目前的历史来分析，如果发生世界战争，结果可能就不是上面所言。
石一龙：二十世纪是一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玻尔的量子理论为基础引发了对于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革命，给整个世纪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变化，现在的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一个高科技的时代，要给这个世纪带来不可预测的变化，这样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黄国荣：高科技的发展，对文学来说，肯定是个冲击。时代的发展和高科技在生活中的应用，催化人们的观念，乃至生活习惯改变。生活节奏的加快，新文化的拓展，文化娱乐的多样化，尤其是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对新世纪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提供了更丰富、更多样的选择。通过阅读纸介图书来欣赏文学，获得愉悦的人将会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出版形式也会变革，现在的电子图书已经具有了规模。即使是纸介图书，快餐文学似乎更有市场，如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雨衣》等作品的畅销就是例证。因此文学，尤其是严肃的战争文学面临着两个冲击。一是读者的减少，二是阅读的通俗化趋向。这样势必导致文学图书市场缩小、纯文学和军事文学作家队伍削弱两个结果，眼下八十年代崛起的那一批军事文学作家，几乎都在埋头写影视文学，对军事文学似乎缺少了往日的情怀。
石一龙：您个人认为军事文学是否有一种武器论？冷兵器时代、常规武器时代、核武器时代、生化武器时代这几个时代的军事文学有何异同？您认为武器的变化对军事文学有什么具体的决定性的影响？
黄国荣：这一方面，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武器是战争的主要因素，因为武器直接决定战争的样式，直接影响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再一方面武器标志着时代的进程，也标志着战争的目的和文明程度。因此各个武器时代的军事文学虽然共同的都是写人，写战争和战争的灾难，写战争对社会的影响，但不同武器时代的军事文学自然就有很大差异。冷兵器时代，国家不统一，战乱不息，社会很不稳定，军事文学是那个时代文学的主体，从小说、散文到诗词，多以军事题材为主。那一时期的军事文学作品的主题，更多关注的是帝王正统观念和民族意识。忠君、割据争霸、镇压起义、抗击侵略是基本内容，所塑造的人物大多是民族英雄和忠君的文臣武将。战争的手段和目的是彻底消灭对手壮大自己。其艺术特色精于战术、谋略的描写。常规武器时代的军事文学在整个国家文学中也占据重要地位。这一时期军事文学的主题，主要表现正义与非正义，表现英雄主义。抗击侵略，保卫国家，是作品的基本内容。所塑造的人物开始多样化，有领袖人物，有高级将领，也有下层军官和普通士兵。战争的目的是摧毁瓦解对方的军事力量，制止战争，以求和平。作品的史诗性是这一时期的艺术特色。核武器、生化武器时代的军事文学，在整个文学中所占比重明显下降，人道主义是这一时期作品的基本主题，反对侵略反对战争是作品的基本内容，作品更多地塑造下层军官和普通士兵的形象，多国联合作战是其特色，常以军事打击和经济封锁的手段扼制对方，进而制止战争的蔓延和扩大。表现人性和人的价值是这一时期军事文学的一个显著特色。武器的变化对军事文学的主题、描写对象以及作品内容和艺术特色均有影响，不同的武器时代，就有不同的主题、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艺术特色。
石一龙：军事文学一般分为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军事文学两种类型，您认为哪一个更是军事文学的正宗，哪一个更能与其他门类抗衡？请举例加以分析。
黄国荣：战争文学当然应该是军事文学的正宗，它不仅可以与其他门类文学抗衡，而且具有压倒其他门类文学的魅力。比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占据文学地位的主要是战争文学，像《保卫延安》《红旗谱》《苦菜花》《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晋阳秋》《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等一大批战争小说，形成了中国军事文学的鼎盛和繁荣。虽然那时也有《暴风骤雨》《青春之歌》《创业史》《艳阳天》，这样一些优秀的其他题材的小说，但整体上战争小说占主导地位。
石一龙：我们的民族出现过像《三国演义》这样的战争题材的代表作，您是如何给中国二十世纪军事文学定位的，有没有出现经典的作品，若有请指出并请说明理由。
黄国荣：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来看，应该说军事文学占有重要地位，在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曾经两度形成军事文学繁荣的**，在文学中占主导地位。《保卫延安》《百合花》《七根火柴》《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红高粱》可说是二十世纪军事小说的代表作，至于算不算经典，有待于历史的检验。其中《红高粱》更接近于经典。所谓经典，它必须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我认为经典作品应该表现人类的共同情感，其主题更具有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其人物具有典型的个性，其语言极富民族特色，其结构也必须新颖别致，《红高粱》基本具备上述要求。
石一龙：您认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军事文学在整个世纪中国文学版图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并请指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在各个门类的地位，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黄国荣：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说过，军事文学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中处主导、领先地位。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在长篇小说中可说占有半壁江山，在世纪中叶占主导位置；军事题材中篇小说在中篇小说中应该是各有千秋，其中八十年代可说与其他题材平分秋色；军事题材短篇小说在短篇小说整体中不及其他题材，但五六十年代不乏出色的名篇；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不太掌握整体情况，印象无法与其他题材匹敌，但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也曾有许多佳作流传。
石一龙：新中国军事文学一般分为前十七年和后二十年，您认为哪一个时期的军事文学更能够体现新中国军事文学的最高水准？
黄国荣：从军事文学的影响来看，前十七年的军事文学在同时期中国文学中的地位，要高于后二十年。但从军事文学的水准来看，后二十年的军事文学更能体现中国军事文学的最高水准，无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后二十年的艺术水准远远超过前十七年。
石一龙：前十七年您认为哪些作品属于重要的作品？后二十年哪些属于重要的作品？有没有出现像《静静的顿河》《好兵帅克》《永别了，武器》《弗兰德公路》等这样的作品，有能与其项背的作品吗？
黄国荣：我认为《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红旗谱》《红岩》《红日》《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林海雪原》《晋阳秋》《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党费》《七根火柴》《谁是最可爱的人》《百合花》《同心结》《五十大关》《开顶风船的角色》《沉船礁》《欧阳海之歌》可算是前十七年的重要军事文学作品。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冬天》《东方》《皖南事变》《地球上的红飘带》《铁床》《红高粱家族》《凯旋在子夜》《情感狱》《炮群》《末日之门》《穿越死亡》《英雄无语》《我在天堂等你》《亮剑》《兵谣》《遍地葵花》《我是太阳》，中篇小说《射天狼》《引而不发》《绝望中诞生》《高山下的花环》《西线轶事》《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冷的边关热的雪》《男儿女儿踏着硝烟》《雷场上的相思树》《红高粱》《灵旗》《索伦河谷的枪声》《冬天与夏天的区别》《农家军歌》《新兵连》《苍茫组歌》《大校》，短篇小说《天山深处的大兵》《小镇上的将军》《秋雪湖之恋》《三角梅》《彩色的鸟在哪里飞徊》《最后一个军礼》《汉家女》《我的父亲是个兵》，报告文学《在这片国土上》《恶魔导演的战争》《蓝军司令》等可算是后二十年军事文学的代表作品。能与《静静的顿河》同量级的作品是没有，但可与其他几部作品相媲美的作品并不少。比如《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西线轶事》《红高粱》《高山下的花环》《绝望中诞生》《英雄无语》等等。
石一龙：反映和平时期军营生活的作品一般认为在苏联和中国，您认为这是否是客观和中肯的评价？
黄国荣：这不好说，也许是因为译介，我们是否将其他国家的作品全面地介绍到国内。从现有了解的情况看，这个评价似乎是成立的。我国后二十年的军事文学作品主要以描写和平时期军营生活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