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裏我陸陸續續地出版的九部長篇小說，即將以作品集的形式集體再版，策劃公司讓我寫一個序，我突然覺得有點為難。碼字的日子久了，話依舊是有的，卻覺得哪一句也不能真正表達內心的想法，多少有點“天涼好個秋”的意味。也許是成熟了，但成熟並非好話。成熟在生物學的意義上，是稻穀結穗瓜果垂枝的階段，離收割或落地的時節近了。
所以我還在努力抗拒成熟。
我對“小說家”（novelist）這個詞沒有什麽異議，用它來界定自己的職業還算大致準確，就如同會計、程序員、醫生、機器操作工一樣，是填寫表格時切實可用的身份標簽。隻是近年來我找到了一個更傳神的詞——“wordsmith”，盡管這個詞似乎很難找到合宜的中文翻譯。smith作為英語後綴泛指某些具備特種手藝的人，如鐵匠（blacksmith）、金匠（goldsmith）、鎖匠（locksmith）、調音師（tunesmith）、槍械師（gunsmith）。依此類推，wordsmith可以翻譯成字匠。我喜歡這個詞裏蘊含著的與鍛造工序相近的聯想，它把屬於作家的一些表麵光華去除，留下了僅僅與文字相關的粗糲本質。鍛字成篇就是一個工匠的手藝，把文字、標點、段落用情緒和意象鍛造成一個具備特殊形狀的整體，最終的結果或者值得少許慶幸，但冗長的勞作過程卻居多是辛苦而乏味的。假若沒有幾個可遇不可求的靈光閃現時刻，一些來自讀者的知心反饋，還有偶爾收到較大筆稿酬時的短暫歡喜，鍛字的過程不過是一些日複一日的單調體力勞動。“字匠”這個詞比“小說家”更接近這個職業的本質。
這次結集重版的九部長篇小說裏，《望月》是我的長篇處女作，最初發表於1998年，那時我已去國離鄉十二載，經曆了漫長的求學謀生過程，終於在多倫多安定了下來。而《勞燕》則是時間線上離現時最近的一部小說，發表於2017年夏天，那時的世界還處在新冠疫情來臨之前的“正常”秩序之中。這兩本書之間，間隔的是幾乎整整二十年，這二十年大致呈現了我曲折的海外寫作發表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