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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说，范仲淹是人生逆袭、自强不息、低开高走的典型。是的，尽管他晚年有些壮志未酬的唏嘘，但他真的已经赚到了。
要知道他小时候差点活不下去———寒冬腊月，他每天带一碗稀粥到学校，冰冻后切成四份，够吃两天。有本现代小说，名叫“坚硬的稀粥”，就是范仲淹早年生活的写真。他甚至可以一连几个月不换衣服，正面穿了穿反面，如此往复很多次，也不嫌酸臭。不是不想换，实在是买不起。冬天，小范的双手往往肿得像包子，冻疮破后，直流黄水。他不喊疼，也不抱怨。有人看他可怜，想要接济他，总是被拒绝。因为少年范仲淹太有骨气，他觉得被救济是一件丑事，他要靠自我奋斗翻身。
时间一天天过去，不停蚕食着他的希望。熬不下去的时候，他会在桌上写下无数的“坚持”。所有的未来，都是过去一点点积攒的。范仲淹的固执与热情，是在那段阴冷的岁月里学会的。
说句题外话，我有一个姓范的高中同学，他看过上篇文章以后，觉得我没有深挖出范仲淹的真魂。而他筹划了很多年，也是不敢动笔写这位先祖兼偶像的。
其实我觉得，所谓成功的古人，一般都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奇遇，比如跌下山洞而得到绝世武功秘笈，被蜘蛛咬变成城市英雄之类，那只会出现在小说家的想象里。
所有成功，有三个来源，一是学习，二是坚持，三是他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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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安石、晏殊等早慧的人相比，范仲淹显得比较笨拙，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更多艰辛。正因为这样，他离我们普通人，显得如此之近。他能做到的，其实我们都可以努力做到。只可惜，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没有那份较真和坚韧。
年轻的时候，范仲淹遭受的白眼、嘲笑和蔑视，很是不少。笑他的，有不少是他的朋友、同窗和老师。主要是说他做事不讲规矩，毫无顾忌。晏殊责备他“好奇邀名”，吕夷简说他“务名无实”。站在朋友和敌人的对立面，一定很孤独吧？但我觉得这正是范仲淹的聪明之处，竞争者那么多，靠什么来比拼？当然选择一条最适合自己的赛道，然后硬扛。
之所以在中年之后，范仲淹还能实现自己的理想，都是因为他碰到了宋仁宗。两个人虽为君臣，却有一种超越上下级关系的心理依赖。
如果说当年晏殊十多岁就成为中层官员，是朝廷有意培养他做大宋的祥瑞，那范仲淹便是大宋急需的直臣。
宋仁宗执政的四十二年，历来为读书人羡慕，因为那是他们梦想中的黄金时代，是乌托邦。范仲淹的破空而出，成全了书生们的春梦。简单地说，在其他任何时代，都不会产生范仲淹式的人物。
举个例子吧。某年夏天，天下大旱，蝗灾蔓延，为安抚天下，范仲淹建议仁宗派专人视察灾情，仁宗觉得没必要，范仲淹就成天赖在他的寝宫外，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表情。他质问仁宗，如果后宫停食半天，陛下准备如何处理？仁宗无言以对，即派老范带着大把银子去安抚灾民。范仲淹在灾区到处发红包，还亲手将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皇宫，给骄奢的后宫娘娘们上了一堂人生课。
是不是可以说，很多时候皇帝的仁慈，是范仲淹逼出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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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绝对是一个值得揣摩的人物。
如果他不坚持做自己，终其一生，可能就只是个平庸之辈，绝对成不了后世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
……
每个人要有所成就，必须有一块与众不同的磨刀石。范仲淹的磨刀石，叫吕夷简，是当朝宰相。两个人气场不合，天生的不对付。
公元 1033 年冬，当时的皇后与仁宗交恶，吕夷简与皇后有宿怨，趁机上书，建议废后。
两口子闹矛盾是很正常的事，很多人认为宰相有些小题大做，但因为他树大根深，没人敢站出来说不。
范仲淹偏要站出来，他带头与十多个大臣在仁宗的办公室外长跪不起。仁宗左右不是，派吕夷简去劝说范仲淹，结果被老范喷得狗血淋头。
正当范仲淹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仁宗却站到了吕夷简一边，外放老范为睦州知州。估计仁宗是真不想要那个娘们儿了。但仁宗心里一直有范仲淹，第二年就迫不及待地调他任苏州知府，积累更多地方经验，以利将来大用。四十五岁的范仲淹到苏州后大兴教育，大修水利，获得官吏百姓一致好评。
很快仁宗又调他回开封，任命他为判国子监（古代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事，不久又转升为吏部员外郎、开封知府，相当于现在的首都一把手。都说京官难当。范仲淹却当得有声有色，刚上任就开始大力整顿干部队伍。
他的利箭，直接射向了吕夷简等一批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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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夷简一生中最讨厌的人，范仲淹绝对排前三。
回到京城第二年，也就是公元 1036 年，范仲淹写了一篇尖锐的文章《百官图》，直指吕夷简的走狗太多，他们不忠于朝廷，而忠于宰相。
对打败范仲淹，吕夷简还是很自信的———既然能踩倒第一次，就一定会有第二次。他很快反击了，讥讽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你不是说我搞山头和帮派吗，你的屁股不也是脏兮兮的吗？宰相毕竟是宰相，范仲淹文采再好，信念再坚定，胳膊还是拧不过大腿。
老范再次被贬到饶州，与他关系好的官员，尽数被贬。也有特别义气的。有个叫余靖的秘书丞，上书请求修改诏命；还有个叫尹洙的官员，说自己与范仲淹亦师亦友，情愿一起被降职。这些，都是令范仲淹感动的人和事。不然，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他很难支撑下去。
好在仁宗每次都是点到为止，对老范明面上是贬，其实暗中保护。第二次被贬不到一年，吕夷简被免职，很多人开始上疏，希望范仲淹回来。其中有个叫梅尧臣的人，专门写了篇小作文《灵乌赋》，劝范仲淹尽量少说话。范仲淹回信说，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啊，都奔五的人了，还在乎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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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不仅是文坛的定海神针，还是一员难得的武将，他虽然不亲自上战场搏杀，但是指挥若定，料事如神。这一点后面有机会再说。我们只需要知道，看到老范长期的坚持，以及在西北战事中的优异表现后，仁宗对他的信任和依赖空前加深。
公元 1043 年，仁宗迫不及待地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当时，大宋建国已经八十余年，内忧外患已经非常突出，小规模民变的数量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新高，边患不断，每年耗费大量资财，才得以平安。对仁宗来说，紧迫感是空前的，他不想祖宗的基业断送在自己手里，希望有所改变———结果，他看中了范仲淹。
对于这样的宝贵机会，范仲淹当然不想错过，连夜写就《答手诏条陈十事》，直陈时弊。仁宗照单全收，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政，就此开启。
公元 1044 年，范仲淹的想法进一步成形。当他打算将改革推向纵深时，却遭遇了巨大的阻力。就连仁宗也挡不住舆论的汹涌澎湃，于是他变得犹豫了。
新政仅推行一年，就此搁浅。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中国的传统，真的是连搬动一张椅子，也是十分艰难的。范仲淹体会到了，但是他不甘心。所以在离首都一箭之遥的邓州，他写出了《岳阳楼记》。我个人觉得，在中国近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是一篇饱含爱国之情的政治宣言书。
因为这篇作品，知识分子的颜面暂时没有扑街。
(元）夏永绘《岳阳楼图》
尾声
范仲淹在邓州一共待了三年，《岳阳楼记》横空出世之后，他的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后来他先后在杭州、青州等地做官，但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他一辈子都在追寻，等到老去、无力战斗的时候，他就通过文字来表达自己。
公元 1052 年，范仲淹的病情加重，在赴任颍州（今安徽阜阳）的路上死去。
这个世界上，除了肉体意义上的生命，他哪儿还有真正的对手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