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弘和武后之间的分歧由来已久。早在咸亨二年（671年）二圣幸东都，留太子弘监国，戴至德、张文瓘两位宰相辅政，这是弘第五次奉诏留京监国，时天下大旱已久，关中饥馑，二圣东巡当与就食于漕运便利的洛阳有关。弘身体病弱，政事多委决于两位宰相，自己四处出巡，体察民情，见有兵卒的食粮里有树皮和草籽，便吩咐人把自己仓库里的米分发给穷人。这日游历宫禁，不料却见到长期幽禁在掖庭的两位异母姐姐，也就是萧淑妃的二女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因为母亲的缘故，她们一直无声无息地拘禁在后宫里，早已被人遗忘，虽然早已成人，却仍未嫁人。弘惊讶而又不安，立即奏请让两位姐姐出嫁，同时希望能将父皇同州沙苑的空地出借给穷人耕种，二事合为一书，快马报至东都。
弘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当初废太子忠以谋反罪被杀的时候，他也曾奏请为哥哥收尸下葬，武后也曾微笑着附和高宗称赞弘的仁厚，但这次她可笑不出来了。毕竟废太子忠是高宗下令杀的，而两位公主长期未嫁却表明她这个后宫女主人失职。当时的武后，地位并不稳固，前一年才在重压下递交了后位辞呈，正是需要花心思讨好高宗的时候，李弘此举让她着实尴尬。而李弘监国竟然让宰相掌政，自己四处巡游亲民扮菩萨状，也让武后觉得儿子摆明收买人心，故意让人看清母亲的刻薄来衬托他的仁慈。弘的请求占尽道理，无可拒绝，诏令一并准奏。愤怒而无从发泄的武后，当即将两位公主随便指给殿前当值的翊卫权毅和王勖，草草完婚。事后，武后也觉不妥，于是主动为两位公主请封，表现出嫡母的大度风范，然而弘这一举动给她带来的难堪却使她久久难以忘怀。史载，弘“由是失爱于天后”。
这一故事被后来的史家渲染得十分精彩，两位公主的年龄一说“年逾三十而不嫁”（《资治通鉴》），一说“四十不嫁”（《新唐书》），乍一看真以为就算不到四十岁，至少也有三十七八，的确太不人道了。可是仔细一想就有点不对头了，咸亨二年（671年）高宗自己都才四十三岁，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两个女儿？义阳公主不察，宣城公主的墓志铭至今留存，明载她以高安长公主的封号卒于开元二年（714年），享年六十六岁。[44]那么倒推到咸亨二年（671年），宣城公主应为二十三岁。义阳公主略大，大概二十五六岁左右。司马光和欧阳修都是出名治史严谨的饱学宿儒，却不愿意花一点点时间做一道简单的数学题，特别是司马光，还特意把此事记于上元二年条，有意将此事与李弘暴卒拉上联系，实在令人叹息。《资治通鉴》里关于高宗后期的年代记载多有失误，如高宗曾经打算让天后摄知国事，因中书令郝处俊力谏，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义琰声援，高宗才打消此念。此事《旧唐书》明载于上元三年（676年）李弘去世后，而据《通鉴》，李义琰也是仪凤元年（即上元三年，676年，高宗、武后朝改元比较频繁）四月才迁为同中书门下三品，位列宰相，得以参与讨论国事。司马光却将此事记于上元二年（675年）三月，诸般铺垫准备停当之后，才隆重推出上元二年（675年）四月，“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个中苦心，颇令人玩味。
而两位驸马也并非出身卑微，翊卫属亲、勋、翊“三卫”部队之一，皆由官员子弟充任。义阳公主驸马权毅祖上历事北周、隋、唐三朝，都是都督、刺史以上级别的官，祖父为太宗在藩时秦王府嫡系要员，封卢国公。宣城公主驸马王勖祖父也官至监门将军，论门第身份足堪匹配公主。[45]婚后两位驸马都立即解褐任官，一为袁州刺史，一为颍州刺史，仕途并未受到刻意打压，婚姻生活也尚称和谐。虽然如此，按当时少女多十五岁出嫁的风俗来看，两位公主也确实算大女了。且武周革命后，两位驸马仍被罗织成罪而枉死，“非罪婴酷，公主复归于后庭”。显示出武后心中仍存芥蒂，只是高宗在世时有所顾忌而已。据称，宣城公主再度被幽禁入宫之后，虔诚礼佛，以至“有菩萨现前者数四，后每奇之”。想来是公主为了逃避武后迫害，于是自称有菩萨护体吧。
两位公主的婚事仅仅是太子弘和母亲意见不一的一个侧面。武后再不悦，也不可能在太子弘占尽道理的情况下疾言厉色地斥责太子。相反，弘的请求立即得到允准，公主出嫁，驸马升官，办得雷厉风行，迅疾高效。一切操办停当之后，武后将儿子召至东都，为他筹办大婚典礼，对象是右卫将军裴居道的女儿，出了名的温柔贤淑。慈母一腔爱子之情，看得令人感佩不已，太子弘那冒昧的请求，仿佛并没有影响母亲一丝一毫。不过，这位甚有妇礼深受高宗嘉许的裴氏女，原来并非太子妃的首选，太子弘的未婚妻原本是以美貌闻名京师的杨思俭的女儿，可惜在大婚前夕被武后的外甥贺兰敏之奸污。
贺兰敏之轻佻任性，从童年时代开始其姨母武后已经成为皇后，母亲又是高宗的意中人，物质生活应该相当顺遂。他继承了武家人出众的美貌和魅惑，才情醉人，谈吐风流，几乎是全长安城少女的梦中情人，也得到外祖母杨氏的格外关爱。母亲死后，贺兰敏之越发没人管教，更加纵情滥性，流连花丛，颇有点人不风流枉少年的味道。关于当时他和武后的关系，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不过魏国夫人对武后颇为敌视，作为亲哥哥的贺兰敏之恐怕和武后也不会太亲密。乾封元年（666年）泰山封禅，武后利用武惟良等献食的机会毒杀正力图接近高宗的魏国夫人，葬礼上敏之入吊，高宗哭泣着说“朕上朝时魏国夫人还好好的，下朝就听说她去世了，怎么会这么快！”贺兰敏之只是哭，一句话也不说。心机深沉的武后听说之后，只静静地说了一句：“此儿疑我。”
贺兰敏之并没有因此而罹祸，改姓为武，依然继承着祖父武士彠周国公的爵位，并随着武后不断对父亲尊崇赠官而水涨船高，虽然年仅二十多岁，赫然已是三品清贵。这固然和杨氏对他的照顾有关，但武后当时应该对他仍存拉拢之心，毕竟当时许敬宗退休，正是急需用人的时刻，十分需要安插一个得力的助手在朝中配合夺权。总章元年（668年），武后再尊父亲为司徒之后，又请下旨意，太原元从功臣家属在朝无五品以上官职，子孙及曾孙擢一人授五品官。若先有四品五品官职，加授子孙等一人连升两级，若有三品已上官职，加爵三等。[46]这虽然是为了尊崇父亲，直接受惠者却是敏之。如果武后只是为了顾及母亲的感受而不愿即刻下手，应该不会做得那么卖力。敏之进入弘文馆修史，是极为时人艳羡的清要工作，过着“朝陪紫极，夕宴青宫，坐为师友，入作腹心”的生活。如果他乖觉一点，想必也会成为日后武承嗣那样的权贵外戚。然而，或者一帆风顺的人生助长了他的任性，或者是仇恨太难以让人忘记，敏之对于武后的种种示好并没有任何感激的表示。虽然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根本无法对抗武后，甚至自己的荣华富贵也是拜武后所赐，敏之依然任性地躲在杨氏的庇护下向武后做了几次拙劣的挑战。他根本动不了武后分毫，于是就拿武后身边的人出气，越是武后亲近看重的人他就越去惹，不管你是否无辜，只要能让武后生气，他就高兴。
外祖母荣国夫人杨氏对他疼爱无比，敏之对她也不可能完全没有一点感情，然而杨氏去世之后，主持丧礼的敏之却把武后交给他为杨氏造佛像追福的瑞锦挪作他用，还故意穿吉服奏妓乐。要说敏之就算风流成性少年贪欢，也不争这几天，除了有意激怒武后没有别的解释。太子弘并没有得罪他，准太子妃杨思俭的女儿更无辜，跟他武家上演的这出豪门恩怨没有半点联系，纯然为了报复，这位花花公子施展出浑身的风流手段赶在大婚前把杨家姑娘骗到了手，然后满带着采撷名花的快乐，洋洋得意地看着武后为取消婚礼防止丑闻外传而忙乱。然而，弘毕竟是太子，这个不行可以另外选妃，而可怜的杨家姑娘却成为敏之强烈的报复心态下的牺牲品。可以理解敏之的叛逆和荒谬的人生给他造就的畸形心态，如同他的妹妹年轻貌美的魏国夫人，也曾经自恃青春年少和高宗的宠爱，自不量力地试图挑战武后的权威。然而魏国夫人毕竟只是拿自己做赌注，和敏之这样拉着他人一起陪葬的做法仍然不同。为了让武后激怒一时，不惜毁掉无辜者的一生，无论是什么理由，也无法为敏之这样自私的行为开脱。就连年幼的太平公主，也同样成为敏之报复武后的棋子——趁太平公主到荣国夫人杨氏家中做客的时候，她身边所有的侍女，无不被敏之有错杀无放过地一一弄到手。武后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
弘大婚之后，武后亲自上表控诉敏之的罪状，要求严惩：一，私自挪用为荣国夫人造佛像追福的瑞锦；二，居丧期间穿吉服奏妓乐；三，勾引外祖母荣国夫人，与之有苟且之事；四，逼**准太子妃杨思俭的女儿；五，逼**太平公主随从宫人。整篇罪状书简直是皇家隐私大曝光，其中前三条均涉及武后之母杨氏，尤以第三条“烝于荣国夫人”最为劲爆。九十二岁的外祖母私通二十四岁的外孙，这样的配对古今中外都罕见得很。如果是真的，外祖母的老当益壮和外孙的百无禁忌都让人大开眼界，但如果是假的，武后又怎么愿意拿去世的生母的名节去陷害贺兰敏之这样一个毛头小子？单是第二条居丧期间穿吉服奏妓乐已触犯十恶中的不孝重罪，一旦核实，贺兰敏之便难逃性命，又何必多此一举？如果说武后和母亲后期已有隔阂，就像不满太子弘而不在乎将丑闻公诸于众，那么太平公主可是武后的掌上明珠，说敏之逼**太平公主随从宫人，难道就不会让人联想到以敏之的老少通吃太平公主的清白能否保住？这些罪状里，可以确定的是逼**准太子妃一项，否则太子弘不会另娶裴氏。由此观之，其他罪状应该也有一定的真实性，武后可能怕贺兰敏之破罐子破摔到处乱传，索性自己先说出来。
既然武后不在乎丑闻外传，这位俊俏浪子的下场是可以料想得到的，贺兰敏之被流放雷州，中途毙命，一说是被人用马缰缢死，一说是他自己自杀。史书上从头至尾都没有论及太子弘对此事的态度，不过开头发现自己的未婚妻被母亲的外甥奸污，好容易平静下来另娶裴氏，以为可以安安稳稳地过下去，又被母亲公开揭开疮疤，像弘这么敏感的人心里恐怕不会好受。原本政见和人生观都与母亲截然不同的弘，和武后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面对“数怫旨”的弘，武后在上书建言十二事中弦外有音地提到儿子应当对母亲尽孝，但已经起不了任何作用。母子间的亲情，随着远去的时光一寸一寸地流逝，没有人能够阻止。
对于雄心勃勃的武后而言，弘的存在已经成为她执掌天下的最大障碍，高宗晚年频频外出漫游休养，武后无不陪随在侧，而太子弘便会顺理成章地监国掌政，短短几年，太子的势力突飞猛进，众位宰相就算不是太子的直系属官，也必然是亲太子而反武后的人物。而高宗由于身体不适，已经逐渐淡出母子相争的漩涡。昔日夫妻、父子共同执政互相牵制的三角形政局，慢慢演变为皇后和太子二人角力的舞台，母子之间的矛盾顿时尖锐起来。朝中无人、极度缺乏助力的武后，终于下定决心不计前嫌地把流放在岭南的几位异母侄子招纳回朝，并在短短几个月内连续超擢，其中元爽之子武承嗣因家族中最为年长而袭爵周国公，为三品重臣宗正卿，被赋予掌控皇族的重任，这是武后被尊为天后前几个月发生的事。至此，诸武外戚，全面登场。
史书上的武承嗣形象不佳，说他人品猥琐，志大才疏，急功近利但又总是弄巧成拙。此外，对下骄横跋扈，对上谄媚事人，似乎是诸武的共同特点。武周革命后武承嗣已经贵为宰相，但对则天皇帝的男宠薛怀义仍然自甘下贱地执奴仆之礼，甘愿为对方牵马执辔，全无丝毫士大夫的尊严与清贵。对照他们父辈的傲慢和贺兰敏之的叛逆，这似乎已经不是某个人的基因变异，而是集体的性格扭曲。曾经如罪犯般披枷带锁地一再被驱赶流放，在岭南蛮荒中号呼哭泣的武家小辈，不能再拥有他们父辈的骄傲与坚持。回思过往，燕王忠太子位被废后，时刻处于严密监视中，整个人神经衰弱到极点，经常穿女人衣服，不停地更换床铺说是怕人刺杀，直到临死才消停。在这之后，章怀太子李贤之子邠王守礼十二岁到二十七岁一直被幽禁宫中，未能外出一步，每年遭受几次鞭打，亲眼目睹两个兄弟被打死。李唐皇室复辟之后，守礼得以重见天日，然才识猥下，不修风教，只醉心享乐，一副有今天没明天的样子，和他同辈的睿宗李旦之子李隆基兄弟却个个都是人尖子，这样的差距并不能用基因变异来解释。在传奇小说中，男主角历经坎坷最终都能成大器，那些苦难只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磨砺和调剂，然而人性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贵坚韧，在柜子中长大的小孩往往只会成为性格阴郁的自闭症患者，而不是神奇小子哈里·波特。
“太宗有悍马名狮子骢，无人能制。朕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楇，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楇楇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日后成为大周女皇的武则天曾经这样骄傲地说。她常用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驯马方法来训练人，一如马戏团里的驯兽师，鞭梢挥动便可以令那些天性怕火的小猫小狗去跳火圈。这样完全把人当动物来修理的方法常常会引起后来读史者的不安，从她对武李两家子侄的**方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人格健全的男子如何变成卑躬屈膝、仰人鼻息的奴隶。长年累月地处于监禁看管之中，只有监视没有温情，只有告密没有关爱，只有绝望没有出路。鞭笞、镣铐，肉体上的折磨，精神上的重压……不是每个人都经受得起这样的洗礼。尊严被层层突破，自信在点滴陷落，整个人处在极端的无助和恐慌之中，你无权支配自己的生命、前程，乃至爱恋，能主宰一切、控制一切的只有高高在上必须匍匐仰视的武后。没有她开恩，生命将永远是无休止的酷刑，如果她不叫停，你将永远看不到一丝丝光明。她可以让你上天堂也可以让你下地狱，唯一的出路就是完全的顺从，乞求她的垂怜。在这样周而复始的反复循环中，整个人都完全崩溃，被组合重塑，过滤了一切属于人类的高贵、尊严、坚持和信仰，只剩下根深蒂固的奴性和对强权发自内心的顶礼膜拜。受不了的可以自杀或被杀，能够活下去的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他/她。
武承嗣以宰相之尊为薛怀义牵马执辔。
武延秀为讨好安乐公主常于主第唱突厥歌，作胡旋舞，风姿柔媚如妇人。
武三思，性倾巧便僻，善事人。
武懿宗公然声称：“我不知道天下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只知道对我好的就是好人，对我坏的就是坏人。”
这个名单日后还会拉得很长，死去的有弘和贤，活下来的有显和旦，死去的有诸妃和永泰公主，活下来的有韦后和上官婉儿……英雄可以去世，匹夫可以去势。用这样凌厉而霸道的**方式，武后拥有了第一批属于她的宠物，或者奴隶。他们也许不爱她，但必定都怕她，他们也许在睡梦中都盼望可以推翻她、报复她，却在现实中绝对的服从和柔顺。这就够了，武后并不关心你的内心，她只关心你的行为，重要的不是过程，而是结果。诸武的表现让武后深感满意，武承嗣袭爵周国公，拜为三品宗正卿，武三思拜为右卫将军。宗正卿掌管皇族事务，包括后妃亲属，李唐皇族的动态被武后侄子掌握。这是个危险而不祥的预兆，若干年后历经浩劫尚能保存性命的李唐龙子凤孙们会心惊胆战地回忆起这一天，这是他们噩梦的开始。
上元二年（675年）四月，唐高祖之女常乐长公主不知何故得罪天后，夫婿被贬至偏远的括州做刺史，勒令长公主随行，不准入京面圣。据载“高宗于公主恩尤隆”，武后对她的厌恶或与其过分接近权力中心有关，此次遭贬不知是不是刚上任的宗正卿武承嗣的功劳。长公主的女儿便是武后第三子周王显的嫡妃赵氏。这个辈分有点乱，因为常乐长公主是皇帝的姑姑，那么赵氏便应该是皇帝的表妹，嫁给了本来算作她侄儿的周王显。不过李唐皇室向来不看重辈分问题，比如唐德宗喜欢他的孙子，也就是顺宗的儿子謜，便收为己子，謜死后还赠号文敬太子，硬生生把顺宗父子变成了兄弟。赵氏和李显虽然辈分不同，年纪倒很合衬，少年夫妻，感情和美，现在从母获罪，赵氏被废，幽禁入宫。武后把对母亲的憎恶转移到女儿身上，命令不准给她饭菜，每日只给她一些生菜生肉，让她自己煮食。赵氏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哪里知道怎么生火做饭？卫士几天看不到炊烟升起，砸开门一看，才发现她早已饿死多时。武后本来想发泄一番，没想到闹出人命，匆匆把赵氏的尸体秘密处理掉。后来群臣准备把赵氏和中宗合葬，遍寻不获，只得用皇后的礼服招魂而葬。
血腥尚未散尽，十八天后再度传来震惊天下的噩耗，太子弘随帝后游幸洛阳时暴卒于合璧宫之绮云殿，年仅二十四岁。
弘的身体本来不好，《旧唐书·邢文伟传》中曾有太子答复东宫属官邢文伟的书信，里面自述：“顾以庸虚，早尚坟典，每欲研精政术，极意书林。但往在幼年，未闲将卫，竭诚耽诵，因即损心。”称他小时候学习刻苦，但不知道保护身体，结果用功过度，伤了身体。高宗对他冀望甚殷，小小年纪就让他参决朝政，无形中加重了他的负累，又得了肺病。“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47]，瘵是指肺结核，中古时期很难救治。咸亨二年（671年），太子弘受命监国，但身体孱弱，多将政务委于两位宰相，此事曾一度引起武后的不满。咸亨三年（672年），弘的病情虽有所好转，再次受命监国，但高宗怕他辛劳，特地下旨“不许重劳”。[48]上元二年（675年）帝后幸洛阳时弘也随侍在侧，当时似乎已经染病在身，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弘是因病而亡，但也有不少人持相反意见，因为弘去世的时机实在太巧了，正好是高宗当众允诺太子一旦病愈就逊位于他之后。
太子弘死后封赠等一系列官方诏令常被用来说明当时太子病重，死亡纯属自然过程，《赐谥皇太子弘孝敬皇帝制》云：
皇太子弘，生知诞质，惟几毓性。直城趋驾，肃敬著于三朝；中寝问安，仁孝闻于四海。若使负荷宗庙，宁济家邦，必能永保昌图，克延景历。岂谓遽婴雾露，遂至弥留。顾惟辉掌之珍，特切钟心之念，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及腠理微和，将逊于位。而弘天资仁厚，孝心纯确。既承朕命，掩欷不言，因兹感结，旧疾增甚。亿兆攸系，方崇下武之基；五福无徵，俄速上宾之驾。
“直城趋驾，肃敬著于三朝；中寝问安，仁孝闻于四海。”称弘礼敬大臣，孝顺父母，若能登基必定能够成为一代明君，可惜重病缠身，“岂谓遽婴雾露，遂至弥留”。高宗于是向他亲口许诺，准备他病情有所起色便传位于他，“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即是指内禅于皇太子，“及腠理微和，将逊于位”，肤色稍好一些，皇帝便正式逊位。接着说弘天性仁孝，听到皇帝这一番说辞，感动泪下，反而加重了病情，立即去世。“五福无徵，俄速上宾之驾”。
李弘去世后，高宗为他亲笔撰写《孝敬皇帝睿德记》，盛赞弘有“至纯”“至孝”“至仁”“至俭”“至正”等美德，接着记述道：
朕□山脱屦褰裳，愿寻真于汾水，不饰情于外禅。无待咨岳之□逸已于中宸。自申知子之授，潜图释负，未述所怀。属炎龠戒辰，凉宫避暑。□因扈□沈□及其□愈乃申□性特隆，一闻斯言，因便感咽，伏枕流欷，哽绝移时。重致绵留，遂咸沈痼。西山之药，不救东岱之魂；吹汤之医，莫返逝川之命。
称自己早有逊位之心，但一直没有说出口，此次弘随侍凉宫避暑，便向他透露了这个意思。因中间缺字太多，无从判断是否当时病情已有起色，但弘听了之后反而病情恶化，药石无救而死亡大致不差。
高宗自咸亨四年（673年）患疟疾一度病危，上元元年（674年）又有恶化，一度萌生服丹之念，虽经郝处俊劝阻，但因病痛难忍不久便开始广招方士炼黄白之物。与此同时武后的权势却在迅速增长，先是广封诸武，外戚登场，接着又来一个上书建言十二事，收买人心，高宗不可能没有顾忌。在自己身体虚弱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想到逊位太子，也属正常。太子固然身体不好，不过像高宗病病歪歪这么多年都还挺着，内禅的话一说出口太子便返魂无术，也不由得不让人心生疑虑。素来为尊者讳的《唐实录》虽然不载，民间却早有传言，矛头直指太子的生母——天后武氏。
如果太子确系患病而亡，《实录》照理都会言明，却特地用“暴卒”这样的字眼，颇让人玩味。“俄速上宾之驾”等语，显示出李弘去世颇为突然。《唐历》一书的作者唐人柳芳即称弘因“失爱于天后，不以寿终”。中唐宰相李泌和肃宗的谈话说得更加明显：“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立雍王贤为太子”。李泌生性谨慎，如非有一定可靠性这类皇家隐私绝不敢当众对皇帝说出来，《新唐书》据此言弘为天后鸩杀，不能为无因。最近出土的太子家令阎庄墓志铭加深了人们的疑惑。根据太子率更令李俨为东宫同僚阎庄写的墓志铭来看，阎庄为故工部尚书阎立德之子，已故宰相阎立本之侄。阎庄侍卫东宫十余年，深受信任，迁拜太子家令，正值仕途亨通之际，于上元二年（675年）从幸东都，同年九月，也就是李弘下葬后一个月，“遇疾终于河南县宣风里地”。阎庄的死因写得颇为隐讳，“岂意彼苍冥昧，福寿徒期！积痗俄侵，缠蚁床而遘祸；浮晖溘尽，随鹤版而俱逝。”“痗”指忧思成疾，“俄侵”指突然爆发，指阎庄长期为主人担忧成病，现在突然爆发，随主人而逝。“蚁床”据《礼记·檀弓上》，实指灵柩。“鹤版”：后世称太子驾为“鹤驾”，称东宫为“鹤禁”；而据《荀子集解·礼论》，“版”乃指代棺椁；故“鹤版”指太子之死无疑。前半句的意思是墓主因哀伤失度而罹祸。若太子属正常病故，那“缠蚁床”的阎庄是不应当“遘祸”的。“随鹤版而俱逝”之语，则有意将李弘之死与阎庄之死联系起来，“随”“俱”二字，意味深长。该墓志铭的整理者臧振先生认为李俨碍于形势，只能用隐笔记述阎庄的死因。铭文结尾，李俨谓剑斧在坟中，将永埋地下，意指阎庄是为“剑”“斧”逼害致死；又言“沉魂”“闷影”，可见李俨对阎庄之死是何其抑郁。
和司马光认为的高宗晚年一直在太子和皇后之间首鼠两端不同，高宗提议天后摄政实为李弘去世之后，也就是说，在太子弘和皇后的争斗中，高宗的立场越到后来越明确，对于儿子的支持和倚重明显在天后之上。咸亨之后，太子弘频频受命监国，多位宰相兼职任东宫僚属，太子的心腹多次受诏出征，可谓政权、军权一把抓。高宗每年花大量时间外出游幸休养，武后必定陪随在侧，决策大权顺理成章地就落到了太子手里，一来二去，太子的声势与日俱增，再加上高宗的有意支持，已对武后执政构成了极大障碍。说来武后虽然一直有意培养心腹，但尚未有实质性突破，武承嗣这个宗正卿也就管一管家事，宰相中枢始终水泼不入，武三思名为右卫将军，跟刘仁轨、裴行俭这些实权人物比起来简直什么都不是。而从乾封年间就开始培养起来的北门学士，虽然能帮她出谋划策，但始终没有名分，搬不上台面。高宗在这个时候突然宣布将内禅于李弘，对武后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李弘一旦登基成了皇帝，号召力和掌控力绝非东宫太子能比，再加上政界军界实权人物的支持，情势顷刻就会易位。而她也将失去一切参政议政的理由，作为皇后，她还可以说是为体弱多病的夫君分忧解劳，一旦升位成了太后，她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了照顾太上皇颐养天年，没道理对已经大婚的成年皇帝指手画脚。而弘显然也对母亲的牝鸡司晨不以为然，以往武后尚可以仗着母亲的身份管教儿子，但皇帝若是不买太后的账，一句“王者以天下为公”就可以遮掩过去，就算把太后给幽禁起来那也可以算作大义灭亲。实权不及，名分又不及，眼看着苦心经营的一切就要变成镜花水月，武后怎么能甘心放手！至亲的突然死亡再次助她打通了障碍，她虽然没能即刻大权独揽，但她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上元二年（675年）六月，雍王贤被立为太子，大赦天下。新太子容止端雅，才华绝伦，且文武双全，身体健康，特别喜好打马球，比弘更具年轻人的朝气。然而弘的威望和人脉，是八岁起就开始奉诏监国积累起来的，远非贤所能望其项背。李弘之死，是对李唐皇室最致命的打击，长久以来勉强维持的平衡局面轰然倒塌，原本已经逐渐淡出政治舞台的高宗，无法再阻止野心勃勃的妻子，武后的势力迅速发展至不受控制的程度。掌握政治中枢、扶植军队实权人物，她梦寐以求的一切，将在这一阶段得以完成。贤的太子之路，注定将走得不会平稳。事实上新太子做了没几个月，高宗不知是出于对从未理政的儿子不放心，还是存心试探，蓦地放话说有心让天后摄知国政，这就是素来为人议论的高宗有心打破传统逊位给武后之事。
据《旧唐书·郝处俊传》记载，上元三年（676年，十一月改元仪凤）四月，高宗因风疹复发，疼痛难忍，有意逊位天后，但为宰相郝处俊谏阻，认为天下为高祖、太宗所创，并非高宗私人所有，不能因为偏爱皇后就这么把大好江山送给外姓，另一名宰相李义琰附议，此事遂止：
三年，高宗以风疹欲逊位，令天后摄知国事，与宰相议之。处俊对曰：“尝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违反此道，臣恐上则谪见于天，下则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伏乞特垂详纳。”中书侍郎李义琰进曰：“处俊所引经旨，足可依凭，惟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帝曰：“是。”遂止。
此条常被用来说明高宗晚年仍然对皇后深具信任，情深意重，或武则天当时在朝廷上的至尊地位，不过从高宗日后的表现看来，仍是为了李唐社稷殚精竭虑，说他是那种因为器重皇后便可以将江山拱手让人的情圣总让人心存怀疑。这一条记载本是孤证，同书的《高宗本纪》和《武后本纪》皆未涉及此事。而唐人所作的《唐会要》只称“上以风疹欲下诏令天后摄理国政”，郝处俊进谏“昔魏文帝着令，虽有少主，尚不许皇后临朝。所以追鉴成败，杜其萌也。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慎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的记录与之类似，均不见“逊位”字样。郝处俊所用的典故，是魏文帝曾下令，即使皇帝年幼，群臣也不可奏事太后，让后族临朝辅政。且逊位武后，意味着皇太子地位的改变，而郝处俊的谏言中完全未触及这一点，不免让人不解。贤自幼聪明俊雅，读书过目不忘，深为高宗所嗟赏，曾对司空李勣赞其“夙成聪敏，出自天性”，似乎未见此前对新太子有何不满。故此高宗召集众宰相讨论的话题，当是天后是否正式摄政监国而非逊位。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高宗因为病痛早已有心放下政事，让儿子早日接班。没料到李弘突然去世，打乱了高宗的所有计划。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贤虽然聪明，但毕竟从未受过这方面的严格教育，决策参政难免经验不足，让高宗感觉不放心。另一方面，高宗晚年逐渐淡出政治舞台，生活圈子越来越小，身边能接触到的人也越来越少。小情人魏国夫人已经不在了，上金、素节、义阳、宣城等庶出子女常年在外地，就像常乐长公主这样能和他谈上几句的亲戚都被武后以各种理由禁止入京面圣，长年陪伴在他身边的、他抬眼能见到的永远只有武后。至亲如夫妻，武后的权力欲他不可能完全没有察觉，以前他可以把国事完全交给太子弘来掌握，弘已多次监国，众宰相又多是太子属官，君臣投契相知，互敬互重，高宗有足够的理由放手。但弘现在不在了，原本“不亲庶物”的高宗只能出山再来培养新太子，但群臣是否能像对弘那样衷心地拥戴新太子，是否还能有效地遏制武后，他实在没有把握。召集众宰辅商议是否让武后正式摄政，也有存心试探群臣动向的意思吧！
需要注意的是，高宗是召集众宰相议事，当时为中书令的郝处俊表示反对，李义琰以中书侍郎、同三品的身份位列宰相而附议，其他宰相的发言虽未记载，并不见得就表示支持武后摄政，史书中只是记载出代表性的说辞，而他们的集体意见否决了高宗的提议。也就是说，武后在实际朝政中尽管影响不小，也得到了高宗的认可，但高层官员中对她不以为然的仍不在少数，可能因为妇人干政为古中国的政治传统不容，且武后门第不高，背景复杂，也可能是因为有人不喜欢她的处世方式。太子弘死后，东宫的属官宰相调整如下：
原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刘仁轨升为左仆射，兼太子宾客。
原户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戴至德升为右仆射，兼太子宾客。
原大理卿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文瓘升为侍中，兼太子宾客。
原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升为中书令，兼太子宾客。
原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同三品李敬玄升为吏部尚书兼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
也就是说，故太子弘的属官宰相原班人马全部转为太子贤的僚属，无形中也让天后与故太子弘东宫班底的紧张关系，继续延伸至新太子身上。这些人中，左仆射刘仁轨为李义府的政敌，一直反对武后临朝。某次陪同高宗观看新落成的镜殿，惊趋下殿：“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刚才臣竟看见四壁有数位天子，这是不祥之兆呀！”这样明显的借题发挥，便是针对武后揽权过甚而言，而高宗对此也是心领神会的。右仆射戴至德与侍中张文瓘长期为太子僚属，太子弘监国期间多赖这两位宰相主政，深为武后所忌。郝处俊明言反对武后摄政，算是铁杆反武派，以至武后临朝以后，仍迁怒于郝处俊之孙。众宰相中唯有李敬玄，政见和立场与其他宰相有所不同。
史载李敬玄于总章二年（669年）入相，永隆元年（670年）罢相，不过最后三年都仅仅是挂中书令的头衔在唐蕃前线作战。而他与两位著名反武人士刘仁轨、裴行俭的关系，以及武后心腹老臣许敬宗的关系，都颇可以一议。李敬玄曾与裴行俭共事多年，主持官吏的典选推荐，甚有能名，时人称为裴、李。然这两人私下交情颇恶，据《旧唐书·杜易简传》记载：“咸亨中，为考功员外郎。时吏部侍郎裴行俭、李敬玄相与不叶，易简与吏部员外郎贾言忠希行俭之旨，上封陈敬玄罪状。高宗恶其朋党，左转易简为开州司马，寻卒。”由此可见，裴李矛盾十分尖锐，以至结党攻讦，但具体是什么矛盾，今天已经无法详细考究，仅能从一些蛛丝马迹进行揣测。考李敬玄的发迹，正是高宗初年，且与许敬宗的延揽推荐密切相关。《新唐书·李敬玄传》云：“高宗在东宫，马周荐其材，召入崇贤馆侍读，假中秘书读之。为人峻整，然造请不惮寒暑。许敬宗颇荐延之。历西台舍人，弘文馆学士。迁右肃机，检校太子右中护。拜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兼检校司列少常伯。”当时以许敬宗为首的拥立武后派，与反对立武氏为后的长孙无忌集团正斗得天翻地覆，朝政局势相当敏感，许敬宗绝无可能援引异类。也就是说，李敬玄的升迁多得许敬宗之力，其政见必然与许敬宗大同而小异。而裴行俭早在永徽年间便因与长孙无忌讨论武氏而被贬出京，裴李二人政见上的分歧，可能正是双方矛盾的根源。而刘仁轨作为李义府的对头和武后的反对派，“每有奏请，多为李敬玄所抑”，双方嫌隙渐深也就不难理解。故此仪凤三年（678年）刘仁轨故意奏请派李敬玄到边疆去防御吐蕃，正是有心将这位不同政见者排挤出政治中枢之意。李敬玄当然不想去，结果给高宗一句“刘仁轨就是要朕去守边疆，朕也得去！”只得乖乖上路，结果打了个大败仗，回来丢官罢相不在话下。从高宗那句看来有些蛮横的话中，说李敬玄是被高宗君臣合力算计了也不为过。
高宗背地里小动作搞个不停，太子贤也非泛泛之辈，出手便已不凡。刚立为太子，便在朝在野广泛搜罗人才，计有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言、学士许叔牙等，齐聚东宫，为范晔《后汉书》做注。古有“立功、立德、立言”之说，贤深知自己刚被立为太子，声望和人脉均不足与乃兄相比，借注书来展现自己的才华，求得公众的认同，无疑是一个快速有效的法子。另外，也不乏仿效武后招北门学士的故智，借编注之名广聚贤才为自己培养私人班底了，这点心思，自然瞒不过武后，这也是她最不能忍受的事情。位子还没暖热就开始张牙舞爪，全不将母亲的权威放在眼里，武后对新太子不满也是意料中事了。李贤虽然存有私心，但《后汉书》注的整体质量还是很高的，比故太子弘所著的《瑶山玉彩》更见功力。虽然这类著述大多属于“集思广益”，不过仔细挑挑里面“臣贤按”的考据注疏，杂七杂八的也有四五十条，应为贤亲笔所注。清代著名学者王先谦在其《后汉书集解述略》中，对太子贤所注范晔《后汉书》给予相当好评，说：“章怀之注范，不减于颜监之注班。”金毓黻认为王先谦此评“诚为过誉，然后来者亦莫之能先也。”也有不以为然的，如胡戟先生在《武则天本传》中便不屑地说：“多是以他书校雠，说明异同，间有训诂音义和名物制度的注释，没有什么发明。”考虑到贤当时只得二十三岁，这样的批评也未免过于苛刻。细读太子贤的四十二条亲笔评注，看出他除了以古本及当时流俗诸本之范晔《后汉书》互相参校外，还以经部之《诗》《礼记》、郭璞注《尔雅音义》、扬雄《别国方言》、许慎《说文解字》、张揖《古文字诂》《字书》，史部之《史记》《汉书》、应劭《汉书集解音义》、刘珍《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萧该《汉书音义》、皇甫谧《帝王代纪》、赵岐《三辅决录》、崔豹《古今注》《孔融家传》，子部之《庄子》《韩非子》《淮南子》，集部之《冯衍集》《张衡集》《王僧孺集》等书，参证、训诂、比较、说明。其扎实的学问根底，令人敬佩，我们现在读到的《后汉书》版本，就是章怀太子贤所注。仪凤元年（676年）十二月，贤将此书上表献于高宗，新太子的才华也随着此书的颁行天下而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树立起了良好的个人形象。贤再接再厉，受诏监国，处决明审，甚为时人称道。高宗高兴之余手敕褒奖：“皇太子贤，自顷监国，留心政要。……加以听览余暇，专精坟典。……家国之寄，深副所怀。可赐物五百段。”庆幸国家得人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贤风华正茂，精力旺盛，既喜欢经史书法，又喜欢苍鹰骏马，性格坚强自负如他过世的兄长，活泼好动精力过人又似足他的母亲。高宗诸子之中，以他的容颜最为俊秀，举止端庄而又洒脱风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也许是最像他母亲的孩子，同样的才华绝世，同样的叛逆性格，同样的骄傲，也是同样的魅惑。贤的爱好极为广泛，他可以陪号称“飞白第一”的曹王明纵论书法，可以和蒋王炜笑谈风月，可以和弟弟显等年轻人在马球场上纵横驰骋，也可以一个人独坐在静室里谱曲弄琴。正是因为他交游太广，日后被废时连累了一大批人。对于控制欲极强的母亲，贤一直心存反感，并且不在意让这种情绪当众流露。监国处政，务必表现得和母后不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
面对这一波波攻势，武后气定神闲，见招拆招，半步不退。对于高宗，她继续采取孤立政策，不容任何危险人物接近高宗施加影响。上元二年（675年）七月，也就是新太子立后的头一个月，即将皇三子杞王上金解往澧州安置。降至仪凤元年（676年），萧淑妃之子素节因为很久没有见到父亲，作《忠孝论》让仓曹参军张柬之偷偷送入宫希望呈献给高宗，不料被武后见到，嫌恶更甚，诬他收受贿赂，降封鄱阳王，安置于袁州。第二年又进一步将这位高危人物禁锢终身，改于岳州安置。顺便提一下，这是张柬之第一次在历史舞台上登台亮相，给武后的印象很不好，他这一辈子都在做让武后不满意的事情，到最后终于将武后赶下了宝座。武后对于二位庶子的处理，当与太子贤新立间接有关，也可视为她希望能确立母后权威的处置措施。不过对于高宗，武后仍然表现得十分贤惠体贴，只是她把温柔织成一张密密的网，力图将高宗与外界隔离起来。
对于贤，武后的办法就多了，怎么说也是母子君臣，大条道理好讲。先是让北门学士送了两本《少阳正范》和《孝子传》，教导他该怎么做个听话的乖儿子，接着又亲自写了若干封信，指责贤的不孝。可是贤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你会写书，他也会写书，《少阳正范》和《孝子传》接过来就顺手扔一边去，借着注《后汉书》的机会指桑骂槐，历数后汉太后临朝、外戚专权如何导致国势倾颓，暗讽武后辅政及重用诸武。一门心思想教育儿子的武后，一不留神被儿子给教育了，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当下指使东宫官员告发太子失德，醉心声色犬马，唐代享乐主义盛行，要在这方面找岔子，一抓一个准。太子贤精力旺盛外加胃口奇佳，男女通吃百无禁忌，虽然已是三子之父，仍然颇好风月，宠爱一个叫作赵道生的卑贱户奴，与之同寝同处，亲密如情侣。（这位赵道生大约就是电视剧《大明宫词》合欢的原型，不过编剧顺手给栽到了太子弘的头上。）古代达官贵人多好男风，西汉皇帝就是如此，但在李唐皇室似乎还算丑闻来的，比如太宗皇帝就杀了儿子承乾的同性恋人称心，据说承乾谋反也有这个原因。可是高宗这方面却比他老爸开明得多，在他看来既然贤已经尽了传宗接代的责任，性伴侣是男是女大可以不管的。贤当然明白这是母亲在搞小动作，反过来也借着东宫属官宰相之口，历陈中宫权势过甚，威胁皇权，于国不利。双方各施手段，各逞心机，母子矛盾很快从幕后转到台前，针尖对麦芒地斗了个天翻地覆。
平心而论，贤的积累和人气均不如故太子弘，或者是自感底气不足，才会表现得越发叛逆和激进。武后的所有警告和指责都被置之脑后，他一如既往地走马飞鹰调笑吟唱，也照旧地宠溺着他的同性恋人，监国掌政依然我行我素直接裁决，甚至不像哥哥遇大事还要请示二圣。他渴望尽快建立起自身的形象，摆脱母后的阴影，因此不断地挑战着母亲的权威。武后的肝火渐渐升起，越发加紧了对儿子的**，有关太子失德的奏章雪片似的往宫里递，然而压力越强，贤的反抗力度也就越大，皇后和太子之间的冷淡和紧张，已经成为长安城街头巷尾的八卦话题。各式各样的传言悄然出笼，说贤其实并非武后的亲生儿子，而是武后的姐姐韩国夫人所出，韩国夫人和她子女的神秘死亡，也正和武后有密切关系。所以贤其实并不是皇帝的嫡子，反而是天后情敌的孽种而已。没有人能查出谣言从何处而来，但也没有人能否定谣言的杀伤力，它使本来就已脆弱不堪的母子关系雪上加霜。贤倔强地以沉默来对抗传言，只是他看人的眼光变得更为凌厉和不信任，他相信身边一定有母后安插的间谍。意志的对抗，智慧的交锋，阴谋，谣言……汇聚在权力撕扯的大明宫里，重重帷幕低垂，阴森而诡秘，如同人心。
此时大唐的国际国内形势并不太平，东、西突厥皆在密谋复国，多次叛乱，安西四镇几经易手，幸得裴行俭等人治军有方，尚能维持局面。最难缠的还是吐蕃，刘仁轨有心排挤李敬玄推荐他去抵御吐蕃，李敬玄本是文官，懦弱无能，青海一战大败于吐蕃战神论钦陵，幸好手下黑齿常之率敢死队深夜偷袭吐蕃军营，迫使对方慌乱退去，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鉴于吐蕃的猖狂，高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举荐军事人才，征召不拘一格，百姓官吏均可应征，并亲自召见诸州举人问策，首开大唐武举制度的先河。原本是文官的娄师德即应举猛士诏而从军，他当年已经四十岁，“以红抹额”而应诏，就是系了块红布在额头上，揭下榜文去从军，这形象估计比较刺激，影响很大，以至于许多年后的杜牧还引以为文人从军的榜样。李敬玄青海之败，娄师德当即收集残兵再战吐蕃，军威复振，吐蕃隐遁，数年不敢犯边。娄师德和黑齿常之遂成为抵御吐蕃的著名将领。鉴于吐蕃已成为大唐的头号大敌，太学生魏元忠上《平戎三策》，认为朝廷要抓的一是用人，二是必须赏罚分明，三是请开民间养马。高宗深以为然，亲自召见魏元忠，并让他在中书省效力、列席朝会。而日后的武周名相狄仁杰也因谏阻高宗欲重罪误伐昭陵柏树的两位将军而受到高宗的赏识，被提拔为侍御史。娄师德、魏元忠、狄仁杰这三人后来都入阁拜相，名动一时，至此，武周朝的几位重量级人物已悉数登场。
边境上狼烟四起，国内也是灾害不断，年年水旱，民生困苦，以至于高宗怀疑是否年号不祥。皇后和太子的矛盾，也越演越烈，照此态势发展下去，两人迟早会火拼一场。太子贤毕竟执政时间尚短，威望和实力均不足以故太子弘媲美，儿臣的身份更是一重天然的限制，急需得到高宗的支持。然而高宗却常年缠绵病榻，居于深宫之中，无法给贤提供及时有力的援助，只能任由儿子一个人去面对如山的风浪。与母后已经势同水火的太子贤，等闲不愿意踏入被母后严密把持的禁宫大内，也就无法见到父亲几面，如果以奏章的形式上呈，更是无法穿越母后及其情报网的严格过滤，只会落到素节上《忠孝论》那样引火烧身的下场。在高宗本人不出面的情况下，武后可以名正言顺地以天后之名为病弱的丈夫处理国政，代行君权，无论是太子贤还是忠于李唐的大臣都只能在君臣大义下俯首听令，此消彼长，权力的天平逐渐向武后倾斜。在武后大棒加胡萝卜政策一轮又打又拉之后，一些识时务的大臣已经转而投效武后，高宗所代表的最高权力如不干预，太子贤和忠于李唐的群臣恪于名分只能坐视，再也无法阻止武后的崛起。贤得不到高宗的臂助，武后却可以恣意利用高宗的名义来树立自己的权威，诸多内忧外患之中，高宗病弱的身体，才是大唐帝国最大的隐忧。
高宗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迫切地希望能恢复健康，发挥一点余热，然而这不是人力所能解决的，只能期望于丹药和神力。李治原本不信神仙之说，显庆二年（657年），他曾以轻蔑的语气提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无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有。”然而自从他得风疾之后态度就发生了转变，也开始征方士合药了。估计唐人对丹药的看法就像我们看待气功，虽然不断有人说练气功不得法会走火入魔搞得神经兮兮，不过没钱治病的、身患绝症的、有志突破人体极限的，还是照样勇于尝试。李唐皇室的家族遗传病发作起来痛苦难当，既然名医束手，那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地到处找偏方。唐代的炼丹家因此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把真龙天子的肠胃当鼎炉来做化学试验，在他们锲而不舍的钻研下，终于研制出了中古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火药，砰砰砰内部引爆，搞“崩”了好几位皇帝。李治不是不知道有风险，然而人到绝望之时，总是希望有奇迹出现。总章元年（668年），王玄策给他引荐了一位印度僧人，没错，就是那位向吐蕃、尼泊尔借兵灭了中天竺的传奇使节。不幸的是王玄策不仅带回了俘虏中天竺国王，还带回了一位好吹牛的洋和尚，合出的长生不老药送大行皇帝驾鹤西返，王玄策的五品官职就再没升上去过。王玄策后来又几次出使天竺，很不甘心地又带了个洋和尚回来推荐给高宗，拍胸脯打包票地说这回这个一定是真的大师，结果挨了郝处俊老大一个白眼。高宗其实很有点动心，药都炼成了，想想还是没敢吃，讪讪然地附和了郝处俊几句“是啊是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一面还是封洋和尚为将军，安置在长安住下，就有些留待后用的意思。上元二年（675年）后高宗病情恶化，也顾不得许多了，公开下诏广征方士合练黄白，先先后后找了将近百人之众。[49]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术士明崇俨以其远近闻名的医术和神通被招入长安宫廷，成为高宗的私人医师。
传说这位明崇俨神通广大，有役使鬼神之能，精善岐黄，奇迹般地治好了某刺史千金的绝症，因此受到高宗的青睐。不过明大师对时政的兴趣远远大过诊治病情，“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说的就是他这种人。明崇俨多与京师的达官贵人交往，又常借症病的机会向高宗进言，假借鬼神之名臧否人物，评论政事。
“昨日臣与安期生下棋，谈到天下大势都不约而同地叹气，以为太子庸劣，难成大器，苍生从此多难了，”明大师悲天悯人地说，“倒是英王哲（即唐中宗，他的名字和封号几经改变）的容貌颇似已故的太宗皇帝，有人君之相。”
“其实说到相貌，诸皇子之中还是最年幼的相王（即睿宗李旦）最为尊贵，”过了两天，明大师又有高论，“至于太子，唉，不说也罢，实在不堪继承大统。”
这样肆无忌惮攻击当朝太子的话语，竟然出自一个江湖术士之口，不由得不让人怀疑明崇俨的政治背景——他是否武后特意安排到高宗身边的？以武后对高宗的严密监管，不可能容忍一个异端分子接近影响高宗，而明崇俨与武后来往密切，也众所周知——他经常为武后施法驱鬼。何况如果没有人背后撑腰，一个江湖术士又怎么大胆到批评当今太子？贤常年见不到父皇一面，父皇身边却包围着这样一群整日对自己说三道四的小人，太子心中的郁闷和不甘可想而知。大唐太子一向命苦，太子建成喋血禁宫，太子承乾幽死黔州，废太子忠以谋反罪被赐自尽，故太子弘死得不明不白，但像贤这样仍居太子之位，就被一个江湖术士如此羞辱欺凌的还是头一个。仪凤三年（678年），太子的两位得力臂助宰相戴至德、张文瓘先后辞世，高宗苦心经营的以反武人士组成的宰相班子已现出缺口。照这样的情形发展下去，除非出现奇迹，太子贤的命运已注定凄艳悲情如西天落霞。
贤不是理想主义的弘，从来不曾低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贤也不是自欺欺人的高宗，从来不曾奢望会有奇迹发生，惟其清醒，所以痛苦。面对着母后的步步紧逼，父皇的爱莫能助，找不到自救的方法，罗网在越收越紧，而他却已无路可逃。世上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明知死之将至却无能为力，心事重重的贤将内心的不安与挣扎谱写成宝成之曲，一个个带血的音符从断裂的蜀丝梧桐间缓缓逸出，那悲恸莫名的曲调震撼着每个知音者的心灵。妙解音律的始平县令李嗣真偶然听到，不禁失声道：“此曲何哀思不和之甚也？”一问才知道是太子新谱的琴曲宝成乐。李嗣真叹息良久，方道：“此乐宫商不和，是君臣相阻之征。角徵失位，是父子不协之兆。杀声既多，哀调又苦，若国家无事，恐怕太子会有难吧。”
一曲既毕，太子贤苍白而英俊的脸上，现出了决然的神情，仿佛所有的痛苦和疑虑，已经自琴声中释放。事情既已无可避免，唯有挺身去承担。他已不堪承受无休止的谣言、毁谤、苛责、监视，骄傲的天性不容他退缩和示弱，即使是自不量力，他也愿意拼尽全力放手一搏。调露元年（679年），术士明崇俨遇刺身亡。
武后震怒了。她敏感地察觉到是谁在搞鬼，是谁胆敢公然在京师杀害皇后的宠臣。明崇俨被追赠为侍中，就连他的儿子也受惠被封为秘书郎。同时侦骑遍出，京师震动，当作头号要案来抓。在武后一迭声地催促之下，大批人被逮捕入狱，日夜严刑拷打，常常有人被屈打成招，直到抓到新的“凶手”才放掉，然后又是一轮周而复始，但凶手却始终没有抓到。
躲在深宫里的李治也被惊动了。他当然知道武后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是针对谁，立即下诏太子监国。可惜已经太迟了，长久以来自私地躲在宫里喝药服丹，逃避外界，放任妻子掌权执政，任由儿子在风涛中挣扎，现在再给太子一个监国的名义，又有什么用呢？眼看着如此优秀的儿子即将遭受灭顶之灾，高宗再也坐不住了，他想起了汉初商山四皓的故事。当年刘邦宠爱戚夫人及赵王如意，汉太子刘盈的太子之位岌岌可危，张良设计请出了德高望重的隐士商山四皓为太子保驾，让刘邦打消了原意。于是，大唐皇帝李治终于离开了他那个乌龟壳，亲自到嵩山拜访当时著名的隐士田游岩，希望他能像汉初的商山四皓那样，保住太子贤的位子。田游岩倒是很爽快地答应出山做太子宾客，然而对武后这样不惧人言的人来说，一个久居林泉不问世事的隐士岂能挡得住她的脚步？调露二年（680年，即永隆元年）四月，因为几位老宰相去世，朝廷又新近任命了四位宰相，其中有黄门侍郎裴炎，当时的官职仅为四品。低品级官员的拜相，正是武后的创造发明，免得那些资深老臣不听使唤。裴炎的拜相，使武后终于在宰相中找到了一个同盟军，标志着武后向政治中枢渗透的努力得以成功。有些学者常以裴炎反对武后称帝为由说明裴炎并非武后心腹，殊不知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刘祎之最后也死于武后之手，但并不代表他做北门学士时有少帮武后出谋划策。从事态的发展来看，如果没有裴炎、刘祎之等人的大力配合，单凭武后一个人是无法连败二子独揽朝纲的。
朝中有人好办事。裴炎拜相之后，武后信心大增，公然拘捕太子贤的户奴赵道生，向贤直接下手了！在电视剧《大明宫词》里面，娈童合欢虽然身份卑微，但对太子忠贞不渝，情甘赴死，让无数人为之感动得眼泪直淌。而现实中的赵道生只不过是个普通人而已，表现远远没有那么戏剧化，一顿大刑伺候，便招认自己确有受太子委托刺杀明崇俨。当然，考虑到人都是血肉之躯，实在没必要要求过甚，但还是忍不住有点小失望。既然有了人证，武后立即派人全面搜查太子府，结果从东宫马坊里搜出了数百具甲胄。武后震惊，她这才清楚地意识到太子对她的不满和憎恶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也就是说，太子贤在必要的时候，是不惜动用暴力手段与她一战的！从什么时候起，母子之间竟然走到了这个地步？
风吹在眉间心上，多少有些冷冷的寒，事已至此，这个儿子是不能留了。武后果断地决定，把这桩普通的谋杀案，转而定性为谋反案，就势把李贤拉下马。于是，在武后的精心挑选之下，由三位宰相组成的重案组宣告成立，三司会审大唐太子是否犯有叛国罪。
按照唐制，为了防止京师发生叛乱，像皂甲这一类属军队正式装备的兵器运入京师时，要由卫尉寺长官卫尉卿先“籍其名数”，再交由下辖之武库署保管；遇“大祭祀、大朝会、大驾巡幸”时，再由武器署依所需数量向武库署领用，事毕须送还武库署保管。制度虽是如此，执行并不十分严格，“诸卫将军事毕后，多有污损，逾限不纳”，所以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为杜绝奸源，敕准卫府[尉]卿李升之奏请：“自今以后，每事了，限五日内送纳武库。”且太子东宫本有十率府等军事机构和武装护卫，存有一定数量的甲胄器仗并不奇怪。在东宫马坊搜得的这数百领皂甲，其实并不是太拿得出手的证据。若能以“逾期缴纳”为由，在尚未严格执行缴纳期限的高宗朝，及高宗本人“素爱太子”的基本心态支持下，由心向李唐皇室的主审官审判，不是不能藉辞开脱的。武后要把这样一起证据明显不足的案子定成铁案，主审宰相的人选至关重要。案发前的宰相团实际有八人：
左仆射兼太子宾客、同三品刘仁轨；
侍中兼太子宾客郝处俊；
中书侍郎、同三品兼太子右庶子李义琰；
中书侍郎检校左庶子、同三品薛元超；
黄门侍郎、同三品裴炎；
黄门侍郎、同三品崔知温；
中书侍郎、同三品王德真；
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大安。
其中刘仁轨、郝处俊、李义琰都是著名的反武人士，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更是贤的心腹，和贤一起注《后汉书》讽刺过武后，崔知温资深望重，不可能听武后摆布。王德真在章怀太子案后便被罢相，大概也不是武后亲信。最后挑选了薛元超和裴炎这两位新近提拔上来的宰相，会同刚由宰相降为御史大夫高智周来主审。
高智周是由薛元超引荐入仕的，本身官小位卑，无能左右局势。据《新唐书·高智周传》记载，他“与薛元超、裴炎同治章怀太子狱，无所同异，固表去位。高宗美其概，授右散骑常侍。请致仕，听之”。就是说他在审案之中不表示意见，只是一个劲儿地请求辞职，受到高宗的赞扬，迁为右散骑常侍。但高智周不愿意再做官了，请求告老还乡，最后高宗同意了。这段描写从侧面让我们了解到当日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态势，高智周不愿参与定罪太子，唯有辞职以表清白。他的人格受到高宗的赞美，也反映出高宗偏爱太子的态度，然而高宗的立场如此明显还是不能保护太子，显示出大权旁落的疲态。
薛元超是初唐著名才子，当时的文坛领袖，引荐推重过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所以在唐代文学史上也有一席之地。高宗武周时代唐王朝文艺初成，他也应记一功。然而此人在政坛上的表现远远逊色于文坛，之前两次贬官都是因为拍权贵的马屁，一次是李义府，一次是上官仪。这两人政见完全不同，他还真是墙头草随风倒。薛元超本是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薛收的儿子，薛收早亡，当时薛元超只得两岁。太宗痛惜故人早逝，爱屋及乌，对元超倍加呵护。九岁时太宗亲自召见他，送入弘文馆读书，十九岁时，太宗又做媒把和静县主嫁给他。和静县主就是齐王元吉和杨氏的女儿，玄武门之变太宗杀了兄弟全家，女儿倒是都留下了。时过境迁，难免心存歉疚，给元吉女儿挑的女婿倒比给自己女儿挑的好。杨氏算来还是武后的远房表姐，可是她身份尴尬，没有丝毫政治影响力，不仅武后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位表姐半句，就是薛元超也没把自己太太和丈母娘放在眼里。后来官至中书令的薛元超公然放话说，他这一生虽然富贵已极，但仍有三件憾事，“一恨不是进士出身，二恨不得娶五姓女，三恨不得修国史”。在他看来，太太无权无势门第不高，不能为自己增光添彩，真是人生一大憾事了。这多少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这位才子的另外一面，说他具有攀附权威的人格，并非妄断。章怀太子被废后，高宗慰勉原东宫官员，李义琰引咎涕泣，薛元超却舞蹈谢罪，两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李义琰后来被迫辞职，薛元超却升为中书令，不同的际遇，再一次透露出薛元超在章怀太子案中扮演了一个并不光彩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