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拂這一輩子幹過兩件重要的事：一件是在不到二十歲時從洛陽城裏逃了出去，另一件是在剛過五十歲時企圖自殺。這兩件事裏有一件成功了，另一件不成功。不管成功不成功，兩件事都引起了別人的詫異。因為這兩件事她都不該幹出來。紅拂很少想入非非，她想到了什麽就幹什麽。我現在依舊沒有結婚，而且在和小孫同居。別人總問我為什麽要這樣做。說實在的，我也不知道是為什麽。在我周圍有一種熱乎乎的氣氛，像桑拿浴室一樣，仿佛每個人都在關心別人。我知道絕不能拿這種氣氛當真，他們這樣關心別人，是因為無事可幹。就是把這種氣氛排除在外，大家也不能對別人漠不關心。就是我，也總在猜測別人是什麽樣的。這不是在猜測女人脫了衣服是什麽樣的，而是在猜測每個人在心底是什麽樣的，隨時隨地都在想些什麽。
我現在經常想到一個人，就是那位在二次大戰裏躲在“邊樓”的猶太小姑娘安妮。她在那裏寫了一本日記，說她相信每個人的心地都是善良的，然後就被納粹抓走了，死在滅絕營裏。這樣她就以一種最悲慘的方式證明自己是錯了。她生命的價值就是證明了再不要相信別人是善良的。最起碼要等到有了證據才能信。
你是不能從人群裏認出我來的，盡管你知道我頭發灰白，一年四季總穿灰色的衣服。現在每天我都到係裏去上班，在我的辦公桌上放了一個老式的墨水池，那東西看上去像個眼鏡，左邊的一個墨水瓶裏是紅墨水，右麵一個是藍墨水，中間的凹槽裏放了好多蘸水筆尖。每天早上我來時，都要仔細地把筆尖挑選一遍，把磨禿了的筆尖揀出來，包在一張紙裏扔進廢紙簍；然後戴上老花鏡批閱學生的作業。這些學生是加州伯克利教的。批完之後我把這些作業本拿到對麵他的辦公桌上，然後看教科書的校樣，到十一點鍾我到廁所去洗手準備回家——有人在洗手池上放了一撮洗衣粉，用它可以去掉手上的墨水漬。我就是這樣一天天老下去了。從這個樣子你決看不出我每天每夜每小時每一分鍾都在想入非非，懷念著十七歲時見到的紫色天空，岸邊長滿綠色蘆葦的河流，還有我的馬兄弟。我本來不是這樣，是裝成這樣的。你不可能從一個消瘦、憔悴的數學教師身上看到這些。有關人隨時在想些什麽，我隻知道一個例子，就是我自己，別人不可能把一切都告訴我。所以我隻好推己及人。在統計學上可以證明，以一個例子的樣本來推論無限總體，這種方法十分之壞。安妮·弗蘭克就犯了這種錯誤，從自己是善良的推出了所有的人都是善良的，雖然這份善良被深藏在心裏；這個推論簡直是黑色幽默。但是在這件事上沒有別的方法了。到目前為止，沒有一件事能讓我相信我是對的，就是人生來有趣，過去有趣，渴望有趣，內心有趣卻假裝無趣。也沒有一件事能證明我是錯的，讓我相信人生來無趣，過去無趣現在也無趣，不喜歡有趣的事而且表裏如一。所以到目前為止，我隻能強忍著絕望活在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