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長大以後，對我小時候的這些事感到困惑不已。我能夠以百折不撓的決心去爬一堵牆，能夠做出各種古怪發明，但我對自己身邊的事卻毫無警覺，還差點被送到了看瓜的地方去。這到底說明了我是特別聰明，還是說明我特別笨，實在是個不解之謎。
有關我受“幫教”的事，必須補充說明一句：當時是在革命時期。革命的意思就是說，有些人莫名其妙的就會成了犧牲品，正如王母娘娘從天上倒馬桶，指不定會倒到誰頭上；又如彩票開彩，指不定誰會中到。有關這一點，我們完全受得了。不管犧牲的人還是沒有犧牲的人，都能受得了。革命時期就是這樣的。在革命時期，我在公共汽車上見了老太太都不讓座，恐怕她是個地主婆；而且三歲的孩子你也不敢得罪，恐怕他會上哪裏告你一狀。在革命時期我想象力異常豐富，老把老魯的腦袋想成個尿壺，往裏麵撒尿。當然，扯到了這裏，就離題太遠了。除了天生一副壞蛋模樣，畢竟我還犯了毆打氈巴的罪行，所以受幫教不算冤。雖然老魯還一口咬定我畫了她（這是雙重的不白之冤——第一，畫不是我畫的而是窩頭畫的；第二，窩頭畫的也不是她。我們廠裏見到那畫的人都說：“老魯長這樣？美死她！”算起來隻有那個毛紮紮是她），而且還有×海鷹在挽救我。有時候我很感激×海鷹，就對她說：
“謝支書！”本來該叫團支書，為了拍馬屁，我把團字去了。她笑笑說：
“謝什麽！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
這句話是人民法官宣判人犯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時常說的。雖然聽了我總是免不了冒點冷汗，懷疑她到底和誰是一頭，但也不覺得有什麽好抱怨的：畢竟她是個團支書，我是個後進青年，我們中間的距離，比之法官和死刑犯雖然近一點，但屬同一種性質。我談了這麽多，就是要說明一點：當年在豆腐廠裏的那件事，起因雖然是窩頭畫**畫，後來某人在上麵添了毛紮紮，再後來老魯要咬我，再後來我又打了氈巴，但是最後的結果卻是我落到×海鷹手裏了。而她拿我尋開心的事就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