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的殖民统治
关东军在《满蒙自由国设立方案》中对建设“满洲独立国”的最终目的作如是说：“新国家”要超脱于中国无尽无休的军阀横征暴敛的内乱之外，减轻租税，维持治安，人民安居乐业，使之成为5000年来中国民众所渴望的理想乐土。但是这样漂亮的承诺抛出伊始就已经成为谎言，并且是极为荒谬的了。先不说其他，单就它无端地对另一个国度行使武力占领，还堂而皇之地在那里建立“新国家”，不就显得有些荒谬吗？所谓“王道乐土”“民族协和”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人民实行残酷殖民统治的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
伪满洲国从筹划到成立，无不是日本侵略者一手导演和制造的。1934年3月1日，溥仪从“满洲国执政”晋升为“满洲国皇帝”，但终究是一个傀儡，是日本人手中的工具。“关东军司令作为日本天皇的代理人，必须是皇帝的师傅和监护人”，可见这个满洲国的皇帝就是唯天皇及其代表之命是从的儿皇帝。除了在纸上写出他的权力外，他几乎毫无权力可言，甚至包括自由行动的权利。而伪满洲国政府各部大权也全部由日本人控制，日本内阁在《满洲国指导方针纲要》中明确规定，对满洲国的指导，在关东军司令官兼帝国驻满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籍官吏进行。很显然，伪满洲国政府中的日籍官吏有权决定一切，以至于满洲国的最高统治者溥仪除了在文件上签名外，无事可做。伪满洲国省、县两级地方统治机构也同样由日本人掌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延伸到伪满政权的各个领域。据统计，“满洲国”官员共2354人，其中日本人有571人，占总人数的24%强。
为了维护殖民统治，日本还设置了严密的军警宪特机构，制定了严酷的法西斯法令。从1932年底开始，日伪颁布了《暂行惩治叛徒法》、《暂行惩治资匪法》、《治安警察法》和《暂行枪炮取缔规则》等法令，并以此为“依据”，在各地制造恐怖事件，使东北成为一座真正的大集中营。1933年12月22日，日伪公布《暂行保甲法》，规定每十户居民为一牌，村或相当于村的区域为一甲，甲上为保，各户之间实行“连坐法”，一户发现有抗日活动，其他各户都要受到惩罚。
为了剿灭抗日武装力量，日本在伪满洲国内还实行所谓的“治安肃正”，在维护内部治安的名义下，以“通匪”罪名杀害无辜。震惊世界的“平顶山惨案”就是日本“治安肃正”的典型事例。
1932年9月15日晚，一支中国抗日武装力量袭击了盘踞在辽宁省抚顺市南4公里处平顶山村的日本侵占军。为了杀一儆百，驻抚顺日军决定血洗平顶山村。当天下午，日军就出动200人包围该村，以照相为名把全村人强行集中，然后用机关枪向他们疯狂扫射，最后放火烧村。在这场蓄意的大屠杀中，平顶山近3000名中国人全部遇难。日本侵略军制造的各类惨案在中国东北土地上到处上演着，令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
“集团部落”是日本侵略者对东北人民实行的又一项残忍的殖民统治措施。为了切断抗日武装力量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他们强迫老百姓离开家园，迁居到日军指定的地区，实行归屯并户，过着集中营的生活。原有的村庄房屋一律烧光，不愿迁移的人一律杀光，有用的财物一律抢光。1934年阴历腊月二十七日，日军命令黑龙江省黑嘴子山屯人全部搬到湖南营。第二天，日军又闯进村子，先把全村各户财物洗劫一空，然后挨家挨户焚烧房子，结果全屯27户32所房子顷刻间全部化为灰烬。一位刘姓村民瘫痪在**的母亲被活活烧死。
日军新建的“集团部落”四周筑有3米高、1米宽的围墙，围墙外设有日军据守的炮楼。入居其中的中国百姓必须遵守日军的苛刻规定，出入“部落”的人马车辆都得搜查，不准结伙走路、谈话，夜里不许点灯和关门，等等。日本警察特务隔两天查户口，隔三天查夜，被迫入住的人们的生活根本得不到保障，因饥饿寒冻或疾病惨死其中的中国人难计其数。到1936年末，日军在东北共建立了4400多个“集团部落”，受害人口达500万人。
日伪实行“归屯并户”的结果是造成大量的“无人区”，致使土地荒芜，疾病流行，饿殍遍野。
日本殖民统治的强化，使东北人民反抗侵略的意志更加坚不可摧。
◎经济掠夺与统治
视中国东北为其“生命线”的日本，占领“满蒙”的最重要意义当然是在经济方面。起初是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新国家”成立后，关东军“开发”东北的方针就成为：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和平时期，都应以保证军需资源作为基本出发点，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资源，为日本帝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1932年9月15日，日本驻伪满大使武藤信义与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的《日满协定书》及一系列其他协议中，就把“满洲国”的铁道、港湾、水路、航空、矿业权等重要的经济、交通命脉全部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使日本牢牢控制了伪满洲国的国民经济。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对东北大部分铁路实行军事占领、军事管制，然后操纵汉奸，拼凑傀儡政权，通过签订各种契约，委托满铁经营，夺取路权，从而垄断东北交通运输。柳条湖事件后，关东军在先后强占了北宁铁路营口站、沈海铁路抚顺站、吉长铁路吉林站、四洮铁路郑家屯站、打通铁路通辽站、北宁铁路巨流河站、吉敦铁路敦化站、洮昂铁路洮南站等，并对沈海铁路沈阳总站实行了军管。随着日本侵略的深入，在关东军的怂恿和支持下，满铁对东北境内的铁路实行了所谓的“接收”，即夺取其经营权。这些铁路主要包括沈海铁路（沈阳至海龙），奉山铁路（沈阳至山海关），吉林省的全部铁路，如吉海（吉林至海龙）、吉长（吉林至长春）、吉敦（吉林至敦化）、四洮（四平至洮南）等线，以及黑龙江省的全部铁路，有洮昂铁路（洮南至昂昂溪）、洮索铁路（洮安至怀远镇）、齐克铁路（齐齐哈尔至泰安）、呼海铁路（呼兰县至海伦）等。
1931年10月23日，实权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的伪东北交通委员会正式成立，成为日本管理伪满交通、通信的重要机构。
日本帝国主义在霸占东北铁路的同时，还通过傀儡政权签订各种契约、协定，夺取东北港湾、水运、航空等管理权。1933年3月1日，满铁在沈阳成立铁路总局，经营东北已建和新建铁路、港湾、水运及附属业务，日本完全霸占了东北的交通运输业。
日本在东北“开发”的主要目标是矿产资源，特别是煤和铁以及其他军用所必需的矿产。日本掠夺东北煤炭早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就开始了，他们先后强占了抚顺煤矿和本溪煤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霸占了原属东北矿务局的复州、八道壕和西安煤矿等。开采抚顺油页岩也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已开始了。鞍山、本溪一带的铁矿也在九一八事变前后被日本夺走。
东北森林资源更早令日本垂涎欲滴。从1905年开始，日本就乘战乱之机擅入鸭绿江林区盗伐树木10万余株。以后更是得寸进尺，滥砍滥伐，大肆掠夺东北森林资源。伪满洲国建国后，东北大小林场255处全部由傀儡政权控制，实际上也就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
各地金融机构是日本关东军武力侵占东北时首要抢夺的目标，仅1931年9月19日一天内，关东军就在沈阳占领了东三省官银号和中国、交通、边业三家银行，在长春占领了吉林永衡官银号和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等的分支机构。21日，占领吉林省城的永衡官银号。11月19日，占领齐齐哈尔黑龙江省官银号。这些银行、银号库存的金银、现款，全部被日军查封占有。1932年6月15日，日本成立的满洲中央银行就是以上述被占领的东三省官银号和各地中国银行分支行的一部分资财作为资本的。满洲中央银行开张后的首项业务就是统一货币，它通过收兑旧币、管制黄金、封闭金店等办法，对东北人民进行了一次大搜刮、大洗劫。东北原有的金融机构被彻底改组，成为日本金融机构的从属物。
沦陷后的东北，农民所遭遇到的掠夺与盘剥是最为严重的。首先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被日本人以“商租”的名义强行没收或收买；其次是组织大批武装移民迁入东北，赶走当地的中国农民，强占土地；最后是招集朝鲜浪人霸占农田，致使东北农民无地耕作，流离失所。而那些有自己土地的农民则被日本帝国主义加在头上的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压迫着。除了农田税之外，甚至连养鸡、养狗、养猪、妇女剪发都要纳税。即使是丰收年，所得收入也还不够缴纳所有的税捐，造成“富人穷了，穷人更穷得不能生活了”的悲惨结局。
除此之外，鼓励中国人种植、吸食鸦片的毒化政策不仅成为日本削夺东北人民抗日意志的一种政治手段，而且也成为他们赚取不义之财的经济手段。日军侵入“满洲”的几个月后，整个被占领的地区就成为烟毒的世界，沈阳、哈尔滨、吉林各大城市几乎没有一条清净的街道，鸦片烟馆和毒品店触目皆是。日本人还发明了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凡是吸食吗啡、海洛因的穷人，只要轻轻敲门，门上的木洞就应声而开，吸食者只需将手臂伸入洞内，并随交两角大洋，就可以得到毒品注射。日本人在军品的掩护下，每年将价值成百上千万元的鸦片销往中国。在东北各地开设的毒物工厂每年也要生产出价值几千万元的毒品。日本人还强迫中国农民种植鸦片，“在主要铁路线附近，烟苗还不多，可是，离开了铁路线，就有无数的田地遍植罂粟”。日本在东北的毒化政策甚至使日本的军官都做了各种毒品的俘虏。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上任不久，就在一封密函中指出：“据最高军事当局所知，许多日本军官常赴毒场和烟窟，他们甚至吸食毒物。”
◎文化奴役
伪满洲国的任务，并非仅仅是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提供便利条件，而且还要使东北人民俯首帖耳，养成一种“日满一体的民族协和”的奴隶精神。因此，文化奴役政策便在伪满大行其道。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大力鼓吹日本大和民族是优秀人种，是“东方唯一的高文化”，伪满洲国是一个实行“王道政治”、建设“王道乐土”的独立新国家，宣传所谓“日满亲善”，模糊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同时，他们还制造东北不属于中国，却与日本“密不可分”的谬论与谎言，甚至宣称东北地区的历史就是“满蒙人驱逐汉族”，维护其“住地”的历史，把他们的侵略活动说成是日本人以血的代价为满洲国的独立作出了“牺牲”。
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刚刚建立，日本就在伪政府内设立了资政局弘报处，控制东北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等宣传机构，大肆摧残中国的民族文化。1932年12月初又建立了“满洲国通讯社”，垄断东北的新闻通讯机构与事业。1934年6月29日，伪民政部发布通令，禁止关内的《大公报》《新闻报》《晨报》《申报》和苏联的《消息报》《真理报》进入东北。1935年到1938年间，伪满洲国禁止发行报纸7445份，扣押56091份，有2315份杂志不准发行，普通出版物3508册不得出版。
日本帝国主义除了严格限制报刊和图书的出版与发行，还利用电影为其宣传服务，制作一些为其侵略涂脂抹粉、污蔑中国人民抗日的影片，严禁放映对其不利的一切影片。小说、戏剧、音乐、美术等方面也无不被侵略者进行法西斯的统制，具有进步或反日倾向的文艺作品无一例外都被判处“死刑”，而那些泯灭和削弱中国人民民族意识和反抗思想的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作品则受到日本殖民者的推崇和宣扬。东北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各种文艺团体，只要被日伪军警宪特发现有反日爱国行为，就会遭到逮捕和屠杀。
为了从根本上消除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实行长久统治，日本开始在东北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下令，占领区所有学校一律停办，封闭了原有的一切公立学校，30余所大专院校亦全部被关闭（到1933年，仅有两所大学恢复上课）。不久，殖民者重新组建了由日本人当校长、教导主任的“日满学校”，原来的教材和教学内容都被废止。
日本对于儿童和少年的“精神”麻醉更为注重。从1932年开始统制教育内容，三令五申地取缔原有的、站在三民主义立场的、有民族思想的教材，命令“凡有关党义教科书等，一律废止”。随之而来的就是在东北各地搜查、焚毁有关党义和国耻记载的书籍。同时命令各学校暂时以四书五经来代替公民、党义等课程。接着立即着手编印充满了关于“日满一体”“同文同种”“王道乐土”以及封建道德宣传的“国定教科书”。日本人编定的历史教科书伪造中国历史，地理教科书则擅改中国的疆域。日本帝国主义的唯一目的就是使中国学生不知道或忘记自己的祖国。
为了彻底灌输殖民地文化和使中国人民甘为日人奴隶的精神，日伪当局强行规定日语和汉语同为国语，但由于许多教材都以日文印成，并且由日本人用日语讲解，在实际教学中日语就占了主导地位。日伪当局声称，学习日本语的终极目的，就是理解日本精神。他们还强迫中国学生每天都朝向日本方向遥拜日本天皇和诵读天皇诏书，用这种办法培植学生的奴隶意识。
各级学校的校长、教员，都由不少日本人充当，这些日籍教员就成为日伪当局在学校安插的特务和秘密稽查员，中国师生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杀身之祸。日伪当局还经常在各学校举行大检举，借以封闭学校，捕杀无辜。对于中国教员要定期考察其“品行”、思想和信仰，若发现“异常”，轻则解雇、监禁，重则杀头。1935年9月，通化日伪当局以当地师范学校校长参加教育界抗日救国会为由，逮捕了该校校长和全体中国教员，后来又波及安东省所属其他各县文教界，受株连而遭逮捕的有80余人，其中有20人在这场风波中惨遭杀害。
为了控制东北人民的反日抗日思想，日伪当局甚至颁布了专门的“思想法规”，如《治安矫正法》《思想矫正法》等，只要日伪军警认为某个中国人有“犯罪”的可能，就可以随意将其逮捕或杀害。据不完全统计，1932年至1940年间，东北地区以“反满抗日”罪名被杀害的共有6.7万余人。
日本在东北实行奴化教育不外乎三方面的用意，首先是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其次乃是为了消除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心理，最后则是把他们直接变为奴性的国民。一句话，就是不仅把东北人民同化为日本人，而且必须是日本人的没有民族性、没有个性的奴才。
抗日烽火遍神州
◎全民共举抗日旗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遍中国东北的土地。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与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截然相反，中国共产党毅然举起抗日大旗。柳条湖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就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20日，又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告全满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大众书》。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此后，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于9月25日、30日和10月12日又多次发表宣言和告全国民众书。这些宣言、决议和告民众书以大量确凿的事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领土、残害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中共强调指出：日寇入侵“其鲜明的目的显然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同时，严厉谴责了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广大群众迅速组织起来罢工、罢课、罢市，提出了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中国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抗日救国主张。
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在东北迅速引起反响，抗日的呼声响彻白山黑水。安东（今丹东）4500多名工人首先举行大罢工，抗议日本的血腥侵略。哈尔滨还召开了大规模的抗日救国示威大会，爱国群众愤怒地袭击了日本驻哈领事馆。沈阳兵工厂的工人不肯替敌人生产屠杀自己同胞的武器，3万多人纷纷离厂。吉海铁路工人炸桥梁、扒军车、撬铁轨，使日军运输线陷于瘫痪。大连码头、机车铁道的工人还组成“大连放火团”，专门焚烧日军军用物资，他们使用一种香皂型的固定定时爆燃火药，火力极强，连房顶的铁皮盖都被烧得如白纸一样在空中飘扬。“大连放火团”曾创下一个月内烧毁大连码头四个主要仓库的佳绩。
进步人士阎宝航、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车向忱等，以及在北平的东北籍青年学生400余人，在旧刑部街12号的奉天剧场开会，成立了抗日救国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其宗旨是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维护主权。救国会成立后，在宣传抗日和组织军事力量等方面展开了积极活动。他们还创办了《救国旬刊》、《复巢月刊》和《东北通讯》，专门登载东北的敌伪活动和义勇军抗战消息，收集抗日策略，团结抗日人士，唤醒民众的抗日觉悟。张学良还拨出很多枪械、弹药、被服和现款，以救国会的名义支持东北义勇军，通过发行爱国券的方式接济义勇军和弥补救国会的开支，在物质和精神上给予救国会以巨大的支持。
关内的各界人士的抗日浪潮也迅速掀起。自1931年9月19日起，北平、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工人、学生及市民纷纷举行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罢市，发表通电，抗议日本侵略东北的行径，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放弃“不抵抗”方针，起而抗日。北平各界250多个团体20多万人参加抗日救国大会，呼吁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收复失地。青年学生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抗日呼声中充当了先锋，9月27日，上海学生首先派出请愿团赴南京请愿。28日，南京各大专院校汇合上海学生请愿团共数千人，冒着倾盆大雨，涌向国民政府外交部前请愿示威，他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滚出去”等口号，慷慨激昂，爱国救国之心殷殷可鉴。愤怒的学生还直奔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办公室，谴责其外交无能，并将其打伤，捣毁其办公室，王正廷不得不引咎辞职。人们事后戏谑说：王正廷是名副其实地被人打下台的。
11月下旬，日军进攻锦州，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中国军队退守山海关的建议。消息传来，全国哗然，群情激奋，各地学生请愿团立即改为示威团奔赴南京。12月17日，汇集在南京的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济南、苏州、安庆等地的学生及南京市的学生3万多人，举行联合大示威。当学生示威队伍行至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附近的珍珠桥时，遭到大批警察和宪兵的袭击，当场有30多名学生被打死，100多名学生被打伤，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珍珠桥惨案”。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激起了更大的愤慨，强烈谴责国民政府的恶劣行径。上海为悼念珍珠桥死难烈士，举行了轰动全市的抬棺大游行。
除了东北的工人阶级以罢工、示威等形式反抗日本侵略外，关内各地的广大工人群众也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1年9月24日，上海市3.5万码头工人举行了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接着，上海日商纱厂工人酝酿同盟总罢工，纷纷退厂，不替日本资本家做工，还成立了上海日商纱厂工人抗日救国会。9月26日，上海100多个工会和各界群众数万人，举行了抗日救亡大会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9月底，北平邮电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和邮电工人义勇军。10月中旬，北平工界抗日救国会成立，发表通电，强烈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并作出了组织义勇军和募集爱国捐款等项决定。天津、广州、南京、武汉、青岛、太原、芜湖、长沙、重庆、桂林、汕头以及许多偏远城市的工人也纷纷走上街头，以向政府请愿，举行抗日宣传，征募爱国捐款，禁售日货等形式，开展抗日救国活动。香港的中国工人也在九一八事变后不断举行抗日示威，还多次与阻止示威的英国军警作斗争。
妇女界也在这场抗日大潮中行动起来了。上海800余个妇女团体的2000余人召开大会，组成妇女救国大联盟，举办救护训练班、妇女救护队等，开赴前线参加救护工作。南京妇女界组织中华国民救国女子军，三天内签名参加者即达1300多人。张学良夫人于凤至等人发起组织华北妇女救国会，支持抗战。著名的民主爱国人士何香凝发起组织的华侨青年救护队，直接参加了锦西前线的救护工作。
一向超然物外的宗教界僧侣也高擎抗日义旗。北平法源寺的僧人、中国佛教会等通令各省市佛教会转告各寺院僧侣，呼吁共赴国难，节约费用，犒劳前方将士。穆斯林发起组织伊斯兰学友会，发表抗日宣言。
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左派及部分军政人员也都在这场民族危亡的紧迫局势下，与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入到了抗日救亡运动中来，表现了中华儿女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
◎东北军民的武装抗日
在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广大爱国官兵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蚕食侵略深表愤慨，曾经与之多次发生冲突。所以，柳条湖事件后，虽然蒋介石政府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但是仍然有部分爱国官兵为抗击侵略，拒绝执行国民政府“不抵抗”的命令，演出了一幕幕令人**气回肠、气贯长虹的抗日救国壮举。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辽宁、吉林得手之后，即进逼黑龙江省，形势异常危急。东北军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3旅旅长马占山受命代理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奋起领导江桥抗战。
1931年11月2日，马占山等接到日军表示将“行使武力”的最后通牒后，决心固守阵地，坚决打击来犯之敌。11月4日，4000余名日军向嫩江桥中国守军发起大规模进攻，中国守军奋起还击，日军攻势受挫。5日，中国守军抱着“与城偕亡”的决心，与日伪军血战江桥畔，再次将敌击得溃不成军。据日方统计，在这次战斗中，日军被打死167人，伤百余人，伪军死伤共700余人。6日，日军改变进攻阵容，自为前锋，伪军殿后，从天上、地面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中国军队以满腔的爱国热忱拼命抵抗，前仆后继，不为所屈。日军遭到入侵以来的一次空前损失，滨本步兵联队几乎全部被歼，高波骑兵队也死伤殆尽。中国守军也付出了600余名官兵伤亡的惨重代价，守军疲惫不堪。为了保存实力，马占山将主力部队撤至距江桥50华里的三间房阵地。
从8日开始，江桥抗战进入最为艰苦的阶段。在江桥受到重创的日军，经过补充和几天的休整后，从11月12日起又开始向中国守军阵地轮番进行大规模进攻。17日，日军出动7000人左右，在百余门大炮和1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向守军阵地猛扑过来，而中国守军仅有4000余人，此役成为整个嫩江桥抗战中最为残酷的一仗。但中国守军同仇敌忾，英勇异常，防守官兵击退了日军连续十余次的冲锋。骑兵第1旅4团炮兵庞振海向敌人连续发炮80余发，突然炮筒炸裂，他竟徒手赤足冲入敌阵，口中连喊杀声不绝，令敌寇心惊胆寒。一整天的厮杀，中国守军粒米滴水未进，弹药也将告罄，在这种情况下，日军于18日凌晨以装甲车攻入三间房。筋疲力尽的中国守军被日军机关枪队的猛烈火力截为数段，损伤惨重，相互难以为援。18日夜，马占山率守军退到齐齐哈尔，19日退至海伦。自11月4日开始的江桥血战，历时十六天，至此结束。
江桥抗战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震动，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热情赞誉和大力支持。全国各地纷纷汇款给马占山的守军，贺电如雪片飞来，各大报刊也以显著位置报道江桥抗战实况，热情赞颂爱国官兵的悲壮之举。甚至连英国《每日邮报》和上海的美国《密勒氏评论报》记者也采访了马占山，对其顽强抗日的壮举大加赞赏，马占山成了现代史上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第一位民族英雄。
继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之后，哈尔滨保卫战成为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的又一壮举。日本关东军在1932年1月攻下锦州和齐齐哈尔之后，挥兵直指北满，企图一举攻下北满重镇哈尔滨。以李杜、冯占海、邢占清等为首的东北爱国官兵在松江畔，又谱写了一曲响彻云霄的抗日颂歌。1931年10月，“吉林省剿匪总司令”汉奸于琛澄为了配合日军进攻哈尔滨，派刘宝麟旅进驻通往哈尔滨的门户双城以东十里铺附近，被驻守在双城并早有作战准备的东北军第22旅官兵，在旅长赵毅的率领下，一举击溃，缴获大小枪支五六百支，俘获敌官兵700余人。
日军得知刘部被歼，恼羞成怒，决定直接出兵。1932年1月30日半夜，日军抵达双城堡车站。这时早已得到消息的赵毅部悄悄将车站包围，从三面猛烈进攻措手不及的日军，并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日军被打得乱作一团，有的钻到火车下躲藏，有的抱头鼠窜。这场奇袭毙敌200余人。日军慨叹这是自江桥战役之后遭受最重的一次打击。
2月2日，日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向东北军反扑，赵毅部伤亡惨重，20余名军官殉国，士兵伤亡约六七百人。赵毅不得不率兵退向哈尔滨，双城失守，哈尔滨门户洞开。
2月4日拂晓，日军向哈尔滨发起了总攻击。敌人在飞机掩护、坦克、装甲车开路的情况下，骑、步兵双管齐下，展开进攻。李杜等将领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抗战官兵英勇抵御。但由于日军强兵压境，又以飞机作掩护，凡中国守军密集处均遭轰炸。2月5日下午，东北军被迫全线撤退，哈尔滨保卫战失败，李杜等人率部转入长期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人民组织了各种抗日武装，如义勇军、游击队、红枪会、大刀会、山林队等，坚持抗击日本侵略者数年，其中尤以东北抗日义勇军给日本侵略者的打击最重。
抗日义勇军在辽宁地区兴起最早，发展较快，斗争也极为活跃。辽西地区黄显声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组建于1931年12月，约有6万余人。他们在绥中、北镇、黑山、新民、沈阳沿北宁路一带分部行动，四处出击，使日军惶惶不安，终日疲于奔命。1932年1月9日，日军混成第38旅骑兵27团团长古贺传太郎中校亲率日军在锦州县城西一带“扫**”，遭到早已获知情报的黄显声义勇军的突然袭击，被打得人仰马翻。古贺中弹而死，仅十余人逃回县城。下午，日军由锦州返回给养队，行至钱塔子屯岭下时，又受到义勇军的阻击和围歼。这两次战斗，共击毙日军60余名。古贺之死被日本人称为“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
辽南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是辽南地区义勇军中最出色的一支队伍。九一八事变前，邓铁梅为牡丹江警察分署署长。柳条湖事件发生后，他抱定不能俯首甘当亡国奴的决心，联络近200名抗日志士，于1931年10月组成东北民众义勇军，被推举为司令。由于邓铁梅在凤城、岫岩一带声望卓著，响应者络绎不绝，不到一个月，队伍即发展到1700—1800人。同年11月22日，邓铁梅率部攻打凤城县城，捣毁伪县公署、警察局，砸开监狱，放出100余名爱国抗日志士，并全歼守城日伪军，缴获迫击炮两门、机枪三挺、步枪400余支，取得凤城战斗大捷。自卫军在成立不足五个月间，共与敌人进行大小战斗近百次，队伍发展到1.5万人。安奉路沿线的辽东三角地带内，凤城、岫岩之间方圆几百里地区，基本被邓部义勇军控制，人们亲切地称这里为“抗区”。
邓铁梅也因此被日本关东军视为眼中钉，他们先用招抚手段欲消化这支令他们胆战心惊的抗日队伍，但未得逞。后便动用大部兵力对辽东三角区轮番“讨伐扫**”，最后终于将邓铁梅抓获，杀害在狱中。这位被称作“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牺牲时年仅43岁。
白山黑水之间英雄儿女们的抗日武装在辽宁省还有唐聚五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李纯华任总指挥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王凤阁任司令的“辽宁民众义勇军”、由蒙汉两族人民共同组成的“东北抗日军蒙边骑队”等数支队伍。吉林地区的义勇军兴起较晚，但颇为集中，很有战斗力，主要有李杜、丁超、赵毅、冯占海等人组织的“吉林自卫军”、王德林领导的“吉林国民救国军”，以及吉西抗日军、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抗日鲜人联合会等。黑龙江省义勇军主力多由东北军旧部的爱国官兵组成，主要有东北民众救国军、黑龙江救国军等。
东北抗日义勇军发扬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历史功绩不可没。
战火燃烧的东北，使整个民族觉醒了。他们以钢铁般坚强的意志和前仆后继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攻不垮、摧不烂的钢铁长城，保卫祖国，守住家园，直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取得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