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与“大陆政策”
从公元前210年徐福率3000童男童女为秦始皇求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日本人至今仍筑庙建祠奉徐福为朝拜之对象），到唐代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经送法，中日两国间绵长而深远的友谊就一直被两国人民继承和发展着。即使到了16世纪，中国东南海疆屡遭倭寇骚扰，也未影响两国间传统友邻的关系。只是到了近代，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变成了侵略中华的敌人。
19世纪是世界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期，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行资本主义制度，成为当时世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与中国同样面临着民族危机的日本，从1868年起开始了旨在改变社会性质、发展生产力、跟上历史潮流的“明治维新”运动。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不仅使日本的社会形态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而且化解了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使日本成为亚洲唯一一个保持领土完整、跻身世界资本主义行列的国家。但是，摆脱了西方列强殖民枷锁后的日本，保留并发展了军事封建性的一面，迅速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日本明治政府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把侵略扩张定为最高国策，确定了一个在东亚树立霸权、以朝鲜和中国为主要侵略目标的“大陆政策”，声称：“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既皆实现，惟第三期之灭亡满蒙，以及征服中国全土，使异服之南洋及亚细亚全带无不畏我服我。”1868年明治天皇发表《天皇御笔信》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表明了以武力征服世界的狂妄野心。“大陆政策”成为日本制定一切具体侵略政策的最高原则，而后日本对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侵略也无不体现了这一原则。
1889年底，大军阀山县有朋组阁，担任日本首相。翌年3月，他向明治天皇提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一是捍卫主权线，一是保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极力鼓吹“保护利益线”，推动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军备战活动，使对外扩张侵略的“大陆政策”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从19世纪70年代起，日本统治集团就开始实践其“大陆政策”。先是擅自宣布与清朝有宗藩关系的琉球国为其“内藩”，继而入侵中国台湾、征略朝鲜，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特权。1894年，日本在做了充分准备之后，终于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中国，挑起“甲午战争”，覆灭中国北洋海军，迫使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攫取了对朝鲜的宗主权，割占了中国领土台湾岛和澎湖列岛，勒索了巨额赔款，占领了广大的中国市场。奉行“大陆政策”的日本政府完成了其侵略计划的头两期目标，即征服台湾和朝鲜。
甲午战争使日本一跃而为亚洲的强国，挤进了帝国主义的行列，也极大地助长了其军国主义的恶性发展。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日本攫取了中国福建省为其势力范围。1900年，日本又出兵2.2万余人，以当时出动兵力最多的国家，同德、法、俄、英、美、意、奥等国组成八国联军，侵略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
由于俄、德、法三国的干涉，日本未能在甲午战争后将辽东半岛攫为己有，遂与沙俄结下宿怨。1904年2月8日，耿耿于怀的日本终于不宣而战，在中国东北发动了日俄战争。结果沙俄大败，以《朴次茅斯条约》为信，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独占利益，将旅顺口、大连及附近的领土和领海的租借权，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权利、特权和财产全部转让给日本。随后，在不久的几年内，日、俄又三次签订密约，互相承认对方在中国东北、内蒙古的侵略利益。从此，日本的侵略势力渗透到了中国东北。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利用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欲逞其独霸中国的野心，首先出兵山东，继而又厚颜无耻地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和抵制。日本政府不得不改变侵略策略，采取了以经济侵略为主的政策，特别是加强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扩张活动。
20世纪20年代后期，日本国内发生了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急于摆脱困境的日本政府决定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1927年4月，日本陆军大将、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出任总理兼外相，组成了新内阁。同年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京首相官邸召开了以制定新的对华政策为目的的“东方会议”，出台了一项《对华政策纲要》，其核心内容便是加强对中国东北和内蒙古的控制与掠夺。
“东方会议”的召开，表明日本政府在坚定不移地推行“大陆政策”方面又步入了一个新的、最为疯狂的阶段。随后不久爆发的九一八事变就是明证。
◎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置的侵略机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中国东北地区是指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四省，其东部和北部为黑龙江、乌苏里江，与沙俄交界，东南部隔鸭绿江、图们江与朝鲜为邻，南濒渤海、黄海，与日本隔海相望，总面积130余万平方公里。日本帝国主义又称其为“满洲”。
自古以来，东北地区就属于中国。远在旧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就生活在这片土地肥沃、物产丰饶、资源雄厚的广袤土地上。自先秦至西汉，东北一些地区就已纳入中国版图。唐太宗李世民统一中国后，在东北地区设立了行政机构，由中央直接管辖。自此以后，历代王朝都在这里建立官署，行使统治权。但是，自1840年欧美资本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大门，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后，无论边疆、内地，人民都遭尽了列强的凌辱与**，东北地区亦无例外。最早伸向东北的侵略势力是沙皇俄国。从19世纪中叶开始，沙俄就以各种手段强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攫取了许多特权。日俄战争后，日本从沙俄手中夺得了它在东北的众多利益，继承了沙俄的侵略衣钵，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肆虐着……
汉、满、蒙、回、朝鲜、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锡伯、赫哲等民族一直生活在东北这片美丽而富饶的黑土地上，他们与全国人民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其中满族的祖先兴于白山黑水之间，在先秦时称肃慎，辽以后又称女真，以打猎、农业为生。1635年，清太宗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辛亥革命后通称“满族”。由此可知，“满洲”不是地区，而是民族的称谓。很显然，居心叵测的日本帝国主义将东北称作“满洲”，将东北与内蒙古东部地区叫作“满蒙”，是别有用心的。
而以“关东”谓东北则可上溯至周末秦汉之际，那时将函谷关以东的诸侯称为“关东”诸侯。后来也因东北地处山海关以东而笼统称之为“关东”。日俄战争后，日本把攫得的辽东半岛租借地改称“关东州租借地”，并将之划分为大连、旅顺、金州三个行政区，设官建制，进行名副其实的殖民统治。旅顺、大连地区也因此成为日本侵略东北，并与沙俄抗争的桥头堡和军事、能源基地。
从1906年开始，日本为了巩固其既得利益和进一步独霸东北，在中国东北相继建立了一些侵略机构，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互相配合，进行各种侵略活动。其中主要有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领事馆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等。
1906年6月7日，根据日本天皇第142号敕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成立，负责经营中国东北地区的铁路运输业。11月26日“满铁”正式成立，1907年4月1日正式营业。正如“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所说，设立“满铁”，并非“把满铁看成为一个营利的铁路事业，而欲使之成为帝国殖民政策或我帝国发展的先锋队”。1907年“满铁”成立了庞大的情报机构——“满铁调查部”，专门搜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为日本决策机构制定侵华尤其是侵略中国东北的政策提供依据。因此，“满铁”不仅是日本的一条贪婪地吸吮东北人民血汗的吸血管，而且是其在中国兼有政治、经济、文化、情报等多种职能的综合性侵略机构。
关东厅的前身是关东都督府，关东都督府的前身是关东总督府。关东总督府是根据1905年9月26日日本颁布的《关东总督府勤务令》成立的。1906年8月1日，日本政府以第196号敕令公布《关东都督府官制》，成立关东都督府，撤销关东总督府。1919年4月12日，日本政府以第94号敕令公布《关东厅官制》，成立关东厅取代关东都督府，其职能是“管辖关东州及南满洲的铁道线路警务”和“监督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事务”。但实际上它是日本政府在中国东北设立的殖民政权机构，尽管名目频繁更迭，其侵略本质丝毫也没有变化。
1906年，日本政府在奉天（今沈阳）设立了第一个总领事馆，随后又在安东、吉林、长春、齐齐哈尔、铁岭、辽阳等地设立了领事馆或领事分馆。这些大大小小的领事馆同“满铁”、关东厅一样，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进行侵略的一个个桥头堡。
1907年，日本在中国东北驻扎一个步兵师团和六个铁道守备队的兵力，隶属关东都督府陆军部。这是早期的关东军。1919年4月，日本将关东都督府改为关东厅时，将原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升级为“关东军司令部”，实行所谓军政分治。从此，关东军正式命名。
日本关东军主力为陆军步兵师团。因各师团均有留守部队在国内，故其编制略小于日本国内常设师团。关东军每师团编步兵旅团两个，骑兵联队、野炮兵联队、工兵联队、通信队、辎重队各一个，定额为10583人。到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兵力增至2万人。
关东军以其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和条件，充当了日本武力侵占东北的急先锋。虽然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条例》规定：“关东军司令官以陆军大将或陆军中将任之，直隶于天皇，统帅关东州及南满洲陆军诸部，担任关东州之防务及南满洲铁路线路之保护事宜”，但这只是冠冕堂皇的条文而已。从其所作所为的事实来看，可以说，关东军是日本军国主义解决“满蒙悬案”问题的主要侵略工具，是日本“大陆政策”的有力执行者。从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占领全东北，拼凑伪满政权，到强占热河，入侵华北，制造事件，进攻苏联，乃至建立细菌部队，实施惨绝人寰的细菌实验和细菌战，日本关东军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
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置的这些既有分工又相互配合的侵略机构，把侵略的触角伸向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各个角落，编织了一张无形的殖民统治网，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日本关东军巨头
在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全境的过程中，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参谋石原莞尔成为主要的策划者和发动者。
被称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的本庄繁是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1876年5月4日，本庄繁生于日本兵库县。1897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阿部信行、松井石根等被称为陆军士官学校九期的五员大将。他曾以中尉身分参加日俄战争。在陆军大学读书期间，他结识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并与之结为兄弟。毕业后，历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班员、“满蒙班”班长、中国课课长等职，对中国东北和内蒙古情况渐至熟悉。清朝末年，本庄繁以驻华使馆副官身份活动于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南京等地，专门研究中国问题，并在1921—1923年被东北实力派人物、奉系军阀领袖张作霖聘为军事顾问。本庄繁也因此成为熟悉中国内情的“中国通”，为日后侵华打下了基础。
1931年8月1日，日本参谋本部任命多年来在中国活动的“中国通”本庄繁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东京接受任命后，带着天皇布下的秘密使命，立即奔赴旅顺，就任关东军司令，与结拜兄弟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一道秘密策划武装冲突，企图一举侵占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为日本侵华揭开了序幕。
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为甲级战犯并判处绞刑的板垣征四郎，是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罪犯。他在策划九一八事变、制造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阴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1885年1月21日，板垣出生于日本岩手县岩手町沼宫内。自幼年时起，板垣就梦想“长大之后当大将”，青年时代则“怀着到中国大陆去活动的梦想”，与同在陆军大学读书、怀有同样梦想的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矶谷等组成“对处理满洲事变作出了很大成绩”的“一夕会”，后虽解散，但“四将军并没有失落了对大陆的热情和向大陆扩张的志向”，毕业后被相继派往中国，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效力。
1916年板垣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1917年在参谋本部任职，驻昆明、汉口，踏上了实现其梦想的中国领土。自幼在“武士道”思想灌输和培育下的板垣，把侵略东北视为当然，竟**裸地叫嚷：“满蒙”对日本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侵略中国的东北和蒙古“是当前的急务”。“我敢于毫无顾忌地公然向世界宣布，这是（日本）帝国的现实问题。”1922年，板垣到参谋本部中国课任职，专门从事侵略中国活动。1929年被调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与本庄繁、石原莞尔等沆瀣一气，秘密策划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阴谋。
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另一重要人物石原莞尔，他虽以一名普通的、名不见经传的中佐级军官起家，但却是一个颇有“思想”的人物。1889年1月18日，石原莞尔出生在日本山形县鹤冈市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自幼接受军事教育，相继入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读书。毕业时，学校对他的评语是“石原的头脑是陆大创办以来最优秀的”，而称其人为“粗野且不在乎”。石原把他所接受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及留学德国所吸收的欧洲军事思想，与佛教的信仰结合在一起，以一系列的著文和计划，提出了所谓的“石原构想”。
石原认为，发源于中亚的两支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形成隔着太平洋而互相对峙的局面，它们将要通过战争走向统一，从而创造出最后最高的文明。而这场战争将是以日美为中心的真正世界大战。这个“世界最终战论”的实现是以战争为手段的，而这场战争将“首先是持久战争，然后是决战战争”，因而对“满蒙”的占有则是持久战中的重要一环，“满蒙”的战略地位与经济价值是日本走向世界帝国途中所必不可少的。
“石原构想”的最终目标就是日本要用武力征服世界，而其第一步计划则是占领“满蒙”。1928年10月，石原莞尔调任关东军参谋和作战主任后，为了实践其理论和主张，与旧识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合作，策动了九一八事变。时有“石原理论、板垣实力”的说法，充分说明石原在关东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中的地位和作用。
日本侵华“图谋”——“东方会议”
1927年初，日本国内爆发了全国性的金融危机，日本经济受到猛烈的冲击。工潮、农潮、学潮延绵不断，国内政局动**不安。4月下旬，枢密院趁机发动政变，推翻了若木规内阁，由政友会总裁、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出任首相兼外相，执掌日本政权。田中内阁旨在改变前任外相币原喜重郎的所谓“软弱外交”，对华实行强硬外交。刚刚组阁的田中义一曾对奉系军阀领袖张作霖的日本首席顾问町野武马说，这次他出来组阁，“主要是想解决中国问题，亦即处理满洲的问题。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如果保持满洲的现状，国内会有许多的意见，我无法应付下去。也许将爆发战争，但我不希望有战争。不过不得已时，恐怕只能打了”。明确地表达了对华政策的基调，即积极干涉中国内政，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这也最终成了在随后六七月间田中组织召开的一次有军事、外交主要头目参加的、被称为“东方会议”的核心内容。
田中义一是日本长州军阀嫡系继承人，是日本昭和时期军阀当政的第一人，在制定侵华政策、推进对华侵略方面，以他为首的内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田中于1863年6月22日出生在日本长州藩荻，不足7岁即入冈田谦造家塾接受汉学启蒙。1883年考入陆军士官学校，1889年进入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加入陆军。1894年田中在参加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中，因编制的《作战动员计划》被军部采纳，受到上司赏识而被晋升为上尉，并跻身陆军参谋本部。1904年在日俄战争中出任侵略中国东北的满洲军参谋，以后则致力于加强军队建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田中以“中国通”的军人身份活动于中国的东北和上海等地，与军阀段祺瑞、张作霖等勾结，扩张日本在华势力，并结交了以后在他担任首相期间成为其得力助手的久原房之助、山本条太郎和森恪等。归国后写成《对中国经营之我见》，对控制中国经济命脉野心勃勃。1918年后晋升为大将，受封男爵，两次出任陆军大臣，位至政友会总裁。
田中的侵华野心由来已久。早在1913年他就在《滞满所感》一文中鼓吹，日本应“伸张国运”，由岛国发展成为“大陆国家”，使满洲成为日本移民“永住之地”，“开发满蒙宝藏”，修筑铁路，实现以“日本海为中心之国策”。所以，田中在上台第三天就在向国内外发表的新一届内阁的施政纲领中指出，目前“对我国及远东直接迫切的重大问题是中国的局势”，日本“对中国国民的正当要求深表同情，尤其考虑国内外形势，为实现其要求，将不惜予以相当援助”。明目张胆地表示将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干涉中国内政。还声称：“如中国发生共产党的活动，无论其结果如何，作为直接最受影响的我国立场以及对保持东亚全局负有重大责任感的日本，对此绝无不予关心之理。”毫不掩饰地表明了田中内阁坚决反共的立场，并准备扮演“亚洲宪兵”的角色。很显然，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将一改前任外相币原喜重郎的所谓“软弱外交”，实施其“积极”的、强硬的外交政策。
1924年6月至1927年4月，币原喜重郎担任日本外相，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日本的实力，他提出实行“协调外交”，即对美、英奉行适应华盛顿体系的方针，不与之发生对抗，采取协调办法；对中国则以“尊重门户开放”“尊重保全中国之主权与领土”为旗号，实行以经济侵略为主，避免直接出兵等“蛮横粗暴的方式”，贯彻“对中国之内乱严守不干涉主义”的方针，力图通过在中国军阀中寻找代理人来扩大其在华的各项权益。但实际上，在日本权益受到损害的“关键”时刻，币原外交仍主张不辞以武力干涉，此乃帝国主义的本性使然。田中自从担任政友会总裁时起，就猛烈抨击币原的“软弱外交”，谴责他对“发生在我帝国特殊地区满洲的动乱”态度“极为冷淡”，批评若木规内阁在对华问题上“毫无措施”“软弱无能”“损害国威”。政友会在田中的领导下，与军部、枢密院沆瀣一气，以“刷新对华外交”相号召，大搞倒阁活动。因此，田中组阁后，制定新的对华方针和新的“满蒙政策”，便成了“刻不容缓的急务”。
1927年6月13日，田中急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和驻上海、天津、沈阳等地总领事等回国开会，研究解决“急务”的谋略。最后议定召开一次有军事、外交头目参加的专门会议，策划新的“满蒙政策”。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首相在日本东京霞之崎外务大臣官邸主持召开了所谓的“东方会议”。参加会议的正式成员主要是外务、陆军、海军等省次官和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的次长，以及有关的局长和驻华公使、总领事等，共有22人。在外务省方面有政务次官森恪、事务次官出渊胜次、欧美局长堀田正昭、亚洲局长木村锐市、通商局长斋藤良卫、情报局长小村欣一、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驻汉口总领事高尾享等，陆军方面有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陆军部次官畑英太郎、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军务局长阿部信行等，海军方面有军令部次长野村吉三郎、海军部次官大角岭生、军务局长左近司等，此外还有大藏省理财局长富田、朝鲜总督府警务局长浅利和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等。会议实际主持者是森恪。
田中在开幕词中说，因“最近中国的局势极为混乱，因此政府执行对华政策时要慎重考虑。现中国战局一时得到平稳，所以借此机会征求诸君的坦率意见，以供政府参考。同时想得到诸君对政府所执行的政策的充分理解，以便执行统一的彻底的政策，为此召开了这次会议”。由此看来，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制定对华政策，而且各级要员必须理解和遵行田中内阁从施政伊始就确立的强硬对华政策。他还特别强调，“发布新闻有十分留意小心之必要”，叮咛与会各位“牢记本会之内容以绝对保密”。
会议期间，内阁各省和参谋本部、关东厅纷纷发表关于中国各方面的概说、评论，详尽研究讨论了中国的政局，全面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形势，讨论了张作霖与日本“特殊利益”的关系和日本出兵山东等问题。这次会议在侵略中国东北的策略上有两种主张：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主张以外交的、经济的手段维护和扩大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即“内科方法”；而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则主张用军事手段，即武力侵占中国东北，被称作“外科方法”。最后田中首相折中两种侵略主张，于7月7日以训示方式发布了《对华政策纲领》。
该纲领包括前言和正文的八条内容。前言中称：“鉴于日本在远东之特殊地位，对中国本土与满蒙，自当有所区别”，公然地把中国领土分为“中国本土与满蒙”，显系已有把东北从中国肢解出去的野心。在冠冕堂皇的说辞之后，第五条露出了庐山真面目，称：“中国常有野心家乘政局不稳猖狂扰乱治安，并可能惹起国际不幸事件。”倘若日本在华权利利益及日侨生命财产受到“不法侵害”，日本“除根据需要采取断然自卫措施予以维护外，别无他法”。对那些听信“谣言”，“狂妄掀起排日、抑制日货之不法活动分子，……固应解除其疑惑，但为维护我之权利，须进而采取适当措施”。这里所谓的“断然自卫措施”“适当措施”，不过就是出兵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代名词而已。《对华政策纲领》还特别强调，“对于满蒙，尤其东三省地区，因与我国防及国民生存有重大利害关系，我国不仅必须予以特殊考虑，且对该地区和平之维持与经济之发展，使之成为内外人士安居之所，作为接壤之邻邦，尤须具有责任感”，“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紊乱，有侵害我在该地特殊地位、权益之虞时，不论其来自何方，均应加以防护，并须做好准备，为保护内外人士在此地安居、发展，及时采取适当措施”。公然宣布一旦在满蒙问题上出现与其侵略殖民政策相违背的事件，日本就必然采取强硬手段予以镇压。这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满蒙”乃至中国，已被列入当政者的议事日程，而采取实际行动只是个时间和时机问题了。
为了根本解决“满蒙”问题，会议通过四点决议：（1）对满蒙问题的根本解决，要与东北的实际统治者张作霖进行合作；（2）若张作霖由关内败退，则必须采取断然措施，解除其武装，由关东军负责此事，必要时由朝鲜军支援；（3）关东军与朝鲜军为解除奉军武装做好一切准备；（4）张作霖的奉军如果败退的话，由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发表声明，因日本在东北享有特殊权益，反对并阻止国民政府军进入东北。
东方会议还讨论了对奉系军阀领袖张作霖的处置办法。外务省亚洲局长木村锐市在其《有关中国时局对策考察》报告中指出：“从张作霖的现状来看，他在中国国内的各政治家、各团体、各军人中间已威信扫地，……现在恢复他的政治威望，不过是空想。”如果日本为了保持住在“满蒙”的权益，把张作霖作为唯一的支持对象，“是极为短见的，而且是很不策略的”。为此，“对他不但要绝对不予援助，必要时对他施加以相当压力，亦在所不辞”。主张挑选适当人选代替他。而政务次官森恪和关东军部分人甚至主张坚决踢开张作霖，武力占领东北。最后由于田中首相倾向于继续利用张作霖，才决定予张作霖以“适当的支持”。但是田中的决定并没有能够阻止关东军蓄谋杀害张作霖计划的实施。
东方会议已把分离“满蒙”作为日本的公开国策，从本质上讲，它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侵吞中国东北、向中国进攻的一次准备和落实的会议。东方会议的策划人之一、政务次官森恪在伪“满洲国”建立后不久，毫不隐讳地说，东方会议的内容，今天可以发表了，其中的要点就是，“满蒙”的主权不仅属于中国，日本也有权参与，“满洲”的治安应由日本维持。策划召开东方会议，主要是为了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割出去，搞一个特殊地区，让日本政治势力进入。他还说，由于露骨地把这些说出来，一定会遇到麻烦，所以才给它包上了一层“东方会议”的糖衣。
东方会议之后，1927年8月，由森恪主持在中国大连召开了有芳泽谦吉、吉田茂、儿玉秀雄等人参加的“第二次东方会议”，对东北地区铁路的开发与控制、经济掠夺及所谓“治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策划。会议主张日本应在“满洲”实行强硬手段扩大其“权益”。
东方会议加快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步伐。
九一八的炮声临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