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败露
就在“满蒙危机”的叫嚣声中，在日本军部准备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时候，在日本蓄意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又以“中村事件”为借口寻衅生事之机，在皇姑屯未逞其图的关东军的又一次蓄谋已经酝酿成形，将要付诸实施了。
早在1929年5月1日，关东军情报会议就作出决定：张作霖死后，日本解决满洲问题，除行使武力之外，别无选择。7月，关东军参谋部就开始拟订侵占中国东北的具体方案。在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的主持下，一份《关于满蒙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方案于1930年9月出台，提出一两年内占领东北的计划。参谋长三宅光治在审批该方案时，对石原说：“这个玩意儿以后能用上就好啦！”石原洋洋得意地回答说：“你签字就行，两年以后准能用上。”1930年11月，石原还把关东军准备占领“满洲”的意图透露给了前来视察的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
1931年5月，以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为核心，花谷正少佐（奉天特务机关辅佐官）、今田新太郎大尉（参谋本部中国研究员，公开身份是张学良的顾问柴山兼四郎的副官）等人参与，开始秘密商议侵占中国东北的具体行动计划。6月，板垣、石原一伙就确定了要在9月下旬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动军队，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在各国尚未来得及干预之前，占领预定地区。石原等人还强调，在必要时要置中央命令于不顾而采取强硬行动。
为了在事变发生后获得“同情”和支援，关东军在1931年夏天曾两次有意向日本军部透露他们将在秋季动手的意图。6月，花谷正在回东京期间，秘密向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中国课长重藤千秋等人汇报关于关东军希望在秋天实行军部制定的《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中的规定计划，即武力占领东三省。建川、重藤和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表示赞同，其他如中国班长根本博、编制动员科长东条英机、参谋次长二宫、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也都略晓一二，只字未提反对之意。花谷正提出关东军要求陆军省拨给攻城重炮的申请也在此次东京之行中得到批准。
8月初，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在东京召开的师团长、军司令官会议上，向日本陆军首脑们汇报了关东军准备在“满洲”采取行动的计划。参谋次长二宫治重、陆军省次官杉山元和军务局长小矶国昭等都在座。驻朝鲜司令官林铣十郎应板垣的请求明确表示，当关东军处于危急之中，驻朝鲜日军一定给予支援，绝无二话。事实表明，日本军部已对关东军发动事变的计划采取了默认与合作的态度，为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后扩大事态给予了最为充分的支援。
关东军在做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和必要的军事侦察后，开始安装重炮、选拔合适人选，只待预定的9月28日来临，在柳条湖南满铁路实行爆破。关东军之所以把发动事变的时间定于1931年9月28日，其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两门重炮在9月10日方才安装完毕，还需要一段时间教会临时炮兵的操作技术；其二是想等高粱地收割完毕，这样既可以防备“匪贼”潜藏在青纱帐内不易发现，又便于作战。
一切准备就绪。
但是，预谋的消息走漏了。
9月14日，抚顺独立守备队队长川上精一在该地的紧急警备会议上宣布：抚顺守备队在万一的情况下，担负着奇袭奉天机场的任务。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得到这一情报后，预感到关东军将有所行动，遂立即电告日本外相币原曰：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有于近期采取军事行动之势。
田中义一去世后，1929年7月，以民政党总裁滨口雄幸为首的滨口内阁成立，币原喜重郎再次被任命为外相，继续奉行“协调外交”路线。1931年4月，民政党新总裁若木规礼次郎再一次出马组阁，币原留任外相，直到1931年12月若木规内阁辞职。当币原听到关东军将要擅自行动时，担心可能会导致战争，危及其“协调外交”路线。所以，立即当面质询陆相南次郎有无此事。南次郎不敢掉以轻心，答称：“究竟事实如何，调查一下再说。”于是与参谋总长商议后，决定派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前往东北，向关东军转达军部的意见：不同意在最近时期内发动事变，要求他们隐忍自重一年，然后再发动事变。
负责制定《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和《解决满洲问题方策》的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一贯致力于积极解决“满蒙问题”，是板垣、石原的坚定支持者。在6月间建川已从花谷正那里获知事变将要发生。所以他在9月15日从东京出发之前，就示意也一向主张武力侵占东北的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密电给关东军的板垣等人，令其提前行动。
9月15日，板垣接到了桥本自东京发来的三封电报，第一封说“消息已经泄露，必须立刻采取行动”。第二封说“必须在建川到达奉天之前坚决行动”。第三封说“不必担心国内，应坚决行动”。
板垣等人接到电报后，于9月16日上午在沈阳特务机关召集了有板垣、石原、今田、花谷正等人参加的会议，围绕着是否坚决执行既定计划的问题，商议对策，展开讨论。花谷正说：“假如建川是奉天皇之命而来，我们就将变成乱臣贼子，所以还是等建川到来之后再决定我们的行动吧。”今田不同意他的意见，坚持道：“既然计划已被泄露，我们还是在会见建川而又没泄气之前坚决执行计划为好。”因双方争执不下，一时难以拿出决议，这伙强盗就用猜拳的方式来决定采取哪一个意见更佳。最后，决定姑且听从花谷正的建议。但是，第二天今田又找到花谷正，仍坚持己见，在见到建川之前按原定计划实行。花谷正终于同意，并毛遂自荐由他去说服建川。就这样，花谷等人商定把行动提前到9月18日夜间。并把决定传达给了具体执行任务的川岛大尉、名仓、小岛少佐：“18日动手已经定下来了。小岛，你们大队的任务是连续出击，要一夜之间攻占奉天城。川岛攻下北大营即可。”
建川于15日从东京出发，18日下午抵达本溪湖车站，同前来迎接的板垣乘车到达沈阳车站。花谷把建川安排到菊文饭店，并有意试探他对关东军发动事变的反应，发现建川似乎并没有制止关东军行动的意思。所以花谷又放下了一大部分担心，激动地等待夜晚的降临了。
◎九一八之夜
1931年9月18日的夜晚，一弯朗月高悬中天，繁星点点。庄稼地里高粱顶着沉沉的穗子，等待着农人的收割。天地间万籁俱寂，静谧如常。
然而，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队副河本末守中尉却无心观赏夜景，他知道今天晚上的任务非同寻常，不得不小心从事。待天黑定了，他就带着六名士兵，来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南面不足500米处的柳条湖，诡秘地把42包小型黄色炸药设置在南满铁路的道轨上。10点20分，河本点燃了导火线，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东侧道轨接头处约有1.5米的钢轨被炸弯，两根枕木被毁，损害轻微，其爆炸规模与皇姑屯炸死张作霖那次无法相比。因为这次爆炸只作为进攻北大营的信号和发动战争的借口，而不能危害满铁列车通过，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在爆破前让工兵作了计算，直线单面铁轨即使炸断一小段，高速行驶的列车稍微倾斜一下，还可以安全通过。最后，由今田大尉根据调查所得的安全长度，配置了所需要的炸药数量。
20分钟后，一列从长春开来的列车安然驶过爆炸点，准时抵达沈阳车站。
河本见爆炸成功，立即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将所谓满铁路线被炸的消息，通知奉天特务机关和大队本部。这时埋伏在爆破地点以北4公里处文官屯的川岛中尉，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进攻北大营。
9月18日夜11时18分，关东军参谋、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佐，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当时在东京）的名义，给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发出了第一封电报，内称：
18日午后10点半左右，于奉天北面的北大营两侧，暴虐的中国军队破坏我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同赶赴现场的我守备队某部发生冲突。
零时10分，花谷正又发出第二封电报：
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其兵力有三四个连，现已陆续逃回营房。我虎石台中队于11时许，在与北大营之敌军五六百人作战中，已将该营之一角予以占领，而敌仍在不断增加机关枪和步炮，我连队目前在苦战中。
19日凌晨1时左右，花谷正又发出第三封电报：
根据上述情况，先遣参谋板垣分别作了如下部署：（1）第2独立守备大队扫清北大营之敌；（2）第29步兵连队攻奉天城；（3）第5独立守备大队从北面攻北大营，并接受第2独立守备大队队长的指挥；（4）要求第2师团以主力支援。
就这样，日本统帅中枢参谋本部在千里之外，听由关东军依着他们自己编造的谎言，发动了侵略东北的战争。
◎北大营失守
北大营位于沈阳城北约5公里处，东距东大营约10公里，西距南满铁路约300米，距柳条湖不足500米，整个营地占地约4000平方米。营地中间是大操场，西、北、东三面是营房，南卡字门东侧建有一座迫击炮弹药库。大营四周是2米高的围墙，围墙外挖有2米深、3米宽的壕沟，夏季雨水流入沟内，形成了天然的“护营河”。
北大营是东北军王以哲第7旅驻地，有官兵万余人。第7旅的绝大部分军官毕业于各种正规军校，士兵基本上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全旅官兵的素质较好，轻重武器配备也比较精良，是东北军中的一支劲旅。但由于受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影响，广大官兵战斗意志松懈，对日军近来咄咄逼人的挑衅态势只是笼统地作出了一个“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退让”的对策，而无具体有效的应变措施，所以对于日军的这次突然袭击毫无准备。结果，就在18日当夜，旅长王以哲彻夜未回北大营，三名团长也有两名归宿家中。
9月18日夜10时25分，爆炸声刚过，日本设在守备队营区内的24厘米口径的大炮，开始发炮轰击北大营、东大营和兵工厂，隆隆的炮声震动全城。与此同时，埋伏在北大营围墙外面的日本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的步兵在炮兵掩护下，以坦克开路，向北大营发起攻击。
第7旅官兵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不知所措。参谋长赵镇藩几次电话请示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和旅长王以哲，均以“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和“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作答。第7旅官兵虽然进入预定阵地，但因有令在先，无人敢还击。
11时，日军炮毁1营营房。11时30分，日军守备队第二大队占领北大营西北角。19日凌晨2时许，日军突入营垣，肆无忌惮地屠杀奉命“不抵抗”的中国士兵。面对如此惨烈的场面，第7旅官兵们“各持枪实弹，怒眦欲裂，狂呼若雷，群请一战”。但得到的回答仍是“不准抵抗”。士兵们有的抱枪痛哭，有的挥拳击壁，就是不能还一矢一弹，其状之惨，不忍目睹。
在坚守不能、救援无望的情况下，第7旅部分官兵不愿引颈就戮，违抗“不抵抗”命令，砸开库房，取出枪支弹药，奋力还击。一些死守“原地待命”的士兵，果然就被日军用刺刀活活挑死在**。冲出来的，日军也不放过，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第7旅参谋长赵镇藩再次请示荣臻，得到可向东移动的指示。这样，第7旅官兵在参谋长赵镇藩、620团团长王铁汉指挥下，由南北两面出击，一边掩护非战斗部队，一边向东山嘴子撤退。
19日凌晨5时30分，日军占领了北大营，将中国军队遗留下的军械、子弹、钱款悉数掠去，最后纵火焚毁了东北军十余年来苦心经营建筑的唯一兵营。
◎沈阳陷落
9月18日夜10时40分，驻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步兵第29联队队长平田幸弘大佐接到岛本大尉的电话，要他立即命令部队紧急集合，做好出动的准备。19日零时50分，第29联队按照板垣的命令，分三路向沈阳进攻。第一、二路日军进攻北市场和南市场，第三路日军进攻沈阳城。
为了配合日军进攻沈阳，本庄繁命令沿满铁线日军迅速向沈阳集结。从19日凌晨1时至8时，从抚顺、辽阳、铁岭、本溪、鞍山、海城、四平街、旅顺、公主岭等地共发出13列军车，直达沈阳，加强了攻占沈阳日军的力量。
当时在沈阳城的1.5万名警察因接到“不抵抗”的指示后，意志松懈，思想麻痹，加之事发突然，毫无防备。故第一路和第二路日军几乎没有遇到丝毫抵抗就占领了南、北市场。
进攻沈阳城的第三路日军自19日凌晨3时起攻击小西门，4时，日军由城西南角登墙入城。敌人一面包围警署，一面割断电线，占领电话局、有限电台、无线电台，致使所有电报电话全部被破坏，内外消息全部断绝。随后，小西门被打开，日军大批步兵及装甲车蜂拥而入。日军从小西门进城后，四处鸣枪扫射，攻击警察局所，迫使奉“不抵抗”之命的警察与宪兵缴械。就这样，日军又是弹矢未费地顺利攻进沈阳城内。敌人先后迅速占领重要军事机关、党政司法机关、交通通讯机关和各个学校、社团组织等。到19日早6时30分止，日军侵占沈阳城。
占据沈阳城的日军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市区街道上，日军坦克、装甲车、汽车、运兵车横冲直撞，凡见市内有着警服者，一律格杀勿论，妨碍日军行动者，全部枪毙，无辜百姓惨遭屠杀，许多人头被挂在日军的布告上面。东北最繁华的城市在日军的践踏下，一夜之间变成人间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