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她站在她辦公室的三樓陽台上，耐心期待前來洽談業務的外商。丁香花是早已經開敗了，廠院內別的花卻在散紫翻紅，爭媚鬥妍。盡職的老花匠正提著噴壺給花澆水。
她撫著陽台朝老花匠喊：“鄭大爺，您剪些花給我送一束上來！”
老花匠仰起臉大聲問：“廠長你要什麽花呀？”
“什麽花都要！”
俯視著她含辛茹苦創建的這花園般的工廠，她內心裏充滿了自豪感。她沒有成為一個趁錢的女人，四千零二十八元，在今天是不足論道的。如果她是一個男人的話，如果她明天結婚的話，四千零二十八元還不夠布置起一個新房。但她卻成了一個有權支配七百餘萬元資產的女廠長。某些女人，如果交給她們這樣的權力，她們未見得個個都知道怎樣才能使七百萬變成八百萬變成九百萬變成一千萬。而她知道。而她每天都在實行著這種變化。在中國，在今天，即使對那些很趁錢的人來說，一旦損失十萬二十萬三十萬元可能就會一貧如洗甚至刀抹脖子繩上吊，而她損失了十萬二十萬三十萬元照樣睡得很安寧。經濟活動從來就是有輸有贏的“遊戲”；贏固可喜，輸亦欣然，這才是好“牌手”的風度。
有一次一位采訪她的記者請她談談小廠致富的經驗。
她想了想，回答說：“經濟活動必然充滿了冒險，而我從來不冒險。如果有百分之九十‘贏’的可能，我也隻肯押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賭注。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贏’的可能，我還是絕不將老本全押上。”
對方又請她談談創業過程。
她沉默良久，隻回答了四個字——“無可奉告”。
她成為女廠長的第一步，是從彈棉花開始的。但這個年利潤三百餘萬的生氣勃勃的小廠，卻並非從爛棉花中彈出來的。爛棉花中所能產生的最美好的東西，隻不過是重新成形的棉絮而已，別無他物。一口鐵鍋辦起一個化工廠之類的報道，那是別人的自豪，不是她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