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小珍珍的父親，戴尋無法理解葛秀娟對待他那種仿佛有什麽積仇宿怨似的態度。而她又對他的女兒那麽好，以至他從女兒口中動輒聽到“娟阿姨教我唱的這支歌”“娟阿姨教我跳的這個舞”“衣扣是娟阿姨給我釘上的”“手套是娟阿姨給我縫好的”“娟阿姨這麽說”“娟阿姨那麽說”……
女兒在他和她之間，幼稚地本能地維係著一種虛幻的親近。他卻真心希望，通過女兒，改變他和她之間的敵視。更準確地說，是改變她對他的敵視。他並沒有傷害過她，也與她根本沒有任何利益衝突。難道她對他的敵視，僅僅由於目前一般市民對生活在幹部階層的人們的抵觸情緒所致嗎？果真如此，尤其使他感到可悲。這畢竟阻礙人與人之間的理解，畢竟是一種不正常的病態的現實。戴尋時常以一種懷舊的心情，回憶起過去的年代中，他——一位市長的兒子同人民之間的關係。他和大學的同學們曾到農村搞過“四清”，到礦山進行過社會調查，到工廠整理過廠史。沒有任何一個勞動者，能夠把他和他的同學們區別開來，另眼相看。他也從未在任何情況下，表現出一位市長的兒子與一般大學生不等的身價。同學中有好幾個高幹子女，有的為了不願讓人知曉父母的社會地位，不願被社會目光格外注意，甚至更名改姓。他和他們都虔誠地認為，炫耀父母的社會地位，那是很不光彩的，極端可恥的。直到他畢業後，也並沒有幾個同學知道他是市長的兒子。
十年動亂中，父親被罷了官，他受到政治牽連，也被從冶金研究院“掃地出門”，發落到煉鋼廠當工人。
第一次穿上煉鋼工人的石棉工作服那一天，爐前班長，一位五十多歲的老煉鋼工人，當著他的麵對全班工人說：“大家多關照他點，就算賞我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