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章的理论阐述中，笔者已经论证了工业遗产的整体性问题。我们认为，工业生产的运行不是孤芳自赏式的孤独存在，也不是世外桃源式的与世隔绝，任何一个企业乃至一个行业的生存与发展，都需要其他企业和行业的同步发展，需要交通运输、电力通信、原材料供应、矿山开采、燃料供应、资金供应等行业的同步进步，需要整个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这正是工业社会的突出特点，也是工业社会区别于农业生产的鲜明特征。因此，对于工业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就必须考虑其整体性，如果只单独研究保护工业遗产中的一部分，将不能对工业遗产有全面的正确认识，都会使工业遗产失去其丰富的内涵，失去其具有强烈张力的外延。其次，这种工业遗产的整体性不但应当包括工业生产方方面面的关联，如行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联动，不但应当包括工厂内部的相互联系，如仓库、运输工具和运输道路以及工人食堂、休息场地、女工哺乳室、卫生洗浴设备等，还应当包括为大工业机器生产提供各种保障的外部环节，如市场铺垫和为工业生产提供巨额资金保障的现代金融机构——银行。
前文已提及，近代机器工业生产规模庞大，无论是企业的创建还是企业平时的运转，都需要数额巨大的资金支持。这样巨大的资金规模绝非小生产条件下一家一户或者几个商户合伙经营的资金就能解决的，也非传统的旧式金融机构——譬如中国的钱庄和票号、西方的中世纪银行[2]所能解决的，必须要有能够提供巨额资金支持的现代金融机构。适应大生产的这种需要，为现代机器大生产和市场经济服务的现代金融机构——现代银行就诞生了。从工业遗产保护的角度看，现代银行不仅是工业生产得以运转的重要保障，也是现代机器工业发生发展成果的重要组成。如银行建筑本身就是现代机器工业的产物，如图5-11的民国时期的大陆银行大楼，即是典型的民国建筑，其高度、坚固度和复杂构造，绝非手工业生产所能做到。因此，调查和保护近现代银行遗址，对于研究近现代工业的发展，特别是近现代建筑工业的发展，进而对工业遗产的研究和保护都意义重大。但是，与工业遗产相比，近现代银行遗产的调查和保护的知名度更低，研究工作更加落后，甚至到了至今尚无人关注程度。因此，加强对近代金融业遗产的研究同样是工业遗产研究和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5-11 位于今西交民巷东口的原大陆银行大楼，现为中国银行使用
本章所研究的老北京银行街，位于北京的市中心，在西交民巷及其南部地区。从地理位置看，这条街南临前门大栅栏商业中心，北靠权力中心皇家紫禁城，东面是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外交中心——东交民巷，处于近现代北京乃至全国的政治中心。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明代以来，这里就是北京的商业和金融业中心，曾经云集了大量商铺以及旧式金融机构——银号[3]、炉房[4]等。清末，新式银行业产生后，受到前门地区发达商业的吸引，便有大批近代银行在这里落脚，主要聚集在西交民巷及其南部的西河沿地区。在鼎盛时期，这里曾经聚集了二三十家银行，形成了北京地区的银行街。西交民巷乃至前门地区很快成为北京的金融中心，对近现代全国的金融业、工商业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至今，这里仍保存着大量银行业的历史遗存。可以说，这条街巷见证了近代北京的历史变迁、工业发展和经济进步，是北京悠久历史文化的见证，是北京文化传统中少见的金融业遗产。
但是，由于北京历史悠久，特别是有着辉煌的古代历史，人们更加重视的是古代历史遗存和文化遗产，加上现代化建设的加速和城市急剧扩容带来的空间需要，如今北京对现存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几乎只着眼于古代传统建筑，对民国时期的建筑，尤其是融合了中西风格的近代建筑的保护甚少。而作为北京现存为数不多的近代建筑群并拥有丰富金融业遗产价值的老北京银行街，竟没有被纳入《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和控制范围规划》[5]，反而任其受到新时代风格的建筑和城市拆迁的冲击，不断遭到蚕食和破坏。
2005年，笔者在西交民巷考察，发现虽然银行街鼎盛时期的清中央银行——大清户部银行只剩下了几间房屋和西式大门，取义“永久坚固”的民国时期著名的金城银行[6]也早已泯没在城市的不断变迁和重构之中，但街区中的其余部分还保存相对完好，比较完整地保持着民国时期的面貌。街上民国时期的银行、店铺建筑依然矗立，虽然有些店铺已经成了民居，有些也改建成办公用房或者博物馆，但是建筑面貌、建筑格局没有改变，有些店铺的门楣上还依稀可见原来的商铺字号。但是，当2012年笔者再次来到西交民巷时，其状况令人大吃一惊，其面貌已经与2005年的情况大相径庭，一座新的仿民国建筑拔地而起，原先的银行街除自大陆银行至中央银行段保存相对完好外，其余建筑均已破坏殆尽，只有盐业银行、农工银行、交通银行、中华汇业银行等几个银行建筑孤零零地呆立在街边，周边的街市及各种店铺建筑早已不见踪影。随着周边环境的改变，现存的银行建筑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风采，孤独地伫立在一片现代建筑的喧嚣中。虽然从这些银行旧址中仍然依稀可窥银行业在近代中国发展的迹象，但已无法重现完整的历史场景。目睹此景，心中如有刺痛阵阵袭来，环顾四周，形单影只，只能仰天长叹，痛感自己能力之渺小，惋惜之余慨叹历史遗存的悲惨命运。
再次走在西交民巷的街上，目睹大清银行[7]只有残存在门口的两座清代雕花石墩时，深切感受到了抢救老北京银行街的急迫性，希望对于银行街的破坏到此为止，不要再毁坏仅存的金融业遗存。为此，我们加快了研究的步伐，并展开了关于老北京银行街的民众认知调查。
（一）老北京“银行街”[8]的由来与影响
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加深。日本帝国主义勒索巨额战争赔款，并要求在短期内全部偿清，本来就财政窘迫的清政府雪上加霜，财政收支面临崩溃。为了渡过难关，清统治者开始探索各种挽救财政的办法，其中之一便是期望通过设立银行来缓解危机。为此，时任中国电报总局总办、天津海关道兼天津海关监督的盛宣怀上奏云：“西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毋任洋人银行专我大利”[9]，他建议清政府开设银行，并为自己设想的银行起名为中国通商银行。最终，清政府采纳了盛宣怀的建议，发布上谕令盛宣怀负责筹建中国第一家官办银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897年5月27日）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0]在上海宣告成立。尽管该行总行并不在北京，却如一花报春，引来了百花绽放。通商银行成立后，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银行，其中很多落户老北京银行街内，其中以户部银行、交通银行[11]为代表。户部银行由清政府筹资，于1905年8月创办，是清政府的中央银行，有铸币、经理国库和整理市场的权力，并由负责中央财政的户部管理。1908年，清政府实行官制改革，户部与财政处合并，建立度支部，户部银行乃更名为大清银行，户部银行的“所有营业仍照旧办理”[12]，还在各地增设13个分行和35个分号[13]，是为清末最大的华资银行，其对社会的金融流通和金融格局变迁都有重要影响。户部银行的出现，揭开了老北京银行街的序幕。紧随户部银行之后又有交通银行的开设。交通银行也是清政府筹设的国家银行，是邮传部为筹资赎回京汉铁路路权、充分利用交通系统的资金奏请设立的。开设之后营业范围也扩大到分理国家金库、办理国外款项等业务，是中国银行业发展早期的著名大银行之一。
1912年，民国肇建，北洋政府建都北京。由于首都的地缘优势，北京的华资银行发展迅速，银行数量不断增加。老北京银行街上先后出现了金城银行、大陆银行[14]、北洋保商银行[15]、盐业银行[16]等在民国时期颇有影响的著名银行，西交民巷也由此逐渐发展成为国内主要银行的聚集地。
这个金融中心的出现对近代中国的金融格局、政治局面和民族工业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华资银行的大量涌现打破了外国银行、钱庄、票号三分天下的局面，开拓了中国金融业的新局面。进入民国后，钱庄等旧式金融组织已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暴露出诸多弱点。票号则江河日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些形势的变化都给新式银行带来了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其次，由于中国民族工业较晚清有所进步，发展步幅较大，中国近代化经济的份额不断增大。国内生产总值也已经扭转了鸦片战争后的下降颓势，开始了回升，到了民国初年，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从1890年的212.83亿元上升到1913年的250.19亿元[17]。工业的发展和经济总量的增长，必然要求资金的支持，要求银行业的发展。具体到北京地区，进入民国后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工业生产不断提升，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其后的抵制外货运动中，民族工业产品的市场扩大，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遇。这种发展，通过本书第三章的“工业考古”可以清晰地展现，不少著名企业都是这一时期建立的，比如北京双合盛啤酒厂、石景山发电厂、龙关铁矿股份有限公司等。北京工业的这种发展，必然要求银行业的相应发展，也会对银行业的发展产生刺激作用。
于是，继户部银行、交通银行之后，西交民巷内又出现了曾经“作为国家银行和中央银行，负有整理财政的重大使命”，被誉为“华资银行的核心”[18]的中国银行[19]；以“服务社会”为宗旨，以辅助国内经济发展，投资各种工矿建设事业为方向，主要经理押汇业务的金城银行；具有“督军银行”[20]特色、开辟“出租保险箱业务”[21]的大陆银行；一度被称为“小四行”[22]之一的中国实业银行[23]；以及北洋保商银行、中华汇业银行[24]、中孚银行[25]、北京商业银行[26]、盐业银行等著名华资银行。
这么多银行聚集在一起，西交民巷成了名副其实的银行街，并与天津一起构成了中国北方的银行业中心。1922年，总行设于北京的华资银行达到14家，加上在京设有分行的银行，总计22家[27]。1923年北京的银行数量更是“达到高峰57家”[28]，其中设于该街的就有50余家。可见，彼时北京的银行主要是设在西交民巷的。
但是，此一时期也是外国银行活动活跃的时期，他们的存在给华资银行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例如，近代最重要的英资银行麦加利银行北京分行就设在与西交民巷遥遥相望的东交民巷，与西交民巷的往来十分便利，方便了外人利用外商银行刺探行情并保持对华商银行的高压态势。为了减轻压力，街内华资银行通过积极参与政府财政的相关业务、独立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在国外汇兑方面积极发展业务予以应对。例如，在海外汇兑被外商银行垄断的情况下，经过多方面努力，社会上的华侨汇款就多由中国银行经手。民办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29]、大陆银行等也都注重扩展本行在外汇业务的实力。1919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了推广海外业务，与英、美、法、荷等国重要商埠的外国银行订立代理契约，承办海外汇兑。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国银行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渗透。
北洋政府时期，银行的信用活动日趋活跃。这主要是由于北洋政府财政极度困难，不得不靠发行公债度日，并由各银行承售发行，给银行的信用活动带来的机会。这种模式使得银行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大量公债，“逢高抛出，逢低吸进，进行公债套利”[30]。而处于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有更多的靠近政府的机会，于是华资银行就利用这一机会乘势发展，“往来交易类以官家为大宗”[31]，从而对于这一时期政府的财政措施、经济行为乃至政治决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银行业的大发展还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如金城银行在辅助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方面有着卓越贡献，它倾力对久大精盐公司[32]和永利制碱公司[33]的信贷支持更是被传为业界佳话。
1927年，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随后迁都南京，中央政府各部门随之陆续南迁。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了，北京也改名北平，并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整个城市开始衰落。北京的银行业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消退期。老北京银行街内的银行总量减少了。但即便如此，北京仍然同天津一道保有着中国北方金融中心的地位。虽然总行数量减少，银行街内银行的分支机构却大大发展了。最为突出的是大陆银行，这一时期内大陆银行北平分行共设立了9个办事处，是大陆银行在全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最多的地方[34]。从业务量看，根据对1935年15家北平主要华资银行的统计，在当年存款中，“北四行”[35]中的盐业、金城、大陆三行的北平分行存款占其全部存款的48.8%，放款占全部放款的71%[36]。由此可见，老北京银行街上华资银行的吸收、凝聚、融通社会资金的作用仍然很强大。
这一时期，银行街上还出现诸如中央银行[37]、中国农工银行[38]、河北省银行[39]、国华银行[40]、北平市银行[41]等新设的银行，给北京的银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银行街内的中央银行北平分行在其全行的业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承担着军饷和政费的来往、金属货币和外币市场的管理、行业督导、检查黑钱庄、经收各行庄存款准备金[42]、为地方筹措临时急需资金和协调各金融机构、处理有关事项等重要职责[43]。素以“接济农工”为宗旨的中国农工银行，在促进社会经济特别是促进农工业的发展方面作用显著，其北平分行的经理曾说道：“二十年来競业自持，一面须辅助农工事业，惟放农工各款系属长期低利，一面须巩固本行基础。”[44]该行秉持其“谋庶民金融之根本巩固”[45]的建行宗旨，积极扶助农工。银行业对农工业的大力扶持，反过来有力地促进了银行业务的发达，对社会经济贡献出较大的力量。
这一时期的新设银行不仅给老北京银行街带来了新生，还稳固了北京作为北方金融中心、经济要地的地位。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老北京银行街上还存有一定数量的银行。据《北平市银行商业同业工会会员册》记载，北平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中共有28家银行[46]。可见，当时老北京银行街仍然是北京银行业的中心，对于社会经济的良好运转有重要作用，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47]由解放区进驻前大清银行旧址，从此老北京银行街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根据最初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纳入国务院直属单位行列，赋予其中央银行的职能，“控制货币发行，统一金融，制止国民政府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48]，负有稳定金融市场，支持恢复经济和支持国家重建的重任。
通过梳理老北京银行街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老北京银行街亲历了清末以来北京的兴衰变迁，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参与者，是北京发展的见证者，同时也是北京工业发展的支撑者。它的存在就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是全面理解北京工业遗产历程和内涵的重要物质见证。保护了它就是保护了历史见证，就是对历史的尊敬，就是对艰苦奋斗的先人的尊敬。
（二）北京公众对老北京银行街认知情况的调查
1.调查路径与方法
本调查于2012年春至2013年春进行，采用随机抽取样本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借助网络媒介随机向生活在北京地区的200名民众发放了调查问卷，最终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96份，回收率98%，符合社会调查统计的一般要求。回收问卷后运用SPSS和Excel等软件对其进行数据分析，并将数据分析结果转化为研究结果。
下面是收回的有效问卷的基本情况：
样本居住地分布：西城区20人，占调查总人数的10.20%；海淀区160人，占调查总人数的81.60%；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和顺义区均为4人，各占调查总人数的2.05%。
表5-11 调查样本居住地分布
观察表5-11可以看出，调查样本中海淀区样本较多，其他区域样本较少，但是全体样本仍然涵盖了城区和郊区，基本涵盖了北京个地区的民众，照顾了面的典型性，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5-12 调查样本在北京居住时间分布
观察表5-12可以看出，调查样本中在北京居住1年以下的12人，占总调查人数的6.1%；居住1年至5年的为156人，占总调查人数的79.6%；居住5年至10年的4人，占总调查人数的2.0%；居住10年至30年的16人，占总调查人数的8.1%；居住30年以上的8人，占总调查人数的4.1%。调查样本基本覆盖了在北京居住的不同年限的人员，由于北京已经是一个移民城市，这样的样本构成可以反映现在北京市民的基本认知情况。
图5-12 调查对象年龄分布
观察图5-12可以看出，调查样本中19～28岁107人，占调查总人数的54.6%；29～39岁20人，占调查总数的10.2%；40～50岁58人，占调查总人数的29%；51～66岁9人，占调查总人数的4.6%；67岁及以上2人，占调查总人数的1%。总体来看，社会中最活跃的19～50岁的人群占了将近90%，老年人占了10%多一点，基本符合当前我国社会的年龄构成，能够代表和反映当今社会不同年龄段人群的看法。而且，社会中19～50岁的活跃人群是今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教育和宣传对象，了解他们的认知情况对于今后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至关重要。
表5-13 调查样本的职业分布
观察上表可以看出，调查样本中教育文化工作者52人，占调查总人数的26.5%；科技从业者9人，占调查总人数的4.6%；金融业从业者25人，占调查总人数的12.8%；企业家占14人，占总调查人数的7.1%；学生96人，占调查总人数的49.0%。从学历角度看，大学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占总调查人数的96%，比例过高。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我们所处的环境，以及学生在校受的教育因而对此类事情比较关注有关，但这也造成了调查样本的缺憾。然而调查样本中还是包含了不同职业的人群，占了一半以上，特别是包含了金融业从业者，这对于了解他们的认知、提高他们的认识水平，对于今后加强对金融业遗产的保护非常有意义。
2.北京居民对于老北京银行街基本情况及其社会价值的认知
调查显示，约73.47%的人不知道西交民巷老银行街的存在，只有26.53%的人知道西交民巷老北京银行街（见图5-13）。在“知道西交民巷老北京银行街”的人中，学生和教育文化工作者占了63.5%，由此可知人们受教育程度和学识的提高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确实有重要意义。
图5-13 北京居民是否知道老北京银行街
图5-14 民众对老北京银行街价值的认知
对于老北京银行街的价值，调查显示，25%的公众赞同有金融业发展价值、25%的公众赞同有历史研究价值、12.5%的公众赞同有增强民族历史认同感的作用、12.5%的公众赞同有文化教育价值、10%的公众赞同有旅游开发的经济价值、7.5%的公众赞同有建筑业的研究价值。由此看来，北京居民主要是从实业发展和历史研究的价值肯定银行街的价值的，对于商业旅游和民国建筑的价值则肯定较少。这样的认知，与北京的旅游胜地较多，而且都很辉煌，从而遮蔽了近代遗产的光芒有关，也与公众发展实业的愿望强烈有关。
图5-15 老北京银行街与公众生活的关系
观察图5-15可以看出，北京居民普遍认为老北京银行街与其生活并不存在十分紧密的关系，58.33%的被调查人群认为与其生活关系不太紧密，占了一半以上，还有8.33%的人则认为老北京银行街与其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两者相加已经占了将近70%了。这种认知情况的出现，应当与老北京银行街尚不为人所知有关，并因此导致了北京居民对老北京银行街的保护不甚关心。调查显示，在知道老北京银行街的民众中，只有16.7%的人非常关注其保护现状，8.3%的人只是听说但不了解，75%的人表示不知道。也就是说，目前北京公众对老北京银行街价值的认识，对老北京银行街的存在与保存北京文化古都风貌的关系的认识，都尚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这表明，金融业遗产认知的启蒙任重道远。
3.公众对老北京银行街保护必要性与保护模式的认知
调查显示，62%的人认为保护这些银行旧址很重要，认为是街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2%的人认为比较重要，还能够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10%的人认为一般，是日常生活的点缀；只有6%的人认为不太重要，可有可无。这表明大多数北京居民对于保护工作还是认可的，有一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这是今后金融业遗产保护启蒙的重要基础。（见表5-14）
表5-14 民众对于西交民巷银行旧址保护的态度
调查显示，知道老北京银行街之存在的人全部认为它有保护的必要。对于保护老北京银行街的必要性，33.3%的人赞同它能够增强民族历史认同感，33.3%的人赞同能够为中国近代经济史提供更好的研究资料，16.7%的人赞同社会缺少对于北京近代西洋建筑的关注，12.5%的人赞同它能够带来更多的旅游开发效益，4%的人赞同它能够带动周围经济发展。（见图5-16）
图5-16 公众对老北京银行街保护必要性的认识
对于老北京银行街的保护现状，北京居民并不满意，有40%的人认为西交民巷整体保护状况一般，44%的人并不清楚西交民巷银行旧址的保护状况，24%的人认为银行旧址保护状况并不令人满意。为此，大部分人认为有必要维持老北京银行街的旧貌，44.6%的人赞同其旧貌更能发掘西交民巷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深厚积淀，30.4%的人赞同其更能创造优美整洁的人文景观，25%的人赞同其更能吸引游客促进旅游效益。（见图5-17）也就是说，在知道了老北京银行街的存在和价值后，大部分人都认可对其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都有保护的强烈愿望。这表明，今后的保护工作是具备一定的公众思想基础的。
图5-17 公众对维护老北京银行街旧貌的认识
至于导致老北京银行街遭到破坏的原因，29.2%的人赞同是房地产开发侵占，23.1%的人赞同是缺乏保护金融业遗产的意识，17.7%的人赞同是城市规划建设的需要，23.1%的人赞同是人们不知道其为古建筑（见表5-15）。也就是说，公众都认同导致老北京银行街被破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政府规划的作用不可小觑。
表5-15 公众对造成银行旧址破坏的原因认识
对于老北京银行街的建设模式，93.8%的人表示赞同建设成现代城市文物保护区；81.6%的人表示赞同开发成旅游景点；87.7%的人支持将老北京银行街纳入北京城区保护规划。这是一个多项选择题，从上述北京居民的选择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人对于将老北京银行街建成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并重的地区持赞同态度，并期望在政府的保护规划下更好的施行。确实，这种模式也是被多数文化遗产证明了的一个有效途径。
在赞同的被调查者之中，69.3%的人认为只可在部分区域建设现代城市文物保护区；67.3%的人支持只可将部分区域开发成旅游景点。（见表5-16）北京居民的这种态度表明，绝大多数人都看重老北京银行街的文物、文化价值，但是不要影响其中还在发挥银行功能的区域的作用。实践证明，文化遗产区如果是动态的、活性的，有生命力的，对于保护和开发或许效果更好，对于发挥历史文化发展的教育作用也更加生动直观，从而可以保证更好的开发和利用效果。
表5-16 对于老北京银行街建设模式的态度
4.北京居民对参与老北京银行街保护与利用的态度
调查显示，82%的人表示愿意参与保护老北京银行街金融业遗产的相关活动，占到了被调查者的绝大多数。至于保护的措施，22.7%的人赞同中央政府统筹，21.3%的人赞同地方政府重视，两者相加，赞同政府在保护老北京银行街这个文化遗产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占到了将近一半。看来公众很重视政府的作用，认为政府的作用在北京银行街的保护中地位重要，很多保护事项必须借助政府的财力、管理力量才能做到。另外，17.7%的人赞同民众应当参与，赞同专家参与、民间组织推动的被调查者也占了一定的比例。显然，大多数被调查在考虑保护问题时，首先考虑的是他者的力量和作用，并没有将自己放进问题中考虑，只有少数民众意识到自己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责任，大部分人还是一种旁观者的心态，是一种与己无关的态度。显然，责任意识的培养在文化遗产保护中不但重要而且非常有必要。
进一步考察，如果认同公众参与保护，则被调查者均认为民众还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调查显示，在认同公众参与保护的被调查者中，约12%的人认为民众在保护老北京金融业遗产中有着非常重要、起决定性的作用；74%的人认为民众的角色很重要，不可缺少；12%的人认为比较重要；三者相加，已经占了98%，只有2%的人认为民众在其中的作用不重要，可有可无。这表明，对于此问题，不少被调查者还是非常有自信的，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作用。
图5-18 民众对加强老北京银行街保护之措施的认知
对于如何参与老北京银行街的保护，调查显示，25.8%的人赞同积极参与政府和民间组织的保护活动，20%的人赞同积极向他人宣传，20%的人赞同互动学习老北京银行街的历史，19.4%赞同自己不破坏，14.8%的人赞同制止他人、集体的一切破坏老北京银行街的活动。（见表5-17）这表明，公众认可各种发挥自身作用的办法和途径，唯有与破坏行为做斗争一条赞成比例比较低，这也符合当前大部分居民的思想认识水平，同时也与部分人员，譬如女性自身的力量较弱，会考虑斗争的条件有关。总的来看，保护文化遗产确实是仅仅依靠民众力量很难做到完美的事，非常需要权力机构的介入，需要多方力量的合力。
表5-17 公众对于个体参与老北京银行街保护的认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北京公众对于老北京银行街的认知水平和保护必要性的认识，相比工业遗产更加不乐观，因而困难也更多。对于工业遗产的认知和保护，由于近年来社会各界的大力呼吁和宣传力度的加大，已经在公众和相关政府部门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公众已经对工业遗产有所了解，对工业遗产的意义和其自身的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也有了很大提高，工业遗产的保护因而也逐步加强。例如北京焦化厂停产后，本来有关方面准备全部拆除搞房地产建设，正是在社会各界的大力呼吁下拆迁停止了，并作为工业遗产保护下来。而老北京银行街的处境则不同，不但至今公众对其不甚了了，就是学界也对其价值和意义不甚清楚，甚至没有概念，至于其存在的价值、历史意义、加以保护的重要性就更谈不上了。没有了对老北京银行街价值的认识，在行动中自然会视其为敝帚，老北京银行街被破坏乃至完全毁灭就在所难免了。
因此，对于老北京银行街的保护而言，首要任务是启蒙，即提高公众特别是相关部门的认识水平。应当大力宣传金融遗产的历史意义、重要文化价值，以及对其保护在北京整体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让政府和民间了解中国近代以来工业发展的历史，了解近代以来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历史，了解现代金融业在近代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国银行业近代以来发展背后深厚的文化积淀，他们的文化遗产意义，与在中国文化遗产中的地位。通过各种宣传途径，使用各种宣传方法，尽快提高民众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认识，只有公众特别是政府相关部门充分认识、了解了上述问题，才能最终在行动上体现出来，也才能在专家的论证面前持科学理性的态度。
其次是行动，目前老北京银行街已经遭到不小破坏，其街区的完整性，建筑的原真性都已经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现在已经无可挽回。但是对于剩余的部分必须尽快加以抢救性保护，如果不尽快行动，则很有可能再度遭到破坏，届时将悔之晚矣。从目前情况看，北京市政府对西交民巷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其保护力度显然是不够的，保护模式也是不够科学的。单栋建筑的保护完全破坏了历史场景的完整性，使之缺乏历史的存在感和美感。今后应当要加强对老北京银行街的研究，科学论证保护的重要性以及保护的科学模式，力争为未来、为后代留一个相对完整、能够反映老北京银行街风貌的西交民巷。同样，对待其他近现代文化遗产，特别是工业遗产也要遵循完整性、历史性的原则，全面展现北京古代和近代各个时期历史，反映北京方方面面发展的具有深厚积淀的文化遗产。
努力保护银行建筑的完整性，包括其外部和内部的完整性，为考察近代机器工业作用于近代建筑业的方式和轨迹、考察近代工业在建筑业上体现的技术进步，以及这种进步对于整体工业发展的影响，为考察近代银行业的发展、考察近代银行业的经营模式留一些可以考究的实物。
附：
老北京银行街内银行一览表
续表
续表
附：
百年一瞬——老北京银行街（曾经的西交民巷）图片集
西交民巷楼牌
曾经繁华的街道
大陆银行（现为中国银行办事处）
户部银行（现为普通民居）
金城银行（现遗址上为全国人大机关办公楼）
保商银行（现为钱币博物馆）
交通银行（现为中国银行办事处）
农工银行（曾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办公楼，现闲置）
盐业银行（现为中国工商银行VIP服务部）
中央银行（现为方泉斋集币服务部）
中国银行（现已不存在）
[1] 不考虑户口问题。
[2] [德]汉斯·豪斯威尔：《近代经济史》，18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3] 钱庄的北方称呼。
[4] 民间锻铸银两的机构，也兼办存贷款业务，清后期还具备了北京地区公估局的职能。
[5] 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和控制范围规划》（京政发〔1999〕24号），http：//www.mohurd.gov.cn/zcfg/dfwj/200611/t20061101_154304.html。
[6] 金城银行，1917年5月成立。取“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其总行设于天津。额定资本200万元，实收资本50万元开业，1919年1月收足200万元。主要办理押汇业务，还在国内数十个商埠和国外的纽约、大阪等地建立了代理通汇业务。该行发展迅速，1917—1927年的10余年间，存款从404万元增至3498万元，放款（包括有价证券）由378万元增至3438万元，分支机构增至15处之多，10年纯益累积达1065万元。1935年总行迁往上海，业务重心南移。
[7] 大清银行，1908年由户部银行改名而来。
[8] 后文“银行街”皆指老北京银行街。
[9] 盛宣怀：《自强大计折·附片二件》，见《皇朝经世文新编·卷一（中）》，85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10] 中国通商银行初名中华帝国银行，招商股500万元。总行设在上海，另在海口、北京、香港、广州、天津、镇江、汕头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内部制度仿照汇丰银行，华人经理之外延聘“洋大班”，加入外商银行同业公会。1935年因滥发钞票发生挤兑，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
[11] 交通银行，1907年邮传部奏准设立。1908年1月开业。总行设于前门外西河沿，系官商合办，采用股份制办法。初定资本500万两，由邮传部出资200万两，其余招商入股，并将船舶、铁路、电报、邮政4局存款交其经营。辛亥革命后由北京政府接收，交通部长梁士诒任总裁。业务扩大到“掌管特别会计之金库”。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将其改组为“发展全国之实业银行”，并把总行迁到上海，改为董事会。1938年总行迁重庆，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
[12] 大清银行总清理处编：《大清银行始末记》，55页，1915。
[13] 陆仰渊、万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35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14] 大陆银行，1919年3月成立。取名大陆，寓含东亚大陆之意。总行设天津，总经理处设北京。同年4月设立北京分行。创办时军阀、官僚的私人投资居多。其业务以抵押放款及汇兑为主，曾委托中国、上海、浙江实业等银行代理汇兑，后又与多家外国银行订约委托代理国外汇兑业务。从创立到抗战全面爆发之前，是大陆银行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完成了股份的扩充和分支机构的创建，而且成功地拓展了业务。
[15] 北洋保商银行成立于1910年，由德国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与中国合办的，起初的目的是要中国政府偿还应付的欠债。1919年完成目标之后改组为普通的商业银行，在西交民巷东段重建新楼。除经营普通放款外，添办农村放款。1928年7月停业。
[16] 盐业银行，1914年10月由北京政府筹办。1915年3月开业，初集股本500万元，1923年增资为1000万元。经营商业银行业务及储蓄业务。总行设北京，在天津、上海、汉口、香港等地设分行。1922年与金城、大陆、中南银行合并组成“四行准备库”和“四行储蓄会”。1935年总行迁上海。1952年12月，与其他行庄合并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在香港的分支机构于1981年调整，成为我国从事国际金融业务的商业银行，总管理处设在北京。
[17] [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伍晓鹰、马德斌译，16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8] 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22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9] 中国银行，1912年在清理、整顿并改组大清银行的基础上建立，总行设于西交民巷。负有政府赋予的整理财政的重大使命，享有代理国库、发行钞票等多种特权。其组织形式为股份有限公司，银行的正副总裁由政府任命，银行一切业务由政府监督管理。1927年，出于国内政局变动的考虑，总管理处迁往上海。
[20] 因该行以直系军阀为后台，创办时军阀官僚资本占很大比重，故被称为“督军银行”。
[21] 《北京金融史料·银行篇（四）·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联合银行聚兴诚银行》，265页，北京，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自刊，1993。
[22] “小四行”指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国货银行、中国实业银行。
[23] 中国实业银行，1919年4月正式开业。总行设天津，后迁往上海，其北京分行开设于1919年5月，地点在西交民巷老门牌36号。主要负责收受存款兼办储蓄，各种放款及贴现，国内外汇及押汇，买卖有价证券，代理保险，信托及代收付。
[24] 中华汇业银行，成立于1918年1月，系中日合办，是西交民巷中数量不多的非华资银行之一。其总行设于北京，其在今西交民巷56号的旧址仍存在。1928年12月，京津发生挤兑与提存风潮，其资金周转不灵，被迫清理停业。
[25] 中孚银行，成立于1916年，总管理处设在天津，次年3月于前门大街开设北京分行。后分别设立了东城、西城、南城支行。1946年年末，该分行移至西交民巷老门牌4号。
[26] 北京商业银行，1918年成立。总行设于北京西交民巷，曾在天津设立分行。
[27] 子明：《吾国银行创立年与银行所在地之观察》，载《银行周报》，1922（40）。
[28]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综合经济管理卷·金融志》，96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29]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1915年由金融、工商界人士发起创办。同年4月4日在上海成立，6月2日正式营业。1924年4月15日开设北京分行。其开办资本仅大洋10万元，经营普通商业银行业务。由于经营出色，后逐年增资，分支行数量也不断增加，1930年存款总数已达到全国民营银行之首位。1949年国民党退至台湾后，于1950年将香港分行以上海商业银行之名在香港注册，脱离本行。并于1956年在台北市正式复业，为唯一自大陆迁台复业的民营银行。
[30] 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见《经济史研究资料（4）》，76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31] 子明：《吾国银行创立年与银行所在地之观察》，载《银行周报》，1922（40）。
[32] 久大精盐公司，后名“久大盐业公司”。1914年由范旭东创建，先后在天津塘沽设6个厂，生产精盐。1923年久大投资青岛永裕盐业公司，取得承包胶澳盐田和“青盐输日”的专利。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江苏大浦设分厂。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浦厂迁至四川自贡，塘沽各厂均为日军侵占。抗战胜利后回复。
[33] 永利制碱公司，后名“永利制碱厂公司”。1917年范旭东建于天津塘沽。1922年聘侯德榜为总工程师，生产纯碱。1934年改名永利化学公司。
[34]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综合经济管理卷·金融志》，118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35] 北四行，民国时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四家银行的联合体的合称。1922年该四行曾合组“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附设“四行准备库”。1923年又设“四行储蓄会”，联合经营储蓄业务，并逐年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储蓄银行。
[36]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综合经济管理卷·金融志》，98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37] 中央银行，1924年8月由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创设。1928年10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中央银行条例》20条，明确规定其为“国家银行”。1931年在西交民巷东段建立中央银行北平办事处，即老门牌30号。1935年升为二等分行。抗战期间银行内迁。抗战胜利后，北平分行在原址东邻北洋保商银行旧址重新开业，并升为一等分行。
[38] 中国农工银行，前身是成立于1918年初的大宛农工银行，于1927年改组。总管理处设于西交民巷老门牌89号。后来该行先后设置了东城、南城、西城3个办事处，主要经营存款和汇兑。在西郊温泉设立的寄庄，主要办理田亩、房屋及其他农作物抵押放款，各种活期放款、汇兑及兑换钞票等。还在西直门车站附近设立仓库，办理粮食押款，并代兑该行钞票。
[39] 河北省银行的前身是直隶省银行，1929年3月筹设，总行设北平。1930年，总行移至天津，北平行改为分行。抗战期间，北平分行和天津总行被日伪劫夺。抗战胜利后，北平分行于西交民巷1号（老门牌）恢复营业。复业后的北平分行除主营存、放、汇业务及买卖证券外，同时办理承兑、代付、代收、托收等附属业务，兼营黄金、棉纱、粮食等其他业务。
[40] 国华银行，私营商业银行。1928年1月设立，总行设在上海，1935年8月于西交民巷内设立北京分行，专营个人大户、机关往来和证券买卖，后来逐渐将营业范围推进到工商业方面。
[41] 北平市银行，1928年开办。1936年设立前门大街行址，资本总额为法币50万元，由市财政一次拨足。经营工商业放款、不动产抵押放款、代理市金库。抗战胜利后在西交民巷44号伪冀东银行旧址上复业。1946年改组为官商合办股份有限公司。
[42]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综合经济管理卷·金融志》，122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43] 俞丹榴：《北平分行成立以来之概况》，载《中央银行月报》，1948（10）。
[44] 《中国农工银行20年之历史——平行经理吕志琴在该行成立2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见《北京金融史料·银行篇（三）·中国农工银行史料》，45页，北京，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自刊，1993。
[45] 熊国清：《农工银行与中国国民经济》，载《中大季刊》，1927（4）。
[46] 徐俊德：《1947年北平市工商业概况调查》，载《北京档案史料》，2000（1）。
[47] 1948年11月22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布命令，北海银行、华北银行、西北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12月1日开始发行人民币，作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大解放区统一的流通货币。总行设在石家庄，第一任总理南汉宸。随后，除东北银行和内蒙古人民银行外，原各解放区的地方银行及分支机构一律并入中国人民银行。1949年3月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北平分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统一的国家银行。
[48]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综合经济管理卷·金融志》，126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