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以嘉定县的政争事例，厘清了与中央乃至省有所区别的地方对立局势的形成过程，并说明了对清末民初的地方政治产生的影响。所得结论如下。
在嘉定县的政争中，掌握同盟会、国民党派系的黄氏，自清代中期以降，通过商业活动、科举功名、出任厂董职务等善举而提升了社会地位。在这个过程中，黄氏采取具有地域属性的做法，以鲜明的“地方战略”，在当地扎稳根基。清末地方自治中的乡区甫一设立，黄氏的“地方战略”就与城区精英之间，呈现一种城乡对立的矛盾，日趋明显。对立焦点集中在“夫束”这一传统的征税法上。希望把夫束的非正规行政经费转充为自治经费的乡区精英，和靠着夫束的需索体系而获得利益的胥吏以及私人关系作为政治权力来源的城区精英，双方壁垒分明，形成对立。
以黄氏为首的议事会派，试图通过掌握议事会的大权以撤废夫束；相反的，胥吏出身的戴氏民政署派，则企图阻止夫束的撤废。这一对立之局，也很清楚地反映在辛亥革命以降的新体制上。民政署派为了在县议事会获取主导权，以便通过有利于己的议案，便将革除夫束的决定变成一纸具文，并进行种种阻碍动作。这些行为在县议事会运作或民政长选举时，引起了冲突及违法事件，结果使得这些政治制度无法发挥健全的机能，形同瘫痪。
嘉定县的政争显示出：地方自治的目标——“县人治县”不一定会对地方整合产生正面的效果。相反，必须留意的是：资源是接近利益的工具，资源形态不同的精英对立，具有破坏地方社会均衡的负面能量。关于此点，政党组织的形态最耐人寻味。形成国民党与共和党两大政党的嘉定县，政党组织受到地方特有的政治结构影响，导致议事会派与民政署派呈现对立之局。另外，关于政党的性质，以“情”“理”“法”所激起的论战，也如实地反映了这种对立的局势。进步党的机关报《练水潮》提倡“情”这一规范的重要性，应该是在暗示对既得利益或其背后人际交往和关系的拥护。对此，《疁报》则运用古典及近代法政学的知识，主张所谓政党即政策的结合，“法”地位优于“情”，以彰显其在法政学上的正当性，作为对抗民政署派既得利益者的战略。再则，史料中经常将“礼治”“包”“情”等人际交往视为打倒或改革对象，而现实中仍存在着此 “必要之恶”，其中原委依然很有研究的必要。
[1] 欧美代表性的研究有Prasenjit Duara，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Stanford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 ed，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0）；日本学界的研究，参见田中比吕志：《近代中国の政治统合と地域社会：立宪·地方自治·地域エリート》，东京，研文出版，2010。
[2] 关于这一研究路径之有效性，参见山田贤：《中国明清时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地域社会论〉の现状と课题》，《历史评论》第580号，1998；藤谷浩悦：《中国近代史研究の动向と课题：日本における研究を中心に》，《历史评论》第638号，2003。
[3] 深町英夫：《近代中国における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の形成过程》，东京，中央大学出版部，1999。关于党国体制，参见西村成雄：《20世纪中国“党制国家”体制への射程》，《中国：社会と文化》第15号，2000。
[4] 认为商会是主持自治或公共性的研究，参见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3；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但也有学者指出类似的观点不够，如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清末都市における政治文化と社会统合》，第8～12页，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0。
[5] 足立启二：《专制国家史论：中国史から世界史へ》，第240～266页，东京，柏书房，1998。
[6] 深町英夫在《近代中国政治体制论：归属意识のフラクタル/ホラーキー构造》（《近きに在りて》第39号，2001）一文中对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张玉法、横山宏章的政治体制观点，作了批判性的讨论，提出了一个近代中国政治体制转换过程的大规模框架。深町认为王朝专制主义、议会民主主义、党国全体主义，这些政治体制的转换过程，是把碎形（fractal）构造的社会纳入国家霸权系统的过程。地方精英对议会民主主义尝试的意义在于：对地缘共同体怀抱归属感的地方精英，将自治视为正统性原理，在议会民主主义的逐步实现中，将其范围扩大到全面。但是，地方精英产生的归属感不限于某个区域，他们的归属对象可能是省、县，或囿于当地范围，层次是多元的；而且归属感会随着局面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这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早有学者提出清末以来的“地方自治”，始终离不开权力影响的看法。参见Philip A. Kuhn. “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Problems of Control，Autonomy，and Mobilization”，in Frederic Wakeman，Jr. and Carolyn Grant 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
[7] Keith R. Schoppa，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8] 《疁报》自第9号（宣统元年1月16日）至第237号（1920年12月25日），分藏在嘉定档案馆与嘉定博物馆，除去缺号，现共有215号。《练水潮》收藏于上海图书馆，自第6号（1912年12月1日）至第67号（1919年10月20日），除去缺号，现共存42号。《寥天一鹤》从第39号（宣统二年1月1日）至第61号（宣统二年12月1日）收藏在嘉定档案馆。另有关《疁报》的概况，可参见匡珊吉、王亚利；《疁报》，载丁守和编：《辛亥革命时期报刊介绍》第1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按：辛亥革命后，从第80号开始《疁报》使用“黄帝纪元”，第86号开始使用公历。不过，为了记述的方便起见，辛亥革命后到1912年1月1日期间，本书仍使用宣统三年。
[9] 稻田清一：《清末、嘉定县の“夫束”について：その纳税＝征税机能を中心に》，《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第24号，2000。
[10] 关于夫束的起源，光绪《罗店镇志》卷一《疆里志上·乡都》上有简明的说明。明末清初赋役制度的变迁，参见川胜守：《中国封建国家の支配构造：明清赋役制度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滨岛敦俊：《明代江南农村社会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岩井茂树：《清代の版图顺庄法とその周边》，《东方学报》第72册，2000。另宝山县也存在一种类似夫束的例规，称为“现编”。
[11] 山本进：《清代财政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2，第七章《清代江南の地保》。
[12] 光绪《嘉定县续志》卷三《赋役志·约法概要》。
[13] 《革除夫束期成会呈程都督文》，《疁报》第92号，1912年5月21日。
[14] 《革除夫束期成会呈程都督文》，《疁报》第92号。
[15] 《运动库总之热》，《疁报》第50号，宣统二年8月10日。
[16] Ch’u T’ung-tsu，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17] 地保专门化的现象，已有研究者指出。参见山本进前揭书，第七章《清代江南の地保》。
[18] 《革除夫束期成会呈程都督文》，《疁报》第92号。
[19] 《现夫束苦累之一斑》，《疁报》第45号，宣统二年5月25日。
[20] 稻田清一：《清末、嘉定县の“夫束”について》。
[21] 热：《呜呼黄绅戴吏》，《寥天一鹤》第50号，宣统二年6月15日。
[22] 热：《呜呼黄绅戴吏》，《寥天一鹤》第50号。
[23] 《运动库总之热》，《疁报》第50号。
[24] 《戴氏宗祠人物记》，《疁报》第82号，宣统三年11月11日。
[25] 胥吏的“同业工会”组织，参见宫崎市定：《清代の胥吏と幕友：特に雍正朝を中心として》，《宫崎市定全集》第14卷，东京，岩波书店，1991；Ch’u T’ung-tsu，op. cit.，chap. 3.
[26] 见上海市嘉定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市嘉定县志》卷三十五《传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引克：《戴伯行传略》，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嘉定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嘉定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98。
[27] 佛时：《第一次宣布许苏民戴伯行之罪状（嘉定人之恶煞）》，《疁报》第82号。
[28] Duara，op. cit.，chap. 7.
[29] 柏佑贤：《经济秩序个性论（Ⅱ）：中国经济の研究》（柏佑贤著作集第4卷），第213～219页，京都，京都产业大学出版会，1985。
[30] 仓桥圭子运用统计手法分析地方精英的根基，即宗族的长期趋势。参见仓桥圭子：《中国传统社会のエリートたち：文化的再生产と阶级社会のダイナミズム》，东京，风响社，2011。
[31] 黄守恒纂：《练西黄氏族谱》十四卷首一卷，1915年铅印本，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练西黄氏的概略，参见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2] 以下，若无特别附注，一律见《练西黄氏族谱》卷二。
[33] 有关西门外地区具有的市镇功能，据《嘉定县续志》卷一《市镇》；石原润，《华中东部における明、清、民国时代の传统的市について》，《人文地理》第32卷第3号，1980。清末民国时期，西门外地区与南翔镇齐名，为县内具有最大规模的市镇功能的区域。
[34] 据《嘉定县续志》卷五《物产》记载，晖吉酱园生产的飞鹰牌酱油，1911年在意大利举办的万国工业美术博览会上，荣获金牌。
[35] 除北货业、酱园、竹子行，两代从事同样事业的例子很罕见，很多是根据当时西门外的工商业实际情况由个人选择。
[36] 光绪《嘉定县志》卷十八《人物志三》；《行状·显考损之府君行述》，见《练西黄氏族谱》卷三。
[37] 稻田清一：《清代江南における救荒と市镇：宝山县·嘉定县の“厂”をめぐって》，《甲南大学纪要》文学编第86号，1993；吴滔：《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第三章《分厂传统与市镇区域之塑造：以嘉定宝山为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但吴滔认为，厂的救荒体制在江南并不普及，故具有特殊性。
[38] 稻田清一：《清末、江苏省嘉定县における入市地调查と区域问题：市场圏と地方政治》，《甲南大学纪要》文学编第113号，2000。其中论及自治区划定的问题，他认为嘉定县的乡区是顺着最基本的市场圈的范围——亦即“厂”的领域所设定。
[39] 吕瞬祥：《嘉定县概况·新闻杂志》，出版年不详，嘉定博物馆藏稿本。
[40] 嘉定镇志编纂领导小组编：《嘉定镇志》卷三十《人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41] 《上海市嘉定县志》卷三十五《传略》；殷志澄：《怀忆贤师肃然起敬、记念黄允之先生诞辰110周年》，《嘉定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42] 关于清末民初教育界这一政治空间与领导层的关系，高田幸男有一系列的研究。参见高田幸男：《清末地域社会における教育行政机构の形成：苏、浙、皖三省各庁州县の状况》，《东洋学报》第75卷第1、2号，1993；同《近代中国地域社会と教育会：无锡教育会の役员构成分析を中心に》，《骏台史学》第`91号，1994。作为政治势力的学堂学生之研究，参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
[43] 《上海市嘉定县志》卷三十五《传略》；《嘉定镇志》卷三十《人物》。黄守恒除《疁报》《嘉定旬报》外，也担任《嘉定学会月刊》《嘉定议事会会期月报》的主笔；黄守孚任《新申报》《新江苏日报》之主笔。
[44] Lenore Barken指出：清末民初的地方领导层从“万事通”转变为“专家”。Lenore Barken，“Patterns of Power：Forty Years of Elite Politics in a Chinese Country”，in Esherick and Rankin ed.，op. cit.
[45] 《律师黄守孚广告》，《疁报》第97号，1912年8月6日。
[46] 《本县钱粮当多设乡柜自纳以夫束赔累（钱昆裕建议案）》，《疁报》第20号，宣统元年5月16日。此议案是建议模仿宝山县的做法，在各镇设置乡柜，催促纳税者“自封投柜”，以革除夫束所蒙受的陋规或捆垫的损失。
[47] 《征集本邑各图夫束弊害之状况》，《疁报》第39号，宣统二年2月25日。有以下的发起人：黄许臣（守恒）、钱镜漪（江）、周政卿、周次咸、黄虞孙（世祚）、廖养午、黄允之（守孚）、周孝侯、陈汉宗。
[48] 有关县财政，参见岩井茂树：《中国近世财政史の研究》，第500～505页，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
[49] 《本县钱粮设乡柜自纳以夫束之夫费充当自治经费议（黄雪生君投稿）》，《疁报》第27号，宣统元年9月1日。
[50] 《述夫束弊害之状况（苦农投稿）》，《疁报》第43号，宣统二年4月25日。
[51] 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813～837页，京都，同朋舍出版，1997。
[52] 佛时：《法定柜价之感（续）》，《疁报》第71号，宣统三年6月10日。
[53] 王树槐：《清末江苏地方自治风潮》，收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6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54] 《西门乡举定议长乡董乡佐》，《疁报》第34号，宣统元年12月10日。关于黄守恒，见嘉定镇志编纂领导小组编：《嘉定镇志》卷三十《人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黄守孚则见《上海市嘉定县志》卷三十五《传略》。
[55] 《议事会议决案（西门）·清查各图赔粮田亩归入公所招买案》，《疁报》第42号，宣统元年4月10日。田中比吕志前揭书，第四章《清末民初における地方政治构造とその变化》。
[56] 《议事会议决案（西门）·防止差役扰累人民案》，《疁报》第40号，宣统二年3月10日。
[57] 按：在八地区的乡议事会上，虽通过了“设立村长案”，但此村长职务属于乡公所，其业务是负责调停民间纷争或调查户籍。这一情况也是由乡公所介入县衙门与当地之间，以推动自治的一种佐证。
[58] 《县会开会纪》，《疁报》第79号，宣统三年9月10日。
[59] 关于“城乡对立”，有必要从城区与乡区不同的立场来检讨其利害。铃木智夫采纳城区一方的言论；相对的，稻田清一则是从乡区一方来处理同样的问题。参见铃木智夫：《清末无锡における教育改革の展开と地域エリート层》，收入森正夫编：《旧中国における地域社会の特质》，科学研究费成果报告书，1994；稻田清一：《清末、江苏省嘉定县における入市地调查と区域问题》。田中比吕志（前揭书，第十一章《清末民初における新县设置と地域社会》）从新县设置运动的视角看出地方政治中县的重要性。嘉定县也不例外，“城乡对立”因小学堂经费的分配问题而表面化。参见佛时：《论城自治请拨高等小学当捐之无理》，《疁报》第39号；允之：《城自治与县自治权限之质疑》，《疁报》第47号，宣统二年6月25日。
[60] 当然“地方战略”不意味着顽固地守住乡区这样具固定性、封闭性空间的概念。在设定自治区划时，黄氏就打算把西门乡编入城区。事实上，他曾与戴氏之外另一系统的胥吏联系，希望能借此对县衙发挥影响作用。另外，从练西黄氏打入政治机构的情形来看，我们可以确认政治意见是多层次地反映在乡、县、省各级别上。有关政治意见的多层性与人际网络的运用，参见滨口允子《清末直隶における咨议局と县议会》，收入辛亥革命研究会编：《菊池贵晴先生追悼论集中国近现代史论集》，东京，汲古书院，1985；Esherick and Rankin op. cit.，pp.319-324.
[61] 唐振常编：《上海史》，第448～47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62] 以下有关辛亥革命之后的政局变动，一律引自黄天白，《新嘉定大事记》，1923年铅印本，上海图书馆藏。根据凡例说明，该书是依据省公报、关系者的证言、可信度高的地方报消息编写而成的。据说一半的资料来自黄守恒的提供。
[63] 三部之前，已设有司令部与参谋部。
[64] 《戴氏宗祠人物记》、佛时：《第一次宣布许苏民戴伯行之罪状（嘉定人之恶煞）》，《疁报》第82号。
[65] 佛时：《第一次宣布许苏民戴伯行之罪状（嘉定人之恶煞）》，《疁报》第82号。
[66] 《上海市嘉定县志》卷三十五《传略》。《上海市嘉定县志》记载许苏民入同盟会是在清末，但后面会提到，他当初先入共和党嘉定分部，退党后，再加入同盟会嘉定分部。
[67] 《县会之大怪剧场》，《疁报》第94号，1912年6月21日。
[68] 《请愿革除夫束记事》，《疁报》第92号，1912年5月21日。另革除夫束期成会所提出的善后办法，其内容如表2-3所示。
[69] 《请愿革除夫束记事》，《疁报》第92号。
[70] 《夫束已准永远禁革》，《疁报》第93号，1912年6月6日。
[71] 从地方统治的角度讨论民初县长问题的有：金子肇：《近代中国の地方と中央：民国前期の国家统合と行财政》，第三章《县知事任用改革とその余波：江苏省を中心に》，东京，汲古书院，2008。田中比吕志在论及地方精英政治参与的进展脉络中，也提到了民政长的推选（田中比吕志前揭书，第四章《清末民初における地方政治构造とその变化》）。
[72] 《请看许稚梅新嘉定之诬妄》，《疁报》第81号，1911年12月23日。
[73] 民国《嘉兴县续志》卷六《自治志》。另1909年江苏谘议局的选举权资格者为0.6%，江苏省议会在1912年，则增至5.5%。参见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第174～197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74] 《新嘉定大事记》，民国元年5月之条。
[75] 《民政长投标披露》，《疁报》第92号，1912年5月21日。
[76] 《新嘉定大事记》民国元年5月之条；《复选民政长志幻剧种种》，《疁报》第93号，1912年6月6日。
[77] 《公民童世高呈程都督文（为民政长复选选举舞弊事）》，《疁报》第98号，1912年8月21日。
[78] 《程都督指令》，《疁报》第98号。
[79] 《新嘉定大事记》，民国元年7月之条。
[80] 《新嘉定大事记》，民国元年7月之条。
[81] 《新嘉定大事记》，民国元年8月之条。
[82] 《新民署之大除夕》，《疁报》第99号，1912年9月6日。
[83] 《敬刊布许苏民先生入会宣言书之真本》，《疁报》第100号，1912年9月21日。
[84] 《新民署之开幕》，《疁报》第101号，1912年9月30日。
[85] 《戴咏仙朱朗甫居然管押了》，《疁报》第101号。
[86]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在同盟会整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后，国民党于1912年成立。对此，旧立宪派在1912年3月、5月、8月，分别组成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为了在国会上与国民党抗衡，1913年8月三党合并，组成进步党。
[87] 辛亥革命后至民国初年，关于嘉定县所设立的政党、政治团体研究，参见匡珊吉、王亚利前揭文。
[88] 《共和党嘉定分部通告》，《练水潮》第23期，1913年12月15日。
[89] 《同盟会组织嘉定分部记》《共和党分部成立》，《疁报》第96号，1912年7月21日。
[90] 《嘉定县续志》卷六《自治志》。
[91] 佛时：《余之政党观》，《疁报》第104号，1912年11月18日。
[92] 佛时：《余之政党观（续）》《呜呼政客当如是耶》，《疁报》第105号，1912年12月3日。
[93] 张玉法前揭书，第260～261页。
[94] 砭史：《论党派从何发生》，《练水潮》第7期，1913年1月1日。
[95] 老农：《揭主张夫束复活者之内容》，《疁报》第139号，1913年10月22日。
[96] 老农：《揭主张夫束复活者之心理》，《疁报》第140号，1913年11月5日。
[97] 允之：《分柜之研究》，《疁报》第197号，1918年10月10日。
[98] 山本英史：《传统中国の地域像》，第十一章《乡村组织と地方文献：苏州洞庭山の乡村役を例として》，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0。Bradly W. Reed，Talons and Teeth：County Clerks and Ru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99] 高岛航：《吴县·太湖厅の经造》，收入夫马进编：《中国明清地方档案の研究》，“科学研究费成果报告书”，京都，京都大学，2000。
[100] 继政党解散后，1914年3月随着地方自治停办，嘉定县的县、市、乡自治机关也停止，原有的34个市乡，重新编为城区与18个乡。但是后面将提到由教育界领导阶层的活动范围，导致两派的对立日趋激烈。就像出现在嘉定的城乡对立，有些区域希望由乡出发来设立新的县。参见田中比吕志前揭书，第十一章《清末民初における新县设置と地域社会》。再则，地方自治停止以后有关自治的专论，参见味冈彻：《护国战争后の地方自治回复：江苏省を中心に》，《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纪要》第2号，1983。
[101] 有关清末知识分子对西洋法体系的接受及其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讨论留日学生对法政学的接受与在中国实践的情形。社论执笔人黄守孚曾留日攻读法政学，他在社论中曾提过梅谦次郎。
[102] 砭史：《情理法》，《练水潮》第55期，1916年12月1日。砭史可能是《练水潮》的主编金念祖。
[103] 佛时：《法理情》，《疁报》第173号，1917年9月21日；佛时：《法理情（续）》，《疁报》第174号，1917年10月6日。
[104] 费孝通：《礼治秩序》，收入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105] 柏佑贤前揭书，第213～219页。从这些“包”构造中看出传统中国社会特质的是村松佑次。他举出例子，如县政府的会计和县长的私家会计，其中有些部分划分不清，对省税而言，县税采取“定额主义”。另就市场秩序来看，在激烈的自由竞争中，发展“私人的保证”，也是同样情况。村松祐次，《中国经济の社会态制（复刊）》，第137～145页、178～186页，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75。
[106] 印克前揭文。即便在地方自治停止、国民党嘉定分部解散后，直到北伐驱逐民政署派领导阶层为止，两派就教育行政或教育会等的主导权问题上处于严重对立。特别从1919年9月至1920年5月间，对立日趋激烈。市教育会会长金念祖向县长提出：1919年8月嘉定县教育会大会的会章修改和职员选举为无效之举。其中的背景是，教育会会长黄守恒等议事会派主导的县教育会，引起民政署派的反弹。金念祖不满的是，新的县教育会入会资格规定，须经2名以上的会员推荐和评议会的承认，这与教育部的规定不符。有关入会资格规定的唇枪舌剑，呈现的是两派企图在县教育会扩张自我势力的倾轧。以上史事见《市教育会会长金聿修呈控县教育会非法选举》，《练水潮》第75期，1919年9月20日；《呈县知事范复陈市乡董事呈诉各节不符事实问（一月二十二日）》，《嘉定县教育会年刊第三刊》，1920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
从议事会派的立场来看，其实也可说是民政署派企图夺取县教育会。在县教育会向省长与教育厅长呈上的公文里，就提到金念祖的如下控诉：“今以会内之事，而会外之人，朋比而来，横加干涉，且所争者，不在研究，而在选举，苟非别有用心，何乃出此。本邑劝学所之嫉视本会也甚深。试举一事以例之。如县教育行政会议，市教育会会长、副会长得以列席，而于本会则屏不使与。凡在会员，无不愤慨，近因该所办理乖方摧残教育之事，时有所闻，会员竞相告语，以为大戚，将有吁请撤查之举，而该所嫉忌弥甚，故此次之攻讦本会，人言藉藉，多谓出于劝学所之指挥”。
民政署派的核心人物是担任劝学所长的顾瑞。县教育会对此有所批评，所以掌握县教育行政主导权的民政署派，意图封杀县教育会，对县教育会加以攻击。以上史事见：《呈省长齐教育厅长胡胪叙本会改章更选事实及受讦情形陈述理由请查核文》，《嘉定县教育会年刊第二刊》，1919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
如此情势下，县教育会认为劝学所长顾瑞与民政署派勾结，任用私人，教育经费分配不公，于是上书恳求省长与教育厅长彻底地调查劝学所。见《呈省长齐教育厅长胡胪陈劝学所长顾瑞贻害教育实迹撤查处分文》，《嘉定县教育会年刊第二刊》。1920年5月，在劝学所主办的教育行政会议中，据说提出过停止补助县教育经费的议案，见《新嘉定大事记》，民国九年5月之条。
如上所述，主持县教育的议事会派与以县教育行政为依据的民政署派，双方在教育界的纷争，毋宁就是议事会、民政长选举、政党组织对立局势的投影。
[107] 有些研究者对南京国民政府在国家统合上所扮演的角色，给予积极评价，并从这一角度解读行政、财政改革或地方社会。笹川裕史：《中华民国期土地行政史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2。笹川认为：在江苏、浙江等土地行政先进地区，向来仰赖胥吏的基层行政，因土地行政专家统治体制的引进而抒解困境。另外，山本真厘清了胥吏的公务员化和土地税制改革的尝试及其瓶颈（山本真：《1930年代前半，河北省定县における县行政制度改革と民众组织化の試み》，《历史学研究》第763号，2002）。明清史研究者对田赋征税机关的长期变迁研究，有高岛航前揭文；岩井茂树：《武进县の“实征堂簿”田土推收と城乡关係》，收入森时彦编，《中国近代の都市と农村》，“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2001。岩井指出：像图甲、村庄这类乡村组织的征税业务，在清代前期已被城市的承包机关所接收，从此县城与乡村之间，形成一种支配性的单行道关系，从而也创造出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特征。
[108] 有关基层社会的自律性特质，以下研究很有启发作用。像李怀印批判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国家政权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见解，强调华北村落的自律性。Duara，op. cit.，chap. 7. 李怀印：《二十世纪早期华北乡村的话语与权力》，《二十一世纪》第55期，1999。张佩国呼吁有必要从村界或村籍这样的“地方性制度”讨论基层社会的“共同性”，见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第288～30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