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以不同目的与意图所编纂的清末民初江南县志、乡镇志、乡土志[77]为例，就从中展现出的地方形象及秩序观，分析近代中国乡土意识的特质。
清末民国时期县志的编纂，与清末之前相较，数量规模上及统一性虽有所不及，但在体裁和叙述方式上，则有其崭新的一面。就体裁而言，引进地理学的知识之际，也存在着运用图表将地域空间加以可视化、数据化的志向。就叙述方式来说，地方精英参与地方政治，由此彰显功绩，在这个过程中强烈反映出自治领域的意识。这些出版物可说是从近代化、文明化的尺度来了解地方社会，记述地方精英兴利除弊的活动成果。
乡镇志这类私纂地方志的存在，可说是江南地方志编纂的特征。乡镇志描述乡土时还存在着两种视野。一种是如上海近郊所见的乡镇志那样，因日益城市化而对乡土抱有肯定性的看法。与此相反，也存在着担心没有城市化、产业化进展的地方志，可视为同一种价值观的表里两面。另一种是对城市化的进展及往来上海日益频繁，造成昔日质朴之风变为讲究奢华的现象，产生了危机意识。
乡土志是清末民国时期非常独特的“地方志”。所谓乡土志，伴随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引进，前提是在初等教育的课堂，使用那些模仿地方志体裁而编纂的教科书。编纂乡土志的目的，普遍认为是通过培养爱乡心，从而达到爱国心的养成。如此构想依据所谓“由近至远”的方法论，亦即让学童直观地理解乡土事物，再由乡土扩大范围到国家。由此，乡土被设定为和个人具有一体性的存在。
以不同立场和目的所编纂的县志、乡镇志、乡土志，它们展现出来的乡土意识与内容，也可以说存在着不同的面向。乡土成为推动近代化改良、改造的对象同时，也被认为是个人可以直观地知觉到的、本质性的存在。并且，以爱国为尺度的爱乡立场，也使得对乡土本身的独立性和差异性意识，不免日益淡薄。
[1] 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p.26-29.
[2] 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清末都市における政治文化と社会统合》，第八章《“抵制美约”运动と“中国”の团结》，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
[3] 关于清末的立宪制和地方自治，关注地方精英及其网络所发挥作用的同时，分析地方政治空间变化的研究成为近几年的特征。田中比吕志：《近代中国の政治统合と地域社会：立宪·地方自治·地域エリート》，第四章《清末民初における地方政治构造とその变化》、第六章《地域エリートの立宪构想と地方自治论》，东京，研文出版，2010；高田幸男：《江苏教育总会の诞生：“教育界”に见る清末中国の地方政治と地域エリート》，《骏台史学》第103号，1998。中国国内的研究有马小泉：《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
[4] 关于清代地方志编纂事业，有人指出是为了封杀反清文人的一种文化动员，以及通过王朝权威来验证地方知识分子自身活动空间的正统性。井上进：《方志の位置》，收入《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记念明代史论丛》，下册，东京，汲古书院，1990；山本英史：《清代中国の地域支配》，第九章《地方志の编纂と地域社会》，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7。虽然与民国时期的地方志编纂具有相同性质，但本章只专注于讨论与清代方志的不同点。
[5] 清代的地方志之中，存在着一统志―通志―府州县志的金字塔式体制，若考虑最基层行政区划的地方志编纂情况，虽然应以州志及厅志为对象，但此处为避免分类繁杂，均权以县志为中心。
[6] 许卫平：《中国近代方志学》，第36～46、第86～10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7] 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黄苇等：《方志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8] 森正夫：《清代江南デルタの乡镇志と地域社会》，收入《森正夫明清史论集》第三卷“地域社会研究方法”，东京，汲古书院，2006。
[9] 《学务大臣奏据编书局监督编成“乡土志”拟通编辑片》，《东方杂志》，光绪三十一年第9期。
[10] 黄苇编：《中国地方志词典》，第352页，合肥，黄山书社，1986。
[11] 许卫平前揭书，第45页；黄苇编：《中国地方志词典》，第352页。
[12] 巴兆祥，佐藤仁史译：《清末乡土志考》，《史学》第73卷第1号，2004。
[13] 佐藤仁史：《近现代中国の地方志と地域の叙述》，《アジア游学》第56号，2003。
[14] 民国《川沙县志》，《黄炎培序》。关于《川沙县志》编纂的过程，参见顾炳权：《略谈黄炎培与〈川沙县志〉》，《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3期。
[15] 顾炳权前揭文。
[16] 民国《川沙县志》，《黄炎培导言》。
[17] 民国《川沙县志》，《黄炎培导言》。
[18] 邹振环：《晩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郭双林：《西潮激**下的晩清地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9] 吉泽诚一郎：《爱国主义の创成：ナショナリズムから近代中国をみる》，第三章《中国の一体性を追求する：地图と历史叙述》，东京，岩波书店，2003。
[20] 《修志卮言》，《疁报》第163号，1917年4月21日。
[21] 黄守孚虽为《嘉定县续志》编纂的中心成员，但他的构想几乎没有被反映。其背景已于第二章进行探讨，这是由于引进地方自治而导致精英阶层间的政治对立表面化。《嘉定县续志》的编纂成员由两派选出，基于党派立场出现极大差异的内容不予采用。参见佐藤仁史前揭文。
[22] 有关清末宝山县的清丈事业及清丈学堂的创设，参见田中比吕志前揭书，第四章《清末民初における地方政治构造とその变化》。
[23] 陆培亮：《川沙乡土志》，1918年铅印本，南京图书馆藏。本书由七十六课构成，采用课目体的体裁。例如第一课《建置》、第二课《城垣》，沿袭地方志的体裁进行排列。
[24] 《川沙乡土志》，第七十六课《志书》。
[25] 上海市川沙县县志编纂编修委员会：《上海市川沙县志》第三十三卷《人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26] 《川沙县乡土志》第五十八课《自治风潮之原起》。有关地方自治及自治风潮，在《川沙县乡土志》中划出了第五十六课到第六十二课的篇幅，显示此为动摇川沙社会的一大事件。有关清末川沙的自治风潮，详见Roxann Prazniak，“Weavers and Sorceresses of Chuansha：The Social Origins of Political Activism among Rural Chinese Women，”in Modern China，12.2（1986）；黄东兰：《近代中国の地方自治と明治日本》，第九章《清末地方自治制度の导入と地域社会：川沙事件を中心に》，东京，汲古书院，2005。
[27] 《川沙乡土志》第三十五课《风俗》。
[28] 关于地方官所拥有巫师的机能，参见费孝通，小岛晋治等译：《中国农村の细密画：ある农村の记录 1936―82》，第101～104页，东京，研文出版，1985。此外，在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第四章《义和团支配と团练神话》）中，叙及以义和团的占领天津为时间节点，描述义和团以前地方官作用的变化及巫术机能。
[29]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30] 民国《川沙县志》，《黄炎培导言》。
[31] 有关中国的民俗学，Chang-tai Huang，Going to the People：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1918-1937.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以及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有关地方的知识分子阶层如何看待民俗，可从新南社成员所发行报纸来进行解读。例如《民众文学》，《新盛泽》第37号，1924年8月11日。在吴江县担任此类运动的柳亚子和徐蔚南等，后来成为上海通志馆地方志编纂的中心人物。
[32] 许卫平：《中国近代方志学》，第36～46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33] 森正夫前揭文。
[34] 《钱门塘乡志》，《顾宗侃序》。《双林镇志》初刻引言中可见同样的主张。
[35] 《西门乡志征求文献》，《疁报》第57号，1910年12月26日；《修志卮言》，《疁报》163号，1917年4月21日。此外，在唐卢锋：《修辑镇志的必要》（《新周庄》21号，1923年9月16日），认为清末民初政治及风俗的变化为有史以来最大者，提出了镇志要留下记录的责任。
[36] 高桥孝助：《上海共同租界北边农村の变迁：宝山县江湾镇を中心にして》，《宫城教育大学纪要》第23号，1988；高桥孝助：《1920年代はじめに至る上海县法华乡の变迁：消灭しつつある “水乡”》，《宫城教育大学纪要》第25号，1990；高桥孝助：《1920年代に至る宝山县月浦乡：“发展”から取り残された“水乡” 》，《宫城教育大学纪要》第27号，1992。
[37] 《江湾里志》，《钱淦序》。
[38] 《法华乡志》，《序四》。有关租界对周边农村的影响，参见戴鞍钢：《租界与晩清上海农村》，《学术月刊》2002年第5期。
[39] 《月浦里志》卷五《实业志·工业》。
[40] 《奉贤县乡土志》第三编第二十课《结论》。《奉贤乡土志》和乡镇志有所不同，因以县为记述范围，性质上有所差异，但因此可观察到乡土意识是共通的，所以笔者加以引用。《奉贤乡土志》由第一编到第三编，各编分为二十课。第一编到第三编分别对应历史、地理、格致来进行编纂。
[41] 森正夫：《明末における秩序变动再考》，收入《森正夫明清史论集》第三卷《地域社会研究方法》；岸本美绪：《风俗と时代观》，东京，研文出版，2012。
[42] 吉泽诚一郎前揭书，补论《风俗の变迁》。
[43] 民国《法华乡志》卷二《风俗》。
[44] 《江湾里志》卷四《礼俗志·风俗》。
[45] 《月浦里志》卷四《礼俗志·风俗》。
[46] 《月浦里志》卷四《礼俗志·风俗》。
[47] 吉泽诚一郎前揭书，第十章《体育と革命：辛亥革命时期の尚武理念と治安问题》。
[48] 早期言及乡土志的论文，有黄曙光：《乡土志述略》，《中国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3期；范学宗：《乡土志浅议》，收入《中国地方志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84。
[49] 邹振环前揭书，第五章《清末的地理学教育与近代地理学教科书的编纂》；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以及巴兆祥前揭文。
[50] 这些问题，必须立足于初等教育政策的变迁、以小学堂经费为首的教育经费问题、课程内容、学堂设立带给地域社会的影响及其关联上。在邱秀香的《清末新式教育的理想与现实：以新式小学堂兴办为中心探讨》（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0）中曾非常精确地整理出小学堂设置的状况。
[51] 巴兆祥前揭文。
[52] 侯鸿鉴：《锡金乡土历史》，1906年活字本；侯鸿鉴：《锡金乡土地理》，1906年活字本；陈罗孙：《通州历史教科书》，1907年铅印本；陈罗孙：《通州地理教科书》，1907年铅印本；旧庐：《常昭乡土地理教科书》，1907铅印本；旧庐：《常昭乡土历史教科书》，1907年铅印本。以上皆为上海图书馆所藏。
[53] 巴兆祥前揭文。
[54] 程美宝前揭文。
[55] 陈颂平、秦锡田等：《陈行乡土志》，1920年铅印本；昝元恺：《崇明乡土志略》，1924年石刻本，皆为上海图书馆所藏。
[56] 侯鸿鉴：《锡金乡土历史》《锡金乡土地理》。侯鸿鉴是无锡人士，1902年进入弘文学院师范科。归国后，创设各种学校，在江苏和江西省都担任视学，活跃于教育界。
[57] 《川沙县乡土志》，《培亮附识》。
[58] 《奉贤县乡土志》，《序三》。
[59] 程美宝前揭文。
[60] 3种乡土志相关信息如下。佚名：《（通州）乡土历史地理教科书》，1907年铅印本，南京图书馆所藏；佚名：《南通乡土志》，1912年抄本，上海图书馆所藏；南通县公署教育科：《南通县乡土志》，1939年铅印本，南京图书馆所藏。
[61] 《通州地理教科书》，《编辑大意》。
[62] 《学务大臣奏据编书局监督编成：“乡土志”拟通编辑片》，《东方杂志》光绪三十一年第9期。
[63] 《通州地理教科书》第三十一课《实业一》至第三十六课《实业六》。
[64] 《通州地理教科书》，《编辑大意》。
[65] 《通州历史教科书》第二十二课《倭寇始末》。
[66] 坂元弘子：《中国民族主义の神话：人种·身体·ジェンダー 》，第35～68页，东京，岩波书店，2004。
[67] 《通州历史教科书》第二十八课《结点》。
[68] 《通州历史教科书》第三十六课《新通州》。
[69] 《崇明乡土志略》，《编辑大意》。
[70] 《崇明乡土志略》，《沈占先叙》。
[71] 参见本书第五章。
[72] 《陈行乡土志》，《孔祥百序》。孔祥百（1867―1938）拥有弘文学院师范科的留日经验，归国后在三林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及浦东中学执教。吸收了各式新知识的孔祥百，对直接套用西洋知识及观念的教育，抱持批判的态度；虽然他提倡乡土本位的教育，主张乡土教育本身的有效性，提出比较海外乡土教育的实例，如实地反映了他的立场。
[73] 蔡衡溪：《乡土教育概要》，上海，大华书局，1935。蔡衡溪主张，中国乡土教育的变革，是以1922年的新学制改革为开端，并介绍了模范教材之一的《诸暨乡土志》。此外，该书作者为任职河南省教育厅的地方官僚，大声疾呼乡土教育复兴民族精神，与河南省的农村改造及地方自治参与国家建设，有着密切的关联。参见沈松侨：《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民国时期的宛西自治，1930―194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1期，1992。
[74] 祝志学：《诸暨乡土志》，《我爱我乡》，1933年铅印本，上海图书馆所藏。
[75] 《通州地理教科书》，《编辑大意》。对于乡土事物乃至“一丝一缕，一草一木”都能感到亲切，利用其开展乡土教育的构想是《乡土志例目》中所提倡。见《学务大臣奏据编书局监督编成：“乡土志”拟通编辑片》。
[76] 《崇明乡土志略》，《王绍曾叙》。只有此序文著于1917年9月。
[77] 具体的乡土志目录稿，请参见本书附录《乡土志目录稿》（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