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中，对于地域社会行政机构的建立，还存在着培育人才及树立道德规范的问题。关于行政机构的制度方面，虽有形式性的由上而下逐渐扩充的框架，但在实际运行中，则需要通过笼络地方精英阶层而完成。乡土志的编纂展示了在这个方面国家建设中带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例证。本章以《陈行乡土志》展现出的乡土意识和秩序观，反映了从乡镇级视角观察清末民初政治的变化。其特征可包含以下若干点。
《陈行乡土志》作者代表的是地方精英阶层，以负责乡镇社会地域整合的生员、商人阶层为主体。他们在地方社会中多有“善举”，并负责官方无法执行的各项公共事业。而且清末伴随地方自治的引进，乡区被设定为最末端的自治机构，反映了地方社会的政治理念。《陈行乡土志》作者进行的乡土教育活动，开始是引进近代初等教育，包含职业教育、贫民教育、女子教育等。这类活动主要着眼点，是乡土的总体性建设。这一设想日后为专业性、职业性的知识分子所继承，进而开启了针对农村的近代化启蒙运动。
解读《陈行乡土志》的记述及作者的言论，更能凸显从地域而想象的体制及秩序的具体形象。行政机构困难的一面集中在征税问题上，正如地方精英阶层参加政治时呈现 “官民冲突”的形容那样，与传统的行政机构形成对抗。从秦锡田在谘议局等处的言行来看，地方精英在地方财政体制之中，取代知县、胥吏既有的部分行政机能，确立了公权力与区别于行政的“民治”领域——以往地方精英以“善举”的名义推行公共事业及教育事业的领域，被视为以地方自治的形式参与政治的目的。尽管《陈行乡土志》的记述本应以乡为范围，但从征税记载中所反映的，已不限于乡的内容，在这过程中展现了权利意识。
表5-1 《陈行乡土志》的构成
表5-2 清末·民国初期陈行秦氏的公共事业一览
表5-3 民国期陈行乡小学的设立状况
再者，支持乡土教育活动的教育观，也可以说凝聚了包含乡土意识与国家观的秩序意识。从“改良”“合群”两词观察《陈行乡土志》的教育观，其作者们在遭遇“外力”、直接面对“内部”的“落后”及秩序崩坏时，怀有危机意识，期待“改良”社会，以“合群”来克服危机和恢复秩序。当时知识分子体现“合群”的现实做法，是成立各式各样的中间团体。对于《陈行乡土志》的作者们而言，则是实际存在的乡土（即乡镇社会），从县、省、国以同心圆状向外扩大，直到恢复整体秩序。支持这一构想的，是培植儿童诸如“公共心”这样的道德素养，从而培养出奉献于乡土的人才为长远目标。
“改良”乡土成为整体秩序的基础，必然使《陈行乡土志》作者及相关地方精英的目光，转向塑造乡土的民间文化。在下一章中，笔者将着眼于他们遗留下来的“歌谣”，分析关于乡土内部的论点。
[1] Presenjit Duara，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5-41.
[2] 有关教育改革，从清末民初学校制度成立过程的实态来看，可参考阿部洋的一系列讨论。参见阿部洋：《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清末における近代学校制度の成立过程》，东京，福村出版，1993。关于地方自治制，参见滨口允子：《清末直隶における谘议局と县议会》，收入辛亥革命研究会编：《菊池贵晴先生追悼论集中国近现代论集》，东京，汲古书院，1985；贵志俊彦：《“北洋新政”体制下における地方自治制の形成》，收入横山英、曾田三郎编：《中国の近代化と政治的统合》，广岛，溪水社，1992；黄东兰：《近代中国の地方自治と明治日本》，东京，汲古书院，2005；田中比吕志：《近代中国の政治统合と地域社会：立宪·地方自治·地域エリート》，东京，研文出版，2010。关于日本的研究动向，参见岸本美绪：《明清时代の乡绅》，收入《シリーズ世界史への问い》第七卷，岩波书店，1990；岸本美绪：《明清期の社会组织と社会变容》，收入社会经济史学会编：《社会经济史学の课题と展望》，东京，有斐阁，1992；山田贤：《中国明清时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地域社会论”の现状と课题》，《历史评论》第580号，1998。关于欧美的研究动向，参见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ucks Rankin eds.，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
[3] 明确提出此类视角是高田幸男进行的一系列研究。高田幸男：《清末地域社会と近代教育の导入：无锡における“教育界”の形成》，收入《神田信夫先生古稀记念论集：清朝と东アジア》，东京，山川出版社，1992；高田幸男：《清末地域社会における教育行政机构の形成》，《东洋学报》第75卷第1·2号，1993；高田幸男：《近代中国地域社会と教育会：无锡教育会の役员构成分析を中心に》，《骏台史学》第91号，1994。
[4] 森正夫：《清代江南デルタの乡镇志と地域社会》，《森正夫明清史论集》第三卷《地域社会研究方法》，东京，汲古书院，2006。
[5] 关于乡镇级别地域，从乡村统治的视角进行论述的，有小岛淑男：《近代中国の农村经济と地主制》，东京，汲古书院，2005，第四章《清朝末期江苏省苏州府の乡村统治》；以及分析水利惯行的大谷敏夫：《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第215～240页，东京，汲古书院，1991。着眼于地方士绅公共事业管辖范围的有稻田清一：《清末江南の镇董について：松江府·太仓州を中心として》，收入森正夫编：《江南デルタ市镇研究：历史学と地理学からの接近》，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稻田清一：《清代江南における救荒と市镇：宝山县·嘉定县の“厂”をめぐって》，《甲南大学纪要》文学编第86号，1993。论及绿营的管辖范围与市场圈的关系，参见太田出：《清代绿营の管辖区域とその机能：江南デルタの汛を中心に》，《史学杂志》第107编第10号，1998。在中国国内使用县级地方档案为主要史料进行分析的，见小田：《清末民初江南乡镇社会的权力结构变动》，《历史档案》第70号，1998。
[6] 除此之外，唐宝淦，葛冲：《西岑乡土志》（1952年后抄本。收入上海图书馆所藏：《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3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也是乡级的乡土志。此书从清末开始编纂，1918年为了学校教育的使用而再次编修。该志是以多种乡级地方文献为基础编成的。
[7] 《享帚录》及《享帚续录》之外还有以下史料：胡祖德：《胡氏杂钞初编》一卷，民国刊，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秦之衔：《秦砚畦先生年谱简录》二卷，1961年孔令毅摘钞本。秦之济：《上海陈行秦氏支谱》四卷，上海县陈行公社编志组1983年油印本。上海县陈行公社编志组编：《梓乡杂录》一册，上海县陈行公社编志组1983年油印本（以上3本为个人所藏）。秦荣光：《养真堂文钞》二卷，1919年排印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秦锡田：《显考温毅府君年谱》一卷，1919年排印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顺带一提的是，将个人文集作为史料来使用，不能否定出版时添加改窜的可能性；但《享帚录》中多数被收录的议案、意见书、公文，乃至全文或部分收录于《申报》以及地方志，其内容则是一致的。此处笔者特别想要表明的是，与史料同时代的出版品也是有效的。
[8] 《上海市上海县志》第一编《建置（六）·集镇新村》，第135～136页。
[9] 有关江南市镇的实证研究，有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
[10] 《汤蕴斋商董六十寿序》，见《享帚录》卷一。
[11] 樊树志前揭书，第124～133页。
[12] 樊树志前揭书，第171～187页。然而，《陈行乡土志》第二十五课《特产一》以及第二十六课《特产二》中对于棉花以及棉布没有相关内容的记述。
[13] 高桥孝助：《上海共同租界北边农村の变迁》，《宫城教育大学纪要》第23号，1989；高桥孝助：《1920年代はじめに至る上海县法华乡の变迁：消灭しつつある“水乡” 》，《宫城教育大学纪要》第25号，1991。该文论述了由上海的都市化进展到市镇的变貌。
[14] 《川沙县志》卷七《交通志》；《秦砚畦先生年谱简录》下，民国十四年乙丑65岁之条。秦锡田就任上南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协理。
[15] 《序》，见《上海陈行秦氏支谱》卷首。有关科举资格，参见《上海陈行秦氏支谱》卷一。
[16] 滨岛敦俊：《农村社会：觉书》，收入《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7。
[17] 《上海县续志》卷十三《人物·秦惟梅》，以及《陈行志》第三编《政治》，第64～66页。
[18] 《传志门·清邑庠生选训导椒两公传》，见《上海陈行秦氏支谱》卷二。
[19] 《上海县续志》卷十三《人物·秦荣光》；以及《上邑七图免役周浦塘记》，见《养真堂文钞》。秦荣光的活动详见《显考温毅府君年谱》。
[20] 稻田清一：《清末江南の镇董について》。
[21] 有关秦锡田的经历，见《秦砚畦先生年谱简录》，以及以此为基础制作的本书第三章，表3-4“秦锡田略年谱＂。
[22] 《云翘胡君家传》，见《享帚续录》卷二。值得一提的是，胡祖德的《沪谚》《沪谚外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对上海周边农村方言的研究，极为有用。
[23] 《上海县茂才孔府君家传》，见《享帚续录》卷二。
[24] 《赵和恪先生传》，见《享帚录》卷二。
[25] 《汤蕴斋商董六十寿序》，见《享帚录》卷一。
[26] 《清故候选千总武举人周府君家传》，见《享帚录》卷二。
[27] 市古宙三：《乡绅と辛亥革命》，收入市古宙三：《近代中国の政治と社会〔增补版〕》，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
[28] 参见高田幸男：《清末地域社会と近代教育の导入》，以及《清末地域社会における教育行政机构の形成》。
[29] 参见高田幸男，《近代中国地域社会と教育会》。
[30] 《上海县续志》卷十八《人物》，以及《上海市上海县志》第三十二编《人物》。
[31] 《显考温毅府君年谱》，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之条。
[32] 《秦砚畦先生年谱简录》上，光绪二十二年丙申36岁之条。
[33] 《上海县续志》卷十《学校中》，以及民国《上海县志》卷九《学校上》。
[34] 敬业书院在清末上海较早采纳西洋的近代教育，成为之后学堂的先驱。《上海县续志》卷九《学校上》，以及《上海乡土志》，第九十七课《学堂》。
[35] 《上海县续志》卷九《学校上》。
[36] 《上海县续志》卷十《学校中》。1907年，三林学堂改称三林学校。
[37] 《上海县续志》卷十《学校中》。
[38] 《上海乡土志》第一○三课《乡学》。
[39] 《上海县茂才孔府君家传》，见《享帚续录》卷二。
[40] 有关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参见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1页，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关于乡村建设运动，参见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163页，收入《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有关乡村教育运动，参见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
[41] 《上郡守戚升准书（丙午六月）》，见《享帚录》卷一。以下以此为基础开展记述。
[42] 《秦砚畦先生年谱简录》上，光绪三十四年戍申48岁之条。
[43] 《秦砚畦先生年谱简录》上，宣统元年己酉49岁之条。
[44] 《秦砚畦先生年谱简录》下，民国十九年庚午70岁之条。有关黄炎培与职业教育社，参见小林善文：《中国近代教育の普及と改革に关する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2，第六章《黄炎培と职业教育运动》。
[45] 《秦砚畦先生年谱简录》下，民国二十年辛未71岁之条。
[46] 费孝通，小岛晋治等译：《中国农村の细密画：ある农村の记录1936～82》，第122～135、第191页，东京，研文出版，1985。
[47] 《显考温毅府君年谱》，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元之条。此外，正如秦锡田言及“土客勾结”那样，“广蛋”等集团与浙西巡捕左营两者勾结，从事不法行为。《禀上海道请裁撤盐捕港》《呈江南提督请饬盐捕左营撤巡捕面》，见《享帚录》卷三。
[48] 遗体的放置导致法律纠纷，以及胥吏勒索的可能性很高。参见山本进：《清代财政史研究》，第三章《清代后期江浙の财政改革と善堂》，东京，汲古书院，2002。
[49] 《上海县续志》卷十《学校中》；《秦砚畦先生年谱简录》上，光绪三十一年乙巳45岁之条。
[50] 《孔绣雨女士别传》，见《享帚录》卷二。
[51] 《上海乡土志》作者在执笔当初并没有设立征税的项目，是阅览原稿的姚文楠建议后，才增列有关征税的记述，此一过程饶富趣味。
[52] 《云翘胡君家传》，见《享帚续录》卷二。
[53] 关于度民桥修筑的过程，《梓乡杂录》的工程记有详细之记载。在三林乡也发生了同样的状况。《赵和恪先生传》，见《享帚录》卷二。
[54] 民国《上海县志》卷三《财用》。
[55] 岩井茂树：《中国近世财政史の研究》，第500～505页，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
[56] 有关清末的毁学暴动，参见阿部洋前揭书，第161～213页。
[57] 关于此事详细经过，参见本书第三章。
[58] 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59] 《苏抚瑞中丞议案》，《申报》宣统元年10月17日。并且在《上海县续志》卷七《田赋下·杂税·宣统元年10月常会议决巡抚瑞澄交议整顿契税方法案》中收录有详细内容。
[60] 《整顿契税宜先禁止浮收议案》，见《享帚录》卷三。
[61] 《整顿契税宜先禁止浮收议案》，见《享帚录》卷三。州县衙门的浮收行为被视为问题背景而特别指出，与这个时期货币问题的激化密不可分。对于将浮收充当行政经费的州县衙门而言，纳税者因银两兑换而无法筹措制钱，遭到了沉重打击，从而导致了“官民冲突”。参见《上海县续志》卷三十《杂记三·遗事》。货币问题引起了督抚的强烈关注。两江总督张人骏提出《限制铜元议案》，江苏巡抚瑞澄也因货币问题等导致州县行政费用的不足，提出《议补救州县困难案》。《江苏谘议局张制军提出议》，《申报》宣统元年10月20日；《苏抚瑞中丞议案》，《申报》宣统元年10月14日。
[62] 《上海县续志》卷六《田赋上》。参见臼井佐知子：《同治四（1865）年、江苏省における赋税改革》，《东洋史研究》第45卷第2号，1986。从1865年起苏州布政使在管辖地域实行赋税改革，将过去州县政府的非法征收充当行政经费的部分改作公费，从田租中进行附加征收，这也意味着对非法浮收的一部分加以合法化、制度化。
[63] 《清故候选千总武举人周府君家传》，见《享帚录》卷二。
[64] 参见上海市奉贤县县志修编委员会编：《上海市奉贤县志》卷二十九《人物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奉贤朱遯叟先生八十寿序》，见《享帚续录》卷一。
[65] 《两江总督张人骏等为丹阳官书抑勒浮收激变事致军机处电》，宣统元年7月27日，军机处收电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第283～2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66] 《呈藩司请法定柜价径札自治公所》，见《享帚录》卷三。
[67] 关于清代的胥吏，参见宫崎市定：《清代の胥吏と幕友：特に雍正朝を中心として》，收入《宫崎市定全集》第14卷，东京，岩波书店，1991；以及Ch’u T’ung-tsu，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chap.3。杜赞奇认为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将行政不能完全渗透进的地域社会之公权力——征税业务委托给“营利中间人”，但在所谓“地方精英”对于地域整合深具影响力的江南地区，究竟是何种情况？这还需进行探讨。Duara，op. cit.，pp. 43-57.
[68] 有关清代财政的原额主义，参见岩井茂树前揭书，第一章《正额外财政と地方经费の贫困》。
[69] 《清查荒地宜通查全境议案》，见《享帚录》卷三。
[70] 有关宝山县清丈，参见田中比吕志前揭书，第四章《清末民初における地方政治构造とその变化》。上海县清丈局的设置，由于各个机关之间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得以实现。参见本书第三章。
[71] 《上海县茂才孔府君家传》，见《享帚续录》卷二。
[72] 《上郡守戚升准书（丙午六月）》，见《享帚录》卷一。
[73] 《新建三林陈行杨思乡立第二国民小学校舍记》，见《享帚录》卷一。以下秦锡田的言论，是地方知识分子中所谓“教育救国论”实践的实际状况。
[74] 秦锡田的秩序意识基于儒教价值观，但是从他使用“优胜劣败”“天演之公理”“自然之趋势”等词汇，可看出他受到社会进化论相当大的影响。
[75] 《姚子让先生七十寿序》，见《享帚录》卷一。
[76] 《水木工业公所记（庚戌七月）》，见《享帚录》卷一。
[77] 岸本美绪：《“市民社会”论と中国》，收入岸本美绪：《地域社会论再考》，东京，研文出版，2012。
[78] 关于梁启超的“合群”言论，见《新民说》第13节《论合群》。
[79] 《上海县茂才孔府君家传》，见《享帚续录》卷二。
[80] 《募修塌水桥引（丙午十月）》，见《享帚录》卷一。
[81] 以“乡土”为立足点实行“合群”想法，与张謇的“村落主义”有着众多类似点。田中比吕志前揭书，第六章《地域エリートの立宪构想と地方自治论》
[82] 《募修塌水桥引（丙午十月）》，见《享帚录》卷一。
[83] Hao Chang，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1907.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189-206.）
[84] 岸本美绪：《比较国制史研究と中国社会像》，《人民の历史学》第116号，1993。
[85] 关于清末地方精英作为方法的“地域”，参见山田贤前揭文，以及山田贤：《长江上流域の移住と开发：生成する“地域”》，收入《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山田氏更详细的讨论，参见山田贤：《移住民の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第188～215页，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由“乡土”恢复全体秩序的想法，也可见于南京政府时期。例如梁漱溟将中国地方自治表达为“地方自救”的观点，山田贤指称“‘自救’不仅保全整个地域，也可保全乃至构筑‘中国’这一全体秩序的雏形，这正是由地域这一基层级别构想国家建设的运动。”山田贤：《生成する地域·地域意识》，《历史评论》第746号，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