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通过近代教育接受过程中市镇与农村之间的分裂，探讨清末民国时期江南地方基层社会的整合特质与变化过程。要点分别如下。
第一节以吴江县教育状况，分析地方社会初级教育的普及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县立高级小学设在拥有大镇（县属镇）的市区里，而初级小学除部分之外，则以小镇（乡镇）为中心设立乡区和市区。在农村里能够就读初级小学的，局限于地主、富农阶层的子弟，一般农民几乎与此毫无关系。若从这个角度思考，可以说学区的经济社会环境，亦即设立学校的市镇规模与功能、居住在市镇中社会阶层的组成与人口等，是决定就学率的主要因素。换言之，就学率实际上与能够让其子弟上新式学校，且居住于市镇的大地主、富商、知识分子等阶层，有很大关系。民初的小学就学率，县属镇学区达到10%～16%，其他学区为5%～8%，但也有少数例外。前者可举盛泽镇为例，就学率低是因为非精英层的人口过多。至于后者，几个高就学率的学区，除了调查精确度所产生的偏差外，还存在积极推动学校经营的精英人士，这也是高就学率的主要原因。然而，无论哪一种情况，各市镇就学率与社会阶层的组成有密切关系，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第二节以20世纪20年代盛泽镇为例，论述了清末民初学校教育里出现的新精英阶层与市镇社会的关系。在阐明新精英阶层特征的基础上，检讨了他们推动平民教育背后的文明观，也考察了由于新知识分子出现而带来镇—乡之间的分裂。文中业已指出，吴江县市镇发行的普及新文化的地方报纸中，由柳亚子所组成的新南社社员是其发行人与主要执笔者。此外，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县立第三高级小学校友，活跃于教育界，以知识分子的角色彰显精英阶层的特性。他们一面发行《盛泽》《盛泾》《新盛泽》，试图在盛泽镇形成社会舆论；一面与区教育会等机构合作，组成盛泽平民教育促进会，致力于普及平民教育。如果了解这一运动背后的原本构想，即在世界正处于优胜劣败的开展过程中，为了不陷入“天演淘汰”的境地，那么新知识分子致力于市镇空间与市民本身“文明化”的理念便可浮现。民俗中所见“迷信”的一面，被他们认为是与“文明”对立的，因此成为必须改良与克服的对象。同时新南社知识青年还寻求民俗的积极意义，但这并不意味他们是肯定“迷信”。如此一来，市镇通过近代教育，成为“文明化”的最基层，相较于“文明化”无法达及的农村，两者的差异就变得更加显著了。
第三节依据笔者访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私塾调查资料，考察私塾在农村教育中所占优势，并对近代教育不够普及的实际状态及背景进行初步分析。伴随近代教育的引进，私塾被认为是改良与管理的对象，却由此产生了各种问题，直到民国时期依然存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任塾师的老农民看来，学完《四书》的意义和现今高校毕业生的读书一样，毋宁为“中间识字阶层”，为实际生活增加了谋生的有力手段，尽管私塾教育与近代社会地位的提升并没有什么关系。
总之，如同滨岛敦俊所示，明末以来商业化的进展，使得江南形成了由乡绅主导的县社会、生员和监生肩负的市镇社会，以及富农为中心的“社村”世界三层结构，一直维持到清末民国时期。这种阶层性若从语言文化的角度来看，存在着①使用文言文与白话的文言文、白话的县社会；②使用白话的文言文与白话的市镇社会；③使用白话的社的世界。这三重世界的差异，以及他们各自阶段性的变化，都包含在科举文化之中。至于通过近代教育而出现的新知识分子，致力于地方社会的“文明化”，将不符合“文明化”的要素视为“迷信”。因此，市镇成为走向“文明化”的基层代表，而没有达到“文明化”的农村，却在这一过程中扩大了与市镇的差距。福武直所观察到的教育圈里市镇与农村的非连续性分裂，即为这种过程的侧面之一。
[1] 阿部洋：《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清末における近代学校制度の成立过程》，东京，福村出版，1993；朝仓美香：《清末·民国期乡村における义务教育实施过程に关する研究》，东京，风间书房，2005。
[2] 滨岛敦俊：《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と民间信仰》，东京，研文出版，2001；滨岛敦俊：《农村社会：觉书》，收入森正夫编：《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7。
[3] 有关此点的提示，参见新保敦子：《中华民国时期における近代学制の地方浸透と私塾：江苏省をめぐって》，收入狭间直树编：《中国国民革命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2。
[4] 在考虑这项问题时，不仅需要儒家经典的教养，还要检讨精英与民众之间“中间识字阶层”所拥有的手册和历书、初级课本等这类日常实用的识字文化形态。James Hayes，“Specialists and Written Materials in the Village World”，in David Johnson，Andrew J. Nathan，Evelyn S. Rawski，eds.，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中岛乐章：《村の识字文化：民众文化とエリート文化のあいだ》，《历史评论》第663号，2005。
[5] 20世纪10—20年代吴江的重要刊物有，《吴江》（苏州档案馆藏）《吴江日报》《新黎里》《新周庄》《盛泽》《盛泾》（以上，上海图书馆藏）《新盛泽》（吴江档案馆藏）。
[6] 《吴江县教育状况：县视学报告》，1913年铅印本；《民国二年度吴江县教育状况：县视学报告》，1914年铅字本；《民国三年度吴江县教育状况：县视学报告》，1915年铅印本；《民国四年度吴江县教育状况：县视学报告》，1916年铅字本；《民国五年度吴江县教育状况：县视学报告》，1917年铅字本；《吴江县及市乡教育状况（中华民国元年五月第一次调查）》，全部藏于吴江图书馆。《吴江县及市乡教育状况》的内容有：从县内的初级小学到中学的学生人数、教师人数、班级数、教室数、经营经费等的调查结果；参观几所学校的课堂之后对教课的评价；对学校整体的教学与管理的评价等。《1950年各小学私塾概况调查表》（1）（2）（收藏于吴江市档案馆、收藏号码是2023-3-11和2023-3-12）。
[7] 田中比吕志：《清末民初の社会调查と中国地域社会史研究》，《历史评论》第663号，2005。
[8] 有关清末民国时期的学制概况，参见李华兴：《民国教育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各时期的学制与学校系统图，参见朝仓美香前揭书，第312～316页。
[9] 各所学校的报告部分，刊载在《吴江公报》各期。
[10] 《吴江县及市乡教育状况》的内容有：从县内的初级小学到中学的学生人数、教师人数、班级数、教室数、经营经费等的调查结果；参观几所学校的课堂之后对授课的评价；对学校整体教学与管理的评价等。
[11] 高田幸男：《近代中国地域社会と教育会：无锡教育会の役员构成分析を中心に》，《骏台史学》第91号，1994。
[12]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五章。
[13] 《呈请省长奖励办学出力人员册》，见《民国四年度吴江县教育状况》。
[14] 《吴江县教育状况》是一份规划市乡未来教育的意见书。其中指出清末教育还停留在“民族国家”中“国民”的创造上，并没有达到培养主权者的阶段。高田幸男：《辛亥革命期における“国民”の创造：その初歩的考察》，《近きに在りて》第39号，2001。
[15] 丁祖荫是常熟人，拥有生员资格。清末时历任常昭劝学所总董、海虞市自治公所总董，后当选为江苏咨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后，担任常熟县民政长、同县知事，之后被任为吴江县知事。
[16] 《检查市乡自治成绩文：呈省民政长（三年一月）》，见丁祖荫：《松陵文牍》，民国三年铅印本，吴江图书馆藏。
[17] 关于清末改良与“文明”对立的构想，参见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清末都市における政治文化と社会统合》，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补论《风俗の变迁》。
[18] 关于民国初期的自治区，参见范烟桥：《吴江县乡土志》，1917年铅印本，上海图书馆藏。另外，民国初年的吴江县是清代的吴江县与震泽县合并而成的。
[19] 《本县现有男子学校系统图》，见《民国二年度吴江县教育状况》。
[20] 吴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吴江县志》，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第二卷《集镇》。
[21] 1915年，在芦墟镇设立县立第六高等小学，次年在平望镇设立县立第七高等小学；另外，1915年在同里与震泽创立县立女子高等小学；芦墟镇志编纂委员会编：《芦墟镇志》，上海，上海市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卷十二《教育》第二章《小学和幼儿教育》；《吴江县乡土志》第四课《教育》。另外，1914年除了设立县立高等小学的市镇以外，设立了乡立高等小学的只有莘塔乡。《市乡学校一览表》，见《民国二年度吴江县教育状况》。
[22] 范烟桥前揭书，第134～139页。樊树志前揭书，第489～525页。
[23] 在宣卷艺人朱火生（1948年出生）的工作记录中，也是以镇来处理的。朱火生：《生意表》，庚辰年（2000）12月18日之条。《吴江乡土志》第八课《湖东西乡·南厍乡》里记载的南厍镇原本只是一个村落，但清末随着人口增加与商业发达，终于形成市集。
[24] 福武直前揭书，第234页。
[25] 《市乡教育统计表》，见《民国二年度吴江县教育状况》。
[26] 至于清末以前市镇拥有的教育设施，可举书院为例。清代吴江县的书院设立于盛泽（3处）、黎里、松陵（2处）、同里、平望、芦墟，全都是县属镇。《吴江县志》第二十卷《教育》第一章《旧式教育》。
[27] 《署吴江县令周焘为申报各区户口总数事致江苏巡警道暨苏州府呈稿》（见《宣统二年吴江县户籍、人口调查档案选》，1983年11月吴江县档案馆编抄）报告学童人数10134人，超越其他地区。
[28] 小岛淑男：《近代中国の农村经济と地主制》，东京，汲古书院，2005，第十一章《辛亥革命期江苏省吴江县盛泽镇の农村经济》。
[29] 《考察市乡自治笔记》（见《松陵文牍》）中，从维持治安的观点，记载盛泽镇商民有许多是浙江省籍，其中有一部分不良分子染上鸦片和赌博。徐蘧轩表达了对盛泽的机工既无吸收新知也没有努力改良的担忧。蘧轩：《发展盛泽绸工业的动机》，《新盛泽》第13号，1923年11月21日。
[30] 关于在吴江县发行的报纸、杂志，见YT：《四年来百里内定期出版部的年表》，《新黎里》第22号，1924年4月1日；及《吴江县志》第二十一卷，第七章《新闻》。
[31] 杨天石、刘彦成：《南社》，北京，中华书局，1980。陈伯海、袁进编：《上海近代文学史》，第180～20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小田前揭书，第235～236页。
[32] 吴江县黎里镇镇志编纂委员会编：《黎里镇志》，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卷十一《人物》。
[33] 《盛泽镇志》第十五卷《人物》、第一章，《人物传》：第二章《人物录》。
[34] 《盛泽镇志》第十五卷《人物》。
[35] 关于此点，参见佐藤仁史：《地方新闻が描く地域社会、描かない地域社会：1920年代、吴江县下の市镇の新闻と新南社》，《历史评论》第663号，2005。
[36] 《新盛泽》第7号（1923年9月21日）为“市自治号”和“体育号”。
[37] 徐蔚南：《今后盛泽市民应有的觉悟》，《新盛泽》第1号，1923年7月16日。
[38] 《黎里市民公社一年来底经过及今后底希望》，《新盛泽》第7号。有关“民治”的推动与“绅治”对立的文章，有《民治与绅治》，《新盛泽》第6号，1923年9月11日。
[39] 柳无忌编：《柳亚子年谱》，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926年以及1927年之条。《盛泽》和《盛泾》的主要人物均任中国国民党区党部发起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柳亚子的激进派立场愈发鲜明，仍在盛泽镇的行政及党分部担任重要地位。参见表7-3。
[40] 程良偁毕业于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的前身盛湖公学，后来执教于第三高等小学校，是位典型的镇级知识分子。1924年通过柳亚子的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程良偁先生追悼录》，1934年铅印本，吴江图书馆收藏。
[41] 《盛泽镇志》第十一卷《教育》第二章《普通教育》。
[42] 《三高校友会开会》，《盛泽》第48期，1923年7月2日。
[43] 《区教育会改选职员》，《盛泽》第84期，1924年5月8日。盛泽市随着1915年的学区改编，成为第3学区。
[44] 《盛泽镇志》第三卷《政权司法》第二章《议事会·人民代表大会》。
[45] 《市议会秋季常会纪事（二）》，《盛泽》第63期，1923年10月15日。
[46] 《三高校友会开友谊会》，《盛泽》第84期。
[47] 《盛泽镇志》第十五卷《人物》第二章《人物录》。
[48] 《吴江县志》第十六卷《政务》第二章《人物录》。
[49] 关于清末苏州的市民公社，见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有详细的论述。关于20世纪20年代吴江和常熟的市民公社，参见小田前揭书，第230～234页。
[50] 《黎里市民公社一年来底经过希望》，《新盛泽》第7号。
[51] 杨伍：《提倡女子体育的必要》，《新盛泽》第16号，1923年12月21日。
[52] 小田前揭书，第256～261页。豪君：《亟须组织娱乐场之吾见》，《盛泽》第46期，1923年6月18日，也在“文明”度假方式的关联下，主张设置公共娱乐场。
[53] 小林善文阐明了盛泽平民教育促进会活动的开始时期，正是晏阳初在嘉兴试办幻灯教学法之时，且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与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有着合作关系。小林善文：《中国近代教育の普及と改革に关する研究》，第364～400页，东京，汲古书院，2002。若从类似的教育方法与《盛泽》中的黄炎培的题字来看，可以推测盛泽平民教育促进会也受到与晏阳初和黄炎培有关的人际关系影响。同时，《新盛泽》的言论，由表7-3可知，受到以柳亚子为中心的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影响。换言之，若从本书关心的近代教育影响范围与社会阶层的变化来思考，以下两点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无论是与晏阳初和黄炎培有关的人物也好，还是与柳亚子有关也好，都是受到外部——特别是上海的影响。第二，在地域社会中，实际上运动的前线是像盛泽那样的大镇，而三高校友会出身的地方知识分子则成为运动的中坚人物。另外，关于清末民初的通俗教育会的组织，关于其在大城市活动的研究有上田孝典：《近代中国における“通俗教育”：伍达と“中华通俗教育会”の活动を中心に》，《日本社会教育学会纪要》第38期，2002；户部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期における通俗教育会：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の活动を中心に》，《史学杂志》，第113编第2号，2004。有关五四运动时期的平民教育运动，参见小林善文前揭书，第321～363页。
[54] 《盛泽镇志》第十五卷《人物》第二章《人物录》。
[55] 汪光祖：《识字运动》，《新盛泽》第4号，1923年8月21日。
[56] 汪光祖：《对于绸领业的智识问题的我见》，《盛泽》第48期。
[57] 蘧轩：《发展盛泽绸工业的动机》，《新盛泽》第13号，1923年11月21日。
[58] 访明：《演戏筹款》，《盛泽》第68期，1923年11月19日。
[59] 《识字运动暂停教授》，《盛泽》第70期，1923年12月3日。
[60] 因时：《平民教育》，《盛泽》第55期，1923年8月20日。
[61] 徐少方在《盛泾》发刊宣言中指出，在世界优胜劣败之时，为了不陷入“天演淘汰”，有必要以地域社会的“文明化”为目标，改革社会弊端，发挥美德，从事平民教育。少方：《发刊宣言》，《盛泾》创刊号，1923年10月10日。
[62] 杨锡类：《最轻便的几种通俗教育事业》，《新盛泽》第39号，1924年9月1日。
[63] 李孝悌分析了清末启蒙运动中对戏剧与歌谣的利用。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第五章《戏曲》，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64] 《改良通俗小调夏天卫生歌（仿知心客）》，《新盛泽》第30号，1924年6月1日。
[65] 君豪：《戏剧与风俗》，《盛泽》第42期，1924年5月21日。
[66] 长素女士：《蚕皇殿打醮》，《盛泾》第3号，1923年10月20日。
[67] 蘧轩：《民众文学》，《新盛泽》第37号，1924年8月11日。
[68] 《盛泽镇志》十一卷《教育》第四章《成人教育》。福武直前揭书，第210～211页。
[69] 新保敦子前揭文。
[70] 《参观各区私塾情形》《学务状况》，见《吴江县及市乡教育情况》。
[71] 《区教育会常会记事（盛泽）》，《盛泾》第40号，1924年8月15日。
[72] 《吴江县志》第二十卷《教育》第一章《旧式教育》第三节《私塾》。
[73] 《西杨小学》，见《1950年各小学私塾概况调查票（1）》。
[74] 吴寄萍编：《改良私塾》，第115～119、第124～133页，广州，中华书局，1937。
[75] 《吴江县志》第二十卷《教育》第一章《旧式教育》第三节《私塾》。
[76] 福武直前揭书，233页。
[77] 调查成果的一部分來自太田出、佐藤仁史编：《太湖流域社会の历史学的研究：地方文献と现地调查からのアプローチ》，东京，汲古书院，2007；佐藤仁史、太田出、稻田清一、吴滔编：《中国农村の信仰と生活：太湖流域社会史口述记录集》，东京，汲古书院，2008。
[78] 《中国农村の信仰と生活》，第161～164页。为免繁杂，本书的行政单位以2004年8月开始访谈调查的时间为准。
[79] 贫农家庭出身的浦爱林（1926年出生），据说也曾到后文所述杨诚家中开的私塾上课。《中国农村の信仰と生活》，第98～99页。
[80] 《中国农村の信仰と生活》，第382～387页。
[81] 《中国农村の信仰と生活》，第371～375页。
[82] 《中国农村の信仰と生活》，第137～140页。
[83] 吴江市北厍镇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厍镇志》第四卷《农业》第一章《农业生产关系变革》第二节《土地改革》，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据说此时实际上只有富农程度土地的杨少山被分类为地主，在村民之间发生了纠纷。佐藤仁史、太田出、稻田清一、吴滔编：《中国农村の信仰と生活》，第164～167页；浦志澄：《一生经历：回顾党的历程》（未定稿）中也记述了纷争的经过。根据《北厍镇志》的记载，杨少山仅有30多亩地。
[84] 《苏南私塾概况调查表》，1949年，青浦档案馆（43-2-5）。有关公立小学校的调查，有《苏南公私立小学校概况表》（1）～（4），1949年，青浦档案馆（43-2-1～43-2-4）。关于吴江的公立小学校调查，有《1950年各公立小学校概况表》（1）（2），吴江档案馆（2023-3-15、2023-3-16），调查表的格式和青浦如出一辙。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教育，参见大泽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上海市および近郊农村における公教育の再建》，《近きに在りて》第50号，2006。
[85] 《东长私塾》，见《1950年各小学私塾概况调查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