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主要着眼于新南社社员，以江南市镇社会的新知识分子办报为背景，观察20世纪20年代地方自治恢复期间，在“新文化”影响下，他们如何凭借舆论进行乡土社会的建设，以及是否对市镇社会的转型带来（或没能带来）影响。其中，尤其关注他们所主导“舆论”的内容和进行平民教育运动的实际情况，以及运动背后的文明观和乡土观。
第一节概观了清末到20世纪20年代江南知识界的活动，包括备受瞩目的南社和新南社社员的动向。以往研究偏重于柳亚子个人，但当我们仔细分析新南社社员的组织和实质活动内容时会发现，柳氏尽管为其中的精神领袖，然而新一代知识分子才是市民公社和平民教育运动的幕后推手。吴江县内大镇陆续出版的地方报，就是新知识分子的阵地。他们通过文字，形成“舆论”的有力工具。发人深思的是，报上除了有关培植新文化和推动平民教育等宣传文章外，还辟有常识栏，讲解通俗的科学知识和卫生之道，目的在于增进一般读者的常识。据此可知，报纸本身也被看作一种社会教育的教材。
第二节讨论地方自治的主体问题。新南社派报纸讽刺独占议员职位的士绅是“老爷”，并批评市议事会变成“官厅式”，自治不过是“绅治”。类似批评虽在这个时候颇为常见，但也清楚地展现出新知识分子对传统士绅把持自治职位、阻碍实现真正“民治”的危机感。为了落实真正的“民治”，他们积极鼓吹应由工商业者与新知识分子组成市民公社，出面革新自治。并且通过平民教育运动，由“智识阶级”来指导民众。
第三节主要分析的焦点，集中在新知识分子引进的“新文化”——各种新思想和政治学说——特别是市镇社会究竟产生怎样的转型。结论有三：第一，市镇社会开始成为青年知识分子以示威游行展现救国意识和“民意”的空间。但从一般居民的习俗来看，我们必须注意市镇依然举行如“解钱粮”一类的传统仪式。第二，市镇社会成为使用新时间——阳历的空间。阳历尽管以文明和革新的名义而被大力提倡，但使用者只限于政府人员、教师或学生们，大镇上沿用旧历的习惯仍根深蒂固。于是，市镇空间成为新旧历争夺计时话语权的场域。第三，作为娱乐空间的市镇社会。茶馆是当时市镇上习见的娱乐场所，却往往沦为赌场和鸦片吸食处。针对这种情形，报上提倡建设公共体育场和公共娱乐场所，使劳工们能够正常地使用身体和安排时间。这种主张背后以古典社会进化论为根据，将娱乐问题看成与保存国家、种族直接相关的重大事件。
第四节检讨平民教育运动及其背后民俗观所具备的时代性特点。民间文化不但被视为改造的对象，而且成为教化民众的手段，这点与清末启蒙运动可说是一脉相传。但当人们开始发觉“民众”才是政治的主人翁时，有人便提出民间文化应该获得肯定。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以文明为标准，痛斥民间文化为迷信，没有考虑从民间文化中寻觅其固有价值。因为乡土只是在文明与野蛮的强烈对比下，抽离了民间文化中一些“迷信”的成分，再从中构建出各种不同的意义而已。在知识分子眼中，民间文化固然由于文明化的需要而成为改良的对象，却也必须从中找出积极意义，两者性质截然不同。所以当地方知识分子用文明尺度丈量乡土时，他们所面对的乡土观，也必然会呈现出两歧性的对立。
要再次提醒读者的是，市镇社会是各种被引进的“新文化”的“承载体”。也就是说，盛泽镇和黎里镇等江南首屈一指的大镇中，因为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深厚的社会阶层，才能由地方知识阶层推动乡土建设工作。以文献所能呈现的区域范围来看，居住于市镇的知识分子，已是有能力撰写文字的知识社群的最低要，求无怪乎有关农村的信息是如此的寥寥无几。在他们追寻区域整合的历程中，有人呼吁必须重新认识民众与民间文化，但对泰半的知识分子来说，民众仍是启迪与教化的对象；出现在地方报纸上的民间文化，不过是透过“文明”这面镜子，所映照出来的倒影罢了。
[1] 陈伯海、袁进编：《上海近代文学史》，第180～20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杨天石、刘彦成：《南社》，第33～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介于市镇社会与外部世界的“乡村领袖”，朱小田举出新型知识分子与实业家，将南社看作前者的代表。参见朱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第311～315页；林志宏，《从南社到新南社：柳亚子的民族和社会革命（1909―1929）》（收入《近代中国史思想与制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是根据柳亚子的言论检视新南社的专论。
[3] 滨岛敦俊：《农村社会：觉书》，收入森正夫编：《中国史学の基本问题4：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7；以及滨岛敦俊：《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と民间信仰》，第275～276页，东京，研文出版，2002。
[4] 近年来媒体史的进展，在近代大城市的报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新闻政策和舆论等议题上，积累了不少实证性研究。然而从微观角度观察地方社会与传播媒体的关系，由于史料的制约，研究并不充分。关于这一缺憾，不妨从南社和新南社的活动进行详细追索，是比较理想的研究路径。近现代中国的报刊史研究有：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另外，丁守和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5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987）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几种地方报。另本文所使用的地方报的价值与局限，参见佐藤仁史：《地方新闻が描く地域社会、描かない地域社会：1920年代、吴江县下の市镇の新闻と新南社》，《历史评论》第663号，2005。
[5] 小林善文：《中国近代教育の普及と改革に关する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2；户部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期における通俗教育会：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の活动を中心に》，《史学杂志》第113号第2号，2004；上田孝典：《民国初期中国における社会教育政策の展开：“通俗教育研究会”の组织とその役割を中心に》，《アジア教育史研究》第14号，2005。关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华北展开的乡村建设远动，参见新保敦子：《“解放”前中国における乡村教育运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をめぐって》，《东京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第24号，1985；山本真：《抗日战争期から国共内战期にかけての乡村建设运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の乡村建设学院と华西实验区を中心として》，《史学》第66卷第4号，1997。
[6] 佐藤慎一分析近代中国接受万国公报的过程与其背后文明观，指出社会进化论的接受与儒教世界观的转换，两者之间存在着对立。具体地说，康有为认为从列国并立的状态走向大同世界，是文明的最终目的。与此相反，梁启超根据社会进化理论，把文明看作生存竞争的结果。这种对比，表明当时的知识分子在结合社会进化论和儒教的世界观上所面临的困难。佐藤慎一：《近代中国の知识人と文明》，第95～133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佐藤慎一：《“天演论”以前の进化论：清末知识人の历史意识をめぐって》，《思想》第792号，1990；石川祯浩：《梁启超と文明の视座》，收入狭间直树编：《共同研究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1999；石川祯浩：《近代东アジア“文明圏”の成立とその共同言语：梁启超における“人种”を中心に》，收入狭间直树编：《西洋近代文明と中华世界》，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会，2001。石川祯浩指出近代中国接受的“文明”，是在社会进化论影响下肯定竞争的强权论，其特点在于：“公”乃至团体对“私”的崇高价值的重要性。如此公与私之间的关系讨论，甚富启发性。
[7]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清末都市における政治文化と社会统合》，第363～392页，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
[8] 关于柳亚子的一生，参见柳无忌编：《柳亚子年谱》，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张明观，《柳亚子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9] 陈伯海、袁进编：《上海近代文学史》，第180～200页。
[10] 朱小田：《社会变革时代的知识世界：对江南民间社会中的南社进行考察》，收入久保田文次编：《国际ワークショップ“20世纪中国の构造的变动と辛亥革命”报告集》，2002。
[11]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12] 陈伯海、袁进编：《上海近代文学史》，第180～200页。
[13] 佩忍（陈去病）：《论续剧之有益》《二十世纪大舞台》，收入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李孝悌分析了清末启蒙运动与戏曲改良运动之间的关联。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第149～168页。
[14] 李孝悌前揭书，第183～200页。
[15] 藤野真子：《柳亚子と演剧：民国初期上海演剧の一段面》（《季刊中国》第58期，1999）指出：尽管如此，柳亚子等南社社员对戏剧的看法和关心，始终离不开将戏剧看成启蒙“下等社会”的有力工具。他们对实际的京剧改革未能发挥作用，言论也没能影响到梨园内部。
[16] 此争论是在新文化运动前夜，传统文学的框架里发生的最后一个事件。陈伯海、袁进编：《上海近代文学史》，第200～206页。
[17] 《柳亚子年谱》，1919年之条。新南社发起宣言上，将培植新文化与整理国学列为共同目的。柳亚子，《新南社发起宣言》，收入柳无忌编：《南社纪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8] 柳亚子：《新黎里报发刊词》，《新黎里》创刊号，1923年4月1日。
[19] 《新南社发起宣言》，《新周庄》第13号，1923年5月1日。
[20] 关于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吴江县内发行的报刊，见YT：《四年来百里以内定期出版物底年表》，《新黎里》第22期，1924年4月1日。YT是柳亚子的笔名。
[21] 《新黎里》登载徐蘧轩和徐蔚南的文章，《新盛泽》登载柳亚子和汪光祖的文章。其中、吴江县档案局、馆编：《柳亚子早期活动纪实》（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收录柳亚子从清末到20世纪20年代的代表性文章。
[22] 袁世凯停止地方自治后，1914年公布地方自治施行条例，使得地方自治被编入中央集权体制，成为官方行政体制的一环。田中比吕志：《近代中国の政治统合と地域社会：立宪·地方自治·地域エリート》，第250～255页，东京，好文出版，2010。
[23] 吴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吴江县志》，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第十五卷《政党社团》第二章《议事会参事会参议会》。
[24] 例如盛泽市在1923年8月和12月恢复市董事会与市议事会。《盛泽镇志》第三卷《政权司法》第二章《议事会人民代表大会》。
[25] 以上海县为例，地方自治恢复后担任乡行政职务和议事会议员者，与清末民初具有相当程度的重叠。民国《上海县志》卷二《政治上·民治（二）·乡自治》。
[26] 关于清末苏州的市民公社，详见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中国学者试图从绅商阶层的各种活动里，找出公共领域的特质。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绅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27] 《民治与绅治》，《新盛泽》第6号，1923年9月11日。
[28] 徐蔚南：《今后盛泽市民应有的觉悟》，《新盛泽》第1号，1923年7月16日。
[29] 市民公社的主要业务，是铺桥造路、疏浚市河等基础建设，以及清扫卫生、防疫等各活动，具有辅助官治和地方自治的作用。朱英前揭书，第197页；张海林：《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第197～203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足立启二认为：清末苏州市民公社是无法代表社会全体的任意性团体，并指出其不稳定性。足立启二：《专制国家史论》，第240～247页，东京，柏书房，1998。
[30] 常熟县内的鹿苑乡、塘桥乡、支塘乡设有“乡民公社”。苏州市档案局编：《苏州市民公社档案数据选编》，苏州，苏州市档案局，出版年不详，第365～366页。
[31] 苏州市档案局编：《苏州市民公社档案数据选编》，第364页。
[32] 县属镇的分类概念虽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但与历史上所见的吴江七大镇大体一致，参见《吴江县志》第二卷《集镇》，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第123～13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0世纪20年代芦墟镇上刊行《新芦墟》，也反映出身为7大镇之一的芦墟镇，在社会经济上的雄厚实力。关于民国时期的市镇规模与近代学校普及的状况，参见本书第七章。
[33] 例如福懋泰朱翰清和庄恒泰庄文源等30家商店联名发起创建震泽市民公社，此中也可看出市民公社的背景。《发起组织震泽市民公社宣言书》，《新盛泽》第38号，1924年8月21日。
[34] 《黎里市民公社第二届秋季大会议事录》，《新黎里》第8期，1923年9月1日。
[35] 《市议事会春季常会纪略（一）》，《新黎里》第25期，1924年5月16日；《市议事会春季常会纪略（二）》，《新黎里》第26期，1924年6月1日。
[36] 啸岑：《市民公社存废问题》，《新黎里》第25期，1924年5月16日。
[37] 《黎里市民公社一年来底经过及今后底希望》，《新盛泽》第7号，1923年9月21日。所谓公益捐是清末施行地方自治后，在市镇一级行政单位主要的税收来源之一，推测应该是向市镇上的工商业者所征收的一种地方税。《嘉定县续志》卷六《自治志·自治经费》。
[38] 《现代的自治》，《新盛泽》第7号，1923年9月21日。
[39] 《市议会成立会》，《新黎里》第9期，1923年9月16日。
[40] 沟口雄三分析清末知识人的公私概念，指出“无私的天下为公”特点，并认为这种公概念很容易导致限制个人经济上的权利，由此延伸来看，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前后衔接的连续性。沟口雄三：《中国における公·私概念の展开》，收入沟口雄三：《中国の公と私》，东京，研文出版，1995。清末立宪派的张謇提倡的“村落主义”里，有将个人道德扩大到乡土、县、省、国家而形成秩序的意识，进而反映当时公概念与私概念的关系。田中比吕志：《近代中国の政治统合と地域社会》，第167～173页。岸本美绪讨论晚明的情况时指出：当时人所谓“万物一体之仁”的意涵为“以生存于社会的自我为本位，同心圆状的无限扩展开来的一种直接无媒介的共同性感觉”。这种同心圆状运作以父系血缘关系扩大，清末以来则转变为乡土和国家等概念，这是晚明与晚清不同之处。岸本美绪：《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第76～86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
[41] 关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以优生思想的关联而提倡“恋爱神圣”，参见坂元弘子：《中国民主主义の神话：人种·身体·ジェンダー》，第107～126页，东京，岩波书店，2004。
[42] 有学者指出：利用身体直接表明民意的方式，带来街道空间的政治化、教育化同时，也强化了爱国意识对身体的统治。参见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第239～261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
[43] 《五九国耻大游行》，《盛泽》第41期，1923年5月14日。
[44] 《周庄各界对于沪案之表示》，《新黎里》第47期，1925年7月1日。
[45] 《平望援助沪案演讲游行始末记》，《新黎里》第47期。□表示无法辨认的字。
[46] 《五九国耻大游行》，《盛泽》第41期，1923年5月14日。
[47] 吕君豪：《盛泽社会的观察》，《盛泽》第54期，1923年7月30日。此篇评论的主旨为，盛泽镇社会虽然在物质生活上有了发展，但吸烟和赌博等坏风俗蔓延，笔者对此表示担忧。
[48] 《北斗街清道会成立》，《盛泽》第43期，1923年5月21日；《北大街清道会开会》，《盛泽》第44期，1923年6月4日。
[49] 《盛泽镇志》第十五卷《人物》第二章《人物录》。
[50] 蘧轩：《消毒运动》，《新盛泽》第3号，1923年8月11日。
[51] 据笔者的口述调查，镇城隍神和刘猛将军等土神的出巡，与镇上大商店关系密切。例如，在庄家圩刘王庙出巡地点的口碑里，第一个被提到的是以懋福和为首的大商店。另外，据道光《平望志》卷十二《节序》，当时平望镇上有所谓二十四坊的街巷团体，轮流担任有关镇城隍庙的事务。故大商店成为坊的中心。
[52] 关于“十月朝”，参见滨岛敦俊、片山刚、高桥正：《华中·华南デルタ农村实地调查报告书》，《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34卷，第113～114页，1994。关于解钱粮风俗，参见滨岛敦俊前揭书，第205～219页。
[53] 《中元赛会》，《盛泽》第56期，1923年8月27日。
[54] 因时：《端阳杂感》，《盛泽》第46期，1923年6月18日。
[55] 君豪：《应该革除的几个旧习惯》，《盛泽》第76期，1924年2月18日。
[56] 畊父：《新年随感：为阳历说几句话》，《新周庄》第25期，1924年1月1日。
[57] 吴炼才：《阳历新年的感想》，《新周庄》第25期。
[58] YT：《国历与废历》，《新盛泽》第20号，1924年2月1日。
[59] YT：《纪念的五月》，《新黎里》第44期，1925年5月16日。同样的讨论也可以在蘧轩：《国庆节之凄凉语》（《新盛泽》第59号，1925年10月11日）中看到。国庆日时，除了政府机关和学校外，盛泽镇居民无不悬挂国旗，即使是知识分子也将国庆节日看成娱乐的日子。对于这样的情况，徐蘧轩曾提出诤言。
[60] 1923年冬天到1924年春天，盛泽镇上绸行与领户之间因付款的兑换率发生纠纷，行政部门和警察也卷入事件之中。对此，《新盛泽》和《新黎里》从劳动问题的角度刊载了不少文章，可以看到新思潮的影响。关于这个事件的概要，见《盛泽镇志》，《附录·杂录·绸领之争》。
[61] 汪光祖：《“无独有偶”的“茶馆兼业赌业”》，《新盛泽》第62号，1925年12月11日。
[62] 焕文：《乡村社会的目睹》，《新盛泽》第35号，1924年7月21日。
[63] 履冰：《盛泽社会上的一种病态》，《盛泽》第91期，1924年7月24日。
[64] 绿天：《公余问题发端》，《新盛泽》第32号，1924年6月21日。
[65] 病禅：《民众娱乐问题》，《新周庄》第14期，1923年5月16日，也作同样的主张。
[66] 《黎里市民公社一年来底经过及今后底希望》，《新盛泽》第7号，1923年9月21日。
[67] 程权侠：《本区急宜组织公共体育场》，《新盛泽》第16号，1923年12月21日。
[68] 程权侠：《社会的健康》，《新盛泽》第16号。
[69] 《黎里市民公社一年来底经过及今后底希望》，《新盛泽》第7号。
[70] 少方：《双杨会糜费之预算》，《盛泾》第26号，1924年3月25日。此报道还估算了间接费用，并对民间浪费钱财表示担忧。
[71] 汪光祖：《双杨会》，《新盛泽》第23号，1924年3月11日。
[72] 汪光祖：《双杨会》，《新盛泽》第23号，《盛泽镇志》第十四卷《社会》第一章《风俗》第五节《行业风俗》。
[73] 病禅：《民众娱乐问题》，《新周庄》第14期，1923年5月16日。
[74] 少方：《社会弱点之我见》，《盛泾》第35号，1924年5月25日。
[75] 少方：《赛会》，《盛泾》第41号，1924年8月25日。
[76] 汪光祖：《没有一个有心人了》，《新盛泽》第27号，1924年5月1日。此外，双杨村的城隍神为传承自唐王室望族的李明，而盛泽的城隍神也是李明，据载两个城隍神会见时，还相互交换印有李明的名片。这样的风俗从文化整合性来看也是荒诞无稽。《双杨城隍与东西城隍会见时之笑话》（《盛泾》第29号，1924年4月25日）上批评说：“实为社会文明之污点也”。
[77] 《盛泽镇志》第十五卷《人物》第二章《人物录》。吴江县内市镇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成立，呼应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据《新盛泽》登载的平民旬报广告，该报纸由江苏平民教育促进会发行，报上文章是按照《平民千字课》收录的文字来执笔的。《平民旬报》，《新盛泽》第29号，1924年5月21日。关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参见小林善文前揭书，第八章《晏阳初にみる平民教育运动の乡村への展开》。
[78] 《最轻便的几种通俗教育事业》，《新盛泽》第39号，1924年9月1日。君豪：《戏剧与风俗》（《盛泽》第42期，1924年5月21日）也主张：利用戏剧对社会的“中下级”的感化力来改良风俗。
[79] 《敬送平民千字文课本》，《新盛泽》第27号，1924年5月1日。该报道说：盛泽平民教育促进会购买一百册《平民千字课》，并发给私塾塾师和工商界有需求者。另外，据说设立于周庄镇的平民学校，除了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平民千字课》之外，还使用全国青年协会编写的《平民千字课》。《平民学校近况》，《盛泽》第93期，1924年8月8日。
[80] 马韫之：《“识字运动”五更调》，《新盛泽》第4号，1923年8月21日。
[81] 《改良通俗小调夏天卫生歌（仿知心客）》，《新盛泽》第30号，1924年6月1日。同样的事例有：《国民团结歌》，《新盛泽》第58号，1925年9月21日。据注释，这首歌模仿了泗州调。如上所述，本文所利用的报纸，许多设有讲解科学知识和卫生知识等文章的栏目，以便增进一般读者的通俗知识。从此可知报纸本身也被视为一种具有社会教育功能的载体。譬如，《新周庄》第19号（1923年8月1日）的“常识”栏，登载了费公直的《传染病浅说》。如果与城市的通俗卫生知识内容相对照，就可以了解20世纪20年代江南市镇的社会教育水平。户部健：《近代中国における通俗卫生知识：天津（1912～45年）の事例から》，《历史学研究》第834号，2007。
[82] 李孝悌前揭书，第183～191页。
[83] 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后，为了在宣传方面动员百姓，也开始提高民众的地位。当然国民党左派的影响力很大，新南社的主要成员亦属于国民党左派；然而他们对民众的看法，也深受新文化的影响。
[84] 蔚南：《革命与文学》，《新盛泽》第37号，1924年8月11日。
[85] 蘧轩：《民众文学》，《新盛泽》第37号。
[86] 严复接受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认为获得西方科学知识后可以达成道德上的目的；换句话说，西方科学知识有助于建立如“治国平天下”这样的社会秩序。在此意义上，社会进化论可以从社会变革的实践论角度理解，从而影响到日后的思想家。Benjamin I. Schwartz，平野健一郎译：《中国の近代化と知识人：严复と西洋》，第31～35、第42～46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
[87] 徐蔚南：《我之赛会观》，《新盛泽》第55号，1925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