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中间人的介绍，婢女买卖双方的意见达成一致以后，婢女买卖交易就会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成功买来婢女的家庭也就拥有了对婢女的“权利”。本节将对婢女买卖的形式和主人的权利进行阐述。
一、“雇用”“典押”与“卖绝”
1.“雇用”
“雇用”，即俗话中的“活价”，能“有限制地许亲属每年来看望几次”。[106]1909年，清政府《禁革买卖人口条款》指出，如果“忽然禁止人口买卖，遇到荒岁，贫民乏食，无力养赡子女，势将流为饿殍”，即使是“寻常境遇艰窘者，也有不能存活”之时，作为变通，清政府决定将“人口买卖”改为“雇工”的形式，除“寻常的雇用，仍旧各听其便，毋庸议定年限”外，以后，贫民子女“不能存活者，准其议定年限，立据作为佣工，先给雇值多少，彼此面定雇定之时，不问男女长幼，以二十五岁为限，只准减少，不准增加”。[107]中华民国成立时，《南京临时约法》中也规定，以前所有的奴婢一律改为雇工，从此以后，不再有“奴婢”的名称。
民国时期，买卖婢女已属于违反禁例，是法律所不容许的。有契约指南指出，人有人格，人有人权，在书写婢女买卖契约时，即使订有期限，“也不能如旧日之堂哉皇哉”，应该更改名姓，把它称之为雇佣，“且必处处留意，务使合乎法律，故其身价，亦必巧避其名目，而写为工资，盖既称工资，即为民法上之雇佣性质，而非刑法上之使人为奴隶也，此则不可不力为注意，而于执笔写契时，更需一字不放过也”。[108]为此，契约指南还给出了婢女雇佣契约的模板，以供人们参考使用（图3.1）。
图3.1 婢女雇佣契约模板
图片来源：吴瑞书：《债权契约》（上），见《契约程式大全》，第2卷，88页，上海，中央书店，1931。
北京地区的一些家庭在购买婢女时，出现了“雇用”的情况。在书写雇佣契约时，虽然不如模板那样严格，但“雇用”双方规定有一定的期限，议定有一定的雇价，“雇用”期间，“雇主”一般准许父母看望女孩。例如，山东人王雨仲称，“今岁一月，侍母来京，借寓仲姊大骆午堂顺天府治中署内，委交道口三条胡同王媒人，于二十六日代为雇使女一名，十四岁，乳名顺儿，所有一切事件，俱有该媒人作保承管”[109]。10岁的王翠娥因窃食物，畏责潜逃，面对警察的询问，她称她是广东人，6岁时，父亲因家贫将她卖与沈姓充当婢女，她的主人沈灼函报警察厅时称，王翠娥是他“雇用”的婢女。[110]王鸿年用50元“雇”裕子为婢女，王鸿年曾与裕子的母亲商定，“雇用”期限是10年，“三节准许父母瞧看”，“从先，系裕子的母亲到宅内瞧看，自裕子母亲病故，这王忠每逢三节，领着裕子的兄弟，到宅内看望”。[111]秋香被舅父送到萧姓家为婢女，“雇期”是6年，“雇工价银八十元，是会馆长班艾顺作的中人，立有字据”。[112]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讲道，她身边的一个婢女是“一个老妈子的孩子，是自由身子”，这个婢女“每隔一些时候，就可以回家探望父亲一次”。[113]图3.2是一份“雇用”契约：
图3.2 “雇用”契约
资料来源：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J181，目录号：19，案卷号：41486。
这份契约的主要内容是：
立佣约字据人杜德玉，今因家贫无力赡养子女，情愿将亲生第一女名鸭头年十三岁送与王宅充作使役，听从管教，佣期八年，计洋贰佰叁拾元，其洋笔下领讫无误，佣期届满，由其亲人领回或由主人以本人之意见与其择配，此系长期佣雇，并非契买。恐口无凭，立此为证。
立字据人：杜德玉
知情中保人：刘书氏 胡尚廷 郭子明
中华民国十二年五月廿二日
在这份契约中，“雇用”双方、中间人、时间、期限等，都写得比较清楚。“雇用”的时间是8年，“雇价”是230元。契约中还特别声明，这是“雇用”，不是“买卖”，佣期届满时，婢女将由“亲人领回”，表明了婢女与父母家人的联系。“主人以本人之意见与其择配”，体现了主人对婢女意愿的尊重。
“雇用”形式的婢女，表明婢女有“持续不断”的家庭联系。一旦她们有被责打的情况发生，父母能够起到“监管”的作用。具体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监管”作用，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婢女“持续不断”的家庭联系，也促使蓄婢家庭要善待婢女。否则，一旦出现问题，他们对婢女的父母也无法交代。
即便如此，“雇用”的形式也不一定保证双方都能够认真遵守，有时“雇用”双方也会“涉讼”。例如，经孙荣氏介绍，李姓“雇用”利顺13岁的女儿玉兰为婢，并约定“三、四年后，由利顺将玉兰领回自聘”。“雇用”时，利顺因“度日无资”，同着孙荣氏，向李姓“借去大洋一百元，无利息”，于是，李姓就与利顺讲明，“雇用”期内，玉兰没有“工资”。玉兰到李姓家后，玉兰母亲利恩氏与中间人孙荣氏一起，到李姓家看过玉兰三四次；后来，利恩氏又与孙荣氏一起去李姓家看玉兰，并向李姓要求，把“玉兰接回家去，住二天，即行送回”。李姓以“母女之情，不忍推却，即允许”。哪知，两天后，利恩氏“并不将玉兰送回，反而多方狡展”。李姓认为利恩氏出尔反尔，“实与情理难容”，到警察区署“将利恩氏控告”。[114]
2.“典押”
所谓“典押”，“分五年十年不等，期满后任其归家，典价取消；若不到期欲赎，得交还原来典价”[115]。例如，许若兰12岁时，父母将她“典押”给杜姓，“典价十元，十年为满”。[116]楼秋红6岁时，母亲将她“典押”给楼兆梧，“典价制钱六吊，以十年为限”。[117]在“典押”期内，婢女应当接受主人家的驱使，“典押”到期时，主人也要“按约放赎”[118]，还婢女以人身自由。例如，21岁的王志真是山东人，她16岁时，父母把她“典押”给赵异夫家为婢女，“典期”5年，期满后，因“王志真家人并未来接”，王志真个人也因为“年岁过长，情愿自由婚配”，赵姓便允许王志真“自行离宅，自由行动”。[119]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典押形式的婢女比雇佣形式的婢女要多。
父母将女儿“典押”给蓄婢家庭，也将对女儿的“监护权”一同“典押”给了蓄婢家庭。也就是说，在“典押”期内，婢女归蓄婢家庭所有，蓄婢家庭也对婢女负有一定的责任。例如，15岁的玉桃是杨吉辉在四川时经玉桃母亲“手买来的，立有契约”，与玉桃母亲“约定”，于“民国七年交还”。随后，杨吉辉便将玉桃带到了北京。在北京，玉桃经常与厨役“嬉笑打闹”，杨某出于管束的目的，将玉桃责打，并将厨役辞掉，以断绝他们之间的联系。然而，玉桃仍然“经常与厨役通电话，来往谈心”，并借上街购物时，“私自逃往”厨役家，请求厨役收留她。厨役不敢收留，将她送了回来。玉桃不敢回主人家，就到主人的同乡白姓家去，请求白姓收留。杨吉辉派人去接她时，她又害怕挨打，不肯回去。杨吉辉无奈，将她送到警察区署，由警察区署转送济良所“管束”，如她以后有“改悔现象，再将她领回”。之后，杨吉辉又“函达玉桃家长来领，由于七年期限还有两年，所以，是此二年内，伊尚不能解除责任，请暂交济良所管束，并请此二年内准伊领回交还该女家长，他人不得请领”。[120]
民国时期，许多人为求得职业的发展，在各地来往奔波。被“雇用”或被“典押”的婢女，也多随同蓄婢家庭流动。北京历来又是人口流动较大的地方，如同前文中讲到的那样，在北京，80%的婢女都是外省籍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典押”中规定的期限对蓄婢家庭有约束，但是这个期限约束也并不是绝对的。在“典押”期内，蓄婢家庭依然会将婢女出卖。例如，王来福11岁时，母亲将她“典押”给黎姓，“价洋七十元，四年为满”。两个月后，黎姓就将她转卖给了万姓。王来福12岁时，万姓又将她卖给了彭姓。[121]
“典押”中，也存在着欺骗现象。高王氏“典押”婢女许玉子时，是“赵姓、柴姓作的中，义如作的保。不知他们下落”。高王氏后来听玉子说，“他爹刘继周已死了两年了”。高王氏感觉，他们所写的字据是假的，“这字据是柴姓、赵姓两个妇人写好了拿来的”，字据上写的是160元，而高王氏用的是165元。[122]
“典押”的婢女都有规定的“典押”期限，如五年、十年，也有具体的“典价”。到了约定的“典押”期限，主家要将婢女送回，或者由婢女的父母家人将婢女领回家去。如果到了“典押”期限，主家未将婢女送回，那么，典押双方就有可能发生涉讼。例如，小兰8岁时，父亲范乾贞将她“典押”给了王一州，“讲明是十年许赎”；王一州之妹嫁给白姓时，小兰也随同王一州的妹妹到了白姓家。在白姓家，王一州的妹妹时常责打小兰，她“脸上经常带有抓伤痕迹”，小兰“不堪忍受”，就携物逃走了。小兰走后，王一州之妹既没有去寻找小兰，也没有报案，请求警察寻找。十年典期到后，王一州不能将小兰送回。小兰的父亲范乾贞因为女儿小兰没有被送回，就以“王一州霸不放赎”为由，在家乡山东济南将王一州告上了法庭。[123]
“典押”与“雇用”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有时，在主家看来，“典押”就是“雇用”，“雇用”就是“典押”。例如，许若兰被父母“典押”给杜澐，杜澐声称，“澐对于该婢女本属雇佣关系，当然将本人交回家族，在其家长许荣生当初以该婢女归澐雇佣，当然向澐索人”[124]。其实，从定义上看，“雇用”准许父母看望，婢女已经有了“被提前支付的工资”，这已表明婢女是一个“人”，已经有了“劳动报酬”。“典押”形式多发生在同乡邻里之间，不准父母看望，“典押”中的“典价”，是婢女的“身价”，婢女是被当作“商品”来看待的。
“典押”中，婢女与家人保持着某种程度上的联系，婢女家庭与婢女本人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保护婢女。这种“典押”的婢女，实际上已经很接近“雇用”的婢女，“典押”契约的一些内容，也接近于雇工的合同，主婢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在逐渐削弱。
3.“卖绝”
“卖绝”，也称“死价”，就是“在字据上写明永远不许与家人见面来往、通音信。一切任凭买主安排处置。无论生死，父母亲属皆不予过问”[125]。下面是几份婢女的买卖契约，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卖绝”的意思。
卖身契1：
立卖字人李清珍，今因困苦艰难，烦中人说合，情愿将亲生女名长姐，年十岁，卖与陈少甫名下为使女，同中人三面言明，卖身价银洋十六圆正，其洋笔下交清，并不短少。自出卖之后，不准瞧看，任凭陈少甫自由处分。倘有亲族争论或来历不明等情，均有中人及卖主李清珍一面承管，或天灾病案、投河觅井等，均与买主无干。恐口无凭，立卖字存证。
代笔人 彭成
中见说合人 张八 李存里 马二 刘三
中华民国六年正月十八日立卖字人 李清珍 立[126]
卖身契2：
立承继人赵连芳，因家贫寒，无衣食度日，托中人说合，夫妻同意，情愿将小女乳名槐子，年十三岁，七月十七日申时生人，承继文宅为婢女，言明财礼一份作为聘礼。立字知（之）后，自许文宅收管。不与他父母相干。如有亲族人等征（争）论，有赵连芳夫妻一面承管。空口无凭，立字为证，永不许他父母看。
立承人 赵连芳 赵门彭氏
知情底保人 祁门王氏
中保人 冯门彭氏
中保人 关大奶奶
中华民国七年戊午六月初一日立[127]
卖身契3：
立卖契人焦福胜，因光景不便，今将自己亲生小女，年长十三岁，三月二十六日半夜时生，今同人说合，情愿卖与徐海山名下作为小使女，三面言定，卖人价洋三十元。以后此女长大，生死不与卖主相干。当日人钱两交，不欠分文。恐口无凭，立卖契为证。
立卖字人 焦福胜
中华民国二年阳历五月九号阴历四月初四日同中人朱宝顺[128]
卖身契4：
立字人 王岫岩 王门龚氏 因手乏无钱度日，托中人说合，将亲生小女小银子，年十二岁，于腊月二十六日丑时生，与刘宅当使女，言明付养育费大洋六十五元，笔下交定。永不许睄看，生死各由天命。同心合意，各无反悔。如有亲族人等干预，有他父母担负完全责任。恐口无凭，立字为证。
王岫岩（手印）
王门龚氏（手印）
中保人 焦门张氏
中华民国十四年一月五号立字[129]
卖身契5：
立卖亲生女 书人郝显成 今因衣食不足，情愿将所生亲女，乳名菊儿（即春喜），现年十岁，由王德氏并王氏介绍，卖与陈庆余先生为使女，当面收到现大洋一百元正，作为儿女身价。以后此女长大及笲，或收或爆，其凭陈宅作主，从不与本生父母相干。卖出以后，若有亲族人等干涉，或拐逃等事，皆有郝显成担负完全责任，并保证人亦负此等责任。以后菊儿有不服教唤等事，总有陈宅约束管教。菊儿本生父母，或亲族人等，不得过问。恐口无凭，立此卖字，永久存照。
立卖亲生女儿人 郝显成
知情中保人 王德氏
代笔人 陈仲武
立卖亲生女儿人 郝孔氏
中华民国十六丁卯年十二月三十一 初八日吉立[130]
从以上这5份卖身契中可知，父母把女儿卖给人当婢女的原因，基本上都是由于“家庭贫困，难以度日”。卖身契1、3、5，明确写明父母因“衣食全无”，将女孩“卖与”某人为婢女。卖身契2和卖身契4中，没有“卖”字，甚至连“租”“典”“雇”之类的字眼都没有。卖身契2，是赵连芳夫妻同意，将女孩“承继”文姓为婢女；卖身契4，是王岫岩夫妇“手乏，无钱度日，将亲生小女”究竟是“卖”、是“典”还是“雇”与刘姓当婢女，较为模糊。
关键还在于，这五份契约中，都没有标明一个具体的期限，而且，契约中都有“以后投井觅死之事，与买主无干”，“买主不担负任何责任”的字样。也就是说，如果以后女孩出现任何问题，责任由女孩的父母和中间人承担，蓄婢家庭不会承担任何后果。例如，卖身契2中，称自“立字知（之）后，自许文宅收管。不与他父母相干。如有亲族人等征（争）论，有赵连芳夫妻一面承管”，永不许赵连芳夫妇瞧看；卖身契4中也有出卖后，“永不许睄看，生死各由天命……如有亲族人等干预，有他父母担负完全责任”等。有时，一些家主也会以卖身契约中的如此字样为由，表明他们对婢女的“绝对所有权”。例如，朱王氏由于家中贫寒，无衣无食，经过李升等人的介绍，将在她家当童养媳的外甥女平绿云，卖给了景沈氏当婢女。平绿云在景沈氏家已有两年。一日，平绿云与女仆一起带着景沈氏的小孩逛福隆寺时，与胞兄平文禄“撞遇”，平文禄要把平绿云领走。景沈氏认为，买平绿云时，契约上写有“日后如有此女亲族人等出面干涉，均有朱王氏一人承当等语，字据可以随时呈验”，并以“该不知姓名之人撞见婢女后，竟同婢女潜逃，显然早有诱拐预谋”为由，反过来指控平文禄有“诱拐”嫌疑，要求先将平绿云“暂行领回”。[131]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雇用”“典押”“卖绝”三种形式中，“典押”的形式要多于“雇用”，“卖绝”的形式又多于“典押”。但是，三种形式之间，没有特别清晰的界限。上文中提到，“雇用”和“典押”之间的界限较为模糊，实际上，“典押”和“卖绝”之间，也并不明朗，如图3.3一份契约所示：
图3.3 “卖绝”契约
资料来源：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J181，目录号：19，案卷号：802。
这份契约，说的是谷龙元夫妇因家贫，将9岁的女孩秀儿“租与钱宅使用”，从字面意义看，“租”就是“典”，也即属于“典押”。但这份契约没有具体的“典押”期限，并且写道，婢女今后“死故、逃亡听天命，无论为婢为妾，以及及岁婚配，悉由钱宅作主”。字里行间的意义表明，这是一份“卖绝”的契约。
这份卖身契，连同上面的卖身契2和卖身契4一起，还有一个隐形的含义，就是一旦买卖双方出现纠纷，也不会以“买卖人口罪”论处。民国时期，买卖人口属于违法犯罪行为。这种契约规避了“人口买卖罪”。例如，郭宋氏将8岁的女儿丫头卖给龚慎余当婢女，价格15元，丫头上街买物，“迷路未归”。龚慎余怀疑郭宋氏将丫头“诱走”，到警察区署控告郭宋氏。警察寻找到丫头后，龚慎余与郭宋氏都说，“丫头不是买卖的”，龚慎余还拿出“卖身契”来证明丫头不是买来的。警察看了龚慎余拿出的字据后，见“字据上并无典买字样，又将字据掷还”给龚慎余保管，并让郭宋氏将女儿丫头领回后，仍将丫头送还龚慎余。[132]
父母将女儿以“卖绝”的形式卖给蓄婢家庭，就意味着他们把对女儿的所有权一并卖给了蓄婢家庭，他们完全失去了对女儿的监护。例如，旧鼓楼大街石桥东口某妇人，经常毒打10岁的婢女，据说，“该妇价买此女时，立有打死勿论字据”[133]。西直门内新开路门牌十号住户刘李氏是山东招远县（现为山东省招远市）人，其夫患病，返回山东原籍治疗，刘李氏带着7岁的女儿丫头生活，困难异常。有张常氏，没有子女，就托人向刘李氏说，她“愿领丫头为女”，刘李氏同意后，双方会面，刘李氏写了一张字据，说明“此后不得再有纠葛发生”。事后多日，刘李氏因为想念女儿，就到张常氏家看望，张常氏“闭门不纳”，刘李氏就在门口吵闹，丫头见到母亲后，“痛哭不止”。刘李氏“欲带女返家”未果，第二天，又到张常氏门前吵闹，张常氏指出，“我花了六十元买来的丫头，何能任人领回”。[134]对父母来讲，将女孩卖出后，他们也不敢前往看望女孩。当一个家主告知家中的婢女，“汝既念母，可使来晤”，然而“其母总因卖绝之女，不敢明来”[135]，“怕刘宅知道不依，我当时没敢领回”[136]。
不管是“雇用”“典押”还是“卖绝”，契约中都存在三方关系：买方、卖方和中间人。各方均承担着相应的责任。买方承担着管束婢女的责任；在买卖过程中，如有亲族人等干涉，由卖方承担责任；中间人的责任前文中已有阐述，这里不再多叙。
在“雇用”“典押”“卖绝”三种形式外，还有一种“借贷”的形式。例如，外左三区三等巡警薛宝儒，家庭困难，又患有病，为了借钱治病，就将女儿送给乌姓当婢女，“使洋一百元”，尽管薛宝儒之子薛灏承认，父母是将胞妹卖给了乌姓，但薛宝儒之妻一再强调，女儿到乌姓家，“实是借贷，不是典卖”，如果他们将100元归还给乌姓，乌姓仍然把女儿交给他们带回，在“未归还之前，只准看，不准接回”。[137]这个事例表明，女孩子只是一种“物品”，可以被父母随便“抵押”。女子低下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二、转卖、转赠与抵押
“雇用”“典押”形式的卖身契对蓄婢家庭有约束力，但是没有绝对的约束力。蓄婢家庭对“卖绝”的婢女有绝对的权力，为了断绝女孩与其家人的联系，他们可以给婢女改名换姓，也可以将婢女转卖或转赠给他人，当他们有经济上的困难时，还可以将婢女抵押出去。
蓄婢家庭对婢女的所有权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婢女的转卖与转赠上。
1.转卖
婢女买卖契约中，除“雇用”“典押”形式的婢女外，被“卖绝”的婢女都明确写有“任凭主人处置”。那么，“这个用金钱换得来的婢女，就可当作是他的一种货物了。凡是自己的货物，当然可以任意使用的”[138]。既然“任凭主人处置”，主人就可以将婢女转卖。例如，朱姓通过厨役张国林的介绍，买恩姓女孩为婢女，朱姓给这个女孩改名叫荷花。后来，因为荷花不听教训，朱姓又通过厨役张国林，将荷花转卖给了钱姓，钱宅给荷花改名叫春喜。[139]一个13岁的名叫李小凤的幼女，是河北宛平县人，父母双亡，被亲戚卖给了王姓为婢女，王姓又将小凤转卖给了温姓。[140]王秀云14岁时，兄长把她给了在湖南当武官的同乡王在周为婢女，王在周把王秀云带到北京，伺候在北京居住的妾。王在周回湖南后，王在周之妾任意挥霍，花钱无度。王在周一时生气，不再供养这个妾。王在周之妾想去湖南，因为无钱，为凑路费，就托刘姓为媒，将王秀云卖给了吴文瀚。[141]陈云卿11岁时，他父亲将她送给马姓，马姓带陈云卿来北京后，又把她卖给了王邵氏。[142]
一些幼女都是经过多次的被转卖，才有一个最终落脚的地方。王来喜自幼父母双亡，在她9岁时，被同乡廖姓诱出，卖给孔姓，孔姓将王来喜卖给了甄姓，甄姓又将她卖给了张姓。[143]河南固始县的来喜，12岁，被人诱拐，卖与周姓，周姓把她转卖给曾姓，曾姓又将她卖给水姓。[144]张春香的父亲把她卖给天津戴姓后，戴姓将她转卖给了北京一个“不知姓名的人家内”。[145]陶金兴，四川人，8岁时父母把她卖与王姓当婢，13岁时王姓把她带到湖北，卖给了吴敬荣，吴敬荣携眷到北京时，把她一并带来。[146]双福本姓闫，家有父母，父亲以给人种田为生，由于家庭寒苦，父亲将她卖给吴姓，之后，吴姓又将她转给白姓。[147]周凤琴是山西人，15岁，由于家内贫寒，在她13岁的时候，父母把她卖给了一个不知姓名的人，该人将她带到杭州，转卖给汤姓，汤姓又将她送给了交通银行职员周姓。[148]刘晴梅7岁时，父亲病故，叔父将她卖与熊姓，13岁时，熊姓把她转卖给了唐姓。刘晴梅在唐姓家一年，由于她经常与“该宅少爷玩耍、打闹、不听话、又不做活，主母瞧见晴梅就生气”，唐姓就将她转卖给了李姓。[149]尤香儿先在新街口-油盐店店主王姓家为婢，后来又被转卖给了东皇城根的另一王姓。[150]米枝子7岁时，母亲把她卖给了马姓，她在马姓家待了两年，马姓又将她卖给胡姓。[151]红燕与父母兄妹一起逃荒时，父亲将她卖与赵姓，她在赵姓家待了几天，赵姓将她转卖与闫姓。[152]沈三郎自幼随吴姓为婢女，吴姓死后，吴姓妻即将沈三郎卖与白姓，仍当婢女。[153]
图3.4是苑姓由于家庭贫困而转卖婢女的契约：
图3.4 转卖婢女的契约
资料来源：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J181，目录号：021，案卷号：02170。
图3.4左边这份卖身契是河间府城北何马村的何刘氏，将14岁的女儿张莲喜“当与苑先生名下，作为婢女，随房使用”，“阖家母女人等，同心愿议”，“自聘之后，不许追悔，不许来往，永断割脉，如有天灾、病孽，各由天命”。契约表明，苑先生拥有对莲喜的“绝对权利”，他有权随意处置张莲喜。因此，苑先生“买”来张莲喜一年之后，也由于家庭困难，无力养活张莲喜，即将莲喜卖给了张为绪（图3.4中右侧契约）：“立字人苑先生今因家贫，将女仆一名，年十五岁，无力养活，托中人说合，情愿当给张为绪府上使唤，俟后苑姓并女仆父母人等一概不准来看，永断割腾。女仆不准要回，三面言明，决无反悔，倘有远近亲族人等争兢等情，均有苑姓并中人一面承管担负完全责任，天灾、侍病，各按天命。”一个女孩，就这样被转来转去，而她自己却无任何选择的余地。
在被转卖的过程中，婢女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价”也在增加。例如，谢海棠小时候，在四川原籍被一“不知姓名干娘”卖给王姓家内，价格是2元，王姓因为家中婢女太多，就将谢海棠转卖给了章维衡，价格是4元。[154]陈小真子12岁被父母卖与何姓时，价格是20元，何姓带家眷和陈小真子来北京后，将陈小真子转卖给了黄乃斌，价格是240元。[155]邢喜荣10岁时，被继母卖与人贩子白姓，价格是15元，白姓将她转卖给曲姓时，价格是25元。后来，曲姓将她送给了朋友赵姓当婢女。[156]
2.转赠
婢女能被主人转卖，也可以被当作“物品”一样送人。例如，13岁的来喜在徐姓家当婢女，由于来喜与厨役通奸，徐姓把来喜责打一顿，为免后患，便将她赠送给了朋友戚姓。[157]程檀子是河北省大名县人，12岁时，父母将她卖给了大名县的县长孙姓家当婢女。程檀子在孙姓家有一年，孙姓为联络感情，将她赠给了“北平宪兵司令部参议杨秀夫”为婢女。[158]蓝姓买来7岁的婢女吴筱苏两年，就将她送给了朋友吴姓。[159]吉庆10岁，在老家云南，父亲把她卖给了黎姓，黎姓把她送给了亲戚龚姓。[160]沈如意被母亲卖给赵姓后，赵姓将沈如意送给了亲戚沈姓。[161]巧云的父母把她卖给了贵州的“龙副官”，“四川陆军第五团冯参谋太太”见巧云灵巧，愿意要巧云，“龙副官太太”就把巧云送给了“冯参谋太太冯赵氏”，冯赵氏“给龙太太买得礼物酬谢，并未花钱文”。[162]春喜10岁时，母亲把她卖给杨姓，杨姓把她带到上海，送给了“陆军部差遣员”许姓。[163]双喜原来是袁乃宽家婢女，袁乃宽将她送给了刘姓，刘姓又将她送给了陈姓。[164]江如意7岁时，到江姓家当婢女，两年后，江姓将她送给荫昌家，“伺候荫宅老太太”，“五六年后，老太太病逝”，荫姓又将她送还给江姓。不久，江姓有朋友林姓需要人照顾小孩，江姓就将她送给了林姓。江如意在林姓家待有两个月，林姓以江如意“不服管教”，且“有偷窃行为”为由，又将她送回给江姓。[165]吴某在河南用100元买王佩玉为婢女，带来北京后，将她卖给王姓，王姓使唤几年后，又将她送给了王耀汉，仍为婢女。[166]在被主人转来转去的过程中，多数婢女不知道自己是谁，属于哪个家庭。同时，主婢之间本来就比较淡薄的感情也给转没了。
3.抵押
婢女除了可以被转卖与转赠外，还可以被用来做抵押。例如，陈姓有婢女，名叫秋云，10岁，陈姓向同乡杨姓借钱40元未还，后来，陈姓要回原籍，由于他无钱还债，就将婢女作为“抵押品”交给了杨姓，并说明等回到原籍后，即可“汇款来赎”。[167]马钟林在张家口开钱铺时，有“开小班人”陈连贵从他钱铺里“借洋四万余元，不能归还”，马钟林见陈连贵有个婢女，名叫大玉子，就将大玉子抵押过来，到他家当了婢女。[168]
多数婢女在被转卖或被转赠的过程中，把心中仅存的一点家乡的印痕也**涤殆尽，以至于有的婢女连自己是哪里人，父母姓甚名谁，家里有什么亲人、是否存亡等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