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家庭变迁，源于西方观念的传播与渗透，并与中国人自觉接受和借鉴西方的风俗习惯相汇合，构成了家庭制度转变的文化背景。中华民国的建立，使中国社会初步具备了民主共和政体的雏形，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到20世纪20年代，家庭改良的问题得到人们的重视，一时间，各种家庭理论和家庭变革的方案纷纷出台，主张家庭变革的人对家庭制度的设计也五花八门。在家庭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婢女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因为蓄婢的盛行，对婢女、婢女家庭、蓄婢家庭都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
一、蓄婢与婢女自身
“为奴为婢的，当然大多是限于贫苦的子女，因被生活底逼迫，只可莫奈何地卖给富家豪主为奴婢，苟延它牛马般的生命。”[1]如果这些贫穷家庭的女儿不做婢女，她们就会无法生存下去，给人当婢女最起码可以保证能够活命。一些家庭买贫穷女子作婢女，无形中也可以保护她们，使她们免于被卖入妓院。因为贫苦人家在“面临经济的苦难而不得不牺牲女孩时，第一步必先把她卖给人家作婢女、作养女，到了这条路走不通时，才把她们卖入妓院”[2]。
前文中讲过，蓄婢家庭一般家境都比较富裕，生活条件比贫苦人家优越很多，因此，有的婢女在主家能够达到贫苦家庭无法企及的生活水平，享受到在贫苦家庭中无法实现的生活条件，有的主人还会赏给婢女一些金银首饰。
但是，并非所有的婢女都是那么幸运，许多婢女的生活比较悲惨，婢女生活也给她们带来了不幸，她们“从小的时候就脱离了父母的爱，又要服从主人，无限制地为主人而劳作，有时还要遭遇主人的虐待，由虐待往往得到不幸的结果，而毁灭了她的一生”[3]。她们“衣不能御寒，食不能充饥，饥色形于面，皮肤裂于外，每日的工作，依然一无停息”[4]。“富家豪主每以奴婢之低贱，除任其劳苦的操作外，日恣意百般地苛待，偶一不慎，皮肉的鞭挞，肚腹的挨饿，诚司空见惯，其生活之可怜无以复加”[5]，“平日里，主人经常不管事情大小，稍不顺心随意打骂，还不准辩白啼哭”[6]，主人“不要的时候，可以把她当商品来贩卖，不然也就留为男主人做玩具，或把她当个礼物赠送亲友”[7]。婢女“除做了主人体力的奴隶外，有的还做着性的奴隶。无耻的男主人，往往于嫖妓宿娼外，以婢女为解决性欲的良好对象；当婢女的，则屈服于主人的权威，往往任其**；这性的奴隶所受的痛苦实有甚于娼妓，婢女做着双重的奴隶，简直是失去了社会上的地位”[8]。前文中已述及，婢女与男主人通奸、与男仆通奸的，或被奸污的，不在少数。董竹君在回忆录中讲到，她婆家大哥在将婢女佩琼奸污，致使佩琼怀孕后，她大嫂和侄女骂佩琼“引诱大老爷，要把她整死……大哥却不管了，好像不是他的事似的”，“大哥是一家之长，平时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在家庭里自尊自大，家人都怕他。经常烧香念佛，有时还周济别人、做好事，原来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9]佩琼的事情也使她感到，在封建家庭里，婢女比仆人的地位还低，“和奴隶一样，没有最起码的人的权利”，而“佩琼的遭遇是悲惨的，幼小被人拐骗，长大后又被人凌辱，死活由别人支配，自己只有逆来顺受”。[10]
肢体的创伤能够恢复，然而，心理的伤害则难以愈合。主人对婢女肢体的伤害给婢女带来了较大的心理负担，“奴婢见了主人，好像小鬼见了魔王一样，立不是，坐不是，哭不是，笑亦不是，四肢无措，头脑无主，小心谨慎”[11]。16岁的婢女张杏来抱着主家的小孩玩耍时，不小心绊倒，将小孩的右腿摔伤，她“一时惧怕”，投入了院内的水井里。[12]据董竹君回忆，戴季陶的夫人纽有恒是信佛之人，但“长得一副凶相。她活像《白毛女》里的地主老太婆一样狠毒心肠，虐待丫头还自以为是最善心的人。我到的次日上午……她坐在书桌椅上手拿佛珠，边学英文、边捻佛珠。一会儿，可怜的垢面脏衫的丫头手端着一杯茶将送到她手里时，丫头见她回头吓得魂飞魄散，连茶带杯摔落在地下了。她把丫头抓过来，在丫头的大腿上扭了几下，嘴里还骂个不停。丫头不敢哭含泪走了。她转过身来还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13]。
婢女心理的阴影在给她们带来心理负担的同时，还会使她们变得麻木。《京华烟云》中，婢女暗香自6岁被人拐卖后，从来没受过什么人的恩德，她也不敢存心再得到什么人的救助；她过去的主人家道中落，她也只是粗食破衣，勉强过活；她对自己任何的遭遇都概不关心，觉得自己伺候了一家再去伺候另一家，任凭命运摆弄，自己根本无所谓；为免受肢体的伤害，她害怕做错事；有时候，人家突然说句话，她的身体就会颤抖；她无亲无友，孤苦伶仃。杨刚的《爱香》中，婢女爱香从懂事起，就觉得周围的环境与她无分，她所见所闻的，都是生面孔、恶声音；手掌常常无从预防地落在她身上，梦境都使她提心吊胆，环境使爱香神经衰弱地惧怕着一切。
年幼的婢女本该是活泼好动的，而婢女的生活却让她们失去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应有的活泼。据时人回忆，在一个刚从美国留学归国的大学教授的家里，“有一位高三尺余的小女孩，站在门后边，每倒完茶，或做完了一切主人差使的事，仍站在门后边，动也不动，只有两只眼睛看看人罢了。要伊来做事的时候，只要一摆手就来了，伊站的位置很好，右方可以照管客厅，左边可以兼顾寝室”。在主家会客的两个小时里，“这三尺余高，不满七八岁的女孩，就没换地位，不动姿势的站了这样久，我们所谈的问题，是怎样使小学校的儿童不呆板，怎样使他们活泼，而这个正应开始受教育的小女孩，竟在那里整天受站刑，这是何等的不幸”。[14]
婢女生活中的遭遇，使她们看不到未来，她们在对前途命运感到悲观的时候，就有可能走上自杀的道路。例如，婢女范兰跟一妇人谈话后，“思虑自己命苦，终无佳境，一时心窄，暗自吞服火柴一盒，意图寻死”[15]。14岁的许若兰认为，“我们太太待我甚是薄淡，我又不愿为人家做使女，自不能辞脱，将来自可寻死”[16]。有人曾以诗歌的形式揭示了婢女的生活：
没见过可爱的笑脸，没听过和蔼的低语；
从黑暗和罪恶都市网里，爬过了十二年的岁月。
挨着骂，挨着打，这生活，永不会有过一个美好的希望；
把泪珠随着冰冷的剩饭咽下去，敢怨谁呢？
这是上辈子欠的账。
三岁的时候卖在这里，记不清亲生的爸和娘；
永没人来修，永没有来补，破的鞋，破的袜，破的衣裳。
没有一个甜蜜的回忆，数不清的打骂和创伤；
是上辈子作了多么大的罪，老天罚了这可怕的一场。[17]
战乱灾荒毁了家，
饥饿流浪，爸妈没办法，
养儿为防老，还是卖掉赔钱货的女儿罢！
自有生命，就失去了自由，
为主人们做出气洞。
在充满悲惨的日子里，
没见过一线阳光，
更未尝到一线温暖。
奴仆终生，
这算是幸运，
多少是被折磨而死，
又难道说这事命运？[18]
婢女长期“离亲族，别乡土，出生入死，无再见期”[19]，她们中的多数，已不记得自己的家乡、姓氏。在离别亲族的同时，有的婢女并没有融入主家的生活。也就是说，她们中的一部分已经失去了根基。即使有的婢女被主人纳为妾后，在主人家中依然没有任何地位，她们会受到正妻及其子女的轻视和刁难。例如，婢女红儿16岁时到康姓家当婢女，19岁被收房为妾。自16岁到47岁，红儿为主人家出心尽力，当主人夫妇去世时，康家儿媳妇还是要把她赶出家门。[20]
二、蓄婢与婢女家庭
父母迫于家庭的困窘，把女儿卖与人为婢女，暂时缓解了经济上的困难，却带来了日后精神上长久的伤害。对于“雇用”“典押”的婢女，父母还有可能每年见上一两次，若干年后，还有领回女儿的机会；可是，对于那些“卖绝”的婢女，父母等于把监护权全部交给主人，女孩“永远与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断绝，家庭的乐趣，是沉沦海底，岂有不抱恨终天的么”[21]。一纸契约完全割裂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主人可以给婢女改名换姓，使她们忘却自己与家庭的联系，也可以吓唬、恐吓她们，使她们顺从。9岁的婢女赵春红被父母卖给了丞相胡同的朱姓，赵春红说，主母告诉她，是父母将她卖给他家的，并告诉她，她父亲带她哥哥出外了，她母亲让“老虎给吃啦”，赵春红每逢挨打就要逃走，主母就吓唬她说，“巡警在街带着刀，走道就将我杀了，或给带走”，致使她看见巡警就害怕。[22]
即便有的父母知道女儿会被殴打辱骂，也无权过问。另外，主人为了防止父母引诱婢女，买卖契约中往往会写明“原系死门，不准瞧看”[23]的字样。在父母的苦苦哀求下，虽然有的主人会准许他们过节时看望女儿[24]，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不能与女儿有丝毫的牵连。
对父母来讲，卖女为婢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有时候会遭到亲戚等人的谴责。他们背负着卖女的名声，如“苏翟氏自将生女鬻出后，其尊亲等，以及与其有戚谊关切之人，未尝不向之恒加痛斥”[25]。父母在情感上也会受到创伤，当被人问起来的时候，父母“多半不会**裸说出来，往往是流着眼泪，含糊其辞”[26]。他们完全不知道女儿今后会有怎样的生活命运，甚至不知道自己女儿的名字，骨肉疏离，此后“主人之慈善与否，爱女之安适与否，自此常萦梦寐，无时获释，邻右传言，且惊且慰。主而宽和，则欣然喜；主而严酷，则戚然悲”[27]。
三、蓄婢与蓄婢家庭
蓄婢家庭花钱买来婢女，让她们从事家务劳动，任意使唤，这样做，减轻了主妇的负担，使主妇从烦琐的家庭劳动中解脱了出来。他们无须花费很高的抚养成本，待婢女“长大的时候，则又可做一番买卖了。她既像升官晋爵一般的由婢女做到别人的小妾去，卖成了则定能够获得一桩重大的身价”[28]。
但是，婢女的存在也会给蓄婢家庭带来不良的后果。“蓄婢之家，多中人产，起居服食，概弗躬亲，颐指气使，成为习惯，而其儿女亦目染耳濡，动辄需人，遂为天性矣。养成**，铺床叠被，奉扈沃盥，婢女之职也。由近生襄，由襄生**，而通房丫头，房下侍妾，遂为富家之常嗜品。其甚者，父子聚尘，仆婢和奸，报章喧传，社会贻笑焉。”[29]
一些大家庭中，普遍存在着妻妾争宠、妯娌倾轧的现象，其中，婢女的因素不可小觑，“婢女当了各方面的侦探，驳嘴弄舌”[30]，“不但婢女的道德因此堕落了，而且全家的道德也可以和他一同堕落”[31]。
婢女在充当主家小孩玩伴的同时，也容易使小孩养成“骄傲懒惰的不良习性”[32]，“一家蓄了婢女，最易养成子女的惰性”[33]。而且，小孩是家庭里的少主人，有权利随意支使婢女，为自己服务。时人指出，一些家庭由于雇用婢仆，任何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做，往往会给家中的儿童带来坏的结局：养成懒惰的习惯，蔑视婢仆的人格，染成骄傲的气概。[34]年龄稍大的孩子，因为有婢女使唤，“动辄呼喝使之，骄傲任性，则少年和平谦逊之人格，因蓄婢而使之堕落矣，至于婢女之一方面，更无论矣”[35]。这些小孩因为过惯了“一呼百应”“唯我独尊”的生活，不知不觉就养成了“颐指气使”“偃塞傲慢”的习性。[36]
婢女有时会影响主人声誉。一些蓄婢家庭中男女婢仆混杂，有的主人非常重视婢女的个人作风，不允许她们与男仆讲话说笑，例如，婢女阿珠因与车夫说笑，被主人打骂一顿。[37]另外，主人一般也不允许婢女与男仆恋爱，例如，婢女春香与男仆恋爱，主人发现后，将男仆辞退，并把春香痛打了一顿。[38]但是，多数婢女处于情窦初开的年龄，有时候难免做出不道德的事情，影响主人的名誉。王梅厂有朋友刘绍增，二人曾一块留学日本，刘绍增在王梅厂家居住时，与王梅厂家婢女滕迎秋调戏成奸，“前有友人忠告以为该使女声明恶劣，断难收留”，“敝宅住居干面胡同迄兹五载，从未有败坏声誉干犯法令之事，此次忽遭刘姓搅乱，情何以堪”。[39]唐尔镛称，他家婢女武翠兰在“服役之际，终日居家时很少，时常外间招摇，惹得一般青年浪子屡有在他门前现出丑态之事，如**词恶语秽声秽言，实属不堪言状，外人不知者，皆谓他儿妇有何不正当之行，以致附近各邻居之风声颇有所言，诚与儿妇名誉攸关”[40]。而主妇也因为虐待婢女，时常受到乡邻的垂骂。
前文中讲到，婢女在逃离主家的时候，基于对未来生活的考虑，或者受他人唆使，通常不会空手私逃，不仅要带走自己的衣物，还要捲逃主人家的财物，给主家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除了偷窃财物外，婢女也有可能是主家各种麻烦的导火索。例如，顾敬修家婢女喜儿，20岁，顾敬修有族弟顾厚泽“屡次潜入院内，威吓动凶”，“欲霸占”喜儿，搞得顾敬修家室不得安宁。[41]更严重的是，婢女还会给主人带来人身伤害。例如，57岁的古董商陈绪彰家的婢女海棠从10岁起，就在陈绪彰家伺候陈的第五妾。她家中没有亲族，陈的第五妾也很疼爱她。陈绪彰有个男仆赵子杰，在陈绪彰家已经十多年，赵子杰性情耿直，曾撞见茶役李德山与女仆王妈有奸污行为，便申斥他们的“不耻行为”，并且“四处招摇，逢人便说”。茶役李德山与女仆王妈为了报复赵子杰，就诬称赵子杰与婢女海棠也有“不正行为”。消息传到陈绪彰耳中，陈绪彰就对赵子杰提出警告。赵子杰因为受了冤枉，认为是海棠在主人面前挑拨是非，就向陈绪彰争论，陈绪彰遂把赵子杰申斥了一顿。赵子杰气忿在胸，携带刚买来的菜刀，于凌晨的时候冲进陈的房间，将熟睡中的陈绪彰和第五妾砍死，出门时碰见婢女海棠，又将海棠砍成重伤。[42]主人被牵连进复杂的婢仆矛盾，白白搭上了生命。
婢女还可能破坏主家家庭。前文中提到，一些男主人往往对家中的婢女垂涎三尺，千方百计据为己有。由男主人宠爱婢女而使夫妻对簿公堂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例如，盐务署理刘文忠有婢女桂花，是福建人，刘文忠对桂花非常宠爱，刘文忠之妻也因此事忧愤而死。刘文忠续娶姚月英后，姚氏曾劝告刘文忠把桂花嫁出去，刘文忠只答应将桂花送回福建老家，姚氏一怒之下回了娘家，并提出三个条件：第一，桂花由姚氏觅主出嫁；第二，刘速交出五千元保证金；第三，刘在两年之内不准离开北京。刘文忠以条件太苛刻，不予答应，经人调节无效，姚氏就在法院控告刘文忠“虐待”，请求离婚，并“索要两万元抚育金，以作求学篝火费用”。[43]一则警世小说讲到，张某见婢女雪梅伶俐聪明，就“蠢蠢欲动”，张某妻发觉后，将雪梅卖了出去。在女仆的协助之下，张某将雪梅买下，“另立家室”。张妻识破后，在与雪梅的斗争中反而忧愤而死，张某的孩子也在雪梅的苛待下死去。不久，张某也死去，“留下的资财，全入雪梅掌握”。小说结束时，作者指出，“蓄婢，虐婢，纳婢：这便是一个理所固然的结果吧”[44]。虽然小说情节有夸张的成分，但它的社会批判寓意相当明显：蓄婢不仅违反人道，而且危害家庭健康。于是有人呼吁，“俊婢不可蓄也”，“俊妇足以惑主翁，俊奴足以惑主妇，而婢之俊者，弥复与妖作怪，尤绝对的不可蓄也”。[45]
虽然改革家庭制度不容易，但是，只要在“家庭的观念和事实上，不再行自私自利的事情，而把家庭的存在做社会幸福的根基，变了纯粹社会的单位，重男轻女的思想断乎不能再存在，婢女制度也渐乎不能再在社会上实现”[46]。家庭中若能“废除从前束缚个人自由发展的习惯和个人人格的压迫，无论如何组织，想来总比现在的家庭好些，家庭里面若有自由，若尊重人格，决没有怨恨妒忌，婢女现象断然没有立足地的”[47]。
从主人对婢女管束的角度讲，“如果放纵婢女，则会出现婢女私逃之事；如果严格管束，则会有苛虐之嫌”[48]。然而，“社会女权，一日千里，自由平等，成口头禅，不能像昔日那样可任意鞭笞戳辱婢女”[49]。主人“与其伈伈伣伣，低首下心，何如示以大度，豁然释放婢女”[50]。因为婢女的存在，直接影响婢女的自由和身心健康，间接影响家庭的和谐安宁，所以，一些倡导家庭改革的人士提出要解放婢女。从道德、权利、法律方面讲，应该解放婢女，从家庭变革的角度讲，也应该解放婢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