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传统的观念，君子、小人之辨，属于天下之大防之一。按照王夫之的说法，维系天下的大防有二：一是中国与夷狄之分，二是君子与小人之分。尽管大防有二，但王夫之还是将其归结为一，此即“义、利之分”。[161]
在传统中国，对人物的论定，尤其讲究家庭的出身，这就是民间所谓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毫无疑问，门第家风对一个人一生的成长起着比较关键的作用。但值得指出的是，个人人格的发展，更多取决于其社会关系。换言之，君子、小人并非天生，更多的则是受到后天的教育乃至政治环境的制约。说得更直白一些，在万历、天启之交形成的君子党东林党与小人党阉党之间，其子弟的结局，究竟如何？假若通过具体的考察，显然对传统观念中的君子、小人之争的认识会更趋理性。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一旦名列小人奸党，势必辱及子孙，子孙亦以祖先为耻，甚至子孙羞于承认自己的祖先，导致“有子孙而灭绝”的境地。[162]这是事实。然揆诸明末党争的事实，可知君子、小人并非世袭。
就东林的子弟来说，无气节者不乏其例，但亦有子弟奋起者。东林党中人物，并非一概得到了很好的时评。即以吴昌时为例，其人在崇祯朝就并无时誉。即使如此，其子吴祖锡的行为，尽可一洗昌时之耻。史称吴祖锡晚年亡命，更名鉏。清初剃发令下，祖锡“跳身去，于是狂走，南抵滇中，东之海上，以及诸山寨水舶中，如醉如魔，总求一当以**”。[163]
就阉党子弟来说，同样出现了两分的现象：或节操沦丧，或自持清节。就前者而言，可以冯惟淮为例。惟淮为阉党冯铨之子，入清后，曾任浙江提督。[164]以后者而言，其人甚众。在万历、天启之交，党祸方炽，因为沈一贯曾任内阁大学士，所以，浙江宁波籍的很多官员均参与党争，形成了所谓的“浙党”。至天启朝，魏忠贤掌权，又有一些投机分子卖身投靠魏忠贤，士气大丧，以致崇祯继位之后，很多人名列阉党爰书之中。忠臣、君子不一定世袭，奸臣、小人也不一定世袭。这些阉党成员的子弟，颇有一些人深以父兄的行为为耻，凭借自己的行为一雪父兄的耻辱。清代史家全祖望专门搜罗了下面七人，合为《七贤传》一篇。这七人分别为周昌会、周昌时、邵似欧、邵似雍、姚胤昌、姚宇昌、陈自舜。此七人原本均为阉党子弟，却能以贤自拔。周昌会，天启元年（1621）举人；周昌时，诸生。他们均为御史周昌晋的弟弟。周昌晋曾入魏阉之幕，阴鸷深贼，罢官以后，还多所残害。昌会、昌时深以其兄行为为耻，不想与其兄同居，于是就回到了浮石的故居。入清以后，周昌会剃发为僧，佯狂不守戒律，被时人称为“颠和尚”，最后困顿而死。周昌时按照资历贡入国子监，但在获得一官之后，也弃官而去，固守其志。邵似欧，贡生；邵似雍，诸生。他们的父亲邵辅忠曾入阉党之幕，但邵氏兄弟因为别具志节，却不为清议所恶。明亡入清之后，兄弟二人甚至劝其父亲殉国，以掩盖以前的过错，但终究没能说服其父。鲁王政权时，邵氏兄弟亦曾竭力资助鲁王政权。正因为如此，一些明朝的遗民经常登门拜访邵氏兄弟。姚胤昌，崇祯六年（1633）举人；姚宇昌，崇祯九年举人。两人均为参政姚之光之子，学使姚宗文的侄子。当党争之时，浙党以徐廷元、姚宗文为魁首，尤其是姚宗文，更是与复社人物为敌，不遗余力。于是，姚胤昌、姚宇昌兄弟就开始接近东林、复社人物，并以气节互相砥砺，遭到了从父姚宗文的嫉恨。明清易代以后，姚氏兄弟奔走于山海之间，最后坎坷抑郁而死。陈自舜，为御史陈朝辅之子。陈朝辅名列阉党，自舜就深以其父为愧，甚至不愿有人称他为陈朝辅的儿子。陈自舜为人强毅方严，凡是名教所在，持之甚笃。黄宗羲在宁波讲学之时，陈自舜就前去听讲，终日埋首经学，兀兀不休。一天，黄宗羲在座上说起天启时，某官以虾脑百斤馈赠魏忠贤，其实就是陈朝辅所为。自舜听后，深以为耻，数日不食。除了上面的七贤之外，全祖望还附载了谢三宾的四个孙子。谢三宾是一位反复无行的小人，陷害了很多明朝忠义之士。三宾有一子早亡，留下四个孙子，分别为谢为辅、谢为霖、谢为宪、谢为衡。四人均善于读书，听说自己祖父的丑事之后，无不黯然神伤。从此之后，凡是遇到明朝那些忠义子弟，则“深墨其色，曲躬自卑，不敢均茵，以示屈抑”。兄弟四人每天以吟诗为事，一切不问。于是，那些明朝的忠义子弟开始与他们交往。
除了上述代表性的人物之外，阉党的子弟还有另一种情况，即不是以自己行为的真诚，改变乡里的清议与社会的舆论，而是竭尽全力替自己的父兄翻案。江西人傅占衡就是其中一例。傅占衡当然是一个才子，著有《湘帆堂集》。其父在天启年间曾任御史，堕入阉党，照理说这是不可湔洗之案。为此，傅占衡就迁怒于东林诸公，竭力替自己的父亲洗白，甚至妄言自艾南英死后，再也无人能替自己父亲辩诬。其实，这也是一种妄想。尽管艾南英与陈子龙等人因为对文章的看法不同而闹过矛盾，但他终究还是清流中人，他也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替阉党作侫。相比之下，上述七贤倒是一种明智之举。一味不白家门之事，只是以自己力行做君子的行为，赢得乡里清议与社会舆论的尊重与谅解。[165]
君子、小人之辨，始于道德之争，泛滥于政治门户的角逐，最后导致了诸多的历史转向。尤其是明代士大夫从严格的道德层面区分君子、小人，转而倡导借助权术驱使小人，大抵说明在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乃至实际的行为上，道德上的正人君子逐渐向政治行为上的英雄作用发生转变。进而论之，尽管明代士大夫天生具有一种“君子”情结，但时移势易，古今君子已是大为不同。[166]
甲乙之际，明朝覆亡，两朝鼎革。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士大夫，痛定思痛，开始对儒家士人群体一脉相承的君子情结加以深刻的反思。通观清初士大夫之论，其反思的基点大抵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探究君子不敌小人的原因，并思考相关的对策。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无论是汉宋党祸，还是明代东林与阉党之争，君子与小人相角，其结局无不都是小人多胜，君子多败；小人受祸每轻，君子受祸每酷。究君子不敌小人的原因，不妨先看冯柯之论。冯柯认为，每当“季世”，通常会出现“邪正相持”的格局，小人树党掊击，君子不得已，只得“立援以胜之”。于是，就出现了朋党之名。同为结党，君子与小人却迥然不同：君子以“气”相投，而小人则以“利”相合。相较之下，“气”易衰竭，而“利”却易深入，所以君子之党常常较为疏离，而小人之党则固结不解，极易被小人所攻破。[167]此论尽管稍略，但大抵已经道出了君子败于小人的根本原因。
再来看魏禧之论。魏禧将其中的原因概括为下面三个：一是君子之计常疏，小人之计常密；二是君子处置小人，常常抱着一种不忍乃至不为已甚之心，而小人处置君子，则驱除唯恐不尽，下手唯恐不毒；三是君子一旦遇祸，只是抗节挺受，无规避之术，无乞哀垂怜之面目，故小人越发忍于杀君子，而小人遇祸，则哀情媚态，千变万状，以致使君子越发不忍下手杀小人。针对君子的弱点，魏禧替君子开出抵御小人的四法：一是君子不要轻发难端，以挑小人之衅；二是应乘小人羽翼未成，及时将小人剪除；三是若时不可动，君子应该对小人阳为优容，以待其变；四是若势有可为，君子对小人应该及时放流诛杀，决不姑息，以养奸慝。[168]
魏禧之论，对君子的弱点可谓一针见血。毫无疑问，在经历过明末党争的遗民看来，君子不敌小人的事实，足以说明这些所谓的“君子”，绝不是“真君子”。魏禧之兄魏祥就毫不客气地指出：君子与小人相敌却又显得计疏，这不过是“匹夫之勇”；见到小人哀悯媚态而不忍下手诛杀，更是一种“妇人之仁”。魏祥对这一类假君子作了深刻的揭示，可见在魏祥眼中，真正的君子理应做到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至于那些假君子，则完全是不仁不智，舍其生，却不足以取义；杀其身，却未可以成仁。[169]
其二，君子是否有亡国之责及其相关的争论。明朝覆亡，其因究竟何在？其责又当有谁承担？清初明朝遗民多对此加以反思，尽管论者因视角不同而歧见纷出，但明亡于“党人”或“党争”之论，一时甚嚣尘上。
对此，魏禧、曹溶均有较为理性的分析。尽管魏禧对君子党多有微词，但对“名士足以亡国”的观点，持一种不赞同的态度。经过历史事实的梳理，魏禧得出结论：“因念汉钩党之祸，起于甘陵，然而亡汉者，十常侍之徒，非三君、俊、顾之徒也。唐以下莫不皆然。”换言之，所谓的“名士足以亡国”，这是后世的不察之论。他进而认为，真正的名士，应该从“处家”与“出仕”两个方面加以论定，唯有“处家必孝友惇笃，见称乡里”，而出仕又“清言正论，风节著于朝廷”，方可谓之名士。所以，断言名士君子“无救于乱亡”，则或有之，若谓名士君子足以亡国，则显然是一种悖论。究其原因，魏禧认为，若是将亡国之罪归于君子，而不归于小人，就会导致人们相率而为小人。[170]曹溶也有相同的看法。在魏禧此论之后，曹溶以宋末为例展开讨论。宋朝末年，多议论，少成功，于是论者将亡宋之责归咎于道学。为此，曹氏作如下设问：“诸儒中秉政者谁人”？“误国者何事乎”？既然道学诸儒无人“秉政”，何谈君子误国，这不过是耳食臆谈的谬妄之论而已。曹氏进而认为，责备“贤者”必须有一定的尺度，即必须先正小人亡国之罪，而后才能归咎“君子之不能救”。假若仅仅“深文以罪君子”，则小人之罪反而有辞以自解，亦即“严于君子而宽于小人”，并非天下之福。[171]
其三，对东林、复社君子门户的重新论定。对明代君子、小人之辨作一反思，无法绕开东林、复社诸君子的评价。这种评价早在明末已经滥觞，至清初更是蔚然成风。诸家之论，或持批评，或加褒扬，或为平情之论。
对东林、复社持批评意见者，以陈于王、李光地、林时对、史惇、张履祥、戴名世诸家为代表。早在明末，陈于王对党争别有自己的一种见解。他说：“今天下士答复汹汹，类汉唐末造，由宰相无权，而士大夫不惧党锢之祸，赖主上汪度销熔，叩之不应。”[172]细绎其意，则是对朝野士人群体之“答复汹汹”有所担忧。这种看法，被李日华认为真是一种“确语”。至清初，经历了天崩地陷一幕的士大夫，更是对东林党多有微词。如清初理学大家李光地，斥责汉之党锢、明之东林为“太过”，是一种“以死求名”的行径，甚至将其排斥于圣贤“法门”之外。更为甚者，李光地还将东林视为“处士横议”，“遥执朝权，竞胜不止”，是导致明朝“颠覆”的主要原因。[173]在学者群体中有“茧庵先生”之号的林时对，其论人亦别出己见。他在劝诫钱光绣时，对东林、复社中人多有论定，认为东林党魁钱谦益晚节不保，复社领袖张溥不过是“朝华”，而复社名士周镳更是“羊质而虎皮”，均不足为人师表。[174]明末清初人史惇曾从先辈中得到一段秘闻，云：“东林君子有阒处一室向壁跌足曰：不料至此！盖谓神庙御历之久也。”由这载传闻，史惇对东林君子的忠君之心产生了怀疑，发出“此心可对天日乎”的质疑。[175]明末清初学者张履祥认为，尽管东林诸公，未尝得行其志，但即使“得以有为”，天下国家亦必将受他们的祸害。何出此论？张履祥直接将其归结于东林“学术不纯，取人甚杂”，最终势必“小人旅进，肆行无忌”，导致“苍生不蒙其泽，宗社不奠其安”。[176]一方面，戴名世承认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士大夫争为坛坫“以炫声名，一时菁华烂漫者何可胜数”；另一方面，戴名世又认为，东林、复社“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尤其是遭际变乱之后，东林、复社诸君子不乏“改节易行”，更是难保晚节。[177]
对东林、复社多有褒扬者，则可举钱谦益、谭元春、王应奎、全祖望诸家之论。早在明季，钱谦益、谭元春就对东林党多有称赞。钱谦益对东林讲学多有称颂，认为他们“使人学为仁义，以孝弟为大坊”。至于那些厌恶讲学者，究其实不过是为了“禁人之为忠孝”，而忠孝之名不可禁，于是借“伪学”一名禁之。一旦如此，那么不忠不孝者就会“一无鲠避”，最终导致世道陆沉。[178]东林党人最令人震惊的举动，当数杨涟上奏抨击魏忠贤“二十四罪”。杨涟为此付出的代价相当惨重，人被逮系诏狱，榜笞刺剉，一身无余而死。尽管身受重刑乃至丧命，但由此也博得一个好的名声。从当时史料记载可知，凡是海内知与不知，无不歌咏嘉乐，甚至稗官之家，将杨涟之事编为传奇、小说，镌成图像。毫无疑问，男子在世，这应该说是一件大快之事。但就是这一名声，导致了后人无穷的争论，有人称杨涟此举为“沽名”，甚至称后来“逆党”之祸，均由杨涟激成。对此，谭元春对这些怀疑者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是好议论而不乐成人之美者也”。[179]
其实，明季东林诸贤，批鳞捋须，百折不回，取次拜杖阙下，血肉狼藉，而甘之如饴，其气节与东汉党锢诸人相似，一时遂成风俗。尤为让人惊奇的是，儿童嬉戏相斗之时，亦无不以东林君子为榜样。据记载，当时有儿童嬉戏，或据地互相痛扑，至于委顿，曰：“须自幼炼铜筋铁骨，他时立朝，好做个忠臣也。”闻者莫不笑之。然而正如清人王应奎所言，流风所被，鼓动振拔，儿童犹知兴起，那么，“廉顽立懦，其效不可睹乎”？[180]
清代史家全祖望通过沈一贯其人，并引清初万斯同之论，对明末党争有一番新的评论，其要点大致有下面两点：一是对沈一贯做出比较平情的论断。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开纂修《明史》之局，秉笔诸公拟痛抑沈一贯，认为明朝“亡国之祸由于党部”，而党部之祸始自一贯。当时参与《明史》纂修的万斯同却持反对意见，极力替沈一贯平反，认为尽管东林诸子尤恨一贯，然奸党之流变，“一变而为崔、魏，再变而为温、薛、杨、陈，三变而为马、阮”，仅仅温体仁为一贯门下之人，故党部之祸，不可归之沈一贯一人。党部之起，若溯其源，应该起于申时行、王锡爵。全祖望认为，万斯同此论，当然是“天下之公言”，并非“有私于乡曲”。二是千秋史笔之重。尽管全祖望同意万斯同为沈一贯平反，但还是对沈一贯有所微词，认为他在当国之时，“不畏天下之清议”，生前炙手之热，已成缚虎之势，前推后挽，不复自由，却又不得不怵于千秋史笔。[181]
对东林、复社持平情之论者，最为值得重视。诸如倪元璐、陈子龙、傅山、曹溶、朱一新，均有此论。倪元璐从“虚中”的态度出发，再“合之事后”，对东林作了较为公允的评价。他认为，东林堪称“天下之材薮”。那些成为东林“宗主”之人，大都“禀清挺之标”，有时不免“绳人过刻”；或“树高明之帜”，有时不免“持论太深”。所有这些，称之为“非中行”则可，称之为“非狂狷”，则不可。至于为东林“引援为用”之人，亦每多气魄之俦，才干之杰。其间即或不无非类，但不过“指数而画”的个别之人而已。东林群体中，最多的还是“泊然无营，修乎自远，谢华膴，其若脱付黜陟于不闻，而徒以声气心期遥相推奖”，可谓“澹漠宁静，纯乎君子”。[182]陈子龙对东林党的评价亦较为公允。他一方面承认东林党中“名儒善士何可胜数”。另一方面他又客观地指出，东林党中确实也鱼龙混杂，或“影附而养誉者，阳窃其声以取世资，夷考其素，实与道背”；或“生平慕之，势移时易则浮沉以求容，甚者讳其师友，以避株引”。[183]傅山亦有相同之论。他认为，门户中的学士大夫，大多“行事率多执拗，无长才”，但他又不得不承认：“要之门户人未必皆贤，然贤者众；非门户者未必皆不贤，而顾名思义者或寡焉。”[184]换言之，评骘人物，盖棺才能论定。从历代党祸的史实中，曹溶认为明末党祸已经“中于人心”，其酷烈虽不如前代，但久之已成痼疾。即使如此，曹溶还是肯定东林道学节义之功，云：“若吴桥范景文者，固党人所愿得而甘心焉，而独以一死殉社稷，其得力于东林道学之旨，岂其微哉？而谓党云乎哉？”[185]
自明末以后，对东林党的评价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否定者认为，东林党中尽管多清操之人，实则薰莸莫辨。故讲学愈众，风俗愈浇。清季学者朱一新对此说颇不以为然，对东林党作了相对比较公平的评述。在朱一新看来，东林之失在于他们敢于“横议”，而不在“讲学”。[186]在清初存在着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这就是明代之亡，不亡于“流寇”，而是亡于东林。朱一新对此说也持异议，认为明至嘉靖而元气大伤，至万历而祸机尽伏。到了天启、崇祯之际，“诸毒齐发，故三案中人非尽讲学之徒，即前后六七君子者，亦非尽东林之党徒。以芳兰当门，不得不锄。诸贤即匿迹销声，亦无倖免之理也。清流既尽，国步随之，明自促其亡耳，于诸贤乎何尤？”[187]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跳出道德是非的平情之论。
这就牵涉到一个如何评价历史人物以及他们行动的标准问题。东林党人杨涟弹劾权阉这一举动，是否属于一种“沽名”？其后阉珰魏忠贤之流种种倒行逆施之所为，是否就是杨涟所“激成”？这同样牵涉到一个如何处理“好议论”和“乐成人之美”之间关系的问题。明代士人习气，大多好议论，后人论断前人，也不可避免地有所议论。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关键在于，在这种议论的背后，应该抱一种什么态度。如果是为议论而议论，那么这种议论不免流于“沽名”。对杨涟之类东林党的行为，显然应该抱下面三种态度加以评判：其一，传统俗语云：君子乐成人之美。杨涟的举动，无疑实践了儒家的道德理念，应该说属于“死得其所”。若是抱着乐成人之美的态度，那么就不会对杨涟的举动再有所非议。其二，传统的“士君子”之流，尽管饱读圣贤之书，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并非人人都能做到言行合一，甚至不乏贪生怕死、苟且偷生之人。这看似是一种“知几”的聪明之举，而且儒家也有明哲保身之说，但正如谭元春所言，士君子有时也应该做一些“愚拙人事”。这就是说，作为不识字乃至不知儒家道德为何物的愚拙人，他们无祸福生死之想，在做事之前，也并不先在胸中计较妥当，而只是按照自己的是非判断行事，所以反而与圣贤豪杰无异。其三，论断人物，应该知其“痛痒”。换言之，就是应该设身处地为当事人考虑。若是不知痛痒之人，事不关己，尽可大言炎炎，随便议论他人。一旦事情落到自己头上，难免出丑露乖。从这种角度看，杨涟作为一个“顾命”大臣，在他心中有的只是知遇之恩，所以才不顾个人的安危，毅然弹劾魏忠贤。这种行为举动，看似愚拙，但确实是一种出自内心真诚的报恩之举，并非沽名。
[1] Wolfram Eberhard：Social Mobility in Traditional China（Leiden：E.J.Brill），1962，p.7.
[2] 余英时：《儒家“君子”的理想》，载氏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11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 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卷20《杂说类·论大人小人》，286～288页。
[4] 若是将君子、小人之辨落实到德与才的关系上，明人袁宗道别有新解。他将君子分为“有才君子”与“无才君子”两类：有才君子，“如神龙然，飞天驾云，膏沃万里”；无才君子，“如仙鹤、孔雀，置之园囿，足以妆点风景”。与此相同，小人亦分“有才小人”与“无才小人”：有才小人，“如俊鹰、快马，可以击狐博兔，负重致远”；无才小人，则“凡羽冗毛，遍地皆是也”。相关的论说，参见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卷20《杂说类·论用才》，288～289页。
[5] 相关的论说，可以魏禧为例。他说：“天下之乱，不乱于既乱，而乱于既治；国家之祸，不祸于小人，而祸于君子。既乱之日，与小人之祸人国家，此不待智者而后见也；而既治之乱，君子之祸，则谨守绳墨之士恒有所不及知，知之而不敢断然出其言以正告于天下。吾尝观北宋之祸，其罪在章惇、蔡京数奸，而实司马光、吕大防诸贤始其患；南宋之祸，其罪在秦桧、韩侂胄数贼，而实岳飞、韩世忠诸贤坐失其机。”参见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宋论上》，65页。
[6] 敖英：《东谷赘言》卷上，载《豫章丛书》，子部第2册，144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7] 吕坤：《呻吟语》卷1《内篇·礼集·存心》，20页。
[8] 张怡：《玉光剑气集》卷24《嘉言》，859页。
[9] 敖英：《东谷赘言》卷上，载《豫章丛书》，子部第2册，144页。
[10] 钱谦益：《初学集》卷30《赵文毅公文集序》，载氏著：《钱牧斋全集》，899页。
[11] 曹学佺：《石仓文稿·送刘景纯迁长芦序》，载氏著：《曹学佺集》，622页。
[12] 钱栴：《与友》，载周亮工辑：《尺牍新钞》卷5，162页。
[13] 钱谦益：《初学集》卷23《向言上》，载《钱牧斋全集》，769～770页。
[14] 如王夫之云：“小人之情，愈趋而下，小人之伪，愈变而愈升，故征事考言以知人于早，未易易也。读遗文，观已迹，以论昔人之贤奸，亦未易易也。古今所谓小人者，导君以征声逐色、黩货**刑，其恒也；持禄容身，希旨献谀，而不敢触发人主、乖忤宦妾，其恒也；生事徼功，掊克兴利，以召天下之怨，其恒也。”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6《敬宗》2，784页。
[15] 宋濂：《龙门子凝道记》卷下《君子微》第2，载氏著：《宋濂全集》，1789页。
[16] 钱澄之：《田间文集》卷12《周易绪言序》，226页。
[17] 魏大中：《答游肩生》，载《尺牍新钞》卷12，462页。
[18] 王廷相：《慎言》卷11，载氏著，王孝鱼点校：《王廷相集》，第3册，815页。
[19] 李贽论小人云：“彼平时爱买好，急则不顾。故凡买好者，皆非其心也。小人举事不顾一后，大率难以准凭，若此，国家将安所用之乎！”参见李贽：《初潭集》卷22《正臣》，384页。
[20] 吴翌凤：《逊志斋杂钞》甲集，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
[21] 吕坤：《呻吟语》卷2《内篇·乐集·修身》，114页。
[22] 李清：《三垣笔记》中《崇祯》，53页。
[23] 陈子龙：《安雅堂稿》卷9《别邪正》，166～168页。
[24] 戚继光：《愚愚稿》上《大学经解》，载氏著：《止止堂集》，254页。
[25]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42《备忘》4，1211页。
[26] 张怡：《玉光剑气集》卷24《嘉言》，859页。
[27]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36《初学备忘》上，992页。
[28] 魏禧：《魏叔子日录》卷1《里言》，载《魏叔子文集》，1082页。
[29]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3《武帝》31，72～73页。
[30] 王夫之云：“小人之心，智者弗能测也，刚者弗能制也。料其必不能，而或能之矣；料其必不欲，而或欲之矣。……祸福之外，有无藉之欲焉；死生之外，有无方之谲焉；俄顷之间，有忽变之情焉。利亦有所不喻，而无所不逞，而后君子莫能为之防。故圣人且犹难之，诚哉其难之也！”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二世》5，6～7页。
[31] 张怡：《玉光剑气集》卷10《方正》，449页。
[32] 潘平格云：“君子小人之辨，只在存心之厚与不厚。厚者，仁之属也；不厚者，不仁之属也。以公私分者，未是。盖世有漠然无情而公者，漠然无情，薄之至也。”参见潘平格：《潘子求仁录辑要》卷8《问学》，20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
[33] 相关的讨论，可引明代学者罗钦顺之论为例。他说：“知人之所以为难者，迹然而心不然也。君子心乎为善，固无不善之迹也。小人心乎为恶，然未尝不假仁义以盖其奸。其奸愈深，则其盖之也愈密。幸而有所遇合，则其附会弥缝也愈巧。自非洞见其心术，有不信其为君子已乎？虽其终于必败，然国家受其祸害，有不可胜救者矣！载稽前史，历历可征。夫人固未易知，苟清明在躬，其诚伪亦何容隐？或乃蔽于私，累于欲，失其所以照临之本，夫安得不谬乎？”参见罗钦顺：《困知记》卷上，15页。
[34] 王夫之：《宋论》卷3《真宗》9，73页。
[35] 吕坤：《呻吟语》卷2《内篇·乐集·修身》，110页。
[36] 吕坤：《呻吟语》卷2《内篇·乐集·修身》，114页。
[37] 钱谦益：《初学集》卷23《向言上》，载《钱牧斋全集》，770～771页。
[38] 张怡：《玉光剑气集》卷24《嘉言》，859页。
[39] 钱谦益：《初学集》卷23《向言上》，载《钱牧斋全集》，771页。
[40] 陈子龙：《安雅堂稿》卷9《别邪正》，166～168页。
[41] 丘濬：《重编琼台稿》卷20《学拙先生传》，410页。
[42] 宋濂：《朝京稿》卷3《拙庵记》，载《宋濂全集》，1693页。
[43] 如宋濂云：“然吾亦有不拙者。圣人既没，千载至今，道存于经，岳海崇深，茫乎无涯，窅乎无途。众人游其外而不得其内，舐其肤而不味其腴。吾则搜摩刮剔，视其规而足其迹；入孔孟之庭而承其颜色，斯不谓之巧不可也。生民之叙，有政有纪，离为六府，合为三事。周公既亡，本摧末弊，秦刻汉驳，而世以不治。吾握其要而举之，爬痒择类，取巨捐细，德修正举，礼成乐备，广厦细旃，每资之以献替。吾于斯艺，虽管仲复生，犹将扼其吭而鞭其背，是不谓之巧不可也。”参见宋濂：《朝京稿》卷3《拙庵记》，载《宋濂全集》，1693～1694页。
[44] 罗伦：《一峰文集》卷4《继拙斋记》，689页。
[45] 曹学佺：《与陈开仲》，载《尺牍新钞》卷1，17页。
[46] 湛若水：《白沙子古诗教解》卷下，载陈献章：《陈献章集》附录1，776页。
[47] 湛若水：《白沙子古诗教解》卷下，载《陈献章集》附录1，776页。
[48] 吴廷翰：《湖山小稿》卷下《瓮园记》，载氏著：《吴廷翰集》，246页。
[49] 吴廷翰：《诗集》卷上《拙逸》，载《吴廷翰集》，358页。
[50] 王廷相：《慎言》卷11，载《王廷相集》，第3册，810页。
[51] 王廷相：《慎言》卷11，载《王廷相集》，第3册，811页。
[52] 宋讷：《西隐文稿》卷10《愚直生说》，清乾隆三年刻本。
[53] 罗伦：《一峰文集》卷7《愚坦说》，725～726页。
[54] 王夫之：《宋论》卷6《神宗》2，116页。
[55] 田艺蘅：《留青日札》卷3《和同》，14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56] 牛应允：《质言》卷中《礼之用章》《和同章》，载《天津图书馆孤本秘籍丛书》，经部第1册，633、655页，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
[57] 钱薇：《海石子内篇·中常篇》，收入樊维城辑：《盐邑志林》，明天启刻本。
[58] 刘荣嗣：《回练任鸿》，载《尺牍新钞》卷6，221页。
[59] 钱谦益：《初学集》卷23《向言上》，载《钱牧斋全集》，770页。
[60] 王廷相：《慎言》卷11，载《王廷相集》，第3册，811页。
[61] 王廷相：《慎言》卷11，载《王廷相集》，第3册，812页。
[62] 王廷相：《慎言》卷11，载《王廷相集》，第3册，812页。
[63] 方孝孺说：“饥而食，饱而嬉，营私而骛利，生无闻，而死无述者，众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忧其身之穷，而忧道之不修，不惧其家之无财，而懼乎名之弗扬，君子也。众人之所为，切于身，而见效近，故人之趋事者伙。君子之所务，事既缓，而功亦迟，故众人多笑之。而不知众人之所为，又君子之所悲也。”参见方孝孺：《赠王仲缙序》，载黄宗羲编：《明文海》卷278，2881页。
[64] 方孝孺：《赠王仲缙序》，载《明文海》卷278，2881页。
[65] 敖英：《东谷赘言》卷上，载《豫章丛书》，子部第2册，148页。
[66] 支大纶：《支华平先生集》卷39《杂札》，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67] 敖英：《东谷赘言》卷上，载《豫章丛书》，子部第2册，144页。
[68]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38《门生论》，载氏著，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1542页。
[69] 焦竑：《澹园集》卷7《策问》，40页。
[70] 陈子龙：《安雅堂稿》卷8《**平正直论》，147～149页。
[71] 王夫之：《宋论》卷13《宁宗》2，226页。
[72]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4《元帝》1，90页。
[73]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4《元帝》1，91页。
[74] 谭元春：《谭元春集》卷25《观察费公墓志铭》，710页。
[75]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29《蘧编题词》，载《全祖望集汇校集注》，1319页。
[76] 王夫之论定党争中之中间派云：“如或不得于君，不容于小人，乞身事外，犹且纷纭接纳，进人士而与结他日之援。为忧国计与？适以激国事之非。为进贤计与？适以贻贤者之伤。旗盈技痒，愤懑欲舒，且与浮薄之士，流连于山川诗酒之中，播歌谣以泄悁疾，抑或生而有再用之情，没而有子孙之计，树人自辅，悦己者容，乃使诡躁之夫，依附以希他日之进，党祸乃成，交争并峙，立身之不慎也，事上之不诚也，素位不安，害延于国，为人臣而若此，咎亦奚辞？”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6《文宗》5，793页。
[77] 如叶向高对当时的门户之争及自己的窘境有如下描摹：“向时士大夫虽门户各分，而途径犹未甚杂。今则岐路之中，又有岐路，千态万状，难以具陈。即平日相知之人，皆为戈戟；平日号为君子之人，皆不相容。而为执政者，左右之袒微分，猜嫌之衅便搆。昔人为两姑之间难为妇，以今观之，两妇之间亦难为姑，而况其不止于两哉！”参见叶向高：《答刘云峤》，载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461，5049页。
[78] 丁元荐：《尊拙堂文集》卷2《士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79] 周之夔：《弃草二集》卷2《董见龙老师八十寿序》，1421～1422页。
[80] 周之夔：《弃草二集》卷2《董见龙老师八十寿序》，1421～1422页。
[81] 周亮工：《赖古堂集》卷22《跋黄心甫自叙年谱前》，828页。
[82] 周之夔批评复社之声势云：“复社二张，擅作盟主，自拟桓文，挟持官府，遥执朝权，甚且收缙绅之悖逆子弟为内应，倒攻其父兄，又广招长目飞耳、亡命不逞之徒诇阴事。……盖至堂上锦屏颂文，发端有‘今天下大势尽在娄东，而娄东大势尽在二张’之句。……寻盟结社，七省咸集，千艘联环，酾酒于五人墓前，郡县有司亦俯首听执牛耳。”参见周之夔：《弃草二集》卷1《上陈升陾侍御书》，1263～1264页。
[83]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38《近鉴》，1033页。
[84] 郑瑄：《昨非庵日纂》卷10《汪度》，载《笔记小说大观》，第14册，79页，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85] 吕坤：《呻吟语》卷2《修身类》，240页。
[86] 陈子龙：《安雅堂稿》卷8《**平正直论》，147～149页。
[87] 王夫之：《宋论》卷4《仁宗》5，86页。
[88]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6《文宗》2，787页。
[89] 如王廷相云：“君子与小人同朝，则小人常胜。何以故？君子惟义是嗜，故守道而不渝；存心仁恕，故与物而不害；不与人私竞，有所竞者，公家之事耳，非求利己焉，故一不得意于人，则奉身而退，而小人乃得志矣。小人惟利是嗜，故犯义而不耻；存心妒忌，故隐忍以害物；好为谄媚，以取悦于上，故有不得于人，则合党以交诟，而君子遂受屈矣。”参见王廷相：《雅述》上篇，载《王廷相集》，第3册，839页。
[90] 陈子龙：《安雅堂稿》卷8《**平正直论》，147～149页。
[91] 王廷相：《慎言》卷11，载《王廷相集》，第3册，815页。
[92] 王廷相：《慎言》卷11，载《王廷相集》，第3册，811页。
[93] 黄宗羲：《南雷诗文集·序类·西山日记题辞》，载氏著：《黄宗羲全集》，第10册，76页。
[94] 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蔡京论》，70～71页。
[95] 施闰章：《施愚山集·文集》卷17《顾与治传》，339页。
[96] 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崇祯》，209页。
[97] 高宇泰：《雪交亭正气录》卷2《乙酉纪》，载张寿镛辑：《四明丛书》，第6册，3554～3555页。
[98] 高宇泰：《雪交亭正气录》卷2《乙酉纪》，载《四明丛书》，第6册，3554～3555页。
[99] 李绍文：《云间人物志》卷1《洪武至天顺间人物·夏止轩》，载《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87页。
[100] 钱谦益：《初学集》卷47《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载《钱牧斋全集》，1231～1232页。
[101] 刘廷谏：《与缪西溪先生》，载《尺牍新钞》卷8，297～298页。
[102] 此类观点的极端例子，可以张瑞图为例加以说明。张瑞图，万历三十五年（1607）中探花，他在廷试策中写道：“君子小人不必过于分别。”当时有一老先生见而叹道：“天下将乱矣，人心先坏。”一个士子在考试时就已怀不分君子小人之见，那么，一旦入仕，其行为也就可想而知。张瑞图在天启年间曾为内阁大学士，后来依附魏忠贤阉党。崇祯改元，被斥。骑墙于君子、小人之间者，最终沦为小人。这当然是一个特例，但所反映的调和君子、小人之风，则是历史事实。相关的记载，参见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31《言行见闻录》1，896页。
[103] 张怡：《玉光剑气集》卷24《嘉言》，857页。
[104] 史称缪昌期曾在顾宪成家做塾师。当顾宪成与高攀龙开辟东林讲堂时，缪昌期曾对钱谦益说：“东林诸君子，有为讲学，而有意立名，党锢道学之禁，殆将合矣。”等到昌期入仕，党争已起，朝论攻击东林甚急。他虽“未尝心许东林，而疾党人滋甚”，常常叹道：“吾惟恐为伪君子，肯与人为真小人乎？”往往盱衡扼腕，形于言色。于是朝论将他视为东林之人。参见钱谦益：《初学集》卷48《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检讨赠通议大夫詹事兼翰林院侍读缪公行状》，载《钱牧斋全集》，1246～1247页。
[105] 李贽：《焚书》卷4《八物》，159页。
[106] 袁中道：《珂雪斋近集》卷3《李温陵传》，62页。
[107] 杨锵：《愤世》，载《明文海》卷100，991～992页。
[108] 相关的评述意见，可参看清人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1《秉心无竞》，8页。
[109]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4《宣帝》7，82页。
[110]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4《宣帝》8，82页。
[111]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8《灵帝》7，221页。
[112]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8《灵帝》17，230页。
[113] 如王夫之云：“士苟贞志砥行以自尚，于物无徇焉，于物无侮焉，则虎狼失其暴，蝮蛇失其毒。天下之穰穰而计祸福者，皆足付一笑而已。故庄子曰：‘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而不熟。’岂有神变不测者存乎？贫而安，犯而不校，子孙不累其心，避免就不容其巧；当世之安危，生民之疾苦，心念之而不尝试与谋；文章誉望，听之后世而不亟于自旌；其止如山，其涵如水，通古今、参万变以自纯，则物所不得而辱矣。此安士之仁，所谓即体以为用者也。”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8《灵帝》18，230～231页。
[114] 杜濬：《答某公》，载《尺牍新钞》卷2，79页。
[115] 李光地：《榕村语录》卷22《历代》，407页。
[116]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9《献帝》6，237～238页。
[117]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文帝》2，24～25页。
[118] 王夫之：《姜斋文集》卷10《家世节略》，载氏著：《王船山诗文集》，1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9]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42《备忘》4，1211页。
[120] 敖英：《东谷赘言》卷上，载《豫章丛书》，子部第2册，144页。
[121] 吕坤：《呻吟语》卷3《内篇·射集·应务》，161页。
[122] 江盈科：《雪涛阁集》卷6《古论·鲁两生》，载氏著：《江盈科集》，上册，328、330页。
[123] 李贽：《焚书》卷5《党籍碑》，217页。
[124] 陈子龙：《安雅堂稿》卷10《尚有为》，177页。
[125] 高攀龙：《与华润庵邹荆玙忠余》，载《尺牍新钞》卷1，3页。
[126] 宋珏：《与王寿格先生》，载《尺牍新钞》卷1，28页。
[127] 江盈科：《雪涛阁集》卷6《古论·用人》，载《江盈科集》，上册，296～297页。
[128] 高攀龙：《与黄凤衢》，载《尺牍新钞》卷1，3页。
[129] 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6《重兴延陵书院记》，744～745页。
[130] 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6《重兴延陵书院记》，745页。
[131] 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续续朋党论》，75～77页。
[132]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24《文集》2《复社纪事》，606页。
[133]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24《文集》2《复社纪事》，606页。
[134]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24《文集》2《复社纪事》，606页。
[135] 王廷相：《慎言》卷11，载《王廷相集》，第3册，811页。
[136] 王夫之：《宋论》卷3《真宗》9，71～72页。
[137] 见王夫之：《宋论》卷3《真宗》9，72页。
[138]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4《文录》1，161页。
[139] 陈确：《陈确集·别集》卷2《近言集》，425页。
[140] 魏禧：《魏叔子日录》卷1《里言》，载《魏叔子文集》，1058页。
[141] 魏禧论君子宽待小人云：“小人之一陷不可救，君子与有过焉。凡小人之心，初亦乐附君子，君子弃之已甚，彼进既不得附君子，退必力结小人，此招彼附，势不可解。向自附君子，尚知敬畏，及见弃时，视君子便如异物，稍稍责备，决裂放肆，成一狠敌，故处小人不可轻绝。我之言语，时或听信，否则此人日在小人中生活，终身不得闻一好言，见一好事矣。”参见魏禧：《魏叔子日录》卷1《里言》，载《魏叔子文集》，1061页。
[142] 归庄记阮大铖从清流堕入阉党的过程，云：“怀宁阮大铖，初本清流；吴江周宗建，故非东林。会当大计，阮在垣中资既深，佥都御史左浮邱，其同乡也，因欲其掌科，而高邑冢宰、无锡都宪疑其人，以为不可；嘉善魏廓园初还朝，即转吏科都给事中，阮谓资应属己，而魏夺之，遂激而入邪人之党。垣中金溪郭鞏，匪人之尤，高邑谓谁能劾去之者，其周季侯乎！其属以语周，周因参郭，遂为东林中之骁将。夫招来周为我所用，固为得策；激成阮入彼党，未始非失计。盖阮实有可用之才，惜诸君子无使贪使诈之作用也。”参见归庄：《归庄集》卷10《随笔二十四则》，51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43] 冯梦龙云：“人心之知，犹日月之光。粪壤也而光及焉，曲穴也而光入焉。知不废谲，而有善有不善，亦宜耳。小人以之机械，君子以之神明。总是心灵，唯人所设，不得谓知偏属君子，而谲偏归小人也。”参见冯梦龙纂，刘英民、赵同璧等选注：《古今笑史》第21《颜甲部·谲知部》，409页。
[144] 江盈科：《雪涛阁集》卷6《古论·用人》，载《江盈科集》，上册，294～296页。
[145] 杨锵：《君子小人》，载《明文海》卷100，990～991页。
[146] 钱谦益：《初学集》卷50《山东道监察御史赠太仆寺卿黄公墓志铭》，载《钱牧斋全集》，1283页。
[147] 李清：《三垣笔记》上《崇祯》，5页。
[148]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29《题视师纪略》，载《全祖望集汇校集注》，1349页。
[149] 顾师轼：《梅村先生年谱》卷2，载《吴梅村全集》附录2，1444页。
[150] 吴伟业：《梅村先生全集》卷36《文集》14《冒辟疆五十寿序》，773～774页。
[151] 吴伟业：《梅村先生全集》卷36《文集》14《冒辟疆五十寿序》，773～774页。
[152]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29《题蝗蝻录》，载《全祖望集汇校集注》，1329页。
[153] 顾师轼：《梅村先生年谱》卷2，载《吴梅村全集》附录2，1444页。
[154] 吴伟业：《梅村先生全集》卷24《文集》2《复社纪事》，603～604页。
[155]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24《吴少保文稿序》，载《全祖望集汇校集注》，1201页。
[156] 戴名世：《戴名世集》卷13《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372页。
[157] 戴名世：《戴名世集》卷13《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372～373页。
[158] 史载：“礼部主事临川黄端伯，于南京见总督洪承畴，不屈。承畴问：‘弘光帝何如？’曰：‘贤。’问：‘安得贤？’曰：‘臣不议君。’又问：‘马士英何如？’曰：‘贤。’问：‘安得贤？’曰：‘不事二姓。’承畴色沮。又问：‘如我者云何？’曰：‘明公今日足报先皇帝九坛之祭。’遂遇害。”参见谈迁：《枣林杂俎》仁集《逸典·群忠备遗》，15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159] 关于阮大铖降清以后，一副小人得志之状，清人戴名世有如下描摹：“会大铖有微疾，军中相与亲爱者谓之曰：‘公老矣，得无苦跋涉。吾等先逾岭，而公姑留此调摄，徐徐至福州，可乎？’大铖艴然曰：‘吾虽老，尚能射强弓，骑壮马，且今欲取七闽，非吾不可，奈何尔言若是！’复慨然曰：‘此必东林、复社来间我也。’军中不解‘东林、复社’为何语，曰：‘公行矣，非敢相阻也。’明日，全军逾岭，大铖下马步行，矫捷如飞，持鞭指乘马者而诟之曰：‘若等少壮男子，顾不及老秃翁！’顾盼矍铄，军中颇壮之。行至五通岭，则喘急气息不相属，坐一石上，遂死。”参见戴名世：《戴名世集》卷13《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373～374页。
[160] 曹学佺：《石仓文稿·华林寺金佛殿建立十方堂疏》，载《曹学佺集》，771～773页。
[161] 王夫之论君子、小人之别道：“君子之与小人，所生异种，异种者，其质异也；质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4《哀帝》3，372页。
[162] 如清人李光地云：“敝乡蔡京子孙，都认作忠惠公子孙；吕惠卿子孙，俱不肯认惠卿为祖。有子孙而灭绝，然则天之性其可违乎？”此即典型例子。参见李光地：《榕村语录》卷22《历代》，400页。
[163]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12《吴职方传》，载《全祖望集汇校集注》，959～960页。
[164]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12《吴职方传》，载《全祖望集汇校集注》，960页。
[165]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12，载《全祖望集汇校集注》，978～980页。
[166] 王崇庆论古今君子之别云：“古之君子，处己以道，而爱人以礼。处己以道，故其心公；爱人以礼，故其情厚。后之君子，才高而地，显则凌忽当世，忌贤而藏；怨则厌弃故旧。所谓心公而情厚，鲜矣。呜呼，其诸古今之大较乎！”参见王崇庆：《海樵子》，载王文禄辑：《百陵学山》，明隆庆刻本。
[167] 冯柯：《三极通·下通》，收入氏著：《贞白五书》，载《四明丛书》，第22册，13224页。按：小人剖击君子之法，一脉相承。如天启间，魏忠贤窃国，造出诸如《百官图》《邪党录》《天鉴录》《点将录》等黑名单，希望借此尽杀东林党人。崇祯末年，阮大铖亦作《蝗蝻录》，“以复社名士填之，谓是东林后劲，依此以尽杀天下之清流”。事见黄宗羲：《南雷诗文集·碑志类·陈定生先生墓志铭》，载《黄宗羲全集》，第10册，395页。
[168] 魏禧：《魏叔子日录》卷3《史论》，载《魏叔子文集》，1134～1135页。
[169] 魏祥对此类假君子有如下揭示：“自以为我君子矣，必取小人而治之以自炫其名，故其气多粗浮，而其行为已甚，其名相标榜而其党复恣偏私。小人畏之则益矜，而敌之则益怒，始无去小人之智，而徒骄蹇傲慢，使人不堪，不务除小人之诚，而苟争名竞党，以激成其乱，卒之心冤气结，忿不顾亲，祸延于国，岂不谬矣？”魏祥之论，见魏禧：《魏叔子日录》卷3《史论》，载《魏叔子文集》，1135页。
[170] 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3《书禹航三严先生崇祀录后》，649页。
[171] 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3《书禹航三严先生崇祀录后》，650页。
[172] 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4，万历四十年壬子闰十一月二十一日条，《嘉业堂丛书》本。
[173] 李光地：《榕村语录》卷22《历代》，406页。
[174]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26《明太常寺卿晋秩右副都御史茧庵林公逸事状》，载《全祖望集汇校集注》，478页。
[175] 史惇：《恸余杂记》，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按：这段记载，仅得之传闻，并无证据加以证实。然从东林党人受阻于万历一朝的事实来看，东林君子在无人之时发出这样的感慨，料亦不无可能。照理说来，忠臣忠君之心，理应对天可表。正是从这种角度出发，史惇对东林君子的忠君之心产生了怀疑。但是，在明末朝政黑暗、宦官专权的形势下，东林君子有如此愤激之言，实在让人可以理解。
[176]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40《备忘》2，1112页。
[177] 戴名世：《戴名世集》卷13《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卷2《四逸园集序》，374、34页。
[178] 钱谦益：《有学集》卷31《华征君仲通墓志铭》，载《钱牧斋全集》，1137页。
[179] 谭元春论杨涟此举云：“予以为百身之赎，不如一言之知。中丞（指杨涟——引者）所不惜，府怨梯祸，奋身一击，头与玉俱碎者，只是‘顾命’二字，盘梗于衷，死不释音耳。光宗遗命，‘辅皇太子要紧’，熹宗临朝，亦问‘胡子官安在’，唐人有云：‘布衣一言相为死。’何况圣主之恩如天。变负之臣，肥义以为‘死不容诛’。死不容诛者，死不得所也。杨公劲气一往，为风为霆，而不知痛痒之人，必坐之以沽名，且谓逆珰后来之祸，公激成之，真所谓好议论而不乐成人之美者也。”载《谭元春集》卷22《〈吊忠录〉序》，607页。
[180] 王应奎：《柳南随笔》卷3《东林气节》，1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181]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19《沈文恭公画像记》，载《全祖望集汇校集注》，1111～1112页。
[182] 倪元璐：《方隅未化正气未伸疏》，载《明文海》卷64，561～562页。
[183] 陈子龙：《安雅堂稿》卷15《孝廉白余顾公暨元配徐孺人墓表》，297页。
[184] 傅山著，刘贯文、张海瀛等主编：《傅山全书》卷19《李御史传》，第1册，341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185] 曹溶：《崇祯五十宰相传·总论》，转引自杨嗣昌著，梁颂成辑校：《杨嗣昌集》附录，1535、1538页。
[186]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1，7页。
[187]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