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所说的南方，是指秦岭—淮河一线以南、横断山脉以东的广大地区。这片区域又可宽泛地按水系划分为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它们的气候分别是亚热带和热带气候，农业以水稻为主，而由于动植物资源丰富，又长期存在农渔猎并重的生产形态。水网密布，交通中舟船的作用突出，这些都与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有显著区别。童恩正曾比较中国北方与南方史前文明发展轨迹的异同，指出新石器时代晚期南方出现了足以与北方相抗衡甚至更发达的文化，但华北经历中原龙山文化的酋邦社会以后，继续向国家发展，而南方的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在进入原始社会晚期以后，社会生产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似乎处于停滞局面，并没有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地进入文明，在北方政权到达南方为止，始终没有发展到国家。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一是南方过于丰富的动植物资源降低了致力于农业生产的必要性，且水稻农业的扩展需要清除森林和建立灌溉系统，这是史前人类无法完成的；二是由于南方地形复杂多样，自然障碍将古代文化分割在一个个文化龛中，交往不便，又无强大的外部威胁，因而缺乏向国家过渡的动力。[58]这两个原因，实际上在历史时期同样是塑造南方文明独特性格的关键。
春秋战国时期，长江流域出现楚、吴、越等抗衡中夏的大国，应该是在政治文化上与中原互动的结果，但也说明南方的社会经济取得了重大突破，《越绝书》所记吴地、越地的大量陂塘、水田当有所本。[59]可是其规模不宜高估，在反映战国后期知识的《禹贡》里，扬州的土壤肥沃程度仍被定为下下，荆州则是下中。[60]直到汉武帝时代，司马迁仍将楚越之地描述为“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执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61]南方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带来的维生形式的多样性，使得需要大量人力投入的精耕细作的水稻种植业缺少发展的必要，而渔猎采集获得的产品大多只能果腹保暖，不能像谷物一样积累成财富。在中原人看来，这样的食物结构也是很不健康的，他们认为江淮以南的人都在疾病折磨中苟且偷生，故而丈夫早夭。《禹贡》作者和司马迁的这种偏见不仅代表中原人的立场，也与帝国政府的立场暗合。对于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当地有没有冻饿之人，而在于当地所生产的物品能否转化为可积累可转运的财政收入。[62]这种果腹偷生型的原始经济显然不是政府所愿意看到的。[63]重农是汉帝国明确宣称的国策，而各种劝农措施在中原核心区以外的农业传统淡薄的地区尤见成效。秦汉时期尤其是东汉以下，由于北方移民的进入、政府主导下水利工程的兴修、新的耕作技术和工具的推广，南方经济开发获得丰硕成果，这已得到学者的充分论证。[64]从西汉到东汉，南方可统计的著籍人口有显著增长，考虑到东汉时期脱籍依附人口远多于西汉，实际的人口应当增长得更多。[65]公元2世纪初（汉安帝时期），朝廷曾两次大规模调集扬州、荆州的租米，赈济淮河流域及更北方的郡县，证明长江中下游的农业开发已达到较高水平。[66]这使接下来三国时代吴蜀凭借长江流域抗衡中原成为可能。
总之，南方的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平原、珠江三角洲还有大量沿水网分布的中小平原、河谷，经过有组织的开发，都可以成为高产的鱼米之乡。当北方农民因为人多地少备感艰难，或受到战火和饥荒折磨时，往往选择逃往地广人稀易于立足的南方。经过秦汉四百余年，华夏帝国的地方政府及其控制的编户，基本占据了南方农业条件最优越的地区，并且沿主要水陆交通线建立了郡县，帝国的影响以城市为中心向周围地区辐射出去。
然而，平原和河谷只是南方的一小部分。根据现代地理学的统计，华中区（秦岭淮河至南岭之间，包括贵州高原）之内山地丘陵占总面积的80%左右。[67]西南区的比例更高。根据不同研究需要，学者对山地的定义有广狭之分，现代地理学中最宽泛的定义是指起伏高度大于200米的地域。鲁西奇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对南方山区这一“内地的边缘”做了较系统的研究，他指出历史时期人们观念中的山区可能范围更加宽泛，举凡地形崎岖、山岩遍布、可耕地较少的地区，均可称作“山地”或“山区”。山区应进一步区分出河谷低地和山坡、山体，后者还可细分为低山丘陵和中高山，山地的垂直地带性不仅表现在农业形态和社会形态的差别，也表现在纳入华夏体系的难易程度上。[68]山上和山谷之间，有时自身就构成复杂的政治体系，如在东南亚高地所见到的，[69]而在古代中国这种政治关系因为华夏帝国的存在而更多了一层意义。
南方虽然山区面积广大，但河流众多，冲积平原错落其间，河谷和平原连接成或疏或密的交通网。与其说南方的平原地区被山地分割成一个个小块，不如说南方的山地被平原和交通线切割，再被圈进网络的网眼里（参看图2-1）。上文已说明，平原以及易于通行的主要交通线附近，都已成为华夏农民或移民占据的地区。交通线交汇的结点就是大大小小的城市，从州治、郡治直到县城、驿传。如许倬云所说，交通的网络承载着物资、人力、资讯的流通，因而同时也是经济体系与社会体系的骨架，这三重体系之上又衍生出政治体系与思想体系。[70]简单来说，这是一个华夏的网络。按上文提出的疆域层次，南方山区所处实为第二层的网状地带。
图2-1 山地被华夏网络分割示意图
山地被华夏网络分割带来怎样的后果？不妨按照上文提到的限制华夏扩张的三个因素来做一番分析。首先，南方山区在网络包围之中，而不是像西北草原、朝鲜半岛等处在网络末梢之外。一片山区周围环绕着不止一个平原，也就有多个华夏势力聚集的城市中心，而且网络沿线意味着较为顺畅的人力、物资、信息流通，因而一旦该地区发生军事行动，邻近数郡的力量足以应付，转运也较为便利，不至于成为影响全国局势的大问题。汉代南方山地最活跃的化外人群莫过于武陵、长沙蛮，西汉时“虽时为寇盗，而不足为郡国患”，东汉号称“特盛”，而见于记载的最大叛乱人数不过二万人。针对他们的军事行动一般以一郡或周边数郡之力即可完成，常常还可用赏募的方式，用“善蛮”来平息叛乱，或“以恩信招诱”，基本没有出现全国扰动的现象。[71]
其次，山区本是农耕资源缺乏、人口密度小的地区，原本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政治组织。加之华夏网络对山区进一步切割、分隔，使得建立高级政治体的条件难以具备。罗新总结道：“过度稀疏的文化关联以及相当封闭的古老传统，势必阻碍了超地域和长时期的南方土著民族政治体的出现，限制了土著族群的政治发育，使土著社会呈现零碎分散的状态。”[72]上节已提到，除西南云贵高原有酋邦级政治体外，其他南方山地尚无高级政治体。东汉时期，武陵蛮中渠帅称为精夫，仅《后汉书·南蛮传》所载，精夫即已数见。该传还提到“募充中五里蛮精夫不叛者四千人”，[73]在充中五里这样一个狭小地域，精夫且分为叛与不叛者，寻文义不叛者还应为复数，可见其政治组织的破碎化。按照斯科特的说法，山地人不仅逃离了平原的国家政治体，还设法杜绝在山中出现同样的建国进程。[74]他们基本属于中等规模政治体中发育程度较低的类型，但比起完全松散无组织的人群，仍多一点被帝国统治的可能。因而帝国愿意看到邑长、渠帅的存在，甚至有意扶植他们。无论巴郡南郡蛮还是长沙武陵蛮，都与秦汉帝国建立了纳贡关系，这种纳贡制度区分大人和平民，实际上是承认和强化了其内部等级的存在。《后汉书》言长沙武陵蛮“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传世和出土的印章中也发现诸如“汉归义賨邑侯”“汉归义蛮邑长”“汉叟邑长”“汉叟仟长”“汉夷邑君”等印，[75]这些印文充分显示了其政治组织内部的帝国影响力。在史料中也常能看到帝国官府征募“善蛮”来平“叛蛮”，过后都赏赐其渠帅金帛或其他财物，可见这种渠帅林立的政治组织，有利于帝国以郡县为单位进行分化和蚕食。
最后，再看地理环境和经济形态的因素。高山险谷是阻碍华夏军事力量进入的屏障，山中可耕地资源缺乏也是阻碍华夏进入的原因之一。然而南方山区有山必有水，溯河流而上往往有较平坦的路径入山，河流沿岸的冲积台地经过开发还易于成为高产的水稻田。后来的史实说明，这些河谷开始大规模种植水稻、粟或麦等谷物的时期，正是华夏势力与蛮人剧烈冲突的时期，其结果是在六朝时这些河谷被逐渐开辟成为郡县。虽然这其中的曲折很多，但经济形态的变化，最终为政治上纳入华夏郡县体系创造了条件。
被华夏网络分割后，南方山区呈现出明显的经济不自足的特点。北方草原的游牧经济的不自足特点，已得到学者的普遍认可，[76]但南方山地的这一特性，尚未得到充分重视。
在对现代山地族群做民族志研究时，学者已观察到这些族群与外界经济交换的普遍存在。如芮逸夫和凌纯声描述道：“苗人不知经商，从前汉人携盐、布入苗寨贸易其土货，常有奸商欺骗苗人，时起纠纷，后官府禁止汉人入苗寨贸易，乃指定地点，兴立市场，每五日赶场一次……主要的商品为盐、布、牲畜、谷物等物。”[77]虽然汉苗贸易常起纠纷，以至官府要禁止汉商入苗寨，但苗人仍不得不到市场与汉人贸易，说明盐、布等物苗人舍此一途无从获得。1943年，林耀华在凉山考察夷家（今称彝族）时，也发现“夷人到汉城市镇购买货物，以盐、酒、布匹，以及其他日用品为大宗”。考察团在受到夷人款待之后，要斟酌答以布匹、食盐、剪子、镜子、针线等礼物。[78]这些正是凉山彝人需要从外界获得的。李根蟠和卢勋通过对处于“原始农业阶段”的西南少数族群（主要在滇西南）的研究，发现“这些民族大抵都是以自己的土特产品（天然产品或以之为原料加工的手工业品）换取先进的生产工具（如砍刀、锄头及其原料——铁）和生活必需品（如盐巴、针线、布匹等），这对本民族的生产与生活的正常进行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与外部先进民族的交换弥补了这些民族内部分工与交换的不足，同时也抑制了这些民族内部分工与交换的发展，形成了这些民族在整个交换关系中的从属性与依赖性。”[79]利奇在缅甸也观察到，山中实行作物轮种的草地通垭区粮食收成很差，大量种植经济作物，这里的居民更倾向于和河谷村寨建立某种长期的经济和政治依存关系。[80]
山地民族在现代表现出经济上的从属性和依赖性，在古代他们的处境也与之类似。如上文所举民族志研究者观察到的，山地民族最迫切需要从外部获得的，是食盐、铁或铁器以及布匹，其中食盐更是重中之重。恰好在历史上，有关山地居民在食盐上的不自足性的文献也最为充分。
《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载刘宋末年蛮乱事：
时沈攸之责赕，伐荆州界内诸蛮，遂及五溪，禁断鱼盐。群蛮怒，酉溪蛮王田头拟杀攸之使，攸之责赕千万，头拟输五百万，发气死。其弟娄侯篡立，头拟子田都走入獠中，于是蛮部大乱，抄掠平民，至郡城下。[81]
《资治通鉴》卷133“宋明帝泰豫元年”条所记略同：
攸之赕罚群蛮太甚，又禁五溪鱼盐，蛮怨叛。酉溪蛮王田头拟死，弟娄侯篡立，其子田都走入獠中。于是群蛮大乱，掠抄至武陵城下。[82]
这两段史料常被学者引用，但其中“禁断鱼盐”一事，却未见有人深究。禁断鱼盐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经济制裁？又为何会引起群蛮之怒？
盐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物资，不仅供给食用，也用作保存其他食物（鱼）的防腐剂，所谓“盐者食之急也”。[83]但是盐并非到处都可以生产，大部分地区的盐需要靠贸易获得。湘西武陵山区没有盐源，早期盐源多来自巫山、郁山泉源，后期则多来自于海盐（淮盐）。乌江流域和沅水流域之间，食盐通过龚酉古道进入酉水，进而深入武陵山区腹地。[84]唐代以前文献记载简略，除沈攸之的这一事件之外，武陵山区食盐的相关史实不详。但参唐代及其以后史实，有助于我们推想汉唐间的情况。研究者指出，唐代西南少数民族除了少数地方产盐以外，大多靠交换得来。唐王朝及其地方官吏常常通过发放或赏赐盐的方式表示友好，以安抚西南少数民族。盐在唐王朝与西南民族的贸易中占有主导地位，且直接影响到民族关系的变化。[85]又如，《宋史·蛮夷传一》载：
（咸平）五年（1002）正月……夔州路转运使丁谓言：“溪蛮入粟实缘边砦栅，顿息施、万诸州馈饷之弊。臣观自昔和戎安边，未有境外转粮给我戍兵者。”先是，蛮人数扰，上召问巡检使侯廷赏，廷赏曰：“蛮无他求，唯欲盐尔。”上曰：“此常人所欲，何不与之？”乃诏谕丁谓，谓即传告陬落，群蛮感悦，因相与盟约，不为寇钞，负约者，众杀之。且曰：“天子济我以食盐，我愿输与兵食。”自是边谷有三年之积。[86]
此后在天圣年间，宋廷任命溪州蛮彭仕端为溶州刺史时，也“加赐盐三百斤”。[87]五溪蛮人因为得不到盐而扰乱边境，因为得到盐而甘心输纳粮谷，归顺宋廷。而宋廷在笼络蛮酋时竟然也以盐为赏赐物。这些都充分说明盐在北宋时期五溪蛮人的社会生活甚至政治生活中十分重要。联系上文所引凌纯声和芮逸夫的调查报告，可以说从六朝直到20世纪上半叶湘西山区居民的食盐始终需要与山外的华夏或汉族交换得到。
历史上食盐的流通方式大致在两种极端之间变换：一种是官产官卖，另一种是民间自由生产、自由运销，后者则常为地方豪族所控制。[88]无论哪种，对于非华夏的山地居民来说，盐总是需要从华夏网络中获得。铁器、布匹等情况也类似。武陵山区没有盐矿，即使其他一些山区出产盐矿、铁矿，这些资源也往往被帝国所控制，不是山中居民所能据有。《三国志·蜀书·张嶷传》载：“定莋、台登、卑水三县去郡三百余里，旧出盐铁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领夺取，署长吏焉。……遂获盐铁，器用周赡。”[89]该地在帝国势力尚未深入时，盐铁与漆的资源都由夷人掌握，但张嶷到任后，就用武力强行夺取这些资源，由此毁灭了当地夷人的经济基础，从而在政治上控制了他们。张嶷杀死夷豪的做法虽不寻常，但夺取盐铁资源应当是华夏地方政权常常进行的事情。《南齐书·蛮传》载：“宋泰始以来，巴建蛮向宗头反，刺史沈攸之断其盐米，连讨不克。”[90]巴东、建平二郡在巫山巫峡一带，自古即是产盐之区。沈攸之竟然能断其盐米，说明即使在产盐区，盐的产销也处在官府的掌控之中。用盐来对夷人进行经济制裁，不是只有沈攸之一人。孙皓末年，合浦太守的部曲将郭马叛吴，广州牧滕修数讨不克，陶璜建议说，“南岸仰吾盐铁，断勿与市，皆坏为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战而灭也。”[91]滕修采纳此计，果然破敌。再往前追溯，吕后即曾禁南越关市铁器，而南越国以战争的方式表达强烈反对。可见这一策略是华夏帝国所熟悉的，常常用以制敌。
山地人群对平原的经济依赖，不仅在于需要从外界输入盐、铁等物品，而且山地经济本身即有面向市场的趋势。因为农耕地的不足，刀耕火种的粗放农业也不需要太多劳动投入，因而山民为补充生计，常需要从事多种营生。较常见的有伐木、织布、射猎、渔捞，甚至去山下庸赁为生。[92]鲁西奇指出，唐宋以下，山区开发渐广，则有专事种植经济林木如杉树、茶叶者，唐韦处厚上疏云：“山谷贫人，随土交易，布帛既少，食物随时，市盐者或一斤麻，或一两丝，或蜡或漆，或鱼或鸡，琐细丛杂，皆因所便。”[93]可见山民从事这些生产，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交换盐铁。
另一方面，由于山中有丰富的动植物、矿物资源，平原地区的商人也从中看到了机会。《南齐书》曾记载“建康民汤天获商行入蛮”。[94]陶侃任武昌太守时，曾于郡城东立夷市，大收其利。[95]但是后来有人建议他分兵镇守长江北岸的邾城时，
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引将佐语之曰：“我所以设险而御寇，正以长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晋人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虏，乃致祸之由，非御寇也。”[96]
“夷中利深，晋人贪利”，指的就是豪族富商将借机与夷人贸易，进而侵占夷人的物产，甚至掠卖夷人为奴。而“言者不已”，说明这一利益集团政治势力强大。可以说，华夷之间的经济联系是相互的，华夏一方也有与山民进行交换的需要。斯科特在研究东南亚高地河谷和山地之间的经济联系时，指出双方互相需要对方的自然资源和人力，但是相比之下，河谷邦国更依赖周围的山地人群。因为山地人群可以同时与几个河谷进行贸易，但河谷邦国可选择的范围要小得多。[97]这种关系模式基本不适用于中国南方，大多数时候，平原处在更大的网络之中，物资流通更为顺畅，可以从多元渠道获得需要的物品。对于被分割在其中的山地来说，虽然四顾有不同的州郡县城，但它们竟都属于同一个网络，奉行同样的法令政策。当沈攸之以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持节的身份专制上游之时，他完全有力量对五溪禁断鱼盐。从这个意义上说，山地居民面对的是整个的华夏网络，而不是各自为政的小邦国，因此在两者的依赖关系中，山地一方明显处于弱势。
经济依赖以及在此依赖中的弱势地位，使“未沾王化”的山地人群难以真正封闭自存。他们必须与华夏网络及其背后的帝国进行各种交易、交往，在内部政治形势需要的时候，也会想到从帝国那里获取政治资源。频繁的经贸往来必然造就一个相当规模的双语人群，或许就是史书所称熟蛮的一部分，他们既承担了沟通任务，也成为文化上华夷难分的模糊边缘，使得华夷之间的边界保持开放和流动。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分析，可以看到被圈隔在华夏网络之中的南方山地，在政治上无法形成高级政治体，而呈现破碎、分立的局面；在经济上又严重依赖平原上的华夏经济网络，尤其以对盐、铁的需求为急切，因而陷入郡城县城为中心的经济圈中；而华夏需要对他们施压或者作战之时，又能借助畅通的华夏网络而便利地调配兵力和物资。于是，南方山地中的非华夏群体，就化解为以郡县为单位可以处理的地方性问题，这与史书中记载具体事件时皆以郡县名称冠于蛮前是一致的。开拓山区的河谷可耕地，转化山地居民成为官府控制的人口，成为东汉以来南方开发的主要趋势。另一个趋势是不断有著籍的平原华夏人口不堪重负而逃亡入山，成为新的蛮夷，为山地抗拒华夏化增加力量。正因为南方有大量等待开拓的土地，而且广大的山地为逃避战乱或赋役者提供了充足空间，汉代以来北方华夏南迁从未间断，随之华夏在南方占有的土地也不断增加。相比之下，西北和北方华夏的扩张受到多重限制，无法占有更多土地，只能不断诱使或强迫疆域之外的非华夏族群迁徙入塞，以占有更多人口，但陆续迁入的匈奴、乌桓、羌、氐等非华夏族群，完全转化为华夏编民需要很长时间，在转化完成之前他们的存在进一步增大了帝国北方疆域内人口构成的复杂性，稀释着华夏人口的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江统在《徙戎论》中所说“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98]正是此种徙民政策长期积累的结果。北方的徕民与南方的扩地恰好形成联动，从较长时段看，华夏帝国在南北方扩张方式的差异成为“五胡乱华”、晋室南渡，以及南北朝数百年对峙并存的基础。
[1] 参看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3～14页。
[2] 参看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帝国的中心和周边：从财政史的观点出发》，257～278页。
[3] 参看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载《文物》2000年第1期，41～47页；《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载《文物》2006年第8期，50～54页；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37页。
[4] 《汉书》卷96下《西域传》，3928～3929页。
[5] 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卷4《地广第十六》，208～2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6] 《汉书》卷96下《西域传》，3914页。关于汉武帝从扩张向守文的转变，以及《轮台诏》发出的背景，参看田余庆：《论轮台诏》，收入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30～6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7] 许倬云较早用“网络”来描述汉代中国体系：汉代的中国体系在形成的过程中。最内层为核心区，西汉时为关中与中原两个中心所联结的地区，东汉时关中地位下降，而中原核心区稍向南方扩散；核心区之外是外围地区，都有主要的交通干道与核心区联系，干线所经，事实上是核心区的延长；干线再由外围地区伸展入边陲地区，边陲与核心仅有一线相连。在交通干线的两侧，往往有开发程度甚低的隙地（参看许倬云：《汉代中国体系的网络》，收入《劳贞一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1～28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鲁西奇进一步提出“内地的边缘”概念，指称那些“并未真正纳入王朝控制体系或官府控制相对薄弱的区域”，这些区域包括史料中提到的“隙地”“蛮荒”“山洞”等。鲁西奇还对此类区域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参看鲁西奇：《内地的边缘：传统中国的“化外之区”》，载《学术月刊》2010年第5期，121～128页）。
[8] 《史记》卷17《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802～803页。
[9] 《汉书》卷96中《王莽传中》，4136页。
[10] 《汉书》卷93《佞幸传》颜师古注曰：“徼犹塞也。东北谓之塞，西南谓之徼。塞者，以障塞为名。徼者，取徼遮之义也。”（3724页）
[11] 参看谢绍鹢：《秦汉边郡概念小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3辑，46～50页。
[12] 李新峰：《试释〈汉书·地理志〉郡国排序》，载《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58页。
[13] 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2《汉中志》，87、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4]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5] 《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3046页。
[16] 《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2994页。
[17] 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195页。沈黎郡废置的原因史书未载，任乃强推测：“沈黎郡失名之十二县，皆当在今康定、九龙、干宁、道孚、炉霍县内，随当时部落酋长请置吏者置立。大都皆牦牛种之小酋，贪赏赐者所请。时皆牧部，人无定居，县不能立，故旋复废去，并以属于旄牛都尉也。”见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197页。
[18] 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184～185页。部分内容为任乃强据《太平寰宇记》引文及《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文辑补。
[19] 《史记》卷113《南越列传》，2969页。《汉书·地理志》云：“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略以为儋耳、珠崖郡。”（《汉书》卷28下《地理志》，1670页）《汉书·贾捐之传》所记与此相同。儋耳、珠崖置郡既然比陆上七郡晚一年，它们是否属南越国控制范围遂不能无疑。张荣芳认为二郡属于南越国势力范围，理由一是《汉书·南粤传》所言“遂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汉书》卷95《南粤传》，3859页）；理由之二是，史言赵佗役属骆越，而贾捐之言珠崖“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汉书》卷64下《贾捐之传》，2834页），是以珠崖当在被役属之列（参见张荣芳：《略论汉初的“南越国”》，见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1辑，157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20] 《史记》卷115《朝鲜列传》，2985～2986页。
[21] 余天炽、覃圣敏等：《古南越国史》第3章“南越国的政治制度”，57～80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张荣芳、黄淼森：《南越国史》第4章“南越国的政治制度”，90～13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22] 《汉书》卷6《武帝纪》“元鼎六年十月”条注引“张晏曰”及“应劭曰”，188页。
[23] 《汉书》卷64下《贾捐之传》，2830页。
[24] 《汉书》卷64下《贾捐之传》，2830页；又见《汉书》卷9《元帝纪》，283页。
[25]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5章，212页。
[26] 《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28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周振鹤认为“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丽”一句中前一个“玄菟”为衍文，二郡皆并入乐浪，玄菟自身且内徙，必不能兼并别郡。
[27] 《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2816页。
[28] 玄菟郡迁徙的原因是“为夷貊所侵”，真番、临屯当亦相似。
[29] 《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2817页。
[30] 《史记》卷112《主父偃列传》，2954页。
[31] 《史记》卷30《平准书》，1421～1422页。“东至沧海之郡”，《汉书·食货志》作“东置沧海郡”（《汉书》卷24下《食货志下》，1158页），更为准确。
[32] 《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3045页。
[33] 《史记》卷112《主父偃列传》，2959页。
[34] 劳幹通过研究汉代的陆路交通，认为汉朝不能越大漠而置郡县，转运之难是最重要的原因。见劳幹：《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7，81页。
[35] 《汉书》卷48《贾谊传》，2261页。
[36]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20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37] 《史记》卷112《主父偃列传》，2959～2960页。
[38] 《汉书·宣帝纪》注引韦昭语曰：“中国为内郡，缘边有夷狄障塞者为外郡。成帝时，内郡举方正，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士。”（《汉书》卷8《宣帝纪》，241页）
[39]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135页。
[40] 劳幹：《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69～91页。
[41] 参看Owen Lattimore，“Origins of the Great Wall of China：A Frontier Concept in Theory and Practice”，The Geographical Review，1937，27（4），pp.529-549.白音查干：《最初人为农牧分界线的确立》，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81～86页。郑景云、田砚宇、张丕远：《过去2000年中国北方地区农牧交错带位置移动》，见《环境考古研究》第3辑，151～15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Nicola Di Cosmo，“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Wall”，The Silk Road，2006，4（1），pp.14-19.
[42] 这是班固在《汉书·匈奴传》文末的赞论，但这种观点自西汉以来即很有代表性，详见下文（《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3834页）。
[43] 葛剑雄：《论秦汉统一的地理基础》，见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6辑，135～140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因为有农业条件而得以维持的新疆域，还应包括岭南的交趾刺史部儋耳、珠崖以外的7郡。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史记》卷113《南越列传》司马贞《索隐》引《广州记》，2969页），即说明此地已有成熟的农业。
[44] 《史记》卷30《平准书》，1440页。
[45]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原载《文物与考古论集》，17～4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后收入《童恩正学术文集·南方文明》，362～39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46]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103、251页。
[47] James C.Scott，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pp.38-39.
[48] 《太平御览》，影印本，卷884“鬼”条引邓德明《南康记》，北京：中华书局，3928页。
[49]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2829～2830页。
[50] 《太平御览》卷785“俚”条引《南州异物志》，3478页。《南州异物志》作者为吴丹阳太守万震，详见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见氏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566～567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44～51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收录其佚文。
[51]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2849页。
[52] “酋邦”是20世纪下半叶流行于西方人类学界的一个概念，由埃尔曼·塞维斯（Elman Service）在1962年提出。尽管学者多同意将酋邦定位为无首领社会和官僚制国家之间的一种政治体，但对其具体判定标准却众说纷纭。本章将哀牢夷的政治体归入酋邦，主要理由是它的人口规模、决策层级和酋长权威。据以判断酋邦的其他特征如公共工程、生存物资的再分配情况等，因文献缺乏无以判断。参看童恩正：《中国西南地区古代的酋邦制度——云南滇文化中所见的实例》，载《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1期，83～98页。刘恒武、刘莉：《论西方新进化论之酋邦概念及其理论困境》，载《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7期，71～77页。
[53] 童恩正：《中国西南地区古代的酋邦制度——云南滇文化中所见的实例》，载《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1期，83～98页。
[54] 《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2994页。滇王金印，有1956年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墓的蛇钮金印为证（参看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11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夜郎王印至今没有考古上的证据。
[55] 参看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第2篇，32～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56] 《史记》卷30《平准书》，1440页。参看胡绍华：《一个被史学界忽视的问题：汉朝的初郡政策》，载《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58～62页。
[57]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2841、2842、2851页。
[58] 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59] 李步嘉：《越绝书校释》卷2《吴地传第三》，31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卷8《地传第十》，200页。
[60] 顾颉刚：《禹贡注》，见侯仁之等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1辑，19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61]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3270页。
[62] James C.Scott，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p.73.
[63] 在北方也是一样，侯旭东的研究反思了所谓的北方重农传统，指出这其实是从国家立场出发，长期教化的结果。秦汉时期，即使在华北，山林川泽中的渔猎采集活动也是重要的生计补充，而国家做出各种劝农的努力，设法让统治下的民众变成耕织为业的编户农民。参看侯旭东：《渔采狩猎与秦汉北方民众生计——兼论以农立国传统的形成与农民的普遍化》，载《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4～26页。
[64] 参看牟发松：《火耕水耨与南方稻作农业的发展》，见黄惠贤等编：《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245页，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吴刚：《秦汉至南朝时期南方农业经济的开发》，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1年第1期，152～160页；朱宏斌：《秦汉时期区域农业开发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65] 参看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1“后汉对前汉淮汉以南各郡国口数的比较”，52～5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同书中的甲表4“前汉元始二年各郡国人口密度”（26页）和甲表8“后汉永和五年各郡国人口密度”（37页）的对比，北方各郡无一例外人口密度锐减，而南方的人口密度则有大幅度提高。这一方面反映了北方的脱籍依附人口远多于南方，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南方的入籍人口确有很大增长。
[66] 《后汉书》卷5《安帝纪》，208、220页。
[67] 雍万里编：《中国自然地理》，234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68] 鲁西奇：《南方山区经济开发的历史进程与空间展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4辑，31页脚注1。
[69] 这方面较有影响的研究有：Edmund R.Leach，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A Study of Kachin Social Structure，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中译本，埃德蒙·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杨春宇、周歆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James C.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70] 许倬云：《试论网络》，见《许倬云自选集》，30～31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71]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2831～2834页。
[72] 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载《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11页。
[73]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2832页。
[74] James C.Scott，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pp.211-216.
[75] 参看曹锦炎：《古代玺印》，93～94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另可参看熊谷滋三：《後漢の異民族統治における官爵授與について》，载《東方學》第80辑，1990，48～63页。
[76] 参看Anatoly 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2nd Edition），trans.Julia Crookenden，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4.
[77] 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上册》，影印版，72～74页，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原版：商务出版社，1947），1978。
[78] 林耀华：《凉山夷家》，60～61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79] 李根蟠、卢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294页，北京：农业出版社，1987。
[80] 埃德蒙·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第2章，36～37页。
[81] 《南齐书》卷22《豫章文献王传》，40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
[82] 《资治通鉴》卷133“宋明帝泰豫元年”条，41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
[83] 汉章帝时尚书张林语，见《晋书》卷26《食货志》，7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84] 柴焕波：《武陵山区古代文化概论》，16～17页，长沙：岳麓书社，2004。
[85] 卢华语等：《唐代西南经济研究》，233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86] 《宋史》卷493《蛮夷传一·西南溪峒诸蛮传上》，14174～141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87] 《宋史》卷493《蛮夷传一·西南溪峒诸蛮传上》，14178页。
[88] 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第一章“上古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盐业”，黄惠贤执笔，65～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89] 《三国志》卷43《蜀书·张嶷传》，10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90] 《南齐书》卷58《蛮传》，1008页。
[91] 《晋书》卷57《陶璜传》，1559页。
[92] 《华阳国志》载，汶山郡“夷人冬则避寒入蜀，夏则避暑反落，岁以为常，故蜀人谓之作氐、百石子也”（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185页。“作氐”旧本皆为“作五”，任乃强据《太平寰宇记》引文改。“百石子”，任解“百石”为其一冬劳动所得之值）。同在川西北，20世纪黎光明和王元辉在此做调查时，仍然看到高山上居住的猼猓子，“拖儿带女去松潘城里找苦工作的，每年不下七八百人”（黎光明、王元辉：《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王明珂编校，152页，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
[93] 鲁西奇：《南方山区经济开发的历史进程与空间展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4辑，38页。韦处厚上疏见《唐会要》卷59《度支使》，10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5。
[94] 《南齐书》卷25《张敬儿传》，474页。
[95] 《晋书》卷66《陶侃传》，1770页。
[96] 《晋书》卷66《陶侃传》，1778页。
[97] James C.Scott，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p.105.
[98] 《晋书》卷56《江统传》，15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