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文星象中的帝国符号秩序
自秦汉以来，天文星象中一直留有对应夷狄的位置。星象对应人事的观念先秦已经出现，到了汉代，战国时“凌杂米盐”般零碎的星占知识被综合起来，放进天人感应思想和阴阳五行的框架内，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学说。如《汉书》所言：“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39]地上有皇宫，天上有紫宫；地上有皇帝和三公，天上就有太一和其旁三星；地上有州郡列国，天上的二十八宿便各自分野，与之对应。天界与人间就这样被放到了同构的符号秩序之中，或者说，汉代人观察的星空，不过是华夏帝国在天上的投影。[40]在帝国秩序的投影中，夷狄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司马迁很清楚地描述了这种对应关系：
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阳则日、岁星、荧惑、填星；占于街南，毕主之。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阴则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是以秦、晋好用兵，复占太白，太白主中国。而胡、貉数侵掠，独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经也。[41]
此处街南、街北的街指天街二星，在昴、毕二宿之间，后人概括为“天街分中外之境”[42]。之所以用此二星作为分界，是因为黄道恰好从天街二星之间穿过。[43]古代所说的黄道是太阳周年视运动在恒星背景中的轨迹。古人认为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也应从此道出入，否则将有祸福之变，故称之为“三光之常道”。[44]以天街二星作为分界，事实上就是以黄道作为分界。这条天空中最重要的线，被比作华夏帝国与引弓之民而非其他方向的异族的分界线，足见北方引弓之民在华夏心目中的重要位置。扬雄说唯北狄真为中国之坚敌，“三垂比之悬矣，前世重之兹甚”，可以与此互相印证。[45]司马迁这段话似乎给人一个以昴毕之间中分阴阳的星宿图景，可事实上并非如此，《天官书》所记二十八宿中，对应引弓之民的唯有昴宿，而且昴宿尚有其他的星象意义（详后文），但几乎所有的星宿都与华夏帝国相联系，毕宿只是代表其中与边境事务有关的星宿之一。统观《天官书》所载的全天星宿及其星象意义，可以发现，一方面昴宿昭示了匈奴等北方夷狄在星象所表示的符号秩序中拥有永恒的位置；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边缘的位置，与昴宿相关的人群只能是非华夏的北狄。夷狄在星象的符号秩序中既是常存的，又是边缘的，华夷之间主次分明，这反映了华夏主导的符号秩序中华夷之辨的基本精神，也成为夷狄在接受华夏文化以后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
二、昴为胡星的由来
昴在天空中标明了夷狄的位置，然而在二十八宿中，何以唯独昴主引弓之民呢？《天官书》给出的理由是“昴曰髦头，胡星也”。[46]昴曰髦头，大约是因读音相近产生的联系。曾侯乙墓出土漆箱上的天文图写有二十八宿名称，其中昴被写作“茅”[47]，《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则写作“茅”或“卯”，[48]说明昴作为一个指代星宿的符号，其读音比字形更加稳定，通过读音与另一事物联系起来是十分自然的。那么髦头是什么？又如何与胡星相关？
“髦头”又写作“旄头”，[49]《汉官仪》曰：“旧选羽林为旄头，被发先驱。”[50]可知汉制天子仪仗中有旄头，此制度又继承自秦，楚汉相争时已有旄头公孙戎。[51]但仪仗中的旄头究竟何义，到西晋时已经众说纷纭。《宋书·礼志五》载：
晋武尝问侍臣：“旄头何义？”彭推对曰：“秦国有奇怪，触山截水，无不崩溃，唯畏旄头，故虎士服之，则秦制也。”张华曰：“有是言而事不经。臣谓壮士之怒，发踊冲冠，义取于此。”挚虞《决疑》无所是非也。徐爰曰：“彭、张之说，各言意义，无所承据。案天文毕昴之中谓之天街，故车驾以罼罕前引，毕方昴圆，因其象。《星经》，昴一名旄头，故使执之者冠皮毛之冠也。”[52]
徐爰认为车驾中的旄头是模拟天文而来，当是出于臆测，事实可能正好相反。但从徐爰的话中可以知道旄头是“冠皮毛之冠”，这应该是刘宋仪制的实情。唐贞观三年（629）时，西南边地的东谢首领（谢）元深入朝，冠乌熊皮冠，《通典》云“若今之旄头”。[53]看来至少从刘宋到唐代，仪仗中的旄头一直是戴着皮毛冠的武士形象。然而这并不表示最初的旄头就是戴皮毛冠的。
从上面引文来看，仪仗中的旄头究竟源于何物，代表什么意义，晋武帝朝中饱学的大臣们已然众说纷纭。其中彭推的解释来自一个流行的传说，魏文帝《列异传》载：
秦文公时梓树化为牛，以骑击之，骑不胜，或堕地髻解被发，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头骑，使先驱。[54]
这一故事旨在解释集华夏衣冠文明之精华的秦汉天子仪仗中，何以会出现披发的先驱者。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旄头在此处不是戴着皮毛冠的人，而是指披散头发的骑士，这应该是旄头更原始的所指。汉代的旄头“被髪前驱”，或者“髪正上向而长衣绣衣”，[55]总之是散露头髪，不绾髻不戴冠弁的。我们不难想到，披发正是华夏心目中戎狄的显著标志。据说周平王东迁时，辛有在伊川看到“被髪而祭于野者”，感叹“不及百年，此其戎乎”！[56]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可见春秋时期人们已经习惯将披发与戎狄联系在一起。班固对匈奴的概括“被发左衽，人面兽心”，[57]既是用典，也表明秦汉时期华夏心目中匈奴的形象特征依然是披发。[58]与此故事吐露的信息相一致，其他史料也证明天子仪仗中披发的旄头并非周制，而是来自秦国的，[59]秦人开拓关中，兼并西北异族的势力，“霸西戎”，征服的过程中也不免吸收一些异族的文化，常被东方诸国视同戎狄。仪仗中的旄头、毕网很可能是来自西戎的文化元素。另一方面，星占学中昴-旄头与胡的对应，与其推测它同样来自秦国，毋宁说更有可能是东方六国星占家的发明。太史公司马谈学天文于唐都，[60]而唐都与战国时的甘公、石申夫之间，有着传承与发扬的关系。[61]《天官书》关于昴主胡人的说法，应当是继承了甘、石一系的学说。[62]考虑到晋与戎狄，燕赵与“胡”的长期而激烈的对抗，而且修筑了划分中国与胡的长城，那么在山东六国尤其是三晋发展出以黄道划分华夷，并以昴星代表披发胡人的学说，是在情理之中的。[63]秦并六国，仪仗中的旄头与星空中的旄头在新帝国的符号体系中不期而遇，遂造成了后世解说的纷纭。综上所述，旄头就是披发的骑士，既可以是天子仪仗中的先驱，也可以指披发的北方戎狄。相应地，昴宿的星占意义从“昴曰旄头”出发，分化为两种说法，毕与天街也分别有两重意义与之对应：
胡星说：昴—旄头—披发骑士—胡星；毕—罕车—弋猎—边兵；天街—华夷分界线；
仪仗说：昴—旄头—披发骑士—旄头羽林；毕—罕车；天街—天子出行之道路。
昴宿星占中的仪仗说出现较晚，首见于刘宋时徐爰倒果为因的解释，明确的说法要到唐李淳风在《晋书·天文志》中提出。[64]这也从侧面验证了上文的推断。
当然，对昴宿的联想并非只有这两种。在华夏文明的萌芽时期，昴宿已经为人们所认识，其名称在《尚书·尧典》《诗经》等古代文献中已经多次出现。[65]至于其占星学上的意义，《开元占经》所引“先秦”诸说有：
甘氏曰：昴，茅也。
甘氏曰：昴星明，天下多犯狱。昴星动摇，必有大臣下狱。又曰：昴星大而数动尽跳者，胡兵大起，不出年中。又曰：昴一大星跳跃，余皆不动者，胡欲侵犯边境，期年中或三年。
巫咸曰：昴为天耳目。
黄帝曰：昴星，天牢狱也。
石氏曰：天街者，昴毕之间，阴阳之所分，中国之境界。[66]
《开元占经》所引的这些“古说”，大多出于汉魏以来的伪托之作，从其语言风格不难判定。而且其破绽之处甚多，如“荧惑犯昴”条引“巫咸曰：荧惑守昴，以去后反守之，有臣为天子破匈奴者”，殷商人巫咸竟然能说出匈奴之名，令人震惊；紧接着又引“《荆州占》曰：荧惑若守昴北，主突厥王死”[67]。《荆州占》乃汉末刘表命武陵太守刘叡编集，[68]又岂能说出“突厥”一名？凡此种种，俯拾皆是。故而不能据此以为它们都是先秦之说。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早在《尧典》中即被认识的昴宿，在秦汉之前一定有着不止一种星占的意义。其中“昴为胡星，主引弓之民”的说法应当较为晚出，因为“胡”这一名称的出现已是战国后期。[69]即使司马迁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星占学说的人，但他在《天官书》中仅记下了昴宿的这一种星占意义，一定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其背景可能是汉武帝时代汉与匈奴激烈对抗的形势。从以后的历史来看，正是《天官书》对“昴为胡星”的强调，使得昴宿在此后的华夷符号秩序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
三、华夷双方对昴宿星占的运用
《史记》虽然写下昴为胡星，却没有给出更多具体的占词和事验。汉代能证明这一星占观念得到实际运用的材料，只有刘邦平城之围的天象记载，《史记》仅言：“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70]而《汉书》所述更为详细：
七年（公元前200），月晕，围参、毕七重。占曰：“毕、昴间，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国也。昴为匈奴，参为赵，毕为边兵。”是岁高皇帝自将兵击匈奴，至平城，为冒顿单于所围，七日乃解。[71]
虽然这里提到了“昴为匈奴”，但这次的月晕天象实际只发生在参、毕，与昴无关，《汉书》为了解释参、毕的象征意义而附带提到昴。如果《汉书》是忠实记录了当时的占词的话，至少说明昴为匈奴的观念是汉初占星家所熟悉的。此例以外，两汉记录下的以昴为胡的占例几近于无。
司马彪的《续汉书·天文志》中有关昴的星象多用“昴主边兵”“昴为赵”或“昴为狱事”这三种思路去解释。“昴为狱事”亦见于前文《开元占经》所引“甘氏”说，“昴为赵”则是战国时形成的分野说的内容。只有“昴主边兵”较为独特，其例如汉明帝永平十四年（公元71）正月客星出昴，“昴主边兵”，故有窦固等将兵击匈奴之事。[72]又如，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太白在昴西一尺”的天象，就应验在“安夷长宋延为羌所杀，以武威太守傅育领护羌校尉，马防行车骑将军，征西羌”一事上，昴所对应的边兵则为征西羌之兵。[73]在另一些时候，“边兵”所对应是边境被夷狄入侵，而非对外征伐。如顺帝永和六年（141）彗星历昴、毕，解为“昴为边兵，……羌周马父子后遂为寇”。[74]昴和同样主边兵的毕有时被混为一谈，出现“昴、毕为边兵，又为狱事”，“太白犯昴、毕，为边兵，一曰大人当之”这样的占词。[75]“昴为边兵”之说仅见于《续汉志》，其他诸书皆无此说。自《天官书》以下，毕、昴之分即为华夷之别，昴为胡毕为边兵原本区分很清楚，不知为何独在此书中混为一谈。司马彪的《天文志》本于蔡邕和谯周的著述，[76]应该能代表东汉时代的星占学知识。或许由于东汉时期入塞的蛮夷渐多，尤其是西汉时昴所对应的匈奴已经入塞并受汉的监护，领护蛮夷诸武职如使匈奴中郎将、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等形成了完备的制度，边境的战事中常用归义蛮夷组成汉朝军队，[77]在这种情况下，旄头夷狄不再只是长城北边的敌人，也成了长城以内边兵的组成部分。相应地，星象中昴毕的界限也逐渐模糊，共同成为边兵的象征。东晋时的术士戴洋曾对陶侃说：“昴毕为边兵，主胡夷，故置天弓以射之。”[78]说明东汉时期这种混同昴毕的观念，到东晋时仍然有人继承。
东汉帝国瓦解之后，昴为胡星的占星观念再度活跃起来。戴洋所在的时代，正是历史上以昴为胡占例出现最多的时期，他对陶侃所说的“昴毕为边兵”在东晋的星占记录中找不到第二例，而“主胡夷”的占辞出现频率极高。这应该是因为西晋末年五胡入主华北，一时间政权林立，称帝称王者众多，而且战事不断，旋起旋灭的势力不知凡几，发生在昴的星变很容易落实到某个“胡王”或“胡国”身上。《宋书·天文志》记载了28次与昴宿有关星象的占辞和事验（《晋书·天文志》略同），均发生于曹魏至东晋时，其中有12次明确提到了“胡”，另有相当数量的占辞以昴关联赵、魏，但对应的事件则是有关石赵或前燕的。其中最常用到的占辞是“月犯昴，胡王死”或“月犯昴，胡不安”，最早的事例系于曹魏少帝正始元年（240）：
四月戊午，月犯昴东头第一星。其年十月庚寅，月又犯昴北头第四星。占曰：“犯昴，胡不安。”二年六月，鲜卑阿妙儿等寇西方，燉煌太守王延斩之，并二千余级。三年，又斩鲜卑大帅及千余级。[79]
唐长孺曾证明，魏晋时习惯称匈奴及其别部为“胡”，而称鲜卑及其别部为“虏”，这一习惯在北朝一直得到保持。[80]然而此处以西部鲜卑对应“胡”，可能是将“胡”泛泛等同于“引弓之民”，如同《天官书》中对昴为胡星的解释，但更有可能的是遵从了“五胡”之说。据三崎良章考证，意指匈奴、鲜卑、羯、氐、羌的“五胡”概念，最早出现于东晋穆帝永和年间褚太后的诏书中“四海未一，五胡叛逆”一语，时已在4世纪中期。[81]曹魏正始年间似不当将西部鲜卑称为胡，这里的占辞很可能出于沈约的追述。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宋志》和《晋志》所记载的有关昴宿的占例并非都是来自两晋南朝即华夏一方修史者的追述，其中有保留当时原始记载的内容，更有源自五胡诸国自身的星占记录，其迹斑斑可考。天文星占是关乎政权和统治者个人吉凶的实用之学，同时又是表明“天命”所钟和“正统”所在的合法性建构工具，因而在华夏文化的诸多分支中，最先得到异族统治者的青睐。十六国政权的统治者重视天文星占，史书中记载颇多。如慕容皝“善天文”，沮渠蒙逊“颇晓天文”，石虎之子石韬“素解天文”等，[82]他们究竟是否精通天文虽不无可疑，但此类描述亦足以说明天文知识受到他们的尊重。精通天文星占的华夏知识精英如石氏后赵的赵揽、吕氏后凉的郭黁、秃发南凉的景保、北魏前期的许谦、崔浩等，都在本国的现实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利用对天文星变的解说来影响现实决策的例子也多有记载。十六国政权不仅接受了汉魏以来的占星学知识，还试图利用这一知识框架来建构自身的统治合法性，因此而留下了很多星占的记录。其中有些内容，被辗转收录进《宋书》或《晋书》的天文志中。以下试举数例加以说明。
五胡之中以羯胡石氏最有资格称为胡（刘曜即称石勒为大胡），其国号为赵，占据赵魏之地，故而与昴宿星变的对应也最多。以石勒之死为例，《晋书·天文志》记载了两个与之对应的星象：
成帝咸和六年（331）……其十一月，荧惑守胃昴。占曰：“赵魏有兵。”八年七月，石勒死，石季龙自立。是时，虽二石僭号，而其强弱常占于昴，不关太微、紫宫也。
……其七月，荧惑入昴。占曰：“胡王死。”一曰：“赵地有兵。”是月，石勒死，石季龙多所攻没。八月，月又犯昴，占曰“胡不安”。[83]
这两次星象都与昴有关，所以华夏的史臣总结说“虽二石僭号，而其强弱常占于昴，不关太微、紫宫也。”《宋书·天文志》此段与《晋志》看似全同，实则文字上颇有差异：
咸和六年十一月，荧惑守胃、昴。占曰：“赵、魏有兵。”八年七月，石勒死，石虎自立，多所残灭。是时虽勒、虎僭号，而其强弱常占于昴，不关太微紫宫也。
咸和八年……七月，石勒死……
咸和八年七月，荧惑入昴。占曰：“胡王死。”石虎多所攻灭。八月，月犯昴。占曰：“胡不安。”[84]
《宋志》第二段“胡王死”之后不见“一曰赵地有兵是月石勒死”11字，故而仅据《宋志》则对应石勒之死的星象只有“荧惑守胃昴”。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戴洋对陶侃说“前年十一月荧惑守胃昴，至今年四月，积五百余日。昴，赵之分野，石勒遂死”，[85]其星占分析与《宋志》相同。而《晋书·石勒载记》言石勒死前的异状有“荧惑入昴，星陨于邺东北六十里”，[86]“荧惑入昴”正与《晋志》所记的第二重星象相合。而“星陨于邺东北”一事亦见于《开元占经》所引《赵书》中，且较《载记》为详，[87]可见《载记》此条的史源是《赵书》。此《赵书》作者不详，[88]但其所据当为石赵朝廷自身的记录。“荧惑入昴”尽管不见于《占经》所引部分，极有可能也出自《赵书》。可以认为，“荧惑入昴，石勒死”是北方的记录，而“荧惑守胃昴，石勒死”代表了东晋南朝一方的判断。这一例中南北方在记录上的差异虽不显著，但足以提示我们《晋》《宋》两志的不同处可能是不同的史源造成。
下面的例证更说明这种差异的复杂性。冉闵杀石遵一事，《宋志》《晋志》所记又微有不同：
《宋志》：（永和五年）十月，月犯昴。占曰：“朝廷有忧，军将死。”……十一月，冉闵杀石遵，又尽杀胡十余万人，于是中土大乱。十二月，褚裒薨。
《晋志》：（永和）五年（349）……十月，月犯昴。占曰：“胡有忧，将军死。”……十一月，冉闵杀石遵，又尽杀胡十余万人，于是赵魏大乱。十二月，褚裒薨。[89]
《宋志》下文接连又记了当年的几个星象占辞，此后再从是年八月开始叙述事验。当年十月之后的事验有两条，冉闵屠杀胡人以外，尚有“十二月，褚裒薨”一事。“朝廷有忧，军将死”更像是指褚裒之死，但若如此，此段冉闵杀石遵之事对应的天象为何？然而《晋志》十分明确，即使“将军死”对应“褚裒薨”，“胡有忧”只能对应冉闵杀胡之事。两部史书中，“朝廷有忧”和“胡有忧”的区别令人费解。无独有偶，展现类似差异的材料还有一条：
《宋志》：（升平）三年（359）正月壬辰，荧惑犯楗闭。案占，“人主忧”。三月乙酉，荧惑逆行犯钩钤。案占，“王者恶之”。月犯太白，在昴。占曰：“人君死。”一曰：“赵地有兵，朝廷不安。”……四年正月，慕容儁死，子暐代立。慕容恪杀其尚书令阳骛等。……五年五月，穆帝崩。
《晋志》：（升平）三年三月乙酉，月犯太白，在昴。占曰：“人君死。”一曰：“赵地有兵，胡不安。”四年正月，慕容儁卒。……（五年）三月丁未，月犯填星，在轸。占曰：“为大丧。”五月，穆帝崩。[90]
同样地，《宋志》暧昧不清，《晋志》中星象与事验的关联则非常明确。“朝廷不安”与“胡不安”的差别再次出现。不妨做一个大胆推测，即两志所据的原始资料中，混入了北方政权的星占占辞，则“朝廷有忧”“朝廷不安”原出于后赵、前燕邺城占星者之手。或许可以推测：沈约撰《天文志》时得此材料，因其“事验”昭然而采录，而实不甘以“朝廷”系之五胡，幸而《宋志》以时间顺序依次记录事验，常常使得天象与人事对应关系暧昧不清，故能存之。《晋志》分天象为若干类各自系以事验，无法暧昧含混，是以改“朝廷”为“胡”，以明正统所在。[91]
羯胡石氏极为重视星占，完全有可能留下自己的星占记录，并写入国史。石勒攻下平阳后，不忘徙浑仪于襄国；石虎相信星占，却不相信负责的太史，竟“置女太史于灵台，仰观灾祥，以考外太史之虚实。”[92]石虎的太子石宣想要除掉领军王朗，恰逢“荧惑守房”，便使其亲信赵揽对石虎说：“昴者，赵之分也，荧惑所在，其主恶之。房为天子，此殃不小。宜贵臣姓王者当之。”结果石虎将中书监王波腰斩投入漳水，以厌荧惑之变。[93]赵揽所说，在星占上毫无逻辑可言，房在东宫苍龙，昴在西宫白虎，相距甚远，荧惑守房与昴宿实无关联。[94]但这不知何故插入的“昴者，赵之分也”一句，充分证明了石赵的星占学将昴看作本国的分星，给予特别的重视。问题在于，在石赵的占星家眼中，昴与赵的关联是基于昴主胡人还是昴为赵之分野呢？
星占是实用之学，在当时人看来是与国运兴衰密切相关的重要知识，面对星空时不容自欺欺天。前赵太史令康相曾对刘聪说“月为胡王，皇汉虽苞括二京，龙腾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阴之变其在汉域乎”。[95]十六国的一些君主虽然力图宣称自己是承德运应符箓的正统天子，但内心里对此并不自信，康相以月与胡王对应刘聪，后者也无以反对。由此度之，对于昴宿与胡的密切关系，石勒石虎未必不知。石勒早年因司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而被掠卖，两胡一枷，受尽凌辱，对于“胡”的身份有极为敏感，称赵王之后，“号胡为国人”，而且“讳胡尤峻”，[96]不准在国中提“胡”字。石虎时代继续执行讳胡的政策，传说他因此改胡饼曰麻饼。[97]在这种氛围中，石赵重视昴宿，一定考虑到它是胡星，而不仅仅是赵的分星。[98]只是既然国中讳胡，太史在报告占辞时，只能以分野说进行缘饰，或者将胡改成“朝廷”。
四、从昴宿到紫宫：十六国北朝的星占学与合法性建构
五胡诸国一方面重视昴宿，另一方面也不放弃在星空中抢占太微、紫宫。太微、紫宫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以北极星为中心展开，北极星常年恒定不动，天球的这一区域被称为中宫，从地球上看，东西南北四宫的星宿都围绕中宫转动。中宫独一无二的核心地位被自然地与最高的天神“太一”联系起来。《淮南子·天文训》云：“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宫者，太一之居也。”其中“太一”在一些引文中也写作“天子”，[99]其实天上的太一原本就是地上天子的投影，太微和紫宫于是成为地上皇宫前朝与后寝的象征。发生在太微和紫宫的星变，最直接地宣示王朝是否获得天命，而且由于它们与人间的关联不基于地域，那里的星变也就无法用分野说去解释。无论东晋南朝还是十六国北朝，继承秦汉式帝国政治文化的政权，对于太微与紫宫的星变，都必须宣称是应验于己的，除此以外没有退路。《宋志》中史臣说北方诸国“其强弱常占于昴，不关太微、紫宫”，只是东晋南朝一方一厢情愿又欲盖弥彰的表达。五胡诸国抢占太微、紫宫的努力并非这样一句话可以全部抹杀的，北宋人唐庚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指出：
《晋天文志》称“二石虽僭号，其强弱常占昴宿，不关太微紫宫”。然以记载考之，流星入紫宫而聪殒，彗星扫太微而苻坚败，荧惑守帝座而吕隆破，故知推论正统，固自有理也。晋庾翼与兄冰书曰：“岁星犯天关，江东无故而季龙频年闭关，此复是天公愦愦，无皂白之证也。”噫，人之责天亦太详矣！为天者不亦难哉！[100]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列举了更多的事例：
昔人言五胡诸国唯占于昴北，亦不尽然。考之史，流星入紫宫而刘聪死，荧惑守心而石虎死，孛星太微大角荧惑太白入东井而苻生弑，彗起尾箕扫东井而燕灭秦，彗起奎娄扫虚危而慕容德有齐地，太白犯虚危而南燕亡，荧惑在匏瓜中忽亡入东井而姚秦亡，荧惑守心而李势亡，荧惑犯帝座而吕隆灭，月掩心大星而魏宣（道）武弑，荧惑入南斗而孝武西奔，月掩心星而齐文宣死，彗星见而武成传位，彗星历虚危而齐亡，太白犯轩辕而周闵帝弑，荧惑入轩辕而明帝弑，岁星掩太微上将而宇文护诛，荧惑入太微而武帝死。[101]
唐庚所举的事例都在《载记》中有对应的记录，顾炎武所举的部分见于《载记》或《天文志》，有些可以结合两者考证得出，还有数例原始出处尚待查证。[102]总之，说它们都出自十六国北朝一方书写的史料，当无大误。顾炎武在列举完这些例子之后，感到传统的华夷二分的星象秩序无法解释，只能感叹：
夫中国之有都邑，犹人家之有宅舍，星气之失，如宅舍之有妖祥，主人在则主人当之，主人不在则居者当之，此一定之理。而以中外为限断，乃儒生之见，不可语于天道也。[103]
这种说法其实是以地域为主体的分野说，它固然可以解释一些占例，却无法解释发生在太微、紫宫、轩辕、心等位置的星象。如前所述，秦汉以来的星占学中星象是人间帝国的秩序的投影，其中太微、紫宫等处的星象只能对应地上唯一的帝王，与地域无关。在数人称帝称王的时代，“验之天象”甚至可以成为确定孰为正统的依据。三国时黄权的故事是古今论天文者所熟知的：
魏明帝问权：“天下鼎立，当以何地为正？”权对曰：“当以天文为正。往者荧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吴、蜀二主平安，此其征也。”[104]
唐庚对黄权的说法颇有批评：“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为天王位，王者恶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于永安宫，而二国皆自如，天道岂易言哉！”看来黄权的确有曲说媚上的嫌疑。事实上，黄权说法的对错甚至此故事的真实性都不必深究，它的意义在于说明当时人相信天文星变与正统间有密切的关系。两百年之后，另一个故事描述了梁武帝在天象面前的怅然若失：
先是，荧惑入南斗，去而复还，留止六旬。上（萧衍）以谚云“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闻魏主西奔，惭曰：“虏亦应天象邪！”[105]
虏亦应天象是无疑的，但对应的都是昴宿或其他有关蛮夷的星宿的变化。故事中萧衍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天子，却发现天道无亲已经转而眷顾北方了。这个故事不见于正史，《通鉴》的史源有待考证，想来应出自北朝的文献，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中国”和“正统”。
十六国和北朝的天文记录，无不融入了类似的意图。十六国的天文学可以区分为实用和宣传两个层面，星象占辞的模糊性和多元性又为两个层面之间的转换提供了条件。在实用层面，石赵等国不得不关心对应胡人的昴宿，但宣传时只以分野说来表达。在宣传层面，五胡诸国的大臣纷纷借紫宫、太微、心宿等处的变异分析本国政事以迎合上意，偶尔有帝王将相的生死祸福与此类天象相合，立即浓墨重彩地写入国史之中。
如《苻坚载记》记述了一个神奇的星占故事：
（苻坚）以苻融为镇东大将军，代猛为冀州牧。融将发，坚祖于霸东，奏乐赋诗。坚母苟氏以融少子，甚爱之，比发，三至灞上，其夕又窃如融所，内外莫知。是夜，坚寝于前殿，魏延上言：“天市南门屏内后妃星失明，左右阍寺不见，后妃移动之象。”坚推问知之，惊曰：“天道与人何其不远。”遂重星官。[106]
此故事亦见于《开元占经》引车频《秦书》，文字较微异而较略，其中“魏延”作“太史令魏述”。[107]《载记》所本为《十六国春秋》，而《十六国春秋》系整理各国“霸史”而成，此条也不例外。《史通·古今正史》云：“秦秘书郎赵整参撰国史，值秦灭，隐于商洛山，著书不辍，有冯翊车频助其经费。整卒，（宋梁州刺史吉）翰乃启频纂成其书。”[108]由此可知《秦书》虽署名车频，实为前秦秘书郎赵整所作，其主要内容为前秦时所撰的“国史”。天市南门内的后妃星，与太微、紫宫一样，仅与帝王的后妃相关联。苻坚之母的活动得到星变的响应，正可作为苻坚是正统天子的明证，苻坚的“惊”更多带着“喜”的成分。究竟有无此次星变，甚至苻坚与太史令之间的对话是否真的发生过，都是值得怀疑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前秦君臣有意利用天文星占来宣称政权的正统地位。
不管是星占占辞还是宫殿名称，十六国留下的记录都只剩下为数不多的片段。尤其是星占的占辞和事验，几乎全都隐藏在充满东晋南朝一方华夷之辨立场的《宋书》和《晋书》中，难以据此清晰解读五胡诸国借助天文观念进行的正统论证。北魏以后，北方政权开始留下出于己方的系统历史记载，能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一问题。《魏书·天象志》中不乏借星象进行的正统论证，下面我们仍取对应胡的昴宿和对应天子的太微、紫宫、南斗等为例进行分析。
由于北方的统一，昴宿的星变不再容易落实到“胡王”身上，加之《魏书·天象志》的原则是“以在天诸异咸入《天象》，其应征符合，随而条载，无所显验则阙之”[115]，所以志中记载与昴宿有关的星象虽多，大部分都没有对应的事验，少数根据“贵人死”“有白衣之会”等占辞以贵臣之死为事验。以之对应胡的，仅有二例，都带给我们丰富的信息。第一例见于《魏书·天象志二》：
太宗永兴元年（409）二月甲子，月犯昴。占曰“胡不安，天子破匈奴”。二年五月，太宗讨蠕蠕社崘，社崘遁走。[116]
这条记载很有问题。永兴元年始于十月改元，并无二月，十月以前当为天赐六年。紧接着此前的一条是：
（天赐）五年（408）五月丁未，月掩斗第二星。占曰“大人忧”。六年十月戊辰，太祖崩。[117]
更有趣的是此次月犯昴的天象以及拓跋珪之死的事件在《宋书》中也有记载：
义熙五年（409）二月甲子，月犯昴。占曰：“胡不安。天子破匈奴。”……九月壬寅，月犯昴，占同二月。……闰月丁酉，月犯昴。……是年四月，高祖讨鲜卑。什圭为其子所杀。十一月，西虏攻安定，姚略自以大众救之。六年二月，鲜卑灭。皆胡不安之应也。[118]
在南朝的星占家看来，此次月犯昴天象预示的“胡不安”应验在拓跋珪之死，而“天子破匈奴”则应在刘裕灭南燕。[119]而《魏书》为了避免将月犯昴所对应的“胡不安”或“胡王死”与拓跋珪的被弑联系起来，刻意做了两处策略性的变动。第一，将“太祖崩”与前一年的月掩斗放在一起，因为月掩斗对应“大人忧”，是与天子相关联的天象；第二，“月犯昴”本发生在天赐六年二月，但《天象志》特意错写成永兴元年二月，在字面上回避了此一天象发生在天赐六年十月拓跋珪被弑之前的事实，而且，《天象志》还将“胡不安，天子破匈奴”的占辞与一年以后的征伐柔然关联起来。这样，面对同样的一句“胡不安，天子破匈奴”，《魏书》不仅成功地回避了被指为“胡”的不利境地，更通过找到一个新的胡——“柔然”而使己方居于“天子”的地位。
《天象志》中第二例以昴宿对应胡的占例也很值得分析：
太祖皇始元年（396）夏六月，有星彗于髦头。彗所以去秽布新也，皇天以黜无道，建有德，故或凭之以昌，或由之以亡。自五胡蹂轥生人，力正诸夏，百有余年，莫能建经始之谋而底定其命。是秋，太祖启冀方之地，实始芟夷涤除之，有德教之音，人伦之象焉。终以锡类长代，修复中朝之旧物，故将建元立号，而天街彗之，盖其祥也。[120]
此处的髦头即昴宿，对应昴宿的是十六国的五胡。通过这段论述，不仅让拓跋与五胡划清了界限，并通过“德教之音”“中朝旧物”来证明拓跋政权是魏晋的真正继承者。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条材料出自《魏书·天文志三》，魏收所撰的《天文志》三、四卷早已亡佚，宋人校勘时推测是取唐张太素所著《魏书·天文志》补入，然而亦难以确证。[121]要之，此二卷为隋唐人之著述可以无疑。因此，《天象志》三、四两卷中对东晋的态度与《魏书》其他部分有很大的不同。
魏收在《魏书》中立《僭晋司马叡传》来叙述东晋历史，称司马睿为“晋将牛金之子”，在血统上否认其政权承续西晋的合法性。在传末又言东晋的政治“君弱臣强，不相羁制，赏罚号令，皆出权宠，危亡废夺，衅故相寻，所谓夷狄之有君，不若诸夏之无也”，[122]这是通过突出东晋政权中皇权的旁落——即今天史家所习称的门阀政治，来说明东晋背离了汉魏以来的正统皇权政治模式，从而在政治文化方面否认其合法性。东晋既然是不具备中华政治文化的政权，所以只不过是“夷狄之有君者”。所有这些叙述，都是为了突出东晋的“夷狄”性，也就是从反面证明北魏及北齐的“中华”性。在“史臣曰”中，魏收直言：“司马叡之窜江表，窃魁帅之名，无君长之实，局天蹐地，畏首畏尾，对之李雄，各一方小盗，其孙皓之不若矣。”[123]由此句足以看出，魏收的《魏书》对东晋的合法性取彻底否定的态度。
与魏收书不同，今本《天象志》三、四两卷记录了很多与人君人主相关的星象，而以东晋之事为验。卷中甚至明言：“夫晋室虽微，泰始之遗俗也，盖皇天有以原始笃终，以哀王道之沦丧，故犹著二微之戒焉。”又说“自晋灭之后，太微有变多应魏国也。”[124]通过承认东晋的正统性，巧妙地过渡到北魏也是华夏王道的正统继承者的结论。即便没有禅让仪式，两者间仍通过同为“太微之变”的应验者实现了天命的转移。甚至对于北魏称帝与东晋灭亡间互相重合的那一段，《天象志三》也做出了解释：
天兴元年（398）八月戊辰，木昼见胃。胃，赵代墟也。□天之事。岁为有国之君，昼见者并明而干阳也。天象若曰：且有负海君，实能自济其德而行帝王事。是月，始正封畿，定权量，肆礼乐，颁官秩。十二月，群臣上尊号，正元日，遂禋上帝于南郊。由是魏为北帝，而晋氏为南帝。[125]
木星（岁星）象征有国之君，而太阳亦象征君主更不待言，木星昼见，相当于天有二日，故而下土也当有两位帝王。木星出现的区域在胃宿，它紧邻于昴宿，在某一派天文分野理论中昴胃为赵或冀州的分野。[126]《天象志三》的这段即取此说，在赵代之墟昼见的木星因而成为拓跋君主的象征，然而代表“负海之君”即东晋皇帝的太阳还没落下，北魏至多只是与之“并明”，故有南帝、北帝之说。“星昼见”用来表示天命正统的转移亦有典可据，《吕氏春秋·慎大览》载：“武王胜殷，得二虏而问焉，曰：‘若国有妖乎？’一虏对曰：‘吾国有妖。昼见星而天雨血，此吾国之妖也。’”[127]《天象志三》的木星与太阳之喻，隐然借用了这一典故，形象地描绘出天命在东晋与北魏之间的转移。它既暗示着太阳的正统地位不容怀疑，也隐喻着岁星将在日落之后成为独占天命的帝王。
不无巧合的是，《太平御览》中对皇王与偏霸两部的划分，正与此相同。自东汉以下，列入“皇王部”的是“曹魏—西晋—东晋（含桓玄）—后魏—西魏（附东魏孝静帝）—后周—隋—唐”，列入“偏霸部”的是蜀、吴、十六国、南朝宋、南齐、北齐、梁、陈。唐代知识精英对于南北朝的正统问题有过很多议论，其共识之处是起点处的汉与终点处的唐皆为正统王朝，但汉唐之间的谱系则言人人殊。官方认定的谱系来自北朝传统，即以西晋—魏—周—隋—唐前后相承，故唐以魏、周、隋为三恪。极端者如王勃的《大唐千岁历》，直以唐承汉，而将魏晋至隋无分南北皆贬为闰位，此说竟在天宝年间短暂获得了朝廷的采纳。又有韩愈门人皇甫湜作《东晋元魏正闰论》，以北周承梁之后，而否定北魏与陈的正统地位。[128]唐人在正统谱系上的困境正如欧阳修所说，“以东晋承西晋，则无终；以周隋承元魏，则无始”。[129]南朝北朝各因无终与无始而不能建构完美的谱系，关键在于如何认定正统自南向北转移的时间点。自来学者注意西晋末、梁末、陈末、隋末诸说，管见所及未见有人提及东晋—北魏相传之说，而且此说中南帝与北帝二主并立且借助天文实现正统交接的方式也甚为特别，或可为论正统者补充一条材料。
综上所述，华夏所创造的天文星占知识，运用想象和象征在星空中构建了一个虚拟的帝国符号秩序。如同地上的现实一样，在这个秩序中，夷狄也拥有自己的位置，但这个位置是边缘的、次要的。被贴上夷狄标签的各政权，为了证明自身的合法性，给已获得的政权锦上添花，做出种种努力，力图使自己摆脱帝国符号秩序中的边缘地位，进入核心——华夏的位置。
何为华夏？古代自居为华夏的人很少给出正面的定义，似乎华夏是不言自明的，需要说明只是哪些人不是华夏。华夏的概念只有在非华夏的关联或映照下才有意义，华夏是此关系中的一个角色，这个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华夷秩序。通过华夷之辨、礼乐制度甚至天文星占学等建构起的华夷秩序，与其说是一种现实的族群关系，不如说是描述华夏理想中的自我与他者秩序的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秩序萌生于周代，到战国而逐渐丰富，最后定型于两汉盛期。它犹如一尊塑像，留住了华夏帝国极盛时期的模样。其关键在于锁定了华夏与夷狄在此符号秩序之中核心与边缘的关系。像许多观念和符号体系一样，一经定型，它便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当汉帝国走向衰败，最终瓦解时，华夷秩序的符号体系没有随之崩塌。汉代及以前的华夏知识精英在创造这个符号系统时，输入的语法是诸如“如果甲为华夏天子，则紫宫之变应验在甲”，“如果乙为胡王，则昴宿之变应验在乙”，即由华夏或夷狄的身份推出其应有的符号表征；当这一语法行之已久，又通过华夏帝国的话语霸权赋予其永恒的正确性，其逻辑关系得到强化，结果是其反命题也具有了某种权威性。即“如果紫宫之变应验在甲，则甲为华夏天子”，“如果昴宿之变应验在乙，则乙为胡王”。因此它不仅没有崩塌，反而强化成为判定孰华孰夷的标尺。越是在“华夏”或“正统”受到质疑的场合，这些有助于证明自己的符号就越是得到强调。传国玉玺受到十六国君主的热烈追逐，其义正在于此。
与西周封建秩序逐渐瓦解的春秋战国时期不同，汉帝国与西晋帝国衰亡以后，虽然实质上的大一统帝国秩序已经消失，但没有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秦汉魏晋时华夏创造的符号系统随着远去的大帝国一起成为典范，当入主中原的五胡诸国争相证明自己承历运、应符箓，得天文之祥、获五行之瑞时，他们想做的只是从原来华夷符号秩序中夷狄的位置挪到华夏的位置。没有人想到重建一个新的符号秩序，事实上也无法做到。三垣二十八宿依旧如此划分，太微紫宫仍然代表天子，昴宿还在主宰胡夷，星空是大一统帝国的星空，地上的帝国也终将回到汉朝的局面。
[1]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198、204页。
[2] 《汉书》卷6《武帝纪》注引“应劭曰”，191页。
[3]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壹）》，1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4] 参看朱凤瀚：《北大汉简〈仓颉篇〉概述》，载《文物》2011年第6期，57～63页。
[5] 《汉书》卷99上《王莽传上》，4077页。
[6] 《尚书大传》卷五《嘉禾》传载：交阯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岨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九译而朝。成王以归周公，公曰：“德泽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令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耉，曰‘久矣天之无别风淮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周公乃归之于王，称先王之神。致以荐于宗庙。周既衰，于是稍绝。见王闿运：《尚书大传补注》，丛书集成初编，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7] 参看杨永俊：《禅让政治研究——王莽禅汉及其心法传递》，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8] 《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裴注引《献帝传》，75页。
[9]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889页。
[10] 《宋书》卷16《礼志三》，423页。
[11] 《宋书》卷16《礼志三》，425～426页。
[12] 《南齐书》卷2《高帝纪下》，31页。
[13] 《陈书》卷2《高祖纪下》，32页。
[14] 《陈书》卷1《高祖纪上》，23～24页。
[15] 与南朝其他几个开国皇帝不同，陈霸先称帝时面临着很大的合法性危机，化解危机的做法也更加复杂。参看牟发松：《陈朝建立之际的合法性诉求及其运作》，载《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3期，213～233页。
[16]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2649～2651页。
[17] 《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50页。
[18] 《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49～50页。
[19] 郭庆藩：《庄子集释》卷1上，王孝鱼点校，1～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20] 司马相如《子虚赋》云“秋田乎青丘”，《史记正义》引服虔云：“青丘国在海东三百里。”见《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3014～3016页。
[21] 《尔雅·释地》，见《十三经注疏》，2616页。
[22] 《隋书》卷1《高祖纪上》，12页。
[23] 《宋书》卷14《礼志一》，343～344页。
[24] 《宋书》卷14《礼志一》，343页。
[25] 陈勇：《去卑监国的败局与刘豹世系的造伪》，见氏著《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考察》，10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6] 《三国志》卷28《魏书·邓艾传》，776页。
[27] 《十三经注疏》，1489页。
[28] 班固撰集，陈立疏证：《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107～1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
[29] 《汉书》卷22《礼乐志》，1042页。
[30] 《隋书》卷14《音乐志中》，313～314页。
[31] 杜佑：《通典》卷146《乐典四》“四方乐”，王文锦等点校，3725～37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32] 李林甫：《唐六典》卷14“太常寺太乐令”条，陈仲夫点校，404～40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33] 杜佑：《通典》卷142《乐典二》“历代沿革下”，王文锦等点校，3614页。
[34] 《宋书》卷19《乐志一》，583页。
[35] 《宋书》卷19《乐志一》，586页。
[37] 参看金维诺：《“职贡图”的时代与作者——读画札记》，载《文物》1960年第7期，14～17页。王素：《梁元帝〈职贡图〉新探——兼说高昌国史的几个问题》，载《文物》1992年第2期，72～80页。
[38] 《艺文类聚》卷55《梁元帝职贡图序》，996页。
[39] 《汉书》卷26《天文志》，1273页。
[40] 关于汉代的分野是以“中国”作为对应“天上”的“天下”的论述，可以参看曾蓝莹：《星占、分野与疆界：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谈起》，见甘怀真编：《东亚历史上的天下与中国概念》，181～205页，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7。关于中古时期天文学的政治意义，参看赵贞：《中古“天文”政治意义略说》，见《中国中古史研究》第9期，135～171页，台北：兰台出版社，2009。
[41] 《史记》卷27《天官书》，1347页。以下简称《天官书》。美国学者狄宇宙（Di Cosmo）注意到了《史记》将内亚游牧民族纳入占星学的问题，在《古代中国及其敌人》一书中设专章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司马迁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方法，使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与华夏的历史连成一体。参看Nicola Di Cosmo，“Taming the North：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Nomads in Ssu-ma Ch'ien's Historical Thought”，in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Chapter 8，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294-311.中译本：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350～36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由于中译本的译文有多处影响理解的翻译错误，本书引用以英文本为主。
[42] 语出张渊《玄象赋》，见《魏书》卷91《术艺·张渊传》，1947页。
[43] 《史记索隐》引孙炎曰：“昴、毕之间，日、月、五星出入要道，若津梁也。”（《天官书》，1306页）《隋书》卷20《天文志中》言：“昴毕间为天街，……黄道之所经也。”（546页）
[44] 由于太阳系九大行星公转轨道具有共面性、同向性和近圆性，行星在恒星背景上的相对移动基本是沿着黄道进行的。但各行星的轨道面都不完全与黄道重合，近圆而实为椭圆，虽同向而角速度不等，加上黄道面本身也不是规则的平面，所以行星视运动的轨道不与黄道完全重合，时而在南时而在北，并能呈现出顺行、逆行、留等复杂形态。开普勒第一次找到解释行星运动的正确方法，而准确的运动轨迹直到20世纪才得到完美的计算（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行星”条，475～477页；“行星的视运动”条，485～487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古人已经发现月亮和五星不完全在黄道上运行，但将此视作非常情况，所谓“日月五星不以道，必有贼”（《开元占经》卷65“东西咸占”条引郗萌语）。并以此与背景恒星相联系提出种种占星学说。
[45] 《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3815页。六百多年以后的颜之推对此提出质疑，他说“昴为旄头，匈奴之次；西胡、东越，雕题、交阯，独弃之乎？”（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卷5《归心》，34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联系《天官书》写作的时代，这一疑问不难回答。如第一章中所指出的，汉代的扩张受阻于北方草原的匈奴，而在东南、南方、西南都能顺利推进。在南越、朝鲜、西南夷陆续平定之后，可以与汉帝国分庭抗礼的敌国唯有匈奴，为之单独划出昴宿在情理之中。另外，《天官书》言“越之亡，荧惑守斗，朝鲜之拔，星茀于河戍，兵征大宛，星茀招摇”，并非没有对应南越、朝鲜等的星象。至东汉以下，南蛮、西南夷势力渐起，足为州郡之患，于是在《续汉书》以及《宋书》《晋书》的天文志中多有与之对应的星象。颜之推的质疑并不成立。
[46] 《天官书》，1305页。
[47] 参看裘锡圭：《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载《文物》1979年第7期，30页。
[48] 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188、192、236、237页。
[49] 《汉书》卷26《天文志》录此条即为“昴曰旄头”，1278页。
[50] 《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下》，李贤注引《汉官仪》，79页。
[51] 《汉书》卷99上《王莽传上》，4061页。
[52] 《宋书》卷18《礼志五》，500页。
[53] 《通典》卷187《边防三·南蛮上》“东谢”条，王文锦、王永兴等点校本，50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
[54] 《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下》，李贤注引《列异传》，79页。
[55] 《汉书》卷65《东方朔传》颜注引“应劭曰”，2862页。
[56]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393～394页。
[57] 《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3834页。
[58] 邢义田比较了文献和图像中的胡人形象，指出“披发”是文献中惯用的刻板描写，在图像资料中胡人更多以头戴尖顶帽的形象出现。不过，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雕像里，马下的胡人就是披发而多须的。见邢义田：《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图像与考古资料中的“胡人”外貌》，收入氏著《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197～314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59] 《宋书》卷18《礼志五》史臣案：“案《周礼》辨载法物，莫不详究，然无相风、罼网、旄头之属，此非古制明矣。”（500页）《晋书》卷25《舆服志》史臣曰：“及秦皇并国，揽其余轨，丰貂东至，獬豸南来，又有玄旗皂旒之制，旄头罕车之饰，写九王之廷于咸阳北坂，车舆之彩，各树其文，所谓秦人大备，而陈战国之后车者也。”（752页）由此可知旄头、罕车之饰是不同于周制的新制。
[60]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3288页。
[61] 《天官书》太史公曰：“昔之传天数者：……在齐，甘公；……魏，石申。”（1343页）又云：“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故甘、石历五星法，唯独荧惑有反逆行。（至唐都，）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蚀，皆以为占。”（1349页）《汉书》卷30《艺文志》言“六国时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汉有唐都，庶得粗觕。”（1775页）以上可证唐都和甘、石之间有继承和发扬的关系。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猜测司马迁是第一个将北方游牧民族纳入相互关联的宇宙论结构之内的占星学家（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p.309.），并无确切证据。
[62] 二十八宿的天文体系定型于战国时期，甘氏、石氏为集大成者，两说大同而小异，《史记·律书》祖述甘氏，而《天官书》主要根据石氏，也不时混入来自甘氏的星宿名。参看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见《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总334～336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载《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37页。
[63] 昴宿七星聚拢的形状是否与披发有形象上的关联，还有待考证。昴为胡星，除了与旄头的形似与音近外，还与毕的意象有关。毕为掩兔之具，常在弋猎中使用，故而毕与狩猎有关，引申为与军事有关。昴为胡星，而昴毕之间又有黄道穿过，遂演绎为毕主边兵，昴主胡人，黄道为华夷之边界的系统解释。
[64] 《晋书》卷11《天文志上》，302页。
[65] 参看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第一章第一节“商、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星象著录与二十八宿的问世”，3～11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
[66] 《开元占经》卷62《昴宿占》，628～629页。
[67] 《开元占经》卷33《荧惑占》，366页。
[68] 《晋书》卷12《天文志中》，322页。
[69] E.G.Pulleyblank，“The Chinese and Their Neighbors in Prehistoric and Early Historic Times”，in David N.Keightley ed.，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449.
[70] 《天官书》，1348页。
[71] 《汉书》卷26《天文志》，1302页。
[72] 《后汉书》卷101《天文志中》，3231页。
[73] 《后汉书》卷101《天文志中》，3232页。
[74] 《后汉书》卷101《天文志中》，3246页。
[75] 《后汉书》卷101《天文志中》，3240、3242页。
[76] 《续汉书志》刘昭注引谢沈书曰：“蔡邕撰建武以后，星验著名，以续前志，谯周接继其下者”。（3215页）又《晋书》卷11《天文志上·序》曰：“蔡邕、谯周各有撰录，司马彪采之，以继前志。”（278页）
[77] 参看吕思勉：《秦汉史》第十八章第六节“兵制”，614～61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78] 《晋书》卷95《艺术·戴洋传》，2474页。
[79] 《宋书》卷23《天文志一》，686页。
[80] 唐长孺：《魏晋杂胡考》“乞伏”条，见氏著《唐长孺文集》第1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424～425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81] 三崎良章：《五胡十六国の基礎的研究》第一章《「五胡」と「十六国」》，26～27页，東京：汲古書院，2006。
[82] 分别见《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2815页；卷129《沮渠蒙逊载记》，3189页；卷107《石季龙载记下》，2783页。
[83] 《晋书》卷13《天文志下》，370～371页。
[84] 《宋书》卷24《天文志二》，707～708页。
[85] 《晋书》卷95《艺术·戴洋传》，2474页。
[86]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2751页。
[87] 《开元占经》卷76《杂星占》引《赵书》，809页。
[88] 汤球将此条辑入田融《赵书》（见汤球辑，吴振清校注：《三十国春秋辑本》，125～126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其实并无确凿证据。《史通》言：“后赵石勒命其臣徐光、宗历、傅畅、郑谙等撰《上党国记》、《起居注》、《赵书》。其后又令陈宴、程阴、徐机等相次撰述。至石虎，并令刊削，使勒功业不传。其后，燕太傅长史田融、宋尚书库部郎郭仲产、北中郎参军王度追撰二石事，集为《邺都记》、《赵记》等书。”见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12《古今正史》，35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9] 《宋书》卷24《天文志二》，713页；《晋书》卷13《天文志下》，374页。
[90] 《宋书》卷24《天文志二》，716～717页；《晋书》卷12《天文志中》，348页。
[91] 《宋志》又记：“康帝建元元年（343）正月壬午，太白入昴。占曰：‘赵地有兵。’又曰：‘天下兵起。’……是年，石虎杀其太子邃及其妻子徒属二百余人。又遣将刘宁寇没狄道，又使将张举将万余人屯蓟东，谋慕容皝。”（711页）以“赵地”为“天下”，似亦为石赵占星官之辞。
[92]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2765页。
[93]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2775页。
[94] 关于此次天象，《石季龙载记》与《资治通鉴》（卷97，3059～3060页）均作“荧惑守房”，《通鉴》盖以“昴者赵之分也”一句在此不知所云，特删去之。而《开元占经》卷33引《石虎列传》曰：“十一年冬，荧惑守昴，五十余日不移，太史令赵揽奏‘昴，赵分也。荧惑舍留分，其王恶之。宜以朝廷宠贵大臣姓王者当之’，虎于是假以他罪，诛中书监王浚（波），欲以消咎。”（365页）似有荧惑守昴之事。然而，《资治通鉴》同年同月又记“太史令韩皓上言：‘荧惑守心，乃宗庙不修之遣。’”（3060页。又见《李势载记》，3047页）胡注：“时赵太史以为荧惑守房，汉太史以为荧惑守心，是则躔度之难知也。”虽不可确知守房还是守心，但此年荧惑所守在房心而绝不可能在昴，应该无须怀疑，故《开元占经》所引不可从。
[95]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2674页。
[96]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2708、2735、2737页。“讳胡”还有故事为证：“勒宫殿及诸门始就，制法令甚严，讳胡尤峻。有醉胡乘马突入止车门，勒大怒，谓宫门小执法冯翥曰：‘夫人君为令，尚望威行天下，况宫阙之间乎。向驰马入门为是何人，而不弹白邪？’翥惶惧忘讳，对曰：‘向有醉胡乘马驰入，甚呵御之，而不可与语。’勒笑曰：‘胡人正自难与言。’恕而不罪。”
[97] 徐坚：《初学记》卷26《器物部》“饼”条引崔鸿《前赵录》，6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按：“前赵录”当为“后赵录”之误。又《艺文类聚》卷85“豆”条引《邺中记》曰：“石勒讳胡，胡物皆改名。胡饼曰麻饼，胡绥曰香绥，胡豆曰国豆。”（1453页）则改名者为石勒而非石虎。
[98] 最迟到五代时期，已有人试图融合昴的赵魏说与胡星说，《旧唐书》卷36《天文志下》言：“昴、毕，大梁之次。……其分野：自魏郡浊漳之北，得汉之赵国、广平、巨鹿、常山，东及清河、信都，北据中山、真定。又北尽汉代郡、雁门、云中、定襄之地，与北方群狄之国，皆大梁分也。”（1313页）
[99]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卷三《天文训》，冯逸、乔华点校，93～9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100] 唐庚：《三国杂事》，丛书集成初编，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1] 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30“五胡天象”条，栾保群、吕宗力点校，1691～169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02] 其中“月掩心大星而魏宣武弑”一条有误，“魏宣武”未遭弑杀，当为“魏道武”之误。亭林所据当为《宋书·天文志》，然细读志文，道武帝遇弑在十月，而月掩心大星在当年十二月，两者无法关联。
[103] 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30，栾保群、吕宗力点校，1691～1692页。
[104] 《三国志》卷43《蜀书·黄权传》裴注引《蜀记》，1045页。
[105] 《资治通鉴》卷156《梁武帝中》大通六年，4853页。
[106]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2895页。
[107] 《开元占经》卷90“彗孛犯天市”条，960页。又见汤球辑，吴振清校注：《三十国春秋辑本》，191页。
[108] 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12《古今正史》，359页。
[109] 《魏书》卷7上《高祖纪上》，135页。
[111] 殷宪：《北魏平城考述（十七）》，载《大同日报》2011年2月27日。
[112]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2922页。
[113] 秦汉以来的文学中，常见以紫宫指代皇宫的修辞，唯两汉宫殿是否有以紫宫命名者则不可知。现存史料，唯有《文选》卷2《张平子西京赋》“正紫宫于未央”句下，李善注引辛氏《三秦记》言“未央宫，一名紫微宫”，李善又加按语曰“然未央为总称，紫微其中别名”（《文选》，点校本，5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张衡的原文难以让人推测紫宫乃未央中的宫名，而李善的按语表示他对未央宫又称紫微宫的怀疑，因而此说不足信。后人有列紫宫为未央宫之一宫殿者，如宋敏求《长安志》，即明言据《三秦记》和《李善注》，故亦不足信。
[114] 详细的研究史梳理，可参看张金龙：《北魏政治史（一）》，173～174页，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
[115] 《魏书》卷105之1《天象志一》，2333页。
[116] 《魏书》卷105之2《天象志二》，2350页。
[117] 《魏书》卷105之2《天象志二》，2350页。
[118] 《宋书》卷25《天文志三》，733页。
[119] 此时刘裕尚为晋臣，“天子破匈奴”的占辞若非追述，则有借天文为禅代造势的可能。
[120] 《魏书》卷105之3《天象志三》，2389页。
[121] 中华书局点校本唐长孺所撰校勘记，见《魏书》卷105之3《天象志三》，2418～2419页。
[122] 《魏书》卷96《僭晋司马叡传》，2091、2110页。
[123] 《魏书》卷96《僭晋司马叡传》，2113页。
[124] 《魏书》卷105之3《天象志三》，2397～2398页。
[125] 《魏书》卷105之3《天象志三》，2390页。
[126] 《史记》卷27《天官书》，1346页，《正义》引《星经》。在另一派分野说中，胃与奎、娄一起，成为徐州的分野（《天官书》，1330页）。
[127]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15《慎大览》，36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
[128]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31～35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129] 欧阳修：《原正统论》，见《居士集》第16卷，收入《欧阳修全集》第二册，26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1。洪迈《容斋随笔》卷9“皇甫湜正闰论”条（11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