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华夏对周边异族的知识，有经学子学和史学两个体系。概括地说，经学子学体系的知识有更强的演绎性和建构性，而史学体系中有关异族的认识更重视实际收集到的信息。这两大体系虽有重大区别，但并非截然无关，它们互相吸收互相影响，到南北朝以下渐趋合流。
华夏知识精英习惯将事物抽象为整齐对称要素的倾向，在经学体系中发挥到极致。华夏对于周边异族的称呼原本是混乱而复杂的，清人崔述已有所考辨，而顾颉刚在1923年的笔记中写道：“蛮、夷、戎、狄本无确定之方位。自秦汉间人强生分别……后人习诵其文（《礼记·王制》），于是蛮、夷、戎、狄必配东、南、西、北。”[1]童书业于1937年发表《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一文，引证了大量甲骨文、金文以及先秦传世文献，进一步详细论证了夷、蛮、戎、狄最初皆不仅用于某一方。[2]后人习以为常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四夷”框架的形成，经历了春秋战国至汉代的漫长过程。顾颉刚和童书业的研究都着重在证明春秋及之前的时代不存在四夷框架，而对战国以下四夷框架的形成未做深论，[3]下面试根据经部子部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做一点讨论。
所谓四夷框架，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1）周边异族的称谓固定化为夷、蛮、戎、狄，并与特定方位相绑定；
（2）四夷并举时逐渐凝成固定的顺序，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3）四夷各按方位获得特定的属性；
（4）四夷中各方与特定的数字相配；
（5）四夷的名称获得训诂学的解释。
前三个层面是四夷框架的基本内容，后面两个则是进一步的延伸发展。从逻辑上来说，这几个层面的出现应该有一个时间上的顺序。由于早期文献的不足，加之相关文献断代的争议性，更由于现有文献所见的四夷表述很可能还存在学派、地域的差别，四夷说的发展大概本来就是复线的，想将所有资料按时间整齐地串联起来几乎不可能。另外，由于先秦文献中存在大量引用、转述更早文献的情况，对于思想观念的研究而言，能够判断的仅是下限，即书的形成时代为篇章形成之下限，篇章的形成时代为其中思想观念出现的下限。至于上限，一份西汉编纂的《礼记》可以包括春秋战国以来传承的篇章，战国时写成的篇章中的某些字句或观念可能西周时已经出现，故而上限是无法通过篇章年代来判断的。基于这样一些考虑，本节暂时放弃单线时间线索，而按照上述五个层面对相关文献加以整理。
一、异族名称的固定及与方位的绑定
四夷说的第一层面，即周边异族的称谓固定化，并与特定方位相绑定，能够在以下文献中反映出来。
《墨子·节葬下》：昔尧北教乎八狄……舜西教乎七戎……禹东教乎九夷。[4]
《礼记·曲礼下》：九州之长，入天子之国曰“牧”。天子同姓，谓之“叔父”，异姓谓之“叔舅”。于外曰“侯”，于其国曰“君”。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于内自称曰“不谷”，于外自称曰“王老”。[5]
《管子·小匡》：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诸侯，莫不宾服。[6]
《大戴礼记·明堂》：外水曰辟雍。南蛮、东夷、北狄、西戎。[7]
童书业前揭文已指出《墨子·节葬下》是有关四夷配四方的最早史料。《墨子》53篇来源复杂，胡适将之划为五组，《节葬下》属于第二组，“大抵墨者演墨子学说所做”。[8]因为这一组上中下三篇内容同而文字略异，合于墨离为三之说，故被认为源于墨子及门弟子所录的篇章，著作期约在战国初期。[9]这里狄、戎、夷与方位产生了联系，但尚未出现北狄、西戎等词汇。《礼记·曲礼》的成篇时间存在很大争议，王锷根据《孟子》《荀子》和郭店楚简《尊德义》中有与《礼记·曲礼》类似的文句，甚至直接引述“《礼》云”，认为后者成书在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10]这一推断并不十分可靠，《礼记·曲礼》之命名来自于开篇引“《曲礼》曰”，孙希旦已指出另有“古《礼》篇之《曲礼》”，[11]为《礼记·曲礼》所据之资料，故而《孟子》《荀子》等所引之《礼》，不能排除为古《曲礼》的可能。而上揭引文的前半部分提到了“九州之长……曰‘牧’”，以九州划分天下的设想虽早于《禹贡》，或在春秋中期已有，[12]但“州牧”之说在此之外则仅见于较晚成书的《周礼》[13]，《礼记·曲礼》的这一段话能否出现在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是颇可怀疑的。不过，夷蛮之君“虽大曰子”，在鲁史《春秋》对楚国的称呼中可得到印证，在《左传》及诸子书中楚王自称“不谷”也历历可见，[14]因而《礼记·曲礼》此段内容或有更早期的文本渊源。《管子·小匡》与《国语·齐语》内容基本相同，研究者认为源于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中人的述作，[15]而《小匡》的编著当晚于《齐语》，或在西汉初期。[16]值得注意的是，《小匡》的这段文字不见于今本《国语·齐语》，根据上述对两者编定时代的研究，可推论这段文字出现较晚。《大戴礼记·明堂》原与《盛德》合为一篇，其中有与《周礼》相合的内容，或推测其作成年代在汉武帝时期。[17]上引《礼记·曲礼》《管子·小匡》《大戴礼记·明堂》关于四夷的表述，都已经将方位与异族名称相绑定，比之时代较早的《墨子·节葬》，可以视为一种变化。但这四段材料对四夷的列举顺序各不相同，《节葬》按尧、舜、禹即时间先后为序，《曲礼》的顺序是“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小匡》的顺序则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诸侯”，《明堂》则是“南蛮—东夷—北狄—西戎”。这说明四夷说的第二层面即固定的顺序，在这几种文献中尚未发现。
二、四夷顺序的凝固
四夷说的第二层面，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固定顺序，可见于以下文献中。
《逸周书·明堂解》：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礼记·明堂位》同）[18]
《大戴礼记·千乘》：东辟之民曰夷，精以侥，至于大远，有不火食者矣。南辟之民曰蛮，信以朴，至于大远，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劲以刚，至于大远，有不火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至于大远，有不火食者矣。及中国之民曰五方之民。[19]
《礼记·王制》：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20]
在这三段材料中都可以看出，所谓东南西北，是围绕天下之中的“中国”而言。[21]“东南西北”的顺序，合于五行学说中的五方之序。[22]而上引《小匡》篇的“东西南北”之序，或可称为四至之序。[23]可以推测，它们之间存在过竞争。四夷的方位构图最终定型于“五方之序”，是战国以降五行说的日渐流行的结果，借此中国与周边异族的关系被赋予了宇宙论意义上的合理性。在《逸周书·明堂解》中，明堂所代表的中国与四门之外面向明堂的四夷，便是这种关系在礼仪空间的展示——虽然是纸面上的。今本《逸周书》中，既有可信的西周史料，也有战国以下撰写的述古之作，[24]《明堂解》当属于后者，而《礼记·明堂位》相关部分则完全承袭了《明堂解》。[25]经学文献中对周边异族的描述，最具代表性，同时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礼记·王制》。甚至可以说，四夷框架最终以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顺序定型下来，在汉代今文经学中地位重要的《王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将《大戴礼记·千乘》与《礼记·王制》对四夷的叙述放在一起，很容易发现两者有着同源关系，或者说《千乘》此段是《王制》该段更为原始的形态，《千乘》与《王制》的相似内容尚不止于此。《大戴礼记》与《礼记》同是西汉编纂的儒家礼学文献汇编，两者取舍不同，但存在许多关联或重合的内容。[26]《大戴记》中的《千乘》等七篇被认为是《孔子三朝记》或其残存部分，其写定年代应在战国时期。[27]即便按卢植所说，《礼记·王制》就是《史记·封禅书》提到的汉文帝命儒生“刺六经”而作的《王制》，因为找到了更早的《千乘》，仍可以认为《王制》中的四夷说的基本内容在战国时已经出现了。[28]必须指出的是，《管子·小匡》《礼记·曲礼》中“不规则”的四夷顺序，在时间上与《明堂解》《千乘》究竟孰早孰晚，很难断定，更可能的情况是，两种不同的说法和理念在相当长时间内并行，后来某一方逐渐占据了优势。
三、四夷按方位获得特性
四夷框架的第三个层面也已在《千乘》与《王制》中充分显现出来。《王制》“四夷说”成为后世尊奉的经典论述，影响深远。除了含蓄不显的四夷顺序，更为人熟知的是其对各方异族特性的概括。这段文字以“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这样的定义式语句开始，描述其独特之“性”。《王制》指出周边的异族有不同的服饰、居住、饮食习俗，还将这些差异归因于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显得颇为“科学”。借由令人信服的“科学”描述，前面的定义也变得更加不容置疑。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按照与“中国”的相对方位进行的人群划分和命名原本只是外在的和地域性的，但在“五方之民，皆有其性”的论证下他们变成了拥有共同文化习俗的集团，被赋予了部分内在的族群性（ethnicity）。与《王制》相比，《千乘》对各方之民的特性描述得较为抽象化，显得不如《王制》具体和“科学”。四方至于“大远”皆“有不火食者”，也不如《王制》区分“不火食”与“不粒食”显得精细，上文推测《千乘》此段是《王制》的更原始形态，正基于此。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从《千乘》到《王制》，有关四夷及其特性的理论变得更加精密了。
方位与习性的关联，在子书中得到更为大胆和绝对的论说，《淮南子·墬形》的如下一段，颇可与《千乘》《王制》相对读：
东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兑形小头，隆鼻大口，鸢肩企行，窍通于目，筋气属焉，苍色主肝，长大早知而不寿；其地宜麦，多虎豹。南方阳气之所积，暑湿居之，其人修形兑上，大口决眦，窍通于耳，血脉属焉，赤色主心，早壮而夭；其地宜稻，多兕象。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偻，修颈卬行，窍通于鼻，皮革属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闭也，寒水之所积也，蛰虫之所伏也，其人翕形短颈，大肩下尻，窍通于阴，骨干属焉，黑色主肾，其人蠢愚，禽兽而寿；其地宜菽，多犬马。中央四达，风气之所通，雨露之所会也，其人大面短颐，美须恶肥，窍通于口，肤肉属焉，黄色主胃，慧圣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29]
这里更加明确地将方位、环境与人的特性联系在了一起，而比之《王制》中饮食、衣服等外在文化特征更进了一步，直接将四方之人从体质和精神特征上划分开来，完全是“五行决定论”。《墬形》的文中虽没有将此四方之人称为夷蛮戎狄，但可以看出与《千乘》《王制》所记载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30]
四、四夷名数的异说
四夷框架的前三个层面在《王制》中皆已得到体现，并不代表它就此定于一尊了。在涉及第四层即异族名号与数字相配的文献中，即使降至东汉，分歧仍显著地存在着。这些文献主要有以下几种。
《礼记·曾子问》佚文：九夷八蛮、六戎五狄，百姓之难至者也。[31]
《周礼·夏官·职方氏》：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32]
《尔雅·释地》：东至于泰远，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铅，北至于祝栗，谓之四极。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李巡注本于此下有“八蛮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十五字）[33]
《白虎通·礼乐篇》：东方为九夷，南方为八蛮，西方为六戎，北方为五狄。[34]
分歧最明显处，莫过于《尔雅·释地》自身的异文。据阮元的校语，《书·旅獒》正义、《诗·蓼萧》正义皆言《尔雅》此句下有“八蛮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三句。《诗》正义补充说此三句唯李巡所注有之，其他诸本皆无。且《周礼·职方》《周礼·布宪》注引《尔雅》曰“九夷八蛮六戎五狄”，亦与李本合。[35]据此可知，另有以李巡注本为代表的“九夷八蛮六戎五狄”的异文。两者相比，唯一没有分歧的是九夷之数，这可能是因为《论语》中“子欲居九夷”一句广为人知，“九夷”遂成不易之论。其他狄、戎、蛮无论数字和顺序都互相矛盾。据顾颉刚的研究，《尔雅》成书当在西汉后期，该书杂采诸书训诂名物之同异以广见闻，四极、四荒及其所包含的具体名称，基本取自《说苑·辨物》《淮南子·氾论》。[36]《尔雅》之学盛行之后，后人每引用此句来注释“四海”。李巡为东汉灵帝时期的宦官，曾在熹平年间建议刊立石经，[37]他为《尔雅》所做的注也多被唐代注释家引用。今本《尔雅》与李巡注本的异文绝非简单的传抄错误，那么该如何认识呢？
经学家为了调和这一矛盾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今本的九八七六是殷制，李巡注的九八六五是周制。[38]这种解释是难以令人满意的。不难注意到，《释地》的九夷八狄七戎六蛮之数，前三种与前揭《墨子·节葬》的八狄、七戎、九夷相一致。是否可以认为《尔雅》此处取自《墨子》呢？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墨子》此处亦存在异文。“八狄”，《北堂书钞》引《墨子》作“北狄”；“七戎”“九夷”，《太平御览》和《北堂书钞》均引作“犬戎”“于越”。[39]《墨子·节葬下》的文字很可能曾被篡改，果然如此，则后人改动的依据，正是《尔雅》。虽然这还只是一种可能的情况，但至少《尔雅》取自《墨子》的判断暂时难以成立了。早于《尔雅》的文献中，仅《淮南子·修务》“九夷八狄之哭也，殊声而皆悲”一句，[40]出现了四个数字的前两个。《尔雅·释地》的这一组名数，来源仍然不明，或者说在已知文献中初见于此。这种独特性是如何造成的？顾颉刚曾指出此段文字凌乱抵牾，四极、四荒、四海地名远近交错，未能辨孰远孰近。上引文字之下“北戴斗极为空桐”一句更有常识错误，故曰《释地》作者“其学识实不足以事记述”，但却善于杂凑名数，创造了不少新说。[41]由此看来，“九夷八狄七戎六蛮”完全可能也是《释地》新创之说。后世文献凡取此说，皆引自《尔雅》。
《尔雅》在王莽执政时受到尊崇，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曾征天下“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42]《尔雅》已获得与五经、《论语》并重的地位，刘歆为之作注。东汉注《尔雅》者有樊光、李巡、孙炎、郑玄数家，魏晋以下注疏者更众，南北朝时立于学官。正因为《尔雅》最终成为经典，《释地》中独创的“九夷八狄七戎六蛮”遂能传于世间。然而，毕竟此说从四夷的顺序到数字，皆与其他儒家经典不合（参看表4-1）。反映东汉王朝欲定经义于一尊之成果的《白虎通义》，其《礼乐篇》重申了《礼记·明堂位》为代表的四夷数字与顺序，即九夷—八蛮—六戎—五狄，说明它已经在诸说中最具权威地位。于是东汉末年的李巡的注本，正文之后便多出了“八蛮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15字，这一异文未必是李巡加入的，同时代的郑玄也引用过。李巡本的根据之一，应包括上引《礼记·明堂位》《礼记·曾子问》佚文，很可能也包括《白虎通义》，《礼记·曾子问》佚文虽不见于今本，但东汉时期的《白虎通》既引之，汉末应尚未佚失。
表4-1 经子典籍中的四夷之序与数
让这一问题更加混乱的是，上引《周礼·夏官·职方氏》中又出现了“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不仅数字与前举两说迥异，就连名称也多出了闽、貉两种。《郑志》载，郑玄的弟子赵商注意到《周礼·职方氏》与《礼记·明堂位》所载的蛮夷数目不同，向郑玄请教，郑玄答曰：
《职方氏》四夷谓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在东方。八蛮在南方，闽其别也。戎狄之数，或五或六，两文异。《尔雅》虽有与同，皆数耳，无别国之名，不甚明。故不定。[43]
郑玄的回答很有意思，先将貉归于夷，闽归于蛮，从而重新恢复到夷蛮戎狄四种的分类，对原文的顺序也做了调整，于是四夷说的前两个层面得到了维持。对于具体的数字，他认为包括《尔雅》在内都是“皆数耳，无别国之名，不甚明。故不定”。即不能一一指出九种、八种的国名，所以都是不确定的约数。郑玄对于四夷的名数采取了模糊、调和的态度。一方面，在为《诗·小雅·蓼萧》毛传“泽及四海”一句作笺时，写道“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孔疏言郑玄为纬书《尚书中侯》的《雒师谋》《我应》作注所引亦同此，[44]这明显是忠实引用了《尔雅》原文。另一方面，郑玄在为《周礼·夏官·职方氏》及《秋官·布宪》作注时，却引“《尔雅》曰：九夷、八蛮、六戎、五狄，谓之四海”，[45]与《诗笺》引文竟然不同。又，按《郑志》的记载，当赵商问及“父之仇，辟诸海外”时，郑玄答以“仇在九夷之东、八蛮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46]这次他采纳了《尔雅》对于四海的定义，使用的名数也同于《职方氏》注所引的《尔雅》。孔颖达认为：“数既不同，而俱云《尔雅》，则《尔雅》本有两文。……郑读《尔雅》盖与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47]郑玄对于经籍中有关四夷之数的分歧有充分了解，一定也试图理清其中的对错，但最终得出了“无别国之名，不甚明，故不定”的中立结论。他与赵商的对话应当发生在汉末献帝时期，郑玄已经年过六十，[48]可视为他对此问题的最终定论。
遍注群经的郑玄无法指出的“别国之名”，却被李巡一一列举出来。李巡对《尔雅》文本的处理已见上文，但他不满足于仅仅增加一处异文，为了加强这一替换的合理性，他在注中一一指出了“别国之名”。
九夷：一曰玄菟，二曰乐浪，三曰高骊，四曰满饰，五曰凫臾（一作更），六曰索家，七曰东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
八蛮：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侥，四曰跛踵，五曰穿胸，六曰儋耳，七曰狗轵，八曰旁舂（一作春，一作脊）。
六戎：一曰侥夷，二曰戎夫（一作夷），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刚。
五狄：一曰月支，二曰秽貊，三曰匈奴，四曰单于，五曰白屋。[49]
然而这个整齐的名单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礼记·明堂位》所记是周公时在明堂朝会的场面，《尔雅》所记也自称是周制，再看看李巡举出的国名，就破绽百出了。玄菟、乐浪为汉武帝灭朝鲜后所设的郡名，在此前从未曾见于文献，应劭曰玄菟本真番国，[50]《后汉书》言“以沃沮地为玄菟郡”，[51]则玄菟非原有的族名或国名是可以确定的。倭国在武帝灭朝鲜之后始与中国通使，[52]先秦亦无此名称。秽貊与高骊关系密切，却被分别归入狄与夷。匈奴与单于列为二国，简直像是在凑足数目。最说明问题的还是“天竺”，此名始见于东汉，在西汉的文献中尚写作“身毒”，所以《后汉书》云“天竺国一名身毒”。[53]从以上所举诸条，可以看出李巡为《尔雅》列举的国名族名有出自先秦文献的，有始见于西汉的，还有些是东汉才出现的，这样的注释，根本不能真的用来解释经文的本义，也不能帮助理解任何时代的真实的族群分布状况，纯粹只是凑够一个整齐的形式罢了。李巡的注解，历代注疏家引用无数，直到清末孙诒让说：“郑君精博，犹未闻其别国之名，李、范之说，未知所据。”[54]
五、四夷名称的训诂
对四夷之数进行整齐化的同时，东汉经学家们还试图对其名称加以训诂学的解释，这样便有了本节开头所说的四夷说的第五个层面。《王制》和《尔雅》中提出了蛮夷戎狄命名，但没有解释何以要用这四个字，以及它们的意义是什么。此后的学者沿着音义两个路径进行解释，发挥想象之外，有些也融入了各自时代的新知识。较早的有《白虎通·礼乐篇》所记：
何以名为夷蛮？曰：圣人本不治外国。非为制名也，因其国名而言之耳。一说曰：名其短而为之制名也。夷者，僔夷无礼义。东方者，少阳易化，故取名也。蛮者，执心违邪。戎者，强恶也。狄者，易也，辟易无别也。[55]
这里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这些名字不是华夏圣人起的，而是异族们自称的国名。另一种认为是华夏根据四夷的缺陷而为他们命名的。后一种解释显然被更多的人所接受，成为主流。这完全是望文生义式的解释，其中夷、狄两条的释义可以看出字音上的关联，蛮、戎两条就显得十分牵强了。它只是说明东汉前期华夏的知识中，对夷蛮戎狄有“无礼义”“执心违邪”“强恶”“辟易无别”等成见和偏见。到东汉中期，许慎从字形着眼，又给出如下的释义：
夷，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
蛮，南蛮，蛇种。
戎，兵也，从戈从甲。
狄，赤（段玉裁以为当作“北”）狄本犬种。狄之为言**辟也。[56]
许慎的逻辑是以偏旁为种族，故有蛇种、犬种之说。与之类似的还有以羌为羊种，以貉为豸种。现代学者亦有据此而论其族为蛇图腾或狼图腾者，殊为无稽。不过以偏旁推测字义，较之纯以字音，仍是一个进步。如夷从大从弓，夷与弓的确颇有渊源，上古善射者称后羿，而又称为夷羿。[57]东汉时被列为东夷的小水貊出好弓，称为貊弓；远在东北森林中的挹娄（即古肃慎）“弓长四尺，力如弩”；而夫余、高句丽等共同信仰的祖先东明即“善射”，奔逃之中又“以弓击水”。[58]值得注意的是许慎没有把“戎”释为种族，而仅取“兵”之义。在《说文》中取代戎而填补西方异族的位置的是“羌”：
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六种也。西南僰人、僬侥从人，盖在坤地，颇有顺理之性。唯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有以也。[59]
这条是《说文解字》中难得一见的长篇条目，可能因为“羌”字是在全书中首先出现的异族族名，故而将其他几方的异族一起综述。文中说“此六种也”，可列举出的只有羌、蛮、闽、狄、貉五族。段玉裁更言只有四种，[60]是又将蛮闽看成一种。下文中提到了东夷，所以唯一可能凑足六种之数的，只有戎。戎作为异族只是在此半遮半掩地出现了一下，像是不经意间被忽略了。贯穿整个东汉一代的羌乱，让当时的华夏对西方的羌人印象极其深刻，说起西方的异族，第一想到的是羌而不是戎。或许是出于这一原因，许慎在释戎字的时候没有说是西方的异族，而在羌的条目下将四方的夷狄通通叙述了一番。戎与羌的微妙关系，反映的是上面提到的经学与史学两个系统的知识之间的分歧，这一点在下一节谈到《后汉书》时还要详论。
汉代学者中，最后一位对“蛮夷戎狄”进行发挥的人是应劭。《风俗通》云：
东方曰夷者，东方人（王辑本作“仁”，无据），好生，万物抵触地而出。夷者，抵也。
南方曰蛮者，君臣同川而浴，极为简慢。蛮者，慢也。
西方曰戎者，斩伐杀生，不得其中。戎者，凶也。
北方曰狄者，父子叔嫂，同穴无别。狄者，辟也，其行邪辟。[61]
表面来看，应劭又回到了“名其短而为之制名”旧路子，与《白虎通·礼乐篇》有继承的关系，戎、狄两条表现得尤为明显。仔细揣摩，两者实有重大区别。《白虎通·礼乐篇》纯粹从文字出发，而《风俗通》用具体的习俗来论证，在训释所用的同音字上，也重新选择了与习俗特征相应的字，可谓做到了音义的完美结合。应劭在《风俗通》中收录了诸如槃瓠、廪君、沙壹等出于本土记忆的族源传说，说明他对四夷的风俗、文化的关心和了解，超出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君臣同川而浴”，“父子叔嫂，同穴无别”等风俗特征，比“执心违邪”之类的抽象精神特征更接近事实。而且这些风俗在此是作为确定知识出现的，然后才在迁就蛮戎狄读音的情况下挑选出“慢”“凶”“辟”等字进行概括。夷蛮戎狄从而变成了依据风俗特征做出的外部命名。应劭的解释因其精妙而广为引用，此后再也没有全面取而代之的新说。但是，应劭的解释仍然是在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框架下做出的，既然夷本不全在东，蛮也可以称呼北方异族，[62]山戎更在赤狄白狄之北，那么夷蛮戎狄最初的意义一定不是应劭所说的那样。应劭尽管注意到了当世有关异族风俗的新知识，仍然要用来解释经学中的四夷框架，正因此，他的学说还是要归入概念先行的经学子学一类，不能看作是注重实际的史学。
经学体系的知识在古代具有崇高的权威性，但是如本节所分析的，其对非华夏人群的分类与命名具有很强的主观演绎色彩。四夷框架的定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不同的文献中，五个层面的表现不一，它们本是沿着多条路线并行演进的，最终以《礼记·王制》《明堂位》为代表的一派占据了上风，成为魏晋以后对于四夷的通行观念。注疏家对于蛮夷戎狄的名数的解释，旨在弥合经典文本内部的矛盾，基本是从文本到文本，无视现实中的情况。至于对蛮夷戎狄羌等名称的讨论中，许慎、应劭等在不同程度上将汉代周边异族的风俗等纳入解释，但是仍然是在相信维护蛮夷戎狄等既有的对他者命名的前提下进行的。经学系统中关于异族的知识，具有强烈的华夏自我中心倾向，应视为华夏单方面的建构。但是，由于华夏在帝国秩序中的话语霸权，这些他称命名中的一部分，转化为周边人群认同的自称族名，如蛮、羌。华夷五方的格局从主观的建构，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