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范晔定下的蛮族谱系遂成为后代对蛮认识的基本框架。古代的历史编撰家如此认识，近现代的研究者也一样。在基本沿用的前提下，每一位修史者和研究者都多少要对此谱系做一些修正。首先是交趾一支有显著的变化。在范晔划出的谱系中，交趾一支不仅是南蛮，而且因为有“南方曰蛮，雕题交趾”的经文，甚至可说是最正统的南蛮。范晔在深为自豪的《南蛮传论》[127]中写道，“蛮夷……连涉荆、交之区，布护巴庸之外”，再次强调交趾是蛮的分布区。但后代的《南蛮传》中一律不再收入交趾的非华夏人群，现代研究者也不将其归入“蛮族”或“苗瑶系”而是归入“百越系”，因而在有关蛮族的研究中几乎不提。其次，另外三支中的板楯蛮，在其后的正史中不再获得独立标目的地位。仅在《通典》中，魏晋以后荆雍梁豫诸蛮史事尽附于“板楯蛮”之下，马端临《文献通考》虽有疑问而仍照录。这或许如蒙默分析的，杜佑是因为汉以后蛮人“移徙交杂，不可得详别”而做出的无奈之举。[128]杜佑的这一故意犯错的做法，事实上显示了他对前史中以廪君、槃瓠二种统括蛮族的不满。[129]近代学者中也不乏这样的认识，吕思勉曾质疑“夫槃瓠、廪君，皆不过一小部落，安能散布至于如是之广？”[130]最后，即使廪君、槃瓠二系在后来的谱系中得以发扬光大，但哪些人群归入廪君种哪些归入槃瓠种，却从来没有定论。如沈约《宋书》以荆雍州蛮为槃瓠之后，以豫州蛮为廪君之后。对比《后汉书》不难发现，范晔所称廪君蛮活动的中心区域巴郡、南郡即宋时宜都、天门、巴东、建平诸郡，到了沈约笔下全归入了槃瓠子孙活跃的地区。如果我们想到范晔正是生活在刘宋时期，这两人之间的分类差异就更说明问题了。
以上分析了范晔《后汉书》中《东夷列传》《西羌传》和《南蛮传》三篇在叙述模式上对《史记·匈奴列传》的模仿。《后汉书》中还有《乌桓鲜卑列传》，在叙述模式上与上述三篇十分接近，但其族源与习俗部分全录王沈《魏书》，[131]且一无先秦史事可述，最早的记录仅始于冒顿时期，所以不必仔细分析。《西域传》《南匈奴列传》不过是接续《汉书》相关部分，《西南夷传》在接续《汉书》之外补充了几条新采集到的族源传说，结构上并无太大变化，亦不足论。
本节分析了汉唐之间正史中诸异族传的撰述情况，主要是异族传在全书中的编次结构和异族传文本的叙述策略两个问题。
异族传在正史编次结构中的变化可以总结如下。《史记》的编次以事件为中心，意在记录帝国秩序生成的重要节点，异族诸传被作为武帝朝的重大事件与相关朝臣传记编在一起，没有作为特别的一类。《汉书》以人物身份为中心，旨在展现理想状态下的帝国结构，于是将异族传转移到类传中，居于道德上和政治权力结构中双重边缘的位置。《东观汉记》以下诸史，承袭了《汉书》将夷狄置于类传中的体例，在对诸异族传内部编次和类目上，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三国志》仍遵循三史的传统，记述随事，不求有常，仅编《乌丸鲜卑东夷传》，以历史现实中的实际影响为准，不求形式的完备。而鱼豢《魏略》、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代表另一方向，即借用经学中夷蛮戎狄的框架来编撰“四夷传”。这一趋向至范晔《后汉书》臻于成熟。随后南朝诸史中经学影响渐退，但在努力论证自身合法性的北朝，史家接续了《后汉书》以来的趋向，用更加完整的“四夷传”参与打造新的华夏帝国秩序。到延续北朝史学脉络的唐初官修诸史中，遂出现了形式最为完备的“四夷传”，正与新华夏帝国秩序的确立同时。
通过对《史记》《汉书》《后汉书》夷狄传叙述策略的分析，可以清晰揭示所谓夷狄谱系、分类的建构性。这三部正史一起构成了关于上古至两汉历史的典范叙事。它们所呈现的两汉帝国，成为后代王朝全方位效法或借鉴的对象，而其叙述模式本身，也为后代的修史者所模仿。具体到诸夷狄传，这三部正史完成了对两汉已知的所有异族的分类，并为其中的绝大部分建构了族源和谱系。此后的纪传体王朝史在撰写夷狄传之时，大多只需将其渊源上溯至两《汉书》的记载的某族，即完成了与上古以来诸异族谱系的对接。《史记》和两《汉书》奠定的叙述模式，加上此后诸正史对这一叙述模式的继承，不仅在华夏知识世界建立起源远流长纵横交错的夷狄谱系树，也让非华夏诸族群本身接受了这种分类和谱系，提供了族群凝聚可以借用的认同方向。更重要的是，这种谱系化的思维方式不仅深深植根于古代华夏和非华夏知识精英的思想中，也在现代民族史的研究中留下无处不在的影响。要想认识古代族群的实态，必须首先对谱系化的思维定式以及由此衍生的源流研究进行全面的反思。本节只是反思的初步尝试。
[1] 顾颉刚：《淞上读书记（二）》“蛮、夷、戎、狄与其方位”条，见《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二，60～6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2] 童书业：《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原载《禹贡》第7卷第10期，1937，后收入童教英整理：《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169～17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3] 黎小龙、徐难于《“五方之民”格局与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的形成》（《民族研究》2008年第6期，69～74页）一文，对童书业文有所批判和补充，指出方位与族名的结合在西周时期已经处于初始阶段。但该文对于战国至两汉“四夷说”的复杂性，仍然未能充分揭示。
[4] 吴毓江：《墨子校注》卷6，孙啓治点校，266～2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5] 《十三经注疏》，1265页。
[6] 梁翔凤：《管子校注》卷8，梁运熙整理，425页。
[7]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卷8《明堂第六十七》，王文锦点校，1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8]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133～13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9] 陈高华、陈智超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修订本）》第二章“西周春秋战国史料”（刘起釪执笔），47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罗根泽：《〈墨子〉探源》，见周勋初编：《罗根泽说诸子》，111～12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0] 王锷：《〈礼记〉成书考》，104～11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11] 孙希旦：《礼记集解》卷1，沈啸寰、王星贤点校，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12] 顾颉刚：《州与岳的演变》，原载《史学年报》1933年第1卷第5期，后收入《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5，50～51页。另参看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代》，原载《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后收入氏著《河山集（二集）》，391～41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13] 见《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大宰”条。参看孙诒让：《周礼正义》卷4，124～1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14] 杨伯峻统计出《左传》凡用“不谷”21次，其中16次为楚子自称，但仍有周王、齐侯自称的用例，故而认为“不谷”为天子自贬之称，楚以称王故，自称不谷。故而《曲礼下》言专用于四夷是不对的。见《春秋左传注》僖公四年，291～292页。
[15] 顾颉刚说“我很怀疑《管子》一书竟是一部‘稷下丛书’”，见《周公制礼的传说与〈周官〉一书的出现》，原载《文史》第6辑，收入《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1，416页。王树民：《国语的作者与编者》，见徐元诰：《国语集解》附录，王树民、沈长云点校，602～603页。
[16] 罗根泽：《〈管子〉探源》，见周勋初编：《罗根泽说诸子》，322～326页。李学勤《〈齐语〉与〈小匡〉》，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49～53页。更多不同的观点，参看张居三：《〈国语·齐语〉与〈管子·小匡〉的关系》，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5期，66～71页。
[17] 甘良勇：《〈大戴礼记〉研究》第五章，155～157页，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18] 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卷6《明堂解》，764页。《礼记·明堂位》引文见《十三经注疏》，1488页。
[19] 王聘珍撰：《大戴礼记解诂》卷九《千乘第六十八》，王文锦点校，162页。
[20] 《十三经注疏》，1338页。
[21] “中国”之在天下之中，经过经学的诠释，自秦汉以下已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仿佛成为一个用科学手段严格测量出的结论。《周礼·地官大司徒》：“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汉代以来的注疏家对此有无数种解释，总之要证明日影尺有五寸就是绝对的大地中心点，而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就在洛阳附近，汉儒以为即颍川阳城。因为绝对的天下之中纯属无稽之谈，注疏家要为之证实，不免破绽百出，众说纷纭。至清代江永指出“所谓土中者，合九州道里形势而知之，非先制尺有五寸之土圭，度夏至景与土圭而后谓之土中也。既定洛邑，树八尺之表，景长尺有五寸，是为土中之景。……是景以土中而定，非土中因景而得也”。终于理清了天下之中与日景尺有五寸的关系（参看孙诒让：《周礼正义》卷18，王文锦、陈玉霞点校，721～725页。另可参看李学勤：《中国：天下之中》，见《走出疑古时代》，71页）。
[22] 其例甚多，如《逸周书·作雒》：“其壝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叠以黄土。”（《逸周书汇校集注》，570页）《周礼·考工记》：“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十三经注疏》，918页）《管子·五行》：“昔者黄帝……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管子校注》卷14，865页）不考虑“中”的话，五方序与五行相生之序基本一致，董仲舒《春秋繁露》59《五行相生》曰：“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东方木……南方火……中央土……西方金……北方水。”（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58，钟哲点校，62～3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23] 四至之序用于描述地理疆界，如《左传》僖公四年：“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春秋左传注》，290页）《史记》载秦始皇时疆域：“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239页）出土的北朝隋唐手实文书的田地四至，基本遵循东西南北之序，买地券、契约等文书中描述地域范围，东西南北与东南西北之序皆有，是否存在地域和时代的变化，有待进一步研究。
[24] 参看杨宽：《论〈逸周书〉——读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手稿本》，载《中华文史论丛》第44辑，1989，1～14页；李学勤：《清华简与〈尚书〉〈逸周书〉的研究》，载《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104～108页。
[25] 持此论者较多，参看王锷：《〈礼记〉成书考》第三章，277～279页。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卷六《明堂解》引唐大沛说，764页。
[26] 参看李学勤：《郭店楚简与〈礼记〉》，载《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4期，29～32页。
[27] 末永高康：《〈孔子三朝记〉初探》，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20～32页。
[28] 关于《礼记·王制》的作成年代的争议，参看王锷：《〈礼记〉成书考》第二章第四节，178～188页。
[29]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卷4《墬形训》，冯逸、乔华点校，145～146页。
[30] 被划为杂家的《淮南子》常在书中表现出相互矛盾的观点。同书的《齐俗》篇，明确地以文化风俗来区分不同的族群，而且取非常开放的态度，认为胡人、越人、羌人的礼俗虽与中国不同，但并无高下之分，只是各因其宜而已（《淮南鸿烈集解》，355页）。俗与礼的区别又是教育的结果，“羌、氐、僰、翟，婴儿生皆同声，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婴儿，生而徙国，则不能知其故俗”（《淮南鸿烈集解》，352页）。
[31] 《白虎通·礼乐篇》所引，不见于今本《礼记》。班固撰集，陈立疏证：《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112页。
[32] 《十三经注疏》，861页。
[33] 《十三经注疏》，2616页。
[34] 班固撰集，陈立疏证：《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112页。
[35] 阮元校勘记，见《十三经注疏》，2621页。
[36] 顾颉刚：《尔雅释地以下四篇案语》，原题《读〈尔雅·释地〉以下四篇》，载《史学年报》第2卷第1期，1934，后收入《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8，279～300页。
[37] 《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2533页。
[38] 《尔雅·释地》刑昺疏以及《礼记·明堂位》孔颖达疏，见《十三经注疏》，2616、1488页。
[39] 《北堂书钞》卷92，孔氏三十三万卷堂影宋本，8b～9a。《太平御览》卷555，2512页。清人校语，参看吴毓江：《墨子校注》卷6，孙啓治点校，282～285页。
[40]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卷19，冯逸、乔华点校，637页。
[41] 参看顾颉刚：《尔雅释地以下四篇案语》，285～286页。
[42] 《汉书》卷12《平帝纪》，359页。
[43] 郑小同编，钱东垣校订：《郑志》卷中，丛书集成初编，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
[44] 《十三经注疏》，420页。
[45] 《十三经注疏》，861～862、884页；另参看前引《蓼萧》孔疏，见《十三经注疏》，420页。
[46] 郑小同编，钱东垣校订：《郑志》卷中，19页。
[47] 《蓼萧》孔疏，见《十三经注疏》，420页。
[48] 《后汉书》卷35《郑玄传》载：“时年六十，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1208页）
[49] 《尔雅·释地》刑昺疏、《礼记·王制》孔颖达疏所引，见《十三经注疏》，2616、1338页。王利器将此辑入《风俗通义》佚文，而略去“李巡曰”等字，恐误（见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487～48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
[50] 《史记》卷115《朝鲜列传》《索隐》引，2985页。
[51] 《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2816页。
[52] 《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2820页。
[53] 《后汉书》卷88《西域列传》，2921页。
[54] 孙诒让：《周礼正义》卷63，王文锦、陈玉霞点校，2640页。
[55] 班固撰集，陈立疏证：《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114～115页。
[56] 分别见许慎：《说文解字》，213、282、266、205页。
[57] 《左传》襄公四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936～937页。
[58] 《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2814、2812、2811页。东明（又名朱蒙）传说经《梁书》《北史》直到《三国史记》一直传承下来，细节每有增损，但“善射”与“弓”的元素始终得到保持。
[59] 许慎：《说文解字》卷4上，78页。
[60]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影印本，14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1] 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487～488页。
[62] 如《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即有“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的句子（2879页）。
[63] 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57页。
[64] 中古时期也出现了很多部编年体的王朝史，但编年体的特点决定了它只能进行叙事的详略取舍，无法对叙述对象进行结构性的安排，因而不在本章的讨论范围之中。
[65] 见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11，胡传志、李定乾校注，153页，沈阳：辽海出版社，2006。所引司马贞的评论不见于三家注本《史记》，仅见于单行本《史记索隐》卷30，可参看四库全书所录汲古阁本《史记索隐》及其《提要》。
[66] 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1，“史记编次”条，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67] 上引两段之外，仍可参看梁玉绳：《史记志疑》卷36，14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朱东润：《〈史记〉纪表书世家传说例》，见氏著《史记考索》，23页，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
[68] 徐复观将《史记》列传分为三种类型：一为个人为主体之列传，次为有关政治、社会、文化方面之集体活动之列传，又次为外夷列传（参看徐复观：《论〈史记〉》，见《两汉思想史》第3卷，23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本节的分类与此大体一致，但微有不同，除了更偏重以篇名而非内容进行划分外，徐先生以外夷列传为一独立部分，而本节倾向于将它们与人名传归为一大类来讨论，由此得出的编次原则是很不相同的，详见下文。
[69] 《汲黯郑当时列传》何以在《循吏》与《儒林》之间，始终没有一个完美的解释。我推测，汲黯、郑当时为信奉黄老无为的“长者”吏，与前卷《循吏》所记先秦诸人有相似处，而黄老（含汲、郑）—儒林—酷吏的安排，反映了汉初至武帝时期的政治文化变迁。
[70] 杨光熙：《论史记的篇章排列顺序》，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12期，111～114页。
[71] 徐复观注意到卫将军以下有五篇朝臣传记侧杂于外夷及《循吏》之间，认为这五传“或系反对当时对外用兵的政策，或系暴露出选将用兵的真实情形，及由此引起的内部危机。若其次序不以侧杂出之，再加上《酷吏列传》，则因集中所反映出的对武帝的批评性，更为强烈，史公于此不无顾虑”（参看徐复观：《论〈史记〉》，见《两汉思想史》第3卷，232页）。此立论的前提，即徐先生认为司马迁强烈反对和批判武帝的专制体制，然司马迁是否具有此种精神，尚不无可以存疑之处。就这几篇传记而言，不妨以同事相从的原则去简单解释。
[72] 逯耀东早已指出《史记》“列传并非专为叙人物，而是以人系事，如编年以时系事一样，而且所叙的事不是孤立的，和其生存时代的历史发展与演变息息相关，和个人独立的传记完全不同”，但逯先生认为《汉书》等纪传体史书的列传继承了这一特点，则与本节的观点不同。见逯耀东：《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25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另外，姚大力也曾撰文指出，司马迁对历史编撰学的一大突破就是在其中加入了探查历史过程、原始察终的意识，这是先秦史学所不具备的。见姚大力：《把过程归还历史书写——论司马迁对中国历史编撰学的突破》，收入《社会·历史·文献——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75～112页。
[73] 徐复观认为“匈奴等外夷六列传的先后，大体上系按照与汉发生关系，或得到解决之先后为次……其以时间为次序之严如此”。如匈奴在高祖时已发生关系，故首《匈奴列传》。南越于文帝时愿奉贡职，故次《南越列传》等（参看徐复观：《论〈史记〉》，232页）。单就几篇异族传来说，这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不以《汉书》以下将异族传单列的模式来理解《史记》，便不必认为卫将军等传有意厕杂在外夷传中，而可以说这几篇异族传夹杂在武帝朝诸臣僚列传之中，只是为反映武帝朝的事件而编次的。
[74] 《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之末太史公曰：“《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信哉是言也。……此非独王过也，亦其俗薄，……夫荆楚僄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3098页）似乎有意暗示此地为蛮夷之地。
[75] 至于《外戚传》《元后传》和《王莽传》置于最后的问题，小林春树认为这几卷是为了说明前汉王统断绝的必然性，从而为后汉王朝进行正统性论证。见小林春树：《『漢書』「元后伝」·「王莽伝」の構成と述作目的》，载《東洋研究》172，2009，41～68页。
[76] 《汉书》卷94下《匈奴传》，3834页。
[77] 《汉书》卷100下《叙传下》，4271页。
[78]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云：“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作《龟策列传》第六十八。”（3318页）
[79] 《汉书》卷100下《叙传下》，4289页。
[80] 吴树平：《〈东观汉记〉中的本纪、表、列传、载记和序》，见氏著《秦汉文献研究》，157～158页，济南：齐鲁书社，1988。
[81] 见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82] 类书所引篇目有时也不可尽信。如（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901引《南史·四夷传》“滑国”条，又引《后周书·四夷传》（4000页，中华书局，1960），而今本《南史》无“四夷传”篇名，滑国在《夷貊传下·西域诸国》中。《周书》亦无《四夷传》，而称为《异域传》。
[83] 周天游指出：“从谢书佚文推断，范书传目中之东夷列传，毫无疑问本之于谢书。”见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前言，5页。
[84] 《宋书》卷69《范晔传》，1830页。
[85] 参看三崎良章：《五胡十六国の基礎的研究》第一章，26页，東京：汲古書院，2006。三崎先生还统计了“四夷”“六夷”等词语在经书和正史中的出现次数，结果在《史记》到《北史》的十五部正史中，“四夷”出现214例，“六夷”仅仅21例（《宋书》卷69《范晔传》，25～26页）。这也说明“六夷”不是可以和“四夷”相抗衡的一类概念。
[86] 《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858页。
[87] 《后汉书》卷30《南蛮西南夷列传》李贤注，2830页；《太平御览》卷785“盘瓠”条，3476页；卷865“盐”条，3838页；卷912“獭”条，4042页；卷979“瓠”条，4337页。
[88] 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12《古今正史》，347页。有关《魏略》的研究，可以参看津田資久：《『魏略』の基礎的研究》，载《史朋》31号，1998，1～29页。
[89] 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是经史分离，即史学不再附庸于经学而获得独立的地位，这一进程即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参看逯耀东《〈隋书·经籍志·史部〉形成的历程》以及《经史分途与史学评论的萌芽》，俱收入同氏《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北京：中华书局，2006；胡宝国：《经史之学》，见氏著《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等等。那么如何解释在经学衰落、经史分离的时代，经学仍在影响史学撰述？首先，史学与经学、文学等明确知识分界，在目录学中被当作独立的门类，并不代表它们之间的联系完全丧失。如胡宝国指出的，史学从经学中独立的基础就是古文经学，‘经史’一词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经史的分离，同样意味着经史仍有密切的关系。其次，魏晋南北朝虽被认为是经学衰落的时代，玄学、佛学等似乎成为思想的新潮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儒家经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并未被放弃，北方尤其如此。最后重要的一点是，现在知道的史学家中，大多同时治经学或者具有经学素养。如虞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晋书》卷82《虞预传》，2147页）；谢沈“博学多识，明练经史。……沈先著《后汉书》百卷及《毛诗》、《汉书外传》”（《晋书》卷82《谢沈传》，2152页）；裴松之“年八岁，学通《论语》、《毛诗》，博览坟籍，立身简素”（《宋书》卷64《裴松之传》，1698页）；臧荣绪“惇爱《五经》，……著《拜五经序论》。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陈《五经》拜之”（《南齐书》卷54《臧荣绪传》，937页）。而范晔亦出身于经学世家，其祖父范宁是有名的经学家，不仅著《王弼何晏论》严厉批判清谈玄学，还著有《春秋穀梁传集解》（《晋书》卷75《范宁传》，1984、1989页；亦可参看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第三章“范宁的学问”，王启发译，89～11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范晔本人也有“少好学，博涉经史”的名声（《宋书》卷69《范晔传》，1819页）。例子还有很多，不能一一列举。经史之学在学科范式上的分离，不妨碍它们在个人精神世界的交融。可以说，较之玄学，经学与史学更有亲和力。
[90] 《史通通释》卷8《模拟》，224页。
[91] 胡宝国：《经史之学》，见《汉唐间史学的发展》，34～39页。
[92] 参看川合安：《沈約『宋書』の華夷意識》，载《東北大学東洋史論集》1995年第6期，125～145页。
[93] 参看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载《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55页。
[94] 《史通通释》卷7《曲笔》，197页；卷4《题目》，93页。
[95] 《魏书》卷100，2224页。
[96] 胡宝国：《南北史学异同》，见氏著《汉唐间史学的发展》，187页。
[97] 《太平御览》卷901《兽部》“橐驼”条引“《南史》曰《四夷传·滑国》有两脚橐驼”（4000页），又引“《后周书·四夷传》曰：且末西北有流沙”（4000页）。而今本《南史》《周书》皆无“四夷传”之目，所引语句分别在《南史》卷79《夷貊下·西域诸国·滑国》和《周书》卷50《异域传下·鄯善传》中。或许是唐初所修诸史虽未标明四夷传目，但其体例已经至为明确，以致后人径以“四夷传”名之。
[98] 《魏书》卷12《孝静帝纪》，314页。关于南北之间书籍交流的情况，参看吉川忠夫：《島夷と索虜のあいだ—典籍の流傳を中心とした南北朝文化交流史》，载《東方學報（京都）》72，2000，133～158页。
[99] 《史记》中的另外几篇国名传：《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与《匈奴》的叙述结构并不相同。《南越》《朝鲜》《东越》，叙述的是三个政权的历史，南越国和朝鲜国的建立者最初来自中原，而东越的统治者可将族源上溯到春秋的越国，接上了《越世家》；《西南夷》《大宛》较为接近，政权林立，原始材料只能是汉使臣的报告，以及一些战争的记录，而这类报告的数量和深度显然不能与匈奴的材料相比，故而地望、风土、物产、习俗或可略知，更深入的内容则付之阙如。唯有匈奴方面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供各种叙述策略尽情施展。因而本节着重分析《匈奴列传》。后来的史书也证明，当材料足够充分时，史家更愿意模仿的是《匈奴列传》。
[100] 《史记志疑》卷33，1380～1381页。
[101] 如王国维：《鬼方昆夷玁狁考》，见氏著《观堂集林》，583～6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2] 如《通典》卷194《边防典》云：“匈奴先祖，夏后氏之裔，曰淳维。殷时奔北方，至周末七国时，而与燕赵秦三国为边邻。”（5302页）
[103] E.G.Pulleyblank，“Tribal Confederations of Uncertain Identity：The Hsiung-nu”，in Hans Robert Roemer ed.，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 in the Pre-Islamic Period， Berlin：Klaus Schwarz Verlag，2000，p.53；Robert Drews，Early Riders：The Beginnings of Mounted Warfare in Asia and Europe，New York：Routledge，pp.115-116.
[104] 参看陈勇：《〈史记〉所见“胡”与“匈奴”称谓考》，载《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63～71页。
[105] 《史记志疑》卷33，1381～1382页。
[106] 匈奴为北狄之后，到汉末已成为一种常识。如扬雄上书称：“匈奴……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见《汉书》卷94下《匈奴传》，3812页。
[107] 《西南夷传》除了接续《史记》《汉书》继续叙述其与汉朝的和战关系之外，还根据新积累的资料补充了一些族源传说，对风俗的描述也更为细致。
[108] 李巡注一一指出了九夷、八蛮、六戎、五狄的名称，见《尔雅·释地》刑昺疏、《礼记·王制》孔颖达疏所引，《十三经注疏》，2616、1338页。参看本书第四章第一节。
[109] 《说文解字》卷4上，78页。
[110] 《风俗通义校注》，48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
[111] 《后汉书》卷87《西羌传》，2875页。
[112] 马长寿：《氐与羌》，92～9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13]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2834页。《王制》原文见《十三经注疏》，1338页。
[114] 《风俗通义校注》，487～488页。
[115] 班固撰集，陈立疏证：《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114～115页。
[116] 许慎《说文解字》卷4上，78页。
[117] 另可参看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1～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订补》与李贤注所引文句顺序不同，且另有“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一句（12页），据《御览》卷780引文，“来御”之下仍有“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十九字（3455页），此即《后汉书》本条的真正史源。
[118] 李巡《尔雅注》中列出的九夷是：一曰玄菟，二曰乐浪，三曰高骊，四曰满饰，五曰凫臾（一作更），六曰索家，七曰东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见《尔雅·释地》刑昺疏、《礼记·王制》孔颖达疏所引，《十三经注疏》，2616、1338页）。参看本书第四章第一节。
[119] 按现存佚文来看，《东观汉记》和诸家《后汉书》均未发现有《南蛮传》。只有鱼豢《魏略》有一条关于槃瓠传说的记载，《后汉书·南蛮传》李贤注已引（2830页），另有一条“南蛮皆用獭皮为其冠”，见《御览》卷912“獭”条引，4042页。但有趣的是，《魏略》中的“槃瓠”或许与南蛮无关，《魏略·西戎传》曰“氐人……其种非一，称槃瓠之后”（《三国志》卷30裴注引，858页）。《魏略》“槃瓠”传说的“老妇耳疾”一项，亦不为《后汉书》所采，因此有理由认为两者的文本没有承袭关系。
[120] 鲁西奇在《释“蛮”》一文中，也从史源学和史书编纂的角度分析了槃瓠和廪君两大谱系的形成，同样认为这是干宝、范晔等史家的主观分类（71～72页）。不过，鲁先生并未专论这一问题，而且与大多数研究者一样，忽视了《后汉书》中的蛮还有“交阯”一支，因而与本章的角度是有所不同的。
[121] “槃瓠石室”的记载见于黄闵《武陵记》，散佚已久，此条保存于《太平御览》卷49“武山”条和《后汉书》李贤注，清末学者陈运溶在《麓山精舍丛书》中辑佚了此《武陵记》（影印本，97～98页，长沙：岳麓书社，2008）。黄闵生平时代不详，仅知其撰有《武陵记》《神壤记》（原注：记荥阳山水。按姚振宗于此条谬误特甚，既以此为河南之荥阳，又将其与王韶之《神境记》相并列。黄闵既撰《武陵记》，似不能又悉荥阳山水，观下文王韶之《神境记》内容，必为湘州之营阳。荥阳乃营阳之讹），姚振宗、章宗沅皆不能考其始末。唐长孺在《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中引用了黄闵《武陵记》的材料（《唐长孺文集》第2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187页），并推测是南朝后期著作。陈运溶在《麓山精舍丛书》（影印本，长沙：岳麓书社，2008）中题为“齐黄闵撰”（97页），然不知何据。
[122] 见李贤注引《荆州记》。《太平御览》卷785“槃瓠”条亦引此条：“阮陵县君居酉口，有上就、武阳二乡，惟此是槃瓠子孙狗种也。二郡在武陵溪之北。”文字稍异。此《荆州记》作者不详，故时代也无可考。
[123] 参看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147～162页。菅志翔：《族群归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关于保安族的一项专题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124]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卷24“盘瓠”条，401～40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125] 《太平御览》卷785“槃瓠”条引干宝《晋纪》，3476页。
[126]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第九章“粤族”，见《中国民族史两种》，189页。《墨子》文见吴毓江：《墨子校注》卷6《节葬下》（267页）及卷13《鲁问》（735页）。《节葬下》所记食人国在“越之东”，而《鲁问》所记在“楚之南”。
[127] 范晔在狱中所作《自序》云：“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见《宋书》卷69《范晔传》，1830～1831页。
[128] 蒙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蛮”》，见氏著《南方民族史论集》，273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129] 《通典·边防典》中的“南蛮”则是另一种混乱的大杂烩。既有狭义的南蛮，也包括巴蜀之獠、西南夷、岭南夷獠、南海诸国，基本等同于“所有南方的异族”。
[130]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第16章，71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31] 可参看《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魏书》，832～833、837～8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