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正面塑造华夏式君主形象以外，十六国的史学书写还使用更为隐晦的方式将本国历史写成“华夏”的历史。最集中地体现在“模式化叙事”中。下面举几个例子进行说明。
一、石勒征刘曜
《石勒载记》记石勒赴洛阳征刘曜时有这样一段：
勒统步骑四万赴金墉，济自大堨。先是，流凘风猛，军至，冰泮清和，济毕，流凘大至，勒以为神灵之助也，命曰灵昌津。勒顾谓徐光曰：“曜盛兵成皋关，上计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者成擒也。”诸军集于成皋，步卒六万，骑二万七千。勒见曜无守军，大悦，举手指天，又自指额曰：“天也。”（2744—2745页）
这样一段充满细节的描写，包含三个部分，值得逐个进行分析。第一部分是石勒从灵昌津渡黄河，原本流澌风猛，流澌即流动的冰块，漂浮在迅疾的河水中，令舟船难以行驶。曹操诗云“流澌浮漂，舟船行难”，[82]即指此。大风也是渡河的重要障碍。但石勒到达之后，“冰泮”，即浮冰竟然消解，或者是流量忽然大减，大风也停息变得“清和”。等到军队渡河完毕，大规模的流澌又出现了。因为有此神异，石勒命名此处为灵昌津。此事是真是假，今天无从考证，但是仅从情节和叙事手法而言，它与光武帝渡滹沱河的故事极为神似。刘秀在蓟为王郎所购，慌乱中向南逃亡，《东观汉记·王霸传》记曰：
光武发邯郸，晨夜驰骛，传闻王郎兵在后，吏士惶恐。南至下曲阳呼沱河，导吏还言河水流澌，无船，不可渡。官属益惧，畏为王郎所及。上不然也，遣王霸往视之，实然。王霸恐惊众，虽不可渡，且临水止，尚可为阻。即还曰“冰坚可渡”。士众大喜。上笑曰：“果妄言也。”比至河，河流澌已合可履。……遂得渡。渡未毕军，冰解。[83]
此故事亦见于《宋书·符瑞志上》，编列在光武帝的其他种种神异之中。与石勒渡河的故事略为不同的是，刘秀没有船，要靠河水结冰才能让车马过河。但是君王受到上天庇佑，使得面前的河流瞬间从不可渡变为可渡，这一点两个故事是完全一致的。刘秀渡滹沱河的故事，流传很广。北魏孝文帝曾脱口而出“昔刘秀将济，呼沱为之冰合”。[84]李贤《后汉书注》还说，“光武所度处，今俗犹谓之危度口”。[85]“危度口”一名不见于正史，不知出现于何时，若石勒命名“灵昌津”时已经存在，则可能成为他的灵感来源。这一类天子渡河的故事，还见于北魏道武帝追击慕容宝之时：
冬十月，宝烧船夜遁。是时，河冰未成，宝谓太祖不能渡，故不设斥候。十一月，天暴风寒，冰合。太祖进军济河，……急追之。[86]
因为这次黄河突然冰合，拓跋珪军队意外而至，遂至慕容宝有参合陂的惨败。类似事件再见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征赫连昌时，
冬十月丁巳，车驾西伐，幸云中，临君子津。会天暴寒，数日冰结。[87]
拓跋部两次利用出人意料的冰合取得战争的主动权。这些记事如果都是真实的，原因应当是拓跋部掌握了一种使流澌变为坚冰的技术，早在昭成帝时期，就有这样的记载：
帝征卫辰。时河冰未成，帝乃以苇絙约澌，俄然冰合，犹未能坚，乃散苇于上，冰草相结，如浮桥焉。[88]
道武帝和太武帝能够让河水在适当的时候冰合，可能就是使用这种技术做到的。但是在史书的叙事中，却似乎是上天相助，而非假手人力，故而是有意自我神化的结果。以上所述从刘秀到拓跋焘的渡河故事，或许不乏真实的成分，但是同一神异化母题的重复再现，说明它们至少是采取了一种“模式化叙事”的形式。因此，在这个文本链条中的《石勒载记》的渡河故事，也应看作是一种“模式化叙述”。
上引《石勒载记》的第二部分是他对谋臣徐光分析局势的话。我们不能否认石勒具有出色的谋略，只是他说这句话的表达形式又有先例可循，石勒对徐光说：
曜盛兵成皋关，上计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者，成擒也。
而干宝《晋纪》记景初二年（238）司马懿征公孙渊，行前曾对魏明帝说：
渊弃城预走，上计也；据辽水拒大军，其次也；坐守襄平，此为成禽耳。[89]
石勒与干宝为同时代人，恐怕没有机会读到《晋纪》。只是《晋纪》此条一定有更早的史源。为石勒撰《起居注》者恰有徐光，此事的最初记录者应该是他。而徐光或许读过作为《晋纪》史源的某种史书。另外，《载记》的文字与徐光的原始撰述之间又经历了田融、郭仲产、崔鸿等中间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润饰改写的可能。总之一个不识字的羯人，说出与司马懿说过的几乎一模一样的话，无论如何也应视为修史者润色词句的结果。
引文的第三部分描写了一个非常形象的画面：
诸军集于成皋，……勒见曜无守军，大悦，举手指天，又自指额曰：“天也。”
在魏晋及以前的华夏文献中，我尚未找到与此类似的描写，那么或许可以认为这是对石勒当时行为的实录。但是在沈约笔下的刘裕做出了类似的行为：
初公将行，议者以为贼闻大军远出，必不敢战，若不断大岘，当坚守广固，刈粟清野，以绝三军之资，非唯难以有功，将不能自反。公曰：“我揣之熟矣。鲜卑贪，不及远计，进利克获，退惜粟苗。谓我孤军远入，不能持久，不过进据临朐，退守广固。我一得入岘，则人无退心，驱必死之众，向怀贰之虏，何忧不克。彼不能清野固守，为诸君保之。”公既入岘，举手指天曰：“吾事济矣。”[90]
刘裕远征南燕与石勒征刘曜有很多近似之处，在战争之前的谋划中，他们都为敌人划定了上中下三计。等到军队到了第一道防线，也就是他们分析的上计应当设防的第一险关，而没有遇到守军，便感到事情已经成功了大半。在这样的瞬间，刘裕竟然做出了与石勒一模一样的动作“举手指天”。这只是一个巧合吗？沈约《宋书》较之十六国诸霸史为晚出，但南朝文宗沈约应当不至于去模仿石赵的历史写作。所以这两条史料之间可以排除互相模仿的关系。那么它们何以如此相似，如果不是巧合的话，只有可能是拥有共同的模板——一个早于两者的权威文本。只是这个文本目前尚不能确定，也可能已经失传了。
二、石勒哭张宾
《石勒载记》附《张宾传》载：
及卒，勒亲临哭之，哀恸左右，赠散骑常侍、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谥曰景。将葬，送于正阳门，望之流涕，顾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夺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为右长史，勒每与遐议，有所不合，辄叹曰：“右侯舍我去，令我与此辈共事，岂非酷乎。”因流涕弥日。（2756页）
张宾是石勒的谋主，“机不虚发，算无遗策，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他的去世，石勒的哀痛可想而知。石勒的感情虽然真挚，但这段材料他说的话却不一定是实录。《三国志》里有一段与之非常类似：
初，太和中，中护军蒋济上疏曰“宜遵古封禅”。诏曰：“闻济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寝历岁，后遂议修之，使隆撰其礼仪。帝闻隆没，叹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91]
高堂隆的去世，使得魏明帝的封禅大计遇到了困难，所以说“天不欲成吾事”。石勒的话恐怕是从此句化用而来，“天不欲成吾事”扩展为“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夺吾右侯之早也”，“高堂生舍我亡也”替换为“右侯舍我去”。也可能《三国志》这一段话所依据的某种曹魏国史的文本与《载记》中石勒的话更为接近，今已无法确考。
值得注意的是，《载记》中石勒的这段话，本身就成为十六国北朝的历史文本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模式化叙事”。《苻生载记附苻雄传》：
及卒，健哭之欧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夺元才之速也。”（2880页）
《苻坚载记下附王猛传》：
比敛，三临，谓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夺吾景略之速也。”（2933页）
《姚襄载记》：
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恸，曰：“天将不欲成吾事乎？王亮舍我去也。”（2963页）
《苻坚传》与《王猛传》的叙述与石勒哭张宾一段的相似性至为明显，《姚襄载记》则可能直接仿拟自《三国志》。苻、姚两个政治集团都曾臣服于石氏，且被迁徙于关东。他们与石赵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92]史学书写上的相似也是其中之一。此后北方史学撰述中仍可见这一“模式化叙述”，如《周书·萧詧传附王操传》记萧岿为王操举哀时写道：“（萧岿）流涕谓其群臣曰：‘天不使吾平**江表，何夺吾贤相之速也。’”[93]《苏绰传》写送苏绰之丧归葬武功时，宇文泰也说道“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舍我去，奈何”。[94]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叙事没有出现在南朝的史书中。
三、其他例子
十六国史书暗中运用旧史的模式化叙事以塑造人物或政权形象的例子还有很多。最后再举三证。第一个例子来自《刘曜载记》：
（曜）常轻侮吴、邓，而自比乐毅、萧、曹，时人莫之许也，惟聪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数公足道哉！”（2683页）
作为匈奴贵族的刘曜，轻侮与自比的对象都是华夏历史上人物，而不是冒顿、呼韩邪之类的匈奴英雄，这是值得注意的。汉赵贵族以两汉的名臣自比，亦见于刘宣，史言其“每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曾不反覆咏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终不令二公独擅美于前矣’”（2653页）。更重要的是，在叙事的句式和文字上，这一段非常明显地仿拟了《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
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95]
刘曜身在魏晋时期，大约是知道诸葛亮的事迹的，不排除他在行为上有模仿的可能。但史书的叙事仍成于史臣之手，是他们选择了使用《三国志》中的句式。
第二个例子来自南燕的史料，但说话人是后秦的姚兴。南燕使臣韩范是姚兴的布衣旧交，在两人一番引经据典的外交辞令大战之后，姚兴败下阵来，说了一句：
吾久不见贾生，自谓过之，今不及矣。（3179页）
这是一句明显的用典，原句出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96]
姚兴的话既然出自《慕容超载记》，当是本于南燕使臣韩范的记录而来。韩范在借贾谊的典故夸耀自己，同时也不觉让姚兴当了一回汉文帝。
第三个例子来自秃发南凉。秃发政权的三位君主为兄终弟及，这在草原游牧政权中是屡见不鲜的。但是，为了在史籍中维持华夏政权的形象，需要在华夏认可的历史中找到依据。《秃发利鹿孤载记》中借助使臣梁明与段业的对话，为本政权的继承制度做出解释：
使记室监麴梁明聘于段业。业曰：“贵主先王创业启运，功高先世，宜为国之太祖，有子何以不立？”梁明曰：“有子羌奴，先王之命也。”业曰：“昔成王弱龄，周召作宰；汉昭八岁，金霍夹辅。虽嗣子冲幼，而二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明曰：“宋宣能以国让，《春秋》美之。孙伯符委事仲谋，终开有吴之业。且兄终弟及，殷汤之制也，亦圣人之格言，万代之通式，何必胤己为是，绍兄为非。”业曰：“美哉！使乎之义也。”（3144页）
面对段业以华夏的父死子继传统相诘问，梁明找出传位于弟的宋宣公、孙策为据，又以殷汤之制为言，机智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秃发氏君主只进行了一次兄弟相传，所以可以援引宋宣公、孙策的成例。等到秃发傉檀再次以弟继兄，上面的两个典故就不再适合了。于是，《傉檀载记》言：
傉檀少机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谓诸子曰：“傉檀明识干艺，非汝等辈也。”是以诸兄不以授子，欲传之于傉檀。（3147—3148页）
这样的叙事很容易让人想起春秋时吴国季札和他兄长们的故事。《史记》载：
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眜，次曰季札。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王诸樊卒，有命授弟余祭，欲传以次，必致国于季札而止，以称先王寿梦之意，且嘉季札之义，兄弟皆欲致国，令以渐至焉。……王余眜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让，逃去。[97]
除了季札逃去的结果与傉檀即位不同，之前的情节非常相似。都是父亲赏识幼子，于是兄长们故意不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而是兄弟依次相传，目的是为了最小的弟弟能继承王位。王明珂认为季札让国的故事，是对太伯奔吴传说的有意重演，用这种方式宣称吴国的确是太伯的后裔。[98]季札是否有意重演太伯故事，不是本节所要讨论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秃发傉檀兄弟相传的行为一定不是在模仿时空上都很遥远的吴国，这样的一个叙事模式，是掌握华夏历史知识的史臣精心选择的。事实上，匈奴在汉宣帝时代的呼韩邪单于以下，单于位相继在其子之间传递，兄终弟及，共传了六任，持续近80年。[99]此事载于《汉书》，必为修史者所熟悉。南凉的使者与史臣舍近求远，无论在外交辞令还是国史撰写中，都有意不提背景与时间都较接近的西汉后期匈奴的兄终弟及，而远追至春秋甚至殷商的华夏传统，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如上所举的模式化叙事，其要义在于通过复制华夏史书已有的叙事，让人在读十六国北朝的历史时，自然联想到秦汉魏晋的类似事件。从而在不知不觉间，将十六国北朝的历史当作秦汉魏晋华夏帝国历史的自然延续。第三节中的帝王神异，同样是有选择地模仿华夏历史上帝王的神异，因此它也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模式化叙事。以此反观第二节所提出的十六国君主是否“有文学”的问题，即可明了君主的“有文学”“尚儒学”如同“有神异”一样，主要也是史学文本上使用模式化叙事的结果，其实质是利用专属华夏帝王的符号，来塑造十六国君主作为华夏帝王的“史相”。一方面，用这些史料直接得出十六国君主华夏文化修养深厚，不免低估了史料文本与史实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这些不断模仿、复制的文本得以产生，正透露出十六国政权的政治文化并未远离华夏帝国的传统。这些文本与政治文化氛围一起，塑造着君主、统治阶级和整个社会的文化认同，最终将史书文本中的“历史”变成历史，让十六国北朝重回华夏帝国的轨道。
[1] 吕一飞：《匈奴汉国的政治与氐羌》，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171～172页。
[2] 陈勇：《汉国匈奴与氐人联盟的解体——以刘乂案为中心》，原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后收入氏著《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考察》，163～18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 参看罗新：《枋头、滠头两集团的凝成与前秦、后秦的建立》，载《原学》第6辑，1998，147～164页。
[4] 关于十六国“胡汉二重体制”的研究极多，自陈寅恪、唐长孺、周一良、内田吟风等学者以下，观点略同，即单于台系统管理六夷，皇帝为首的汉式官僚机构管理汉人；前者使用军事编制，主要从事征战，后者主要从事耕织生产。黄烈最先对此说提出质疑，他认为“匈奴五部”与匈奴其他的部分不同，五部民不应属于单于左右辅所管的六夷范围，而应属于左右司隶所管的民户范围，与汉族人同属编户齐民。因此这一制度促成了五部结构的解体（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三章“南匈奴的变化和消失”，201～2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陈勇也同意此说，并提供了更丰富的证据，他认为这套制度不仅是“胡汉分治”，还应该视为“胡胡分治”。但对于“汉人”在这种制度下的位置，陈勇文并未做出回答（陈勇：《汉赵国胡与屠各异同考——兼说汉赵国的胡汉分治》，见氏著《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考察》，130～162页）。黄烈与陈勇的论述，都有助于揭示十六国政权被“胡汉二元论”掩盖的更多元的族群结构。
[5]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2685页。
[6] 《魏书》卷67《崔鸿传》，1503页。《呈奏〈十六国春秋〉表》是严可均定的标题，原名不详。据《崔鸿传》，这篇表文并未上奏给宣武帝，而是崔鸿利用修起居注的职权，违规放进（“妄载”）起居注里的。另可参看梶山智史：《崔鴻『十六国春秋』の成立について》，见《明大アジア史論集》10，2005，106～125页。
[7] 甘怀真：《从天下国家的观点论中国中古的朝代》，见《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2卷，3～22页。
[8] 《魏书》卷67《崔鸿传》，1502页。
[9] 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11《史官建置》、卷12《古今正史》，312～313、358～360页。
[10] 《隋书》卷33《经籍志二》，962～963页。另可参看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四章所列十六国史表，92～9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1] 《魏书》卷67《崔鸿传》，1504页。
[12] 《隋书》卷33《经籍志二》，963页。
[13]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14《史部》四“霸史”类，见《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52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
[14] 张澍辑：《沙州记》，丛书集成初编，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 这里需再说明一下所谓“胡汉双重体制”的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前赵、后赵等国实行的大单于制度代表了匈奴政治传统，是胡族制度的体现。然而这只是一种表象。如前文所引述的，黄烈、陈勇等都已证明了单于台系统统领的“六夷”不包括屠各、羯等本族人。谷川道雄的观点更值得注意，他指出两赵的大单于制度中单于元辅、左右辅以及其下的都尉、部司等，都是官僚制下的职位，它们与草原帝国的政治制度有本质的区别。反而“与魏晋时期的五部制颇有相通之处”（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3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这一判断极有见地，十六国政权中实行的单于台制度，其直接来源正是汉末魏晋五部南匈奴的政治制度。两汉魏晋华夏帝国中原本就有管理非华夏异族的职官体系，在另一篇论文中，谷川道雄又指出，东汉时南匈奴已经被置于“汉帝国中的匈奴国家”这样的二重构造下，之后的五胡国家，可以理解为翻转此二重构造的产物（谷川道雄：《五胡十六国》，李明仁译，见郑钦仁、李明仁译著：《征服王朝论文集》，215页，台北：稻乡出版社，2002）。二重构造没变，变化的是匈奴五部在此二重构造中的地位。汉赵国家的主体制度依然是汉晋华夏帝国的制度。另一方面，复杂之处在于，华夏皇帝制度的外表下常常包裹着草原传统的躯干，谷川认为塞外匈奴国家的军事体制，体现在以皇帝为中心由皇太子、诸王所实行的对国家军队的管理之中（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40页）。三崎良章也指出后燕的官僚制度中始终存在草原传统的“宗室封建制”的影响（三崎良章：《五胡十六国の基礎的研究》第四章，89～95页）。北魏早期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利用普遍封爵来弥补官僚制度的不完备，同时实现从内亚名号传统向华夏式官爵制度的转变（详见本书第七章）。
[16] 阎步克钩稽了十六国冕服制度的相关史料，发现石勒、石虎、慕容儁等不仅遵用晋代的冕服制度，而且对冠服的细节十分认真进行推敲。见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第八章，278～28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另外，十六国史料中反复出现的“依汉魏故事”“如魏晋故事”“依霍光辅汉故事”等说法，不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合法化，也涉及具体的礼仪标准。
[17] 参看本书第三章第二节“星空中的华夷秩序：两汉至南北朝时期有关华夷的星占言说”；第四章第二节“史学有关异族的知识建构”。
[18] 《史通通释》卷11《史官建置》，313页。
[19] 《史通通释》卷12《古今正史》，358～359页。
[20]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3209页。
[21] 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8，164～165页。
[22] 参看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见《唐长孺文集》第一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145页。
[23]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2729页。本文以下部分将大量使用《晋书·载记》的材料，为免冗繁，仅在文中以括号标明页码，不再出页下注。
[24]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卷中，2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同条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曰：“（石）勒手不能书，目不识字，每于军中令人诵读，听之皆解其意。”
[25] 周伟洲：《南凉与西秦》第二编第一章，118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26] 林幹：《鲜卑拓跋、秃发、乞伏三部的早期历史及其南迁路线的初步探索》，见林幹、再思著：《东胡乌桓鲜卑研究与附论》，87页，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5。
[27] 这里说的两部，指的是拥有书写历史记忆权力的乞伏西秦与秃发南凉的统治集团。迁徙无疑发生过，只是这里的迁徙路线和英雄谱系都只是某一部族集团的记忆，融入西秦、南凉政权的其他部族、人群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来历，但在失去历史书写权力的情况下，他们的历史湮没在了统治集团讲述的历史中。
[28] 《宋书》卷98《大且渠蒙逊传》，2415页。
[29] 聂溦萌：《三崎良章〈五胡十六国の基礎的研究〉》，载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中国中古史研究》第2卷，273～275页。
[30]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2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31] 罗新：《论拓跋鲜卑之得名》，见氏著《中古北族名号研究》，62页。
[3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僖公三十三年，500～501页。
[33] 《史记》卷40《楚世家》，1728～1729页；卷78《春申君列传》，2393～2394页。
[34] 《三国志》卷26《魏书·田豫传》，726页。
[35] 汤球辑，吴振清校注：《三十国春秋辑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以下简称汤球《辑本》。
[36] 五胡の会编：《五胡十六国霸史輯佚》，東京：燎原书店，2012。下简称《霸史辑佚》。本章下面涉及的十六国史料，很多直接或间接得自本书以及上注《辑本》，除了文字有异需要考订以外，仅引原始出处如《太平御览》《初学记》等，不再注《辑佚》和《辑本》的页码。
[37] 《史记》卷49《外戚世家》，1975页。
[38] 见《三国志》卷50《吴书·妃嫔传》，1195页，裴注引干宝《搜神记》。
[39] 《太平御览》卷360引车频《秦书》，1659页。
[40] 《北堂书钞》卷1《诞载三》，孔氏三十三万卷堂影宋本，3页。黄帝在孕月数有多种说法，此处所引20月与《论衡·吉验篇》同，除此之外，《史记》卷1《五帝本纪》《正义》云“二十四月而生”（2页），而《宋书》卷27《符瑞志上》言“二十五月而生”（760页）。“尧十四月而生”，诸家无异说。
[41] 《汉书》卷97上《外戚传上》，3956页。
[42] 王充：《论衡》卷2《吉验篇》，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43] 《世说新语·识鉴》刘孝标注引车频《秦书》，见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卷中，223页。
[44] 《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下》，86页。
[45] 《宋书》卷27《符瑞志上》，779页。
[46] 《晋书》卷6《元帝纪》，143页。
[47] 《宋书》卷27《符瑞志上》，783页。
[48] 又《太平御览》卷370引《三十六国春秋》（或为《十六国春秋》之误）曰：“渊生而左手有文曰渊，遂以命之。”（1704页）同书卷119引《十六国春秋·前赵录》：“渊生左手有文曰渊海，遂以名焉。”（574页）
[49] 又《太平御览》卷371引车频《秦书》曰：“苻坚生，肩背赤色，隐起状若篆文付，因为苻氏”，“又曰：坚背文曰草付之祥，因为苻氏”（1711页）。前秦的史书和《载记》中以“苻”姓起于苻坚背上的篆文。其实不然，氐人中的“苻”姓早已有之，三国时蜀后主建兴十四年（236）即有“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余户于广都”之事（《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897页；又同卷43《蜀书·张嶷传》，1051页）。而魏青龙三年（235）降魏的氐王苻双应即苻健之弟（《晋书》卷1《宣帝纪》，9页）。蒲、苻同音，皆为氐语的译写，洪将“蒲”改为“苻”，可能为迎合谶语，也可谓有成例可据。
[50] 徐坚等：《初学记》卷9《总叙帝王·事对》“手握襃”条引，206～207页。
[51] 《史记》卷39《晋世家》，1635页。初见于《左传》昭公元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218页。
[52] 《汉书》卷99下《王莽传下》，4157页。
[53] 汉尺约为0.23米，魏晋以下逐渐增长，魏尺增至0.241米，而东晋时的尺已长0.245米。参看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见河南省计量局主编：《中国古代度量衡论文集》，65～68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54] 见《太平御览》卷386“健”条引《石虎别传》，1786页。
[55] 《宋书》卷27《符瑞志上》，764页。
[56] 《宋书》卷27《符瑞志上》，763页。另一说为“九尺二寸”，如《史记》卷2《夏本纪》《正义》引《帝王纪》49页。
[57] 《宋书》卷27《符瑞志上》，761页。
[58] 《史记》卷4《周本纪》《正义》引《雒书灵准听》，116页。另一说见同注引《帝王世纪》：“文王龙颜虎肩，身长十尺，胸有四乳。”《宋书》卷27《符瑞志上》取《帝王世纪》之说，764页。
[59] 《史记》卷47《孔子世家》，1909页。另《太平御览》卷377引《春秋演孔图》曰：“孔子长十尺，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1740页）
[60] 《太平御览》卷86引《河图》，407页。
[61] 《汉书》卷31《项籍传》，1796页。
[62] 《史记》卷8《高祖本纪》《正义》引《河图》，343页。
[63] 《汉书》卷97上《外戚传上》，3964页。
[64]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871页。一说为七尺七寸，见《宋书》卷27《符瑞志上》，779页。
[65] 参见徐宗元辑：《帝王世纪辑存》，北京：中华书局，1964。
[66] 《史记》卷8《高祖本纪》，342页。
[67] 《宋书》卷27《符瑞志上》，779页。
[68] 《史记》卷4《周本纪》，116页，《正义》引《雒书灵准听》。
[69] 《晋书》卷3《武帝纪》，49页。
[70] 《陈书》卷1《高祖纪》，1页。《周书》卷1《文帝纪上》，2页。
[71] 《史记》卷7《项羽本纪》“太史公曰”，338页。
[72] 《晋书》卷97《吐谷浑传》，2538页。有趣的是，七尺八寸的身高则与刘邦相同。
[7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元年，10页。
[74] 《十三经注疏》，1715页。
[75] 《史记》卷42《郑世家》，1759页。
[76] 此说见焦竑《焦氏笔乘》续集卷5“寤生”条，33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清人黄生《义府》，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亦主此说，见马固钢：《说“寤生”、“昼寝”及其他》，载《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5卷第3期，141页。杨伯峻也同意这种解释。
[77] 《太平御览》卷361“产”条引《风俗通》，1663页。
[78] 《太平御览》卷361“产”条引《十六国春秋》，1662页。
[79] 《太平御览》卷361“产”条引《十六国春秋》，1662页。《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同此而言略，但多“鲜卑谓被为秃发”一句（3141页）。
[80] 《太平御览》卷361“产”条引《十六国春秋》，1662页。
[81] 萧统编：《文选》卷52《班叔皮王命论》，点校本，李善注，2266～2267页。
[82] 《宋书》卷21《乐志三》，619页。
[83] 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364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84] 《魏书》卷30《楼毅传》，718页。
[85] 《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13页。
[86] 《魏书》卷95《慕容垂传》，2067页。
[87] 《魏书》卷4上《世祖纪上》，71页。
[88] 《魏书》卷1《序纪》，15页。
[89] 《三国志》卷3《魏书·明帝纪》裴注引干宝《晋纪》，111页。
[90] 《宋书》卷1《武帝纪上》，15页。
[91] 《三国志》卷25《魏书·高堂隆传》，717页。
[92] 苻秦在五德历运上承石赵之水德而为木行，也是两者关系深厚的表现。参看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载《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51～52页。
[93] 《周书》卷48《萧詧传》，870页。
[94] 《周书》卷23《苏绰传》，395页。
[95] 《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911页。
[96] 《史记》卷84《屈原贾生列传》，2502～2053页。
[97] 《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1449～1461页。
[98]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175～177页。
[99] 呼韩邪卒时，“立雕陶莫皋，约令传国与弟”。见《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3807页。对此时期兄终弟及制的研究可参看内田吟風：《北アジア史研究·匈奴篇》，214～218页，京都：同朋舍，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