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齐书·高逸传》载顾欢与人辩论佛道二教异同，说道“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1]至21世纪初，遂被学者发掘，以为这是“民族”一词在我国古代的最早用例，[2]此说流行甚广。然而中华点校本校勘记曰：“‘民’，南监本及《南史》《元龟》八百三十作‘氏’。”[3]这处版本与他校的异文不应被忽略。南监本时代较晚，《南史》又是成于唐代的他书，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册府元龟》的异文。《册府元龟》卷八三〇所引顾欢之论，字句详于《南史》，除少数异文外全同《南齐书》，故其所录为《南齐书》可以无疑。今中华点校本《南齐书》所据底本为百衲本，而百衲本所影宋本即傅增湘双鉴楼所藏“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4]其文本乃北宋中期曾巩等校订，完成于治平二年（1065）。[5]北宋刊本早已不存，南宋绍兴年间在四川眉山重刻，为“眉山七史”之一，[6]而今所据宋本更是50年后浙中复刻之本。[7]另一方面，《册府元龟》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编成，比之曾巩校订《南齐书》，早了半个世纪，而今所见《册府元龟》含有卷八三〇的残宋本（现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也是南宋中期于眉山刊刻，[8]与浙本《南齐书》约略同时。在此意义上说，《册府元龟》所引《南齐书》异文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结合当时的语境来看，此处原文极可能是“氏族”。其证有三：
第一，“民族”连用除此一例之外，在古代文献中极为罕见。南齐时代以至整个魏晋南北朝，仅此一例，孤证难立。而“氏族”是当时最为流行的词汇之一，详见下文。
第二，或有人怀疑此处原作“民族”，《南史》之“氏族”乃因唐代避讳“民”字而改。唐代避“民”字讳改字，从民之字改为从氏，如“昬”改作“昏”；但“民”一般改为“人”或“甿”，或缺笔，[9]未见改民为氏之例。[10]避讳改字之说难以成立。
第三，古籍传抄刊刻中“氏”与“民”二字因字形相近而易互讹。[11]多数情况下是民讹作氏，因为减笔比加笔更容易发生，然亦间有氏讹作民的例子。如《周礼注疏》卷二十“春官小宗伯”条郑众注“九皇六十四民”，其中“六十四民”即为“六十四氏”之误。[12]
二
如上所论，“民族弗革”的文本已是疑问重重。然而，顾欢的这段文字既是以华夷之辨来论证佛道异同问题，那么此处的“氏族”或“民族”是否具有现代意义上民族（nation）或族群（ethnic group）的含义呢？然所谓现代意义的民族和族群定义也纷纭复杂，难以简单概括，不妨先来确定顾欢的用法。
顾欢所处的南北朝时期，是谱牒之学极为发达的时代，《隋书·经籍志》著录的题为“百家谱”“姓族谱”“诸姓谱”等书籍就有数十种。[13]郑樵有一段很好的概括：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14]
家世门阀是当时重要的政治和文化资本，故而氏族之辨就成为社会精英们极为关注的事。氏族之辨所辨何物？《宋书·宗越传》云：
本为南阳次门，安北将军赵伦之镇襄阳，襄阳多杂姓，伦之使长史范觊之条次氏族，辨其高卑，觊之点越为役门。……出身补郡吏。……元嘉二十四年（447），启太祖求复次门，移户属冠军县，许之。[15]
宗越被定为“役门”，也就是被排除于士族之外，于是只能从杂役之类的“郡吏”出身。他因军功得以擢升之后，念念不忘的是恢复“次门”即“次等士族”的家格。可见，在九品官人法行用的时代，氏族之辨首先是解决高卑贵贱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及其后代的仕宦前途。而对高卑贵贱的判断依据，又是其先祖的仕宦经历，于是不断上溯以至一姓始祖的谱牒便大量被制作出来。[16]
中古时期，氏族之辨受到广泛关注，以致成为一种共享的常识，又成为精英阶层的谈资。如《北齐书》载东魏末期李绘出使梁朝事云：
与梁人泛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黄帝，姓在十四之限。”绘曰：“兄所出虽远，当共车千秋分一字耳。”一坐大笑。[17]
南北方士人引经据典地共同谈论“氏族”话题，无疑是以双方都共享着相同知识为基础的。又如，《隋书·艺术·卢太翼传》载：
（炀）帝常从容言及天下氏族，谓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胄，与卢同源。”于是赐姓为卢氏。[18]
隋炀帝赐姓之际，不忘炫耀一下自己“氏族”学的修养。
此种士族的文化品位，影响甚至及于北方异族之人。十六国后期赫连勃勃为自己改姓的著名诏书，就引用了当时流行的氏族理论和知识：
下书曰：“朕之皇祖，自北迁幽朔，姓改姒氏，音殊中国，故从母氏为刘。子而从母之姓，非礼也。古人氏族无常，或以因生为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将以义易之。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今改姓曰赫连氏，庶协皇天之意，永享无疆大庆。系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统，皆以铁伐为氏，庶朕宗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19]
从北族政治传统来看，这道诏书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是通过改姓区别开皇族和支庶，从而缩小汗位继承人的候选范围。[20]但从表达形式来说，正是华夏传统中的命氏理论为此诏书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无独有偶，远在青海的吐谷浑首领叶延，也有过类似的言论：
又曰：“《礼》云公孙之子得以王父字为氏，吾祖始自昌黎光宅于此，今以吐谷浑为氏，尊祖之义也。”[21]
现存有关吐谷浑的史料，多由他国使臣记录而成，这话大概不是直接出自叶延之口，但此种附会吐谷浑人不会陌生，很可能就出自其政权内部。
三
与吐谷浑和赫连夏一样，拓跋政权自入主华北以来，也不得不面对此类社会观念。由于拓跋集团自身的北族属性，在南方纯粹用来分辨高下贵贱的氏族之辨，在北魏却涉及了华夷的问题。因为氏族之辨重视本氏族自五帝三代秦汉魏晋以来的长期履历，按这一标准，塞外夷狄无疑是地位极低的。掌握政权的征服者适应和改造于己不利的社会观念，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一些夹杂其中的人付出了流血的代价，如崔浩。《魏书》云：
（崔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浩败颇亦由此。[22]
值得注意的是，《魏书》在此处所用的词语是“姓族”。“姓族”一词极少用于南朝，而多见于北朝史料，而“氏族”是南北方都通行的。这大约是因为孝文帝颁布的改姓诏书，以法令形式规定了“姓”和“族”，但未提到“氏”[23]：
太和十九年（495），诏曰：代人诸胄，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混然未分，故官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且宜甄擢，随时渐铨。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自此以外，应班士流者，寻续别敕。原出朔土，旧为部落大人，而自皇始已来，有三世官在给事已上，及州刺史、镇大将，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职官三世尚书已上，及品登王公而中间不降官绪，亦为姓。诸部落大人之后，而皇始已来官不及前列，而有三世为中散、监已上，外为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为族。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三世有令已上，外为副将、子都、太守，品登侯已上者，亦为族。凡此姓族之支亲，与其身有缌麻服已内，微有一二世官者，虽不全充美例，亦入姓族。五世已外，则各自计之，不蒙宗人之荫也。虽缌麻而三世官不至姓班，有族官则入族官，无族官则不入姓族之例也。凡此定姓族者，皆具列由来，直拟姓族以呈闻，朕当决姓族之首末。[24]
从太武帝时期对崔浩“齐整人伦”的拒斥，到孝文帝改革时由官方来“分定姓族”，北魏政权和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学习了南方以氏族高下决定仕宦的路子，但确立由朝廷以至皇帝本人判定姓族高下之制，同时为代北的各姓在原有的框架中找到了优越的位置，所谓“一同四姓”即与原华夏高门同等对待。这里的姓、族是高下有别的两等，此后“姓族”便成为北朝社会中的主要身份尺度之一，其本质与南方的“氏族”并无不同。另外，惯用的氏族一词在北方仍被沿用，孝文帝的这一行动在《魏书》一些传中也被写作“初定氏族”[25]“辨天下氏族”[26]等，说明这两个词汇是可以混用的。
四
姓族与氏族两词的混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姓和氏的混用，这种情况从很早就开始了。古人早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唐张说论曰：
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黄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为之姓。其后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黄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异者姓殊。其后或以官，或以国，或以王父之字，始为赐族，久乃为姓。降唐、虞，抵战国，姓族渐广。周衰，列国既灭，其民各以旧国为之氏，下及两汉，人皆有姓。[27]
郑樵所论与张说略同：
秦灭六国，子孙皆为民庶，或以国为氏，或以姓为氏，或以氏为氏，姓氏之失自此始。[28]
顾炎武《日知录》有多条论及姓、氏族等，颇为详尽：
言姓者，本于五帝。……自战国以下之人，以氏为姓，而五帝以来之姓亡矣。[29]
战国时人大抵犹称氏、族。汉人则通谓之姓，然氏族之称犹有存者。……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30]
现代学者岑仲勉的总结则更为简洁明了：
中邦古礼，姓以统氏。姓，百世不变者也；氏，数世一变者也。氏同姓不同，可婚；姓同氏不同，不可婚。……炎刘既兴，混氏于姓，夫于是姓氏之别湮。[31]
虽然流俗中姓氏早已不分，但“姓以统氏”的观念始终未被士大夫们彻底忘怀。尤其当华夷关系紧张时，整理姓氏源流的动机也会随之增强。顾炎武的特殊处境，让他对此非常在意。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诏书，曾宣称蒙古人改汉姓“非先王致谨氏族之道”，令改正之。顾炎武大为赞许，并批评明中后期给鞑靼等赐姓的做法是“徒诵用夏变夷之言，而无类族辨物之道”。[32]他还说自己有撰述姓氏书的志向：
愚尝欲以经传诸书次之，首列黄帝之子，得姓者十二人；次则三代以上之得国受氏，而后人因以为姓者；次则战国以下之见于传记，而今人通谓之姓者；次则三国南北朝以下之见于史者；又次则代北复姓，辽、金、元姓之见于史者；而无所考者别为一帙。此则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而望族五音之纷纷者皆无所用，岂非反本类族之一大事哉。[33]
岑仲勉在上引《自序》开篇即云：
姓氏之不知，民族乌乎立？先进之国，类皆置重谱牒，凡以严内外之防，明种族之别也。[34]
在失去了分别贵贱的功能之后，辨别姓氏源流的主要目的变成了“严内外之防，明种族之别”。之所以具有此种功能，是因为“姓以统氏”，氏可归并到姓，而姓最终要上溯到五帝，尤其是黄帝诸子得姓者十四人的十二姓。不能完成上溯的，便是夷狄内入之姓氏，中古时期史书中已经注意到獠、羌等“无氏族之别”。正因此，在“氏族之辨”主要用于别贵贱之时，其中暗含的华夷之辨已经隐约存在了，敏感的拓跋焘因此而憎恨崔浩。顾欢也是较早觉察到这一点的，故将“氏族弗革”一语用于批评信仰佛教的华人。此种华夷之辨，是从血统入手的，若对应到现代概念，应归入“种族民族主义”（Racial Nationalism）。近代中国持此立场者，首推清末的革命派，如章太炎1907年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宣称：“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35]孙中山在1924年宣讲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时，论造成民族者为五大自然力，仍曰其中最大的力便是血统。[36]
最后不得不提一下与顾炎武处境相似的胡三省，他的那段著名感慨广为人知：
拓跋珪兴而南北之形定矣。南北之形既定，卒之南为北所并。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37]
胡三省亲历南宋灭亡之事，终身不仕元朝，这段议论自有极强的代入感。然而就事论事，其中“氏族之辨”一语，字面所指应是南北朝盛行的“辨别氏族”的谱牒之学，[38]而非广义的华夷之辨。原本处在贵贱、华夷双重边缘的“代北杂类”，其子孙却在隋唐成为时代的中心，南北朝士人汲汲于斯的“氏族之辨”，并未能阻挡这一“悲剧”的发生，果何益哉？
[1] 《南齐书》卷54《高逸·顾欢传》，934页。
[2] 邸永君：《“民族”一词见于〈南齐书〉》，载《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98～99页。
[3] 《南齐书》卷54《高逸传》校勘记（三〇），950页。
[4] 尾崎康：《正史宋元版の研究》终章《正史宋元版書誌解題》，390～392页，東京：汲古書院，1989。
[5]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3《史部一·南齐书》，210～2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6]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5“正史类·宋书”条，18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7] 张元济：《校史随笔》“宋书·蜀大字板在南宋时入浙”条，39～4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黄永年：《古籍版本学》第五章“宋刻本”，88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8] 参看《宋本册府元龟》影印说明，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9] 陈垣：《史讳举例》卷8《历代讳例》“唐讳例”条，1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 浦起龙针对明刻本《史通》中“自辽而左，氏属慕容”一句批评道：“氏”字当由“民”字之讹。唐讳“民”为人，亦有信手忘讳者。因“民”作“氏”，岂复成语（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478页）。可见在他看来，“民”因避讳改作“氏”是不可理解的。
[11] 这两个字的形近互讹，是在秦汉时代汉字隶变之后才经常发生的。参看黄文杰：《氏民辨》，见《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696～708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12] 清人张宗泰已有详论，参看张宗泰：《质疑删存》卷上“小宗伯注六十四氏氏误作民解”条，吴新成点校，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13] 《隋书》卷33《经籍志二》，988～990页。
[14] 郑樵：《通志·氏族略第一》“氏族序”，王树民点校，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15] 《宋书》卷83《宗越传》，2109页。
[16] 中古谱牒的情况，参看陈直：《南北朝谱牒形式的发现和索隐》，见氏著《文史考古论丛》，218～230页。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15。
[17] 《北齐书》卷29《李绘传》，395页。
[18] 《隋书》卷78《艺术·卢太翼传》，1769页。
[19]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3206页。
[20] 这一过程在北魏的表现，参看罗新：《北魏直勤考》，原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后收入同作者《中古北族名号研究》，80～107页。
[21] 《晋书》卷97《吐谷浑传》，2539页。
[22] 《魏书》卷47《卢玄传》，1045页。
[23] 在此之前的太和二年，有道诏书中写道：“又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下与非类婚偶。”（《魏书·高祖纪》，145页）这或许说明“姓族”这一新的法律词汇当时尚未发明出来。
[24] 《魏书》卷113《官氏志》，3014～3015页。
[25] 《魏书》卷27《穆子弼传》，674页。
[26] 《魏书》卷57《崔挺传》，1265页。
[27] 《新唐书》卷125《张说传》，4404页。
[28] 郑樵：《通志·氏族略第一》“氏族序”，9页。
[29] 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3“姓”条，1275～1276页。
[30] 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3“氏族”条，1278～1279页。
[31] 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自序》，见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
[32] 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3“二字改姓一字”条，1301～1303页。
[33] 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3“姓氏书”条，1293页。
[34] 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自序》，7页。
[35] 《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徐复点校，26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36] 孙中山：《三民主义》，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1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37] 《资治通鉴》卷108孝武帝太元二年“魏群臣劝魏王珪称尊号”条注，3429页。
[38] 值得注意的是，胡三省的宋代，也是谱牒之学发达的时代。官修、私撰的各类谱牒数量众多，著名的如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邓明世《古今姓氏书辨证》、郑樵《通志·氏族略》等，都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参看王力平：《邓名世与〈古今姓氏书辨证〉——兼谈宋代姓氏谱牒学的发展》，载《文献》2006年第3期，41～49页）。胡三省发出感慨时，这一事实也应在他考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