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汉蒙合璧的《满洲实录》开首一段便是对满洲祖先发祥之地长白山的描写。汉文本写道：“长白山高约二百里，周围约千里，此山之上有一潭名闼门，周围约八十里，鸭绿、混同、爱滹三江俱从此山流出，鸭绿江自山南泻出，向西流入辽东之南海；混同江自山北泻出，向北流直入北海，爱滹江向东流直入东海。”[1]这段话的蒙文本和汉文一样，对四处出现的“江”字都用了同一个词“m?ren”，意指河流，在现代蒙古语中依然是河流的通称，如西拉木伦、乌兰木伦等。奇怪的是满文本在第一处“三江”用了“ilan giyang”，在后文介绍三条江时分别写成“Yalu giyang”“Hūntung giyang”和“Aihu bira”。满文中原有ula和bira两个词分别指称大小河流，这里为什么要用一个音译的汉语词呢？
不难发现《满洲实录》对长白山的描写可能源自《大明一统志》，“长白山”条下写道：“……横亘千里，高二百里，其颠有潭，周八十里。南流为鸭绿江，北流为混同江，东流为阿也苦河。”[2]《大明一统志》的这段话，已经几乎原样出现于《元一统志》。[3]更早的还有北宋时编的《武经总要》，其“长白山”条写道：“……横亘千里，高二百里。草木鸟兽尽白，故名。其颠有潭，周八十里，南流为鸭绿江，北流为混同江，东流为阿也苦河。”[4]内容和语句顺序都完全一致。如此，则“江”字用于东北已见于宋辽时期。一个南中国的河流通称如何在东北出现？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这是本文想要解决的疑问。
一、江河之异
现代汉语中表示大河流通称的字主要有两个：江与河，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这两个字的运用范围有所不同，“江”主要用来称呼中国南方的河流，准确说是长江及其支流以及更南的区域；“河”不仅垄断性地运用于中国其他地区，也用于一切境外河流名称的翻译。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汉语标准语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当我们满足于这样的常识时，一个重要的事实就被忽略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大河有很多称作江的，如松花江、黑龙江、牡丹江，等等。这就让人费解了，从鲜卑时代开始，东北的塞外民族多次征服和占据华北，又在失败之后撤回东北。不管在政治、经济上、还是文化上，东北地区理应与华北有更加密切的联系。因此“河”出现在东北，甚至在数量上占优势一点也不难理解。无论如何，“江”何以在东北出现，而且还仅仅用于最大的几条大河，还是一个大大的疑问。
“江”并非汉语中原生的词汇，而是一个来自孟-高棉语的借词，在北方说古汉语的人群接触到长江流域的古南亚语人群（很可能是百越）时，这一词汇被借用过来。[5]在不同语言间发生词汇借用时，将通称当作专称的情况经常发生。江在成为通称概念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主要作为专名使用的，即使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6]作为专名的江特指称长江，就如同河特指黄河一样。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9世纪，另一个词“水”充当河流的正式通称。[7]可能从唐代开始，江和河的所指范围开始扩张，先是用于两条大河的支流，进而成为所有河流的通称。如同下文将要证明的，解决本文问题的关键，存在于唐代之前的时期。
当江与河还是专名的时候，在当时人头脑中，这两个字想必要唤起完全不同的画面。在三国鼎立的局面出现之前，华夏文明的中心一直在北中国的华北和关中，尤其在黄河及其支流的河谷中。相比之下，长江流域显得相当欠发达，有时还被看作是断发文身的南蛮之地。《史记》言：“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又言：“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8]西汉中期两地的差距于此可见一斑。《史记·河渠书》所记汉代大水利工程，无一涉及长江流域。《汉书·沟洫志》更是全以治河为言，一字未及于江。在篇末的赞中，班固明确写道：“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9]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这一状况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东吴立国长江流域，得以抗衡中夏；不久胡羯乱起，晋室南渡，建康为六朝古都三百余年。其间长江流域的身份渐渐由华夏文明的临时避难所，转为“正朔”所在的中心。华北反倒五胡云扰，宫阙丘墟，民生凋敝，文化中衰，直到北魏统一才稍有好转。
整个六朝，长江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管在军事防御方面，经济交通方面还是文化意义上。前两者无须赘言，后一点可略加解释。两晋之际衣冠士族仓皇南渡，终于在江左寻到容身之处，“过江”成为一代人传记中都不得不提的重大事件。由于汉魏以来长江流域的边缘性，在这群流亡士大夫心中，他们对这条南方大河没有太多好感。《世说新语·言语》记载一个著名的故事：“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皆相视流泪。”[10]新亭的眼泪，不仅是对失去的故国的怀念，也是宣泄流亡于欠发达的长江流域的压抑之情。然而，一些乐观派的士人已经开始歌颂起立足渐稳的新朝廷，顺及这片新的居住地。如郭璞写作《江赋》，言“咨五才之并用，寔水德之灵长……考川渎而妙观，实莫著于江河”。[11]这大概是第一篇全面歌颂长江的文学作品，而且把长江放在了高于黄河的位置上。不过这种做法尚有先例，东汉末年刘备据蜀称帝前夕，有益州人秦宓，在夸张益州地位的辩论中，说过“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济四渎，江为其首”，[12]这是南方士人拔高江的第一个例子，不知郭璞是否读过《三国志》，但《江赋》的精神与秦宓之论是相通的。接下来的三百年，显然郭璞一派的态度占据了上风。南渡士族开始流连于江东的山水，北伐已成了空悬的口号。既然中原收复无望，南渡士族便转而骄傲于他们的礼乐衣冠，不仅他们自己相信，甚至也让一些北方人相信南方是正朔所在。[13]甚至直到隋灭陈完成统一后，炀帝依然对南方精致的贵族文化向往不已。[14]
综上，在东晋南朝的几百年里，东亚世界的文化重心在长江流域，而不在华北。不妨设想此时有外国使臣或者商队来到建康，不论他们是否到过华北，大概都会得到以下这两个印象：（1）江是中国最大的也是最繁荣的河流；（2）中国的首都总是临江而立。这些外国人可能来自哪里呢？他们得到的信息又如何影响其本国？绝非偶然地，我们将要发现这些旅行者中，至少有一位来自朝鲜半岛的百济。
二、江在中古朝鲜半岛
此时的朝鲜半岛尚未迎来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足而立，史称“前三国时代”（公元前25—公元668），直到668年才由新罗首次统一半岛。简单来说，这三国可以分为两种类型：高句丽和百济是由自称“夫余”的族群统治的，[15]他们从中国东北地区一路向南征服扩张到朝鲜半岛；新罗则主要由半岛南部原住的“诸韩”部落组成。从地理上看，高句丽占据相当于今日的朝鲜以及中国东北的一部分，建都于平壤；百济主要控制着半岛的西南部分，他们的领土在高句丽的压制下不断收缩，都城也从汉江上的汉城（今首尔）南迁到锦江中游的熊津城（今公州），后继续沿锦江南迁至泗沘城（今扶余郡）。新罗逐渐统一分散的诸韩部落并控制了半岛的东南部。[16]政治上，高句丽和百济是数百年的死敌，一直为半岛的霸权战斗不息。总体上高句丽强于百济，后者不得不维持与新罗及日本的联盟关系以抗衡高句丽。新罗崛起得比较缓慢，在唐朝介入以前，是较弱的一国，最终却借助唐朝的力量成为半岛的统一者。
学者已经指出，半岛三国与中国的关系有一个变化过程。[17]汉代以来高句丽即与华北保持密切的联系，不管以战争还是和平的方式。同时，在分裂的时代高句丽也和中国南方保持关系。一定程度上，孙吴、东晋和刘宋甚至将高句丽看作重要的盟友，用以牵制华北的政权。从东晋到刘宋的朝贡体系中，高句丽始终被尊为东夷之长。其册封所得的将军号，远高于东邻其他政权。同时，高句丽与华北的政权常常处于对抗状态。直到十六国末期，也就是高句丽的长寿王时期，高句丽开始与北燕及北魏维持友好关系。当5世纪30年代北魏征服北燕统一华北，高句丽不得不接受北魏的册封，在新的国际秩序下与北魏维持了较稳定的关系。长寿王甚至南迁都城至平壤，以将其扩张的方向由辽东转向朝鲜半岛，一面加强对百济的攻势，另一面避免与北魏针锋相对。相应地，高句丽开始失去南朝朝贡体系中东夷之长的身份。
高句丽原有的角色改由百济扮演。高句丽转而南向使百济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北魏延兴二年（472），百济首次遣使入魏，便意图离间北魏和高句丽的关系，并且鲁莽地要求北魏去讨伐高句丽。当然这一要求遭到了拒绝。更糟糕的是，高句丽受到北魏态度的鼓励，对百济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攻击，攻陷百济都城汉城，并杀害百济盖卤王。从此后，百济和北魏之间的联系通道被高句丽阻断。[18]或许并非是巧合，大约在488年，北魏和百济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也可能只是一场局部小冲突。[19]这一系列事件的结果是，百济南迁都城到了锦江中游的熊津城，并且将其外交重心完全地转向了南朝。
6世纪上半叶，百济王开始从梁武帝手中得到高于高句丽王的册封。[20]在梁元帝所做的《梁职供图》中，百济的使臣被放在东亚国家的首席，其下依次是倭、高句丽、新罗。[21]根据韩国学者申滢植的统计，百济派往东晋和南朝的使臣有37次，而派往北朝的一共7次，其中只有两次是派往北魏。[22]这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尤其是考虑到北魏王朝存在的时间很长。韩昇也得出“有魏一代，百济都不与北朝来往”的结论。[23]综合以上信息，我们可以放心地推论，7世纪之前百济所接受的中国文化，只能来自南朝。中文史料中明确记载百济“行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婚娶之礼，略同华俗”。[24]《三国史记》还保存了一条珍贵的信息：“古记云：百济开国以来，未有以文字记事。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25]这一条系在近肖古王三十年，也就是他去世的那年，即公元375年（东晋孝武帝宁康三年）。据同书，正是在近肖古王二十七年，百济首次遣使入晋朝贡，次年再次朝贡。[26]这与《晋书》所记完全相符。[27]博士高兴来到百济与朝贡东晋是否有联系呢？在发现更多的证据之前，只能说这种可能性是不容否认的。[28]
这样，江作为河流名称出现在朝鲜半岛便可以理解了。考察这一问题有很大的难度，主要因为半岛本土史籍编撰时代太晚，细节信息可信度不高。比如，在《三国史记》高句丽、百济诸本纪中，“浿水”“浿江”“浿河”“汉水”“汉江”“江水”“熊川水”“泗沘河”交替出现，没有时代规律可循，只能认为是后代史臣编撰体例不纯。中国正史中凡有记录的，《三国史记》等一仍旧文而时有错漏，反成为二手材料。另一方面，中国史料因有系统的年代顺序，加上在专名（地名、官名）记录上高度的准确性，更适合考察这一问题。下表列出的是中国正史所记百济与高句丽境内的河流名称：
续表
可能是由于编纂体例的不同，南朝的史书很少涉及百济的内部事务，仅仅如数记下朝贡和册封。因而在唐代之前很难找到一个有关百济境内江的记录。尽管如此，我还是敢于大胆立一假说：百济从南朝引入了“江”的概念，并将之传播给高句丽，这些都发生在隋朝以前。这样判断的原因很明显：百济与南朝的联系密切而与北朝几乎没有联系；同时高句丽与北朝紧密结合，并且接触内亚文化，这两者没有一个能够输出“江”字。高句丽与中国接触历史久远，输入中国文化也至少可以上溯至汉代，南朝形成的有关江的新文化观念很难直接对它造成影响。另外高句丽的浿江在北朝甚至隋代史料中都主要称作“浿水”，说明高句丽境内的“江”不可能是在东晋南朝前期从江南引入，只能是南北朝末期或隋初传自百济。
下面试为此假说再补充一些证据。从音韵学的角度看，江的读音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与其他见系开口二等字一样，江的声母由于介音的增生而精细化，由中古的/k/变成现代的/t?/，这可能是清代中期完成的，此处不论。[29]单看韵母，今天江字的韵母与阳字完全相同，但所谓“江阳同形”晚至宋代才开始，宋代江阳两韵的腹尾已经同为/a?/，但仍然通过介音维持了二等与三等的差别。直到元代这两个韵部才完全合流。[30]南北朝隋唐时代江字的主元音是后元音而不是前元音/a/。南朝江字当属冬部合口二等，韵母可以拟为/eu?/。到了隋—中唐时期，《切韵》与大量唐诗可以证明江字的韵母应该是/??/。[31]江字的韵母从/eu?/变为/??/，再变为/ia?/，是一个鲜明的时代标尺。日语中江字音读吴音为こう、汉音为かう、唐音为きゃん，分别模仿的是隋唐以前、唐代和明清时期的汉语读音。主元音由后半闭元音/o/低化为前开元音/a/，正好与江字在中国主元音由闭到开再由后至前的轨迹相合。一般认为日语吴音多在隋唐以前间接传自朝鲜半岛，既然江字的吴音体现了明显的南朝特征，那么有理由推测朝鲜半岛是从南朝引入了江字，并将其读音传入日本的。
输入百济的“江”字不仅仅是一个文字表记，还是一个完整的文化概念。前文已经提到，百济派往南朝的使臣将会报告中国最大的河流叫江，而且都城就在江上。从上表来看，主要有四条河流以江命名：白江、熊津江、浿江、鸭绿江。其中，浿江流经平壤城南，而平壤是高句丽后期的都城；鸭绿江是高句丽境内最大的河流，[32]流经国内城，而国内城是高句丽旧都，也是“三京”之一；白江和熊津江是同一条河流的不同段落，今天统称为锦江。[33]锦江无疑也是百济境内最长的河流，百济的都城熊津城就在熊津江上。白江和熊津江所在的那条大河名称于史无证，我想很可能这条河就单名作“江”，如同南朝的长江也叫“江”。熊津江和白江只是一个方便的称呼，熊津江指“江”在熊津城区域的一段，白江指与白马或者白村有关的一段，[34]如同汉语中的“吴江”“楚江”一样。这个推论如果成立，也能进一步肯定百济引入的“江”是一个专名。只是后来这一名词出现泛化趋势，尤其是在统一新罗时期。
如果做历时性的观察，我们很容易注意到表中高句丽的两条河流名称的前后变化。浿江拥有更古老的名称“浿水”，这个名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西汉时代。[35]这一名称一直沿用下来，直到在隋炀帝大业八年（612）诏书里我们看到“横断浿江，径造平壤”[36]这句话。有趣的是，在两年后炀帝的另一份诏书里，又有“追奔逐北，径逾浿水”。[37]这该如何解释呢？《隋书》一共三处提到“浿水”，仅有上文指出的那一次提到“浿江”。这说明“浿水”才是隋王朝官方接受的正式名称。之所以出现“浿江”，完全是诏书起草者为了押韵的需要而做的创新，因为“江”和“壤”正好能押韵。尽管如此，诏书起草者也万万不能凭空为一条境外河流改名字。最有可能的情况是高句丽已经自称这条河流为“浿江”，但是隋朝廷不愿意接受这个新名称，宁愿沿用汉代以来的古典名称“浿水”。不论如何，毕竟“浿江”也堂皇地出现在炀帝的诏书里了，表示中国官方正在试图接受它。到唐初，中国官方已经习惯于新名字“浿江”，开始有了“浿江道总管”[38]这样的军事名号。事实上，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几乎所有场合这条河都被称作“浿江”，只有《新唐书·高丽传》有一个例外记作“浿水”[39]，这大概可以看成是一种用典修辞。
“鸭绿江”在中古文献中的出现要晚得多。在《旧唐书》里，只有“鸭绿水”。《新唐书》中，“鸭绿/渌水”出现了两次，“鸭绿/渌江”出现了三次，还有九处“鸭渌”可以是任何一个的简称。如果观察得更细致一点，我们会发现《旧唐书》中全部六次出现的“鸭绿水”和《新唐书》中一次出现的“鸭绿水”，都与太宗、高宗时期唐与高句丽间的战争有关，我们几可断定唐前期这条河被称作“鸭绿水”。《新唐书》中另一处“鸭渌水”则出现在《高丽传》，在上文所言“浿水”的同一段落，似乎也可以看作是用典修辞。另一方面，《新唐书》全部三处出现的“鸭渌江”都在《地理志》的最后一部分，即所引贾耽着《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史言贾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40]《新唐书》称“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更重要的是记下了“州县有名而前所不录者，或夷狄所自名云”。[41]可见这是一份值得信任的准确记录，还保存了周边政权新制的地名。贾耽的著作完成于贞元十七年（801），出自贾耽书的“鸭绿江”，应该反映的是唐中期的该河流名称的新变化。并非所有同时代的学者都具有贾耽这样最新的地理知识，杜佑的《通典》与贾耽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同完成于贞元十七年，但在《边防典》“高句丽”条下，高句丽的河流还被写作“鸭绿水”和“浿水”。[42]总之，唐前期的“鸭绿水”在唐中后期名称发生了变化，成为“鸭绿江”，这一变化发生在8世纪，只有为数不多的唐代学者如贾耽细心注意到并记录了下来。
在朝鲜半岛，新罗充分利用了唐朝的帮助，最终于668年完成了半岛的统一。不过这不意味着新罗完全控制了原来三国的全部疆域，尤其是高句丽的部分。先是唐朝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直接统治原属高句丽的领土。接着，在持续八年的战争之后，这个都护府后撤到了辽东。甚至即使在安史之乱后安东都护府被废置，新罗也从来没有向北扩张疆域越过浿江一线。[43]鸭绿江和浿江之间的地域处在一种政治真空的状态，直到契丹和高丽王朝进入此地。[44]高丽王朝初建之时，《高丽史》言：“平壤古都，荒废虽久，基址尚存，而荆棘滋茂，蕃人游猎于其间。”[45]可见此地废弃已久。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告诉贾耽“鸭绿江”新名称的使臣，一定和统一新罗无关。
三、江在古代东北
带来“鸭绿江”新名的使臣只能来自渤海国。698年，粟末靺鞨建立起一个政权，后改称渤海国。[46]当此之时，唐朝先受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的冲击，又勉力对抗复兴的东突厥汗国，接着陷入武后末年长期的宫廷纷争中。这些都给了新生的靺鞨政权绝好的发展机会。当唐朝终于在玄宗治下恢复了秩序，它面对的渤海已经是一个“地方五千里，户十余万，胜兵数万”的强大政权了。玄宗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赐予大祚荣“渤海郡王”。渤海国与唐朝维持了友好关系，还注重文化建设，“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很快成长为繁荣的“海东盛国”。[47]渤海有“五京”，其中西京即为鸭渌府，领“高丽故地”。鸭渌府治（吉林白山临江市）正在鸭绿江的上游。[48]渤海国几乎控制了整个鸭绿江流域。[49]因此，唐中期鸭绿江的改名，只能由渤海政权来完成，尽管我目前还没见到直接的记载。
这里还有另一个间接证据。渤海国在五京十五府之外，还有三个特殊的州称作“独奏州”，表示它们直辖于中央政府。三独奏州之一名为“涑州”，它成为独奏州的原因是“涑州以其近涑沫江，盖所谓粟末水也”。[50]建立渤海政权的族群被称为粟末靺鞨，这个粟末水应是他们得名的原因，也是他们的原始居住地。“粟末水”是北魏时候就已出现的古名，中国史家比较熟悉。但是“涑沫江”，不仅仅用“江”替代了“水”，还完全替换了“粟末”二字，这或许是中国史书要在此做特别解释的原因。于此可见渤海时期改水为江尚不止一例。《新唐书·渤海传》言涑沫江“源于（太白）山西，北注它漏河”，它漏河是今洮儿河，因而可以肯定这条涑沫江就是今天的第二松花江，后文还将继续关注这条重要的河流。
至此我们知道渤海国至少用“江”命名了两条大河，一条是鸭绿江，也就是《满洲实录》首段提到的那条；另一条是涑沫江。渤海人从哪里接触的“江”呢？从历史上看，粟末靺鞨与高句丽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新唐书·靺鞨传》记靺鞨著者有五部：粟末部、汨咄部、安居骨部、黑水部、白山部。其中“白山本臣高丽”；唐取平壤之后，汨咄、安居骨等部皆奔散，说明他们也依附于高句丽，接着这两部“遗人并入渤海”。而“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高丽逋残稍归之”。[51]如此看来，渤海人本身就依附于高句丽，又在后者灭亡之后吸收了同样依附高句丽的其他靺鞨部落，还有高句丽的残余力量。最终，当渤海成为海东盛国以后，它与新罗和日本都保持了密切的联系。高句丽从百济接受了“江”这一概念，继而统一新罗从百济和高句丽继承并大力推广之。[52]与高句丽的固有渊源加上与统一新罗的密切交往，使得渤海国很自然地用“江”为境内河流更名。然而中国东北毕竟不是朝鲜半岛，这里受华北的影响要深刻得多，因此在渤海境内还有许多河流用“河”来命名，如经过上京与中京的“忽汗河”，涑沫江注入的“它漏河”等。
926年，契丹征服了渤海，历有辽一代，“鸭渌江”的名称一直沿用下来。但是“涑沫江”似乎不见于记载了。显然契丹人对“江”这个字眼没太大的兴趣，他们更愿意根据北中国的习惯，用“河”或者“水”来命名河流。比如，涑沫江在辽代史料中就曾被称为“疎木河”。[53]可是在辽圣宗的统治时期，一个值得注意变化出现了。太平四年（1024），辽圣宗发布一个诏书“改鸭子河曰混同江”。[54]为什么辽朝皇帝会突然青睐起“江”字？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从鸭子河及混同江的地理位置、功能以及改名的背景中寻找答案。
关于鸭子河，学界已经有相当多的讨论，目前接受最多的结论大概是鸭子河指嫩江下游及东流松花江西段，这一点也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标注大体一致。[55]我想这个说法还不完全准确。下面我从基本史料的梳理出发，对这一结论提出一点更正。
（1）《武经总要》：“蹈弩河，源出木叶山，东流入鸭子河。”[56]
（2）《新唐书·黑水靺鞨传》：“粟末水……北注它漏河。”[57]
（3）《金史·地理志》：“辽长春州……有挞鲁古河、鸭子河。”[58]
挞鲁、挞鲁古、它漏、踏弩，都是同音，今名洮儿河亦同。
（4）《辽史·地理志》：“长春州，……本鸭子河春猎之地。兴宗重熙八年（1039）置。”“统县一：长春县，本混同江地。”[59]
（5）《辽史·圣宗纪》：“（太平四年）二月己未朔，猎挞鲁河。诏改鸭子河曰混同江，挞鲁河曰长春河。”[60]
由此可知，长春县、长春州之得名都由于长春河即挞鲁河。而长春县既有鸭子河又有挞鲁河，故挞鲁河流入鸭子河之地必在长春县。这一位置可能是今洮儿河流入嫩江之处，也可能是嫩江汇入松花江处。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嫩江这一段是离长春州最近的，最有可能是其得名的原因。这样也能符合史料（2）所言的粟末水注入它漏河。所谓鸭子河春猎之地实指鸭子河泺，《辽史·营卫志》记辽代皇帝“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而鸭子河泺为“春捺钵”。这个鸭子河泺“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长春州东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埚，多榆柳杏林”。[61]我怀疑就是挞鲁河汇入鸭子河之处形成的湖泊，这里同时也是今第二松花江与嫩江汇合而成东流松花江之处，即“粟末水注入它漏河”处，而且很可能就是《武经总要》所记的“大水泊”。《武经总要》言“鸭子河在大水泊之东，……是雁鸣生育之处”，[62]这和《辽史·营卫志》所记的“春捺钵”猎天鹅野雁的活动相符。种种证据严丝合缝，故而可以断定挞鲁河为今洮儿河加上其汇入后的嫩江下游一段，鸭子河泺指挞鲁河、粟末水（第二松花江）交汇而东流之处的水泊，鸭子河即是该水泊的下游河流。[63]
这些推断成立的话，辽圣宗面对的鸭子河就不仅仅是个野鸭很多的春猎地，还是两条大河合二而一，并形成壮阔水泊的地方，这一点与“混同”之意何等接近！所以混同江看来像是一个实景命名。然而，史实没有这么简单，混同江之名并非此时才有，而是已经出现几十年了。《契丹国志·岁时杂记》“长白山”条记载：“黑水发源于此，旧云粟末河。太宗破晋，改为混同江。”[64]这段抄自《松漠纪闻》，后者“太宗”作“契丹德光”。[65]本文开头所引《武经总要》有关长白山的记录：“其颠有潭……北流为混同江。”既发源于长白山，又北流，只能是粟末水。而且《武经总要》撰写于宋仁宗康定年间，鸭子河改名后的混同江已经出现，如果不是粟末水早有混同江之名，当不至于犯这么离谱的错误。[66]可见粟末水，或者渤海时代的涑沫江，的确在辽太宗末期，更名成为混同江。这样，《辽史·地理志》“东京道宾州”条下所言“统和十七年（999），迁兀惹户，置刺史于鸭子、混同二水之间”[67]才变得可以理解。耶律德光灭后晋在会同九年（946）末大同元年（947）初，上距渤海国灭亡仅仅20年，而渤海大氏政权覆灭后，耶律阿保机派出皇太子为人皇王，在渤海旧境建起了东丹国。东丹国虽然明显是契丹的附属国，但是制度上“治渤海人一依汉法”，[68]对渤海的旧文化旧制度给予了极大的宽容。在这种情况下渤海国沿用了二百年的“涑沫江”恐怕还没有被遗忘。成功灭晋之后，耶律德光将之更名为混同江，既保留了渤海遗民看重的“江”字，又以“混同”二字作政治上的炫耀和威慑，[69]完全在情理之中。
因此辽圣宗更名鸭子河为混同江，只不过是将涑沫江所改的混同江名称，沿用到下游，或者说承认了今天的北流松花江是东流松花江的正源，而嫩江和洮儿河只是支流。这样做也是有用意可寻的。辽代皇帝的四时游幸狩猎，不仅仅是遵循契丹旧俗，其选择的地点、进行的活动都有明确的政治用意。[70]耶律德光就曾对石敬瑭说：“朕之畋猎，非徒从乐，所以练习武事也。”[71]《辽史》专门为此立《游幸表》，并在序言中说“援司马迁别书《封禅》例”，[72]可见这类活动是国之大事。翻阅《辽史》诸本纪与《游幸表》，可以发现，鸭子河或者混同江成为每年常规的“春捺钵”，是从辽圣宗太平四年（1024）开始的，之前辽朝皇帝很少在春天到这一区域。这一区域本是生女真的腹地，[73]混同江春猎正是为他们而来。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长白山三十部女真酋长来贡，乞授爵秩。[74]此年以后，圣宗渐渐将春猎地点从纳水（嫩江中上游）逐渐顺流下移至春州，再到鸭子河，并将其改名为“混同江”。与对东丹遗民的用意相似，这一名称一者承认了“江”以及原北流混同江的地位，一面也是对生女真的政治威慑。果然，太平六年，即更名鸭子河为混同江两年后，辽遣同知枢密院迷离己等引军城混同江、疎木河之间，此城就是后来的宁江州，是辽金之际的战略要塞。同月，“东京留守八哥奏黄翩领兵入女直界徇地，俘获人、马、牛、豕不可胜计，得降户二百七十，诏奖谕之”。[75]后来辽帝幸混同江钩鱼时，“界外生女直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钩到的第一尾鱼后要举办“头鱼宴”，席间诸酋长要次第起舞，这是表示臣服的一个仪式。[76]既然是“故事”，说明是行用已久的制度。
至此，本文引论提出两条江，都已经出现在东北的历史舞台上，后面的故事都很容易理解了。女真与渤海同出靺鞨，语言与文化都相接近，[77]他们很可能像渤海人一样看重“江”这个外来的词语。尽管契丹人本身对“江”没什么兴趣，但为了怀柔渤海和女真，才将两条河流先后命名为混同江。在女真语，以及在后来的满语中，都有两个表示河流的词，较大的ula和较小的bira。历代都以ula对译“江”，以bira对译“河”。[78]女真在征服辽朝之前，几乎没有机会接触汉文化，[79]他们的“ula=江”的观念只能继承自渤海，再远溯至高句丽、百济直到南朝。
在与金代同时期的南中国以及朝鲜半岛，“江”都已经贬值（devalue）为一个普遍的水文概念，但“江”的概念在女真治下的东北仍然保持了其高贵的文化价值，也就是“江”的地位高于“河”，这也是名号贬值（devaluation）与行用时间成正比关系的一例。此时期东北除了混同江和鸭绿江，唯一出现的称为“江”的河流是宋瓦江。我们知道宋瓦江即前面的粟末水、涑沫江，后代的松阿哩乌拉、松花江，也就是混同江本身。女真人不过是恢复了自己语言的命名，“松阿哩乌拉”（Sungari ula）意为“天河”或者“天江”。[80]包括女真在内的东北民族大多将长白山作为神山崇拜，连带高看从此山流出的河流，[81]如按照金朝国家祀典，每年要两次向长白山神及混同江神献祭。[82]同样的，《满洲实录》以描述先世所发祥的神山来开始本朝的历史叙述，也是意图给满洲罩上神性的光环。[83]
四、结论
本文从对《满洲实录》的疑问出发，追溯了东北地区以“江”命名大河的历史渊源。从4世纪到12世纪，“江”这一词汇从南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再为东北地区的民族政权所接受。随着国际关系、政治形式和文化环境的变化，“江”被输出、引入、扩展、贬值甚至抛弃。中古时期，中国南北对峙，朝鲜半岛尚未统一，由于高句丽的阻碍，百济被迫仅仅与南朝单边交往，从而得以引入南朝式的中国文化，包括“江”的概念。半岛三国时代末期，“江”传入了高句丽，并被统一新罗完全继承。建立渤海国的靺鞨民族曾臣属于高句丽，又在渤海国时期吸纳了大量高句丽遗民，从高句丽引入了“江”字，并在与同样使用“江”的新罗的密切交往中强化了这一概念，结果是将鸭绿水改称为鸭绿江。作为所有满-通古斯语族民族的第一个王国，渤海使南朝式“江”的观念内化进他们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之中。面对文化发达的渤海遗民，以及日渐崛起的女真人，辽代皇帝两次选择用“混同江”来表达微妙的政治暗示。最终，自认为靺鞨与女真后裔的满洲人，在本族历史的开篇用音译写下这两个江名：其一始于渤海靺鞨，其二缘自白山女真。
[1] 《满洲实录》卷1，见《清实录》第一册，影印本，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2] 《大明一统志》卷89《外夷·女真》，“山川”目“长白山”条，天顺五年内府刻本，9页。
[3] 《元一统志》明以后久无全本，今赵万里校辑本卷2《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开元路》“长白山”条（219～2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6）下几段皆辑自《满洲源流考》。
[4] 《武经总要》前集卷22《蕃界有名山川》，影印明金陵唐富春刻本，见《中国兵书集成》第四册，1119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5] 参看蒲立本：《上古时代的华夏人和邻族》，游汝杰译，见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修订本）》附录，301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6] 参看石泉：《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载《文史》第6辑，1979，81～90页。石泉先生指出在一些文献中，“江”用于长江之外的一些河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难以否认“江”主要是长江的专名，至少在汉唐之间是确定的。
[7] 这一点可以在正史的《地理志》里得到很好的证明。另外，在《水经注》里，黄河被称作“河水”，长江称作“江水”。都是标准的“专称+属名”的称呼。参看郦道元：《水经注》第1～5卷、第33～35卷，陈桥驿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8]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3262～3263、3270页。
[9] 《汉书》卷29《沟洫志》，1698页。
[10]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上之上《言语第二》第31条，10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笺疏》本“江河之异”作“山河之异”，余先生在笺疏中又举敦煌写本所引世说做“江山”，而言“知唐人所见《世说》固作江”（111页）。然而《晋书》卷65《王导传》作“江河”（1747页），《通鉴》卷八七亦从之。胡三省注：“言洛都游宴多在河滨，而新亭临江渚也。”（2771页）此处的异文古来聚讼难定，综合各本，分别言之，仍以第一字作“江”，第二字作“河”为最多，故本文暂从《晋书》与《通鉴》。又，隆和年间桓温上疏要求还都洛阳时，仍写道：“河洛萧条，山陵危逼……今江河悠阔，风马殊邈，故向义之徒覆亡相寻，而建节之士犹继踵无悔。”（《晋书》卷98《桓温传》，2573页）以风马代指南海之君（楚）与北海之君（齐）的典故来看，与之对举的江、河自然也是以两条河流而代指洛阳与建康，这一修辞和王导完全一致。
[11] 《文选》卷12，点校本，557～573页。
[12] 《三国志》卷38《蜀书·秦宓传》，975页。
[13] 如前秦苻融说道：“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资治通鉴》卷104，3304页）高欢也说：“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北齐书》卷24《杜弼传》，347页）
[14] 《资治通鉴》卷185“隋炀帝至江都”条：“帝……好为吴语，常夜置酒，仰视天文，谓萧后曰：‘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5775页）可为一证。
[15] 《魏书》卷100《高句丽传》言“出于夫余”（2213页）；同卷《百济传》言“其先出自夫余”（第2217页），百济王上表也称“臣与高句丽源出夫余”（2217页）。
[16] 参看今西龍：《百済都城扶餘及び其の地方》，见氏著《百済史研究》，391页，東京：国書刊行会，1971。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见王小甫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326～342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17] 下文的论述主要依据韩昇：《“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34～44页。
[18] 北魏遣使者邵安等前往百济，第一次陆路高句丽“不令东过”，第二次从海路又“遇风飘**，竟不达而还”。见《魏书》卷100《百济传》，2218～2219页。
[19] 《南齐书》卷58《东南夷·百济传》：“是岁，魏虏又发骑数十万攻百济，入其界，牟大遣将沙法名、赞首流、解礼昆、木干那率众袭击虏军，大破之。”（1011页）将其记为一场大规模战争。韩昇前揭文在仔细考证与此次战争有关的史料后，认为这只是一场小规模局部冲突，可能是北魏海上巡逻军阻截百济前往南齐的使船，而战斗蔓延到百济境内。
[20] 普通元年（520），梁授予高句丽王安宁东将军，而普通二年授予百济王宁东大将军。见《梁书》卷54《诸夷传》，804页。
[21] 关于《梁职贡图》，参看金维诺：《“职贡图”的时代与作者》，载《文物》1960年第7期，14～17页，以及刊前所附图版。王素以为后人所见所论的是《贡职图》，而非《职贡图》，还提供了几种《贡职图》国家编排对照表，见王素：《梁元帝〈职贡图〉新探——兼说高昌国史的几个问题》，载《文物》1992年第2期，72～80页；韩昇《百济与南朝的文化交流及其在东亚的意义》，见《“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2004，120～137页；又Enoki Kazuo（榎一雄），“ The Liang chih-kung-t'u”，Memorie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No.42，The Toyo Bunko，1984；also in Enoki Kazuo，Studia Asiatica（榎一雄著作集欧文卷），Tokyo：Kyuko-shoin（汲古書院），1998，pp.318-383.
[22] 申滢植：《百济史》，205页，首尔：梨花女子大学出版部，1992。
[23] 韩昇：《“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40页。
[24] 《北史》卷九四《百济传》，3119～3120页。
[25] 金富轼：《三国史记》卷24《百济本纪第二》，孙文范等校勘，295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26] 金富轼：《三国史记》卷24《百济本纪第二》，孙文范等校勘，295页。
[27] 参看《晋书》卷9《简文帝纪》，221页；及同卷《孝武帝纪》，233页。
[28] 《陈书》卷33《儒林·陆诩传》记载：“梁世百济国表求讲礼博士，诏令诩行。”（442页）可见百济借朝贡之机请求派遣博士是完全可能的。
[29] 王力：《汉语语音史》，4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30] 王力：《汉语语音史》，308、340、365页。
[31] 王力：《汉语语音史》，133、198、239页。
[32] 《通典》卷186《边防二》“高句丽”条言：“马訾水一名鸭绿水，……高丽之中，此水最大。”（5015页）从后文我们知道，鸭绿江的更名应当与高句丽无关，此处先不妨如此理解。
[33] 参看王小甫：《白江口之战相关史地考论》，见王小甫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343～354页；又参看今西龍：《白江考》，见氏著《百済史研究》，349～376页。
[34] 参上注。有关白江名称来历与地望，中、日、韩学界探讨得已经非常多，但尚未有一致结论。本文无意介入这一问题。
[35] 《史记》卷115《朝鲜列传》，2985页。
[36] 《隋书》卷4《炀帝纪下》，81页。《校勘记》言“浿”原作“沮”，据《三国史记》卷20改。《北史》卷12《隋本纪下·炀帝》补自《隋书》，所记同篇诏书即作“沮”。但是这几处的“江”字皆同。
[37] 《隋书》卷4《炀帝纪下》，87页。
[38] 《旧唐书》卷4《高宗纪上》，82、83页；《新唐书》卷3《高宗纪》，61、66页，等等。
[39] 《新唐书》卷220《高丽传》，6185页。
[40] 《旧唐书》卷138《贾耽传》，3784页。
[41] 《新唐书》卷43下《地理七下》，1146页。
[42] 《通典》卷186《边防二》“高句丽”条，5015页。
[43] 统一新罗有官职名“浿江镇典”，列为外官，也可说明浿江的边境属性。见《三国史记》卷40《杂志九·职官下》，481页。
[44] 参看王小甫：《新罗北界与唐朝辽东》，载《史学集刊》2005年第3期，41～47页。
[45] 郑麟趾等：《高丽史》卷1《太祖世家》，15页，平壤：劳动新闻出版社，1957。
[46] 参看魏国忠、郝庆云、朱国忱：《渤海国史》第一章，及附录“渤海纪年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7] 《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传》，6179～6180页。
[48] 朱国忱、金太顺、李砚铁：《渤海故都》，58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
[49] 据《新唐书》卷43下《地理七下》，“自鸭渌江口舟行百余里，乃小舫溯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1147页），可见渤海控制了临近江口百余里之外的整个流域。
[50] 《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传》，6182页。
[51] 以上俱见《新唐书》卷219《北狄·黑水靺鞨》及《北狄·渤海》，6177～6179页。
[52] 8世纪中期新罗景德王更改了很多原高句丽境内的地名。一些地名被冠以从前所没有的“江”字，如獐项县被改为临江县，屈押县被改为江阴县，等等。“临江”自然是靠近某条“江”，“江阴”则是在某条“江”的北岸，这些都暗示该区域“江”的存在，进而说明新罗统治者对“江”这一词汇颇有好感，并将它的应用范围扩大到整个朝鲜半岛。参看金富轼：《三国史记》卷35《地理志二》，孙文范等校勘，430页。
[53] 《辽史》卷17《圣宗纪八》，1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54] 《辽史》卷16《圣宗纪七》，192页。
[55] 参看郭珉：《鸭子河诸说之评述》，载《北方文物》1996年第4期，73～76页。此文将前人关于鸭子河考订的结论分为七类，最终支持第七种说法，即嫩江下游及东流松花江西段说。
[56] 《武经总要》前集卷22《蕃界有名山川》，1122页。
[57] 《新唐书》卷219《北狄·黑水靺鞨》，6177页。
[58] 《金史》卷24《地理志上·北京路》，5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59] 《辽史》卷37《地理志一·上京道·长春州》，445页。
[60] 《辽史》卷16《圣宗纪七》，192页。
[61] 《辽史》卷32《营卫志中·行营》，374页。
[62] 《武经总要》前集卷22《蕃界有名山川》，1125页。
[63] 以上论证的各河流最初的名称，或者说狭义的本名，但不能忽视这些概念的混乱复杂之处。比如，改名鸭子河为混同江以后，鸭子河旧名仍常见于史。如“清宁四年（1058），城鸭子、混同二水间”（《辽史》卷98《耶律俨传》，1415页）；又如，混同江与疎木河也同时出现，见下正文所引。
[64]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7《岁时杂记》“长白山”条，贾敬颜、林荣贵点校，25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岁时杂记》一篇，多抄自洪皓《松漠纪闻·续卷》。
[65] 洪皓：《松漠纪闻》，瞿立伟标注，40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66] 《四库全书总目》卷99《子部·兵家类·武经总要》言其“至于诸蕃形势，皆出传闻。所言道里山川，以今日考之，亦多剌谬”（中华书局缩印本，838页）。诚然，如《武经总要》言鸭子河“在黄龙府之西，大水泊之东”（第）便绝不可解。但至少有关长白山这一段是可靠的，否则不会被《元一统志》《明一统志》，甚至最熟悉此地的《满洲实录》的编者所接受。
[67] 《辽史》卷38《地理志二·东京道·宾州》，470页。
[68] 《辽史》卷61《刑法志上》，937页。金毓黼也认为“东丹既建，仍用渤海之制，以治其土，臣其臣，子其民”，见氏著《渤海国志长编》卷4《后纪》，转引自魏国忠等：《渤海国史》，56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9] 这与辽太宗在灭晋后所改的年号“大同”，思路是一致的。
[70] 参看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见氏著《辽史从考》，36～1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傅先生此文对辽代四时捺钵的地点、活动、政治功能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认为“此乃契丹民族生活之本色，有辽一代之大法，其君臣之日常活动在此，其国政之中心机构在此”。不过傅文对捺钵地点选择与辽境内外异民族的关系似乎未曾注意，因而本文所论尚可附之骥尾。辽代皇帝的春季巡幸频率最高的地点除了混同江、鸭子河、纳水、春州、鱼儿泺（傅文以为即鸭子河泺）一带外，尚有鸳鸯泺一地。鸳鸯泺处在南京析津府至内蒙古草原的交通要道，今张北县境内，可能与沟通草原上活动的阻卜等民族有关，有待进一步讨论。
[71] 《辽史》卷4《太宗纪下》，48页。
[72] 《辽史》卷68《游幸表》，1037页。
[73] 《金史》卷1《世纪》言“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长白山”（2页）。
[74] 《辽史》卷15《圣宗纪六》，170页。
[75] 《辽史》卷15《圣宗纪八》，199页。
[76] 《辽史》卷27《天祚帝纪一》，326页。舞蹈是臣下表示效忠的动作，渊源已久。在天祚帝的一次头鱼宴上，有一个坚决拒绝舞蹈的女真酋长，引起天祚帝的猜疑。此人宴归之后，“疑上知其异志，遂称兵”（《辽史》卷15《圣宗纪八》，199页），他就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这一小插曲也足以说明混同江钩鱼是件严肃的政治活动。
[77] 阿骨打起事时，对渤海遗民的宣传口号是“女直、渤海本同一家”，见《金史》卷2《太祖纪》，25页。
[78] 女真语见Daniel Kane，The Sino-Jurchen Vocabulary of the Bureau of Interpreter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1989，pp.161，162。满语见中嶋干起编：《電腦處理御制増訂清文鑑》第1卷，114页，東京：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1993。
[79] 洪皓《松漠纪闻》言“女真旧绝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纪年”（29页），“女真旧不知岁月，如灯夕皆不晓”（30页），可见一斑。另，唐长孺先生曾论及：“金太祖时，女真人通晓契丹字者甚多，而晓汉字者实寡。”见唐长孺：《论金代文字之废兴及政治影响》，收入氏著《山居存稿》，4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80] 乾隆皇帝《御制松花江诗》自注云：“松花江以松阿哩乌拉得名，松阿哩者，即国语‘天河’也。”见《钦定满洲源流考》卷15，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个词的语源，可能是Sungari〈*tsungari〈t?ngri。
[81] 今天东北所有称江的大河，无一不与长白山有关，都经由名称从干流向支流推广的过程而来，此处限于篇幅，不赘论。
[82] 《金史》卷35《礼志八》，819～821页。
[83] 需要说明的是，《满洲实录》所转写的“giyang”在意义体系虽然源远流长，但是它的读音是晚近的，按照《切韵》音系，江字属于开口二等字，南朝和唐初的江字是不可能有i介音的。根据王力先生的拟音，江韵的介音在宋代是/e/，在元代变为辅音性的/i/。也就是说在明清之际江字的发音应该是/kia?/，蒲立本所拟的元代北京音同此（参看E.G.Pulleyblank，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Late Middle Chinese，and Early Mandarin，Vancouver：UBC Press，1991，p.149），这与《满洲实录》所记载的gyiang完全一致。到《满洲实录》的时代，受唐宋以来通语的影响，东北的江字读音中增生了i介音是很自然的，并不影响江作为整个概念体系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