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政务处王大臣呈进的说帖意见非常分歧。民政部尚书善耆曾对人说：“各王大臣对于国会之态度，不独无真实赞成，且大有反对之意，即或敷衍缩短，亦迫于时势使然，将来必仍有阻力之发现。乃外间不知，犹殷殷企望，此则诚可悲悯者耳。”[123]因而其呈进的说帖也最为激烈，其中有：“若不速开国会，民心忿极，大祸必发。屡次遏抑民气，倘有不虞，民政部实难担此重任等语。”[124]其他人有主张在宣统五年的，有主张在宣统六七年的，大都借口九年筹备清单不易更改，选举章程尤宜慎重核订。有的仍然模棱两可。理藩部尚书寿耆最为反对，说帖内竟有如此话语：“如果朝廷遽从人民之请，即开国会，愿即挂冠回旗，不复与闻时事。”[125]
11月3日上午，载沣亲自主持政务处会议，讨论确定召开国会年限。军机大臣奕劻、毓朗、那桐、徐世昌，大学士世续、陆润庠，各部尚书李殿林（吏部）、邹嘉来（外务部）、善耆（民政部）、载泽（度支部）、荣庆（礼部）、唐景崇（学部）、荫昌（陆军部）、廷杰（法部）、溥頲（农工商部）、唐绍仪（邮传部）、寿耆（理藩部），均到会。只有海军部尚书载洵在国外考察海军尚在回国途中，但他在2日曾致电会议政务处说：“速开国会、速设内阁两问题，极表赞成，请即据情代奏，请旨决裁，速赐颁布，以慰人民之望，不必专待本大臣与议，致延时日。”[126]同时表示：“愿于谕旨后敬谨署名，以示担负责任之意。”[127]
会议开始，奕劻因与军机大臣商议一致，首先说：“现在国势如此，民情如此，只有早开，庶可挽救。”[128]
毓朗说：“时势危迫，国会诚不可不速开。然不先明定国是，则政府与国民遇事争执，必不免纷扰。故必先设新内阁，及确定海陆军进行政策，再开国会，庶君权不至为民权所抑。”
载泽接道：“现在国税、地方税未分，遽开国会恐人民争执。且朝廷注重国防，人民注重实业，目下采访舆论，已多主张裁减海陆军费，甚有主张停办海军者。故必先立新内阁，明定国是，然后再开国会，方免一切纷扰。为今之计，应明定宣统五年召集国会。既不阻绝人民之请愿，而乘此二年工夫可以确定各项要政办法。并须立降明谕，成立新内阁，故本日主要问题当先规定新内阁办法。”
毓朗又说：“既明定国会召集年限，须赶急修订宪法，此事关系重大，当奏请特派专修宪法大臣，必于宣统四年颁发，俾内外臣民有所遵循。而召集国会亦本此宪法，为不易之准则。”[129]
那桐、徐世昌均表示同意。其他大臣以为宣统五年召开国会，不疾不徐，资政院议员任期已满，恰好以国会代之，在人民一方面可以交代过去，在政府一方面也有准备选举法和议院法的余地，均表示同意。会议之后，载沣又与载涛、御前大臣和各部侍郎商议，遂决定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命徐世昌起草上谕，然后与其他军机大臣商议。
徐世昌即与那桐一起研究起草上谕，令军机章京政治官报局总理华世奎起草，而后又请奕劻修改。奕劻仔细阅后，提笔在最后加上几句话：“此后倘有无知愚氓借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徐世昌呈请载沣裁定。载沣又将“召集议院”改为“开设议院”，上谕就定下来了。
下午，溥伦嘱咐汪荣宝，告诉晓事的议员务必镇定，不要再反对，密探民选议员的意见。
11月4日一早，载沣在办事之前，与奕劻同到长春宫，向隆裕太后奏明会议政务处王大臣讨论的情形。
隆裕说：“时事所迫，力主急进，此亦正当办法，惟总期审慎周详，诸事悉臻完善，是为至要。”[130]
载沣退出后，先见军机大臣，后见会议政务处王大臣，逐一询问有何意见。奏对之后，会议政务处王大臣正要散朝，那桐忽说：“诸公尚须署名。”
政务处王大臣相顾错愕，问道：“何以须我辈署？”
那桐答道：“是旨意。”
政务处王大臣听后，只得一一署上自己的名字。
正在这时，杨度上折请速开国会，不必待至宣统五年。显见是故作姿态，借以减少各方面的恶感。载沣以谕旨马上发布，未再讨论。
当日十一点多，载洵抵达北京，先到长春宫隆裕太后面前跪安，然后谒见载沣。
载沣简单地向他讲了讲御前会议，把上谕交给他看。
载洵看过，说：“此次在外洋时，华侨等无不力请速开，兼以内地民气奋发，欲图挽救危局之策，惟请照王大臣决议，速降缩期开会之旨，以慰薄海臣民之望。”[131]
下午一点多钟，载沣发布了上谕：
前据各省督抚等先后电奏，以钦颁宪法，组织内阁，开设议院为请。又据资政院奏称：据顺、直各省咨议局及各省人民代表等，陈请速开国会等语。当将原折电交内阁会议政务处王大臣公同阅看。旋据该王大臣等各抒所见，具说呈进。又于本月初二日（11月3日）召见王大臣等，详细垂询，切实讨论，意见大致相同。
溯自分年筹备立宪期限，定自先朝。朕仰承付托之重，夙夜兢惕，无时不以继志述事为心，既不敢少事迟回，亦不敢过形急切。前经都察院两次代奏呈请速开国会，均即明白剀切宣谕。彼时为郑重要政起见，诚有不得不一再审慎者。乃揆度时势，瞬息不同，危迫情形，日甚一日。朝廷宵旰焦思，亟图挽救，惟有促行宪政，俾日进而有功，不待臣庶请求，亦已计及于此。第恐民智尚未尽开通，财力又不敷分布，操之过蹙，或有欲速不达之虞，故不能不验向背于舆情，决是非于廷议。
今者，人民代表吁恳既出于至诚，内外臣工强半皆主张急进，民气奋发，众论佥同，自必于人民应担之义务，确有把握，应即俯顺臣民之请，用协好恶之公。惟是召集议院以前，应行筹备各大端，事体重要，头绪纷繁，计非一二年所能蒇事，著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先将官制厘订，提前颁布试办，预即组织内阁。迅速遵照《钦定宪法大纲》，编订宪法条款，并将议院法、上下议员选举法，及有关于宪法范围以内必须提前赶办事项，均著同时并举，于召集议院之前一律完备，奏请钦定颁行，不得少有延误。
总之，决疑定计，惟断乃成。此次缩短期限，系采取各督抚等奏章，又由王大臣等悉心谋议，请旨定夺，洵属斟酌妥协，折衷至当，缓之固无可缓，急亦无可再急，应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尔内外各大臣，务当协力进行，时艰共济。各省督抚领治疆圻，责任尤重，凡地方应行筹备各事宜，更当淬厉精神，督饬所属，妥速筹办，勿再有名无实，空言搪塞，必使一事有一事之成绩，一时有一时之进步，无论如何为难，总当力副委任，如或因循误事，粉饰邀功，定即严惩，不少宽假。
顾官吏有应顾之考成，国民亦有应循之秩序。此后，倘有无知愚氓借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断不使于宪政前途稍有窒碍，以期计时收效，克日观成，上慰先帝在天之灵，下慰海内喁喁之望。[132]
与上谕同时颁发的，还有一道命令：现经降旨，以宣统五年为开设议院之期，所有各省代表人等，着民政部及各省督抚剀切晓谕，令其即日散归，各安职业，静候朝廷详定一切，次第施行。
朝廷宣布于1913年召开国会，比原计划提前三年，此即人民三次请愿所取得的成果，也表示了政府对人民做出的让步。
[1] 《沈缦云先生年谱》，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98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 《申报》，1910-07-02。
[3] 《大公报》，1910-06-29。
[4] 《申报》，1910-07-05。
[5] 《申报》，1910-07-02。
[6] 《国会请愿不死》，载《申报》，1910-07-07。
[7] 《国会请愿之近状》，载《东方杂志》，第7年，第7期。
[8] 《国会请愿不死》，载《申报》，1910-07-07。
[9] 《时报》，1910-07-04。
[10] 两函俱见《来函》，载《大公报》，1910-07-03。
[11] 《来函》，载《大公报》，1910-07-03。
[12] 《来函》，载《大公报》，1910-07-05。
[13] 《关于刘殿撰不认国会请愿领衔上书之往来信函》，载《大公报》，1910-07-06。
[14] 两函均见《关于刘殿撰不认国会请愿领衔上书之往来信函》，载《大公报》，1910-07-06。
[15] 《肃邸独任同志会成立》，载《汇报》，1910-09-06。
[16] 《国会请愿代表团启》，见国会同志会编：《国会鼓吹》，1～2页，广智书局，1910。
[17] 《汉口发起三续请愿国会详志》，载《时报》，1910-07-17。
[18] 《代美国宪政会请开国会折》，见上海文管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299～30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9] 《康有为与保皇会》，364～365页。
[20] 《慨筹还国债之结果》，载《大公报》，1910-07-27。
[21] 《国会期限问题》，载《国风报》，第1年，第3期。
[22] 《立宪九年筹备案恭跋》，载《国风报》，第1年，第1期。
[23] 《责任内阁释义》，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0册。
[24] 《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8册。
[25] 《盛京时报》，1910-08-10。
[26] 《度支部主事邓孝可为时局危迫泣恳都察院代奏书》，载《时报》，1910-09-14～21。
[27] 参见《国会请愿之近状》，载《东方杂志》，第7年，第8期；《代表团对于联合会之要求》，载《申报》，1910-08-31。
[28] 《论中国政局之转机》，载《时报》，1910-08-21。
[29] 《第二次忠告国会代表》，载《大公报》，1910-09-02。
[30] 《国会代表团致各同志会之通告》，载《大公报》，1910-09-04。
[31] 见《直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报告书·直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章程》，1～3页，1910。
[32] 见《直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报告书·联合会第五次会员记事录》，47页。
[33] 见《直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报告书·联合会第六次会员记事录》，51～53页。
[34] 见《直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报告书·联合会第七次会员记事录》，58～59页。
[35] 见《直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报告书·函电汇录》，5页。
[36] 《大公报》，1910-08-24。
[37] 《大公报》，1910-09-17。
[38] 《大公报》，1910-09-08。
[39] 《大公报》，1910-09-19。
[40] 《大公报》，1910-09-22。
[41] 《大公报》，1910-09-29。
[42] 以上几函，均载《大公报》1910-10-03。
[43] 《大公报》，1910-09-11。
[44] 《大公报》，1910-10-03。
[45] 《宣统二年第一次常年会资政院会议速记录》（以下简称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1号，1～5页。
[46] 《国会请愿同志会开特别大会详志》，载《时报》，1910-10-02；《新闻报》，1910-09-30。
[47] 《第三次国会请愿之会议》，载《申报》，1910-10-06。
[48] 《要件》，载《国民公报》，1910-10-03。
[49] 《时报》，1910-10-01。
[50] 《大公报》，1910-10-09。
[51] 《大公报》，1910-10-06。
[52] 《国民公报》，1910-10-08；《奉天旅京学生赵振清、牛广生送各团体国会请愿代表诸君血书》，载《大公报》，1910-10-10。
[53] 《国会代表团刊布血书》，载《申报》，1910-10-14；《时报》，1910-10-14。
[54] 《时报》，1910-10-14。
[55] 《时报》，1910-10-16；《第三次国会请愿记》，载《申报》，1910-10-16；《速开国会志闻》，载《盛京时报》，1910-10-13。
[56] 《代表团孙洪伊等上监国书》，载《汇报》，1910-10-25。
[57] 《第三次国会请愿记》，载《申报》，1910-10-16；《中国记事》，载《国风报》，第1年第25期。
[58] 《国民公报》，1910-10-09；《时报》，1910-10-16。
[59] 《正宗爱国报》，1910-10-10；《大公报》，1910-10-11。按：《中国记事》，《国风报》第1年第25期；《申报》,1910-10-16，均记代表至资政院呈递日期为9。
[60] 问天：《宣统二年十月中国大事记》，载《东方杂志》，第7年第11期。
[61] 《国民公报》，1910-10-03。
[62] 《国民公报》，1910-10-05。
[63] 《第三次国会请愿记》，载《申报》，1910-10-16；《时报》，1910-10-16。
[64] 《国会请愿代表上庆邸书》，载《大公报》，1910-10-16。
[65] 《国会代表与庆邸》，载《时报》，1910-10-19；《国会代表晋谒庆邸详情》，载《申报》，1910-10-19；《国会代表晋谒庆邸详情》，载《汇报》，1910-10-25。
[66] 《国民公报》，1910-10-13。
[67] 《太后亦有速开国会之意》，载《申报》，1910-10-21。
[68] 《国会代表与那相》，载《时报》，1910-10-20；《会国代表晋谒那相纪状》，载《申报》，1910-10-20。
[69] 《国会请愿近情》，载《汇报》，1910-10-28；《相见堕泪而已》，载《民立报》，1910-10-22。
[70] 《请愿代表谒见庆邸之详情》，载《时报》，1910-10-24。
[71] 《时报》，1910-10-18、27。
[72] 《国民公报》，1910-10-30。
[73] 《国会请愿与朗贝勒》，载《时报》，1910-10-25；《国会请愿近情》，载《汇报》，1910-10-28。
[74] 《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8号，2～4页。
[75] 《监国密召伦贝子述闻》，载《盛京时报》，1910-10-26。
[76] 参见《侨寓日本华商请开国会书》，载《大公报》，1910-10-25。
[77] 《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9号，44～52页；《汪荣宝日记》，1054页，稿本。
[78] 《鄂省国会请愿进行之手续》，载《申报》，1910-11-02；《湖北通信》，载《时报》，1910-11-03。
[79] 杜上化：《渠君本澄光复前后事略》，见《晋乘备采》，1页，晋新出版社。
[80] 《晋阳绅民请求国会详纪》，载《申报》，1910-11-04；《帝国日报》，1910-11-14。
[81] 《陕西民气勃发》、《农林学堂罢课》，均见《丽泽随笔》第15期；《陕西同志会事件汇记》、《国民热度之颇高》、《各学疑团之宜去》，均见《丽泽随笔》，第16期；《国民公报》，1910-10-26。
[82] 《国会问题之跃动》，载《时报》，1910-11-05。
[83] 《资政院议员研究国会问题》、《资政院议员预备会》，载《申报》，1910-10-30。
[84] 《汪荣宝日记》，1055页。
[85] 《汪荣宝日记》，1057页。
[86] 《大公报》，1910-10-28。
[87] 《国民公报》，1910-10-29。
[88] 参见《盛京时报》，1910-10-16。
[89] 《国会代表与泽公》，载《时报》，1910-10-26；《国民公报》，1910-10-26；《汇报》，1910-11-08。
[90] 参见《厘订官制参考折件汇存》。
[91] 参见一档档案：朱批奏折档，111号。
[92] 参见《锡良遗稿》，第2册，1204～120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93] 参见《各省督抚会商要政电》，载《东方杂志》，第7年，第10期。
[94] 参见《各省督抚会商要政电》，载《东方杂志》，第7年第10期。
[95] 以上引文均见《庞鸿书讨论立宪电文》，载《近代史资料》，总59号，47～50页。
[96] 《时报》，1910-10-09。
[97] 《时报》，1910-10-18。
[98] 《各省督抚合词请设内阁国会奏稿》，载《国风报》，第1年，第26期。《东方杂志》第7年第11期所记联衔人中缺少增韫。
[99] 《中国立宪史第一宏文》，载《帝国日报》，1910-10-30。
[100] 《大公报》，1910-10-30。
[101] 《国民公报》，1910-10-28。
[102] 《大公报》，1910-10-28。
[103] 《国会问题之跃动》，载《时报》，1910-11-05。
[104] 《汪荣宝日记》，1058页。
[105] 问天：《宣统二年十月中国大事记》，载《东方杂志》，第7年第11期。
[106] 《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10号，1～8页。
[107] 《国会请愿之好消息》，载《申报》，1910-11-03。
[108] 问天：《宣统二年十月中国大事记》，载《东方杂志》，第7年，第11期。
[109] 《资政院议员罗杰上摄政王书》，载《申报》，1910-11-09、10。
[110] 《国民公报》，1910-10-30。
[111] 《民立报》，1910-10-31。
[112] 《闽咨议局之国会热》，载《申报》，1910-10-30。
[113] 《福州公电》，载《时报》，1910-10-31；《福建请愿国会之盛况》，载《时报》，1910-11-06。
[114] 《国民公报》，1910-11-02；《民立报》，1910-11-19。
[115] 《追记请开国会之热度》，载《申报》，1910-11-07；《四川通信》，载《时报》，1910-11-21；《民立报》，1910-11-19。11月2日的《国民公报》和12月7日的《大公报》均记参加会议者为六千余人。
[116] 《决议宣统五年召集国会原因》，载《申报》，1910-11-07。
[117] 《大公报》，1910-11-03。
[118] 《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12号，3～13页。
[119] 《庞鸿书讨论立宪电文》，载《近代史资料》，总59号，60～61页。
[120] 参见《湖北咨议局近事片片》，载《时报》，1910-11-04。
[121] 《大公报》，1910-11-03。
[122] 参见《庞鸿书讨论立宪电文》，载《近代史资料》，总59号，90页。
[123] 《要闻》，载《大公报》，1910-11-02。
[124] 《时报》，1910-11-07。
[125] 《初三日上谕之表微》，载《申报》，1910-11-11。
[126] 《要闻》，载《大公报》，1910-11-05。
[127] 《洵贝勒电奏署名》，载《盛京时报》，1910-11-09。
[128] 《国会缩短年限之余谈》，载《申报》，1910-11-14。
[129] 《御前会议国会记》，载《民立报》，1910-11-11。
[130] 《大公报》，1910-11-06。
[131] 《洵邸回京与国会上谕之关系》，载《盛京时报》，1910-11-08。
[132]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78～79页。